大學社會：焦慮與成功之間，那些搖搖欲墜的掙扎

新聞 05-12

大學是社會嗎

既是也不是

大學社會：焦慮與成功之間，那些搖搖欲墜的掙扎

本刊記者/李明子

本文首發於2017年5月15日總第803期《中國新聞周刊》

「頭腦中唯一的想法是『成功』，內心裡僅存的感觸是『焦慮』。」美國作家亞歷山德拉·羅賓斯這樣概括美國「優等生們」的生活。

中國大學生的現狀又是如何？鮮有人關注。

在過去兩年間，中國傳媒大學本科三年級學生楊文彬，成為這個群體的記錄者。他拍攝他們的衣著、活動及娛樂方式，試圖從中了解這個群體的內心感受。在楊文彬看來，中國的大學生是一個尷尬而不受關注的群體。

「我們一直在模仿想像中的成人社會

，」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但我們也並不知道，這是對的，還是錯的。」

存在的焦慮

拍攝的緣起，是初入大學的一場校園歌手大賽頒獎。楊文彬陪朋友去參加，一個人閑逛到幕後，看到一隊獲獎選手正用手機自拍合影。那個場景瞬時觸動了他：十幾個人試圖通過一個直徑1毫米的自拍鏡頭擠進一個五寸大的手機屏幕，但每個人的衣著、表情、動作又都不一樣，「是種共同的生猛氣兒和迥異個性的對比」。

楊文彬突然覺得，大學正如一個舞台，所有人都渴望在這個不大的舞台上，獲得與眾不同的亮相。「不如記錄這個舞台吧。」他想。

楊文彬最初的計劃，是通過記錄5個工作人員籌辦晚會的過程，展現大學生活的舞台色彩。在與這5名被記錄者聯繫的過程中，他也正經歷著初上大學的困惑：

「上大學到底為了什麼？」

在他看來，周圍的同學都表現得十分自如，一副很知道「在幹什麼」或「要幹什麼」的樣子。但在與被拍攝者聯繫的過程中，楊文彬漸漸發現，類似的困惑存在於每個人心裡。

一次，他去拍攝學生會開會。一位學生幹部發言說：如果不參加學生會，我這四年幹什麼呢？會議的後半場，楊文彬什麼也沒聽進去，腦海中迴響的都是這句話。

如今，他可以清楚地陳述出這句話背後的含義——「那是一種存在的焦慮」。

存在的焦慮固然存在於人生的各個階段，但這些初入大學的年輕人，剛剛脫離了成年人主導的學習和生活，突然開始自己掌控一切，於是本能地抓住可以抓住的一切，以便釋放這種從天而降的「自由」帶來的無所適從。

最常用的手段，是參加各類學生組織。

在中國的大學校園，學生會是不可迴避的存在。有人以參加、競選、留任為榮，也有人對其背後隱藏的類官場文化不屑。但從迎新、軍訓到全校級的歌手大賽等，大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又少不了它。

中國高校的學生會最早是純粹的學生自治組織。

1904年，清光緒三十年，日俄為佔領中國在東北發動戰爭，京師大學堂的學生丁開嶂在校園內成立了「抗俄鐵血會」，組織抨擊俄國、保衛家園的反戰活動，成為學生會的雛形。

五四運動是催生學生會的關鍵力量。為了反對北洋政府在巴黎和會上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讓與日本，北京城內各高校的學生決定組織聯合行動。隨著運動的推進，1919年11月，清華大學決定改選運動初期成立的清華學生代表團，以便與學界共議運動事宜。

1919年12月23日，清華全體學生聚集在飯廳，舉行學生會成立大會。校方一度想以關掉電燈來迫使成立大會無法舉行，但學生會依然在幾支蠟燭的照耀下成立了。這屆學生會成員不少後來都成為著名人物，如羅隆基、聞一多、潘光旦。

隨著國家命運的變化，如今學生會定義是，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簡稱全國學聯）在各院校的團體會員機構。在《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章程》中，對學生會的描述是：「學生會、研究生會是學生自己的群眾組織。凡在校的中國學生，不分民族、性別、宗教信仰均可為學生會、研究生會會員。」

學生會在大學校園的角色因此也亦官亦民。

但普通學生感受更多的，還是其官方色彩。楊文彬大一時經歷了一次學生組織的「訓新」。「訓新」，意為向新生訓話，通常由學生會的資深成員主持。一位學長像教導主任一樣，以過來人的口吻對坐在台下的新生們說：今後一切要服從師哥師姐的命令，如果不服從，現在就請出去。

