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紀霖：張謇與晚清士紳公共領域

張謇

晚清是一個歷史大轉型時代，張謇作為傳統中國士大夫，也具有了新的時代特點。

傳統中國士大夫有家國天下的情懷，救世濟民。但士大夫的救世，有兩條路線，一是上行進入廟堂，得君行道，二是下行，沉潛民間，教化社會。宋代以後，士大夫一身兼二任，在朝為士大夫，在野為民間士紳。

晚清自太平天國革命之後湘軍崛起，政治重心從中央逐漸向地方下移，封疆大吏與地方士紳的聯盟，是張謇最終棄官不做、回到民間的歷史背景。

作為有大好仕途前景的狀元，張謇離開京城，回到南通開辦民間事業，也有其個人因素。他與同時代的袁世凱不同，是一個飽讀經書的儒家書生，視儒家道義為立身做人的第一準則，雖然農