楊文彬體會到了「權力」與「禁止異議」的味道。在後來的作品中，他有意利用照片與微信群聊天的截屏表達這種感受。

比如，在一張題為《VIP》照片中，左側是晚會禮儀小姐的合影，右邊配以她們的微信工作群。晚會禮儀小姐著裝統一，微信群內的頭像也整齊劃一。

《簽到》是另一張同質照片。報告廳內是統一身著白襯衫黑外套的學生會各級幹部幹事就坐，搭配的微信群截屏中，所有人在「簽到要求」下面「隊形統一」地回復：收到。

什麼是成功？

幾乎所有人上大學的目的只有一個：成功

，包括楊文彬自己。通過上大學，他成功地保住了自己的愛好，成功地脫離了家庭的掌控。

1996年出生的楊文彬高中在山東濟寧的一所住宿高中就讀。家人希望他學習理科，楊文彬不感興趣，更傾向於選擇文科。為鼓勵他，父母花了4500元為他買了一台入門級單反。他開始瘋狂地拍照，在學校附近一處公園裡對著荷花池練習對焦，還接了為學校拍宣傳照的「官方工作」。以拍照為由，楊文彬時常翹課，當然，拍攝的內容也不僅僅是學校活動。

山東是中國的高考大省，高二正是備戰高考的中場，楊文彬卻享受著攝影帶來的挑戰與滿足。化學老師因此譏諷他，「以後只夠上濟寧職業技術學院。」這使楊文彬開始審視自己的未來。經過審慎分析，他認定，他無法接受到一所理工科院校學習不感興趣的課程，為繼續自己的愛好，上一所文科大學「或許還有一線生機」。

「我現在就在陽台，不讓我轉文科，我就從這兒跳下去。」楊文彬給父母發出了「威脅」簡訊。

他順利轉去了文科，並開始理直氣壯地看課外書，從劉瑜、木心讀到熊培雲，從海子、北島讀到曼德爾施塔姆，從《動物莊園》《1984》讀到《小邏輯》。他與班主任政治老師直接討論「真理性的存在」，和語文老師通過微博聊讀書，升學與興趣突然間實現了完美結合。2014年，他以專業第一的成績，申請到了中國傳媒大學「拔尖創新人才」名額（共有23人），進入了影視攝影與製作專業。

對於更多年輕人來說，成功，究竟是什麼？是無法在大學校園裡找到答案的。但這是一種渴望。

校園中隨處可見這些渴望的影子。有早上5點就在自習室複習的考研生，有練舞到深夜的舞團，或是上課點名時幾乎從不在場的學生創業者。

更多人懷抱的是明星夢、導演夢。他們將自己表演或導演的作品發送給各高校表演系的社交媒體，以期被認可採納；也有人先在校園內組團「出道」，從接小型商業節目開始，慢慢被經紀公司發現並簽約。

隨著時間和環境的變化，對成功的定義也在改變。

楊文彬曾計劃和一位同學拍攝一部關於藝考生的紀錄片，但項目剛開始，那個同學的女友便來到北京，為了負擔兩人在北京的生活開銷，這位同學接了越來越多「遊戲角色設計」的商業工作，漸漸遠離了他們共同的目標，紀錄片也因無暇顧及而擱淺。

模仿成年人，是靠近成功的渴望的重要方式。

他們扎著領帶、穿著西裝、夾著皮包、戴著腕錶，他們按照成人社會組織活動，他們面試、開會、安排任務、選舉、聚餐、舉辦娛樂活動……「但大家只是在模仿自己腦海中社會運行的樣子。」楊文彬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在一次VIP主題晚會中，兩名學生管理人員守在報告廳的門口，阻止沒有門票的學生進入。楊文彬恰好在現場，從報告廳內部拍下了這兩個「守門人」的神態：一個倚著門框、叉著腿，一手扶著門把手，一手刷著手機；另一位則低頭玩著手機。門外，是焦急得不知如何進入的同齡人。楊文彬突然覺得，「

這道門，形成了一個界限，一邊是有權參與，另一邊是無權介入。而大家卻生活在一個共同的環境中。

」

關於成功的想像，有時也會變成另一種形式。

楊文彬的一位師姐曾在學生會工作。她向楊文彬講起，一次活動後，她站在舞台上作總結。最後無話可說時，她拿著話筒喊「學生會」，在座者齊喝：牛逼！台上諸位幹部鞠一躬。再喊「宣傳部」，再喝：牛逼！再鞠一躬，如此反覆。

就在其中的某個瞬間，這位站在舞台中央、拿著話筒的師姐，猛然驚覺：「我不就是一個神經病嘛！」她轟走了所有人。後來，她也離開了學生會。

迷茫

更多人是在迷茫中度過的。

拍攝過程中，楊文彬與一些幹事聊過天。幹事處於學生組織最底層，通常由大一新生擔任，所分配的工作多是搬桌子、買水、獻花等瑣事。不少人向楊文彬抱怨過，自己也搞不懂到底在做什麼。

另外一批人則迷失在電子屏和虛擬社交中。大家通過移動互聯網傳遞著圖片、音樂和簡短而不連貫的文字。正如美國亞特蘭大埃默里大學教授馬克·鮑爾萊恩描述的那樣，「從同齡人的注目中獲取快感，作為生活的依靠。」

馬克·鮑爾萊恩在其著作《最愚蠢的一代》中考察了千禧年後成長起來的美國年輕一代，認為相比於過去，如今的年輕人「沉浸在更加即時的現實當中」，「把朋友、工作、服裝、汽車、流行音樂、情景喜劇和社交媒體之外的所有東西都拒之門外」。

在楊文彬眼中，這一描述同樣適用於國內的大學生們。電子屏也成為大學生最重要的社交手段，甚至成為了存在方式，反過來，線上社交也影響著現實生活的交流和價值判斷。「網路拉低了交往的難度，也降低了交往的重要性。」他所見的大學生日常往往是：聚餐前先拍照，圍桌而坐的人們先在各自的朋友圈裡聊天，盡興了，才回到現實。

在傾聽了不少人的煩惱與苦悶後，楊文彬突然理解了這種夾帶著焦慮的忙碌：「事情好象是這樣的：只要做了一些事，這一天似乎就沒有白過。」但事實呢？「或許每天晚上睡覺前，體會到的只是搖搖欲墜的感覺。」

無論如何，在拍攝《大學社會》的過程中，楊文彬自己的焦慮得到了緩解，「我通過拍照去了解別人的生活，這成了我的動力。」

但他的困惑仍然無法解決：上大學到底為什麼？

「大學」一詞，源自拉丁語「UNIVERSITAS」，本意為「教師和學者的社區」。

相比西方，大學在中國的歷史並不長。1895年，中國誕生了第一所「國批官辦」大學——北洋大學堂，1898年，清政府創辦京師大學堂，收並了於1862年創辦的京師同文館，後於1912年改稱北京大學，冠名「國立」，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國立大學。

在20世紀前半葉，中國大學色彩紛呈，國立、私立、教會各佔一峰，其間相互溝通，人員流動自如，學生可在各校間考錄、轉學。

盛極一時的西南聯合大學，便是兩家國立大學與一家私立大學，在戰亂期間聯合以教書育人、延續文化對抗外侮的典範。

然而，在蘇聯模式的影響下，在20世紀後半葉，中國大學歷經幾次重整、整編及院系合并，漸漸形成今日格局，其辦學使命也變成為配合國家建設，培養工業建設人才和中高等教育師資。

隨著就業資源緊張化，大學開始成為一個人從少年進入青年繼而進入社會的資本以及必然軌道。然而，軌道既意味著方向，也意味著體制化。

上大學到底為了什麼？答案從來就不唯一。

美國作家安德魯·德爾班科在《大學：過去，現在與未來》中總結了三點：大學學歷「成為進入熟練勞工市場的最低資格證明」，對個人的經濟競爭能力有所助益，長遠而言，對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也有幫助；其次，維持一個運轉良好的民主制度，需要「明辨是非的公民」，能夠區分「煽動言論和負責任的政治觀點」；最後，提供一種能夠阻擋功利主義的價值觀，在大學裡沒有教條的位置，只有對事實本身的爭論，教人學會享受生活，「平息慾望」。

在楊文彬看來，這三點在中國的大學都遠未完成。他尤其質疑「平息慾望」的作用。

他所見到的大學，「恰恰都是在培養對偶像的崇拜和對成功及金錢的渴望」。

《大學社會》發表之後，楊文彬受到了很多質疑，有人說他將微信截圖與照片組合的做法是「形式大過內容」；有人質疑他抹黑學生組織；還有人認為，所拍內容都是稀鬆平常的校園生活，何必過度解讀。

但楊文彬也收到了更多「突如其來的共鳴」。有多年不曾聯繫的人找到他，一位同齡人評價說，「微妙的東西就隱藏在你那種畫面和社交界面拼貼的背後」；還有人因此邀請楊文彬參與極為重要的畢業設計的拍攝。

「最打動我的，是照片里真實如身臨其境的感覺。」在平遙國際攝影大展策展人那日松眼裡，楊文彬身上有著一種「八十年代的理想主義」。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看似隨意、雜亂，但其實每一張照片又如同劇照一般，是現在被世俗社會所污染的大學校園的真實寫照。」

楊文彬在《大學社會》項目書「計劃完成時間」一欄寫著「2018年6月」。那是他大學畢業的時間。他說，他對這個模擬社會的觀察，將會一直持續到他離開校園成為真正「社會人」之時。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刊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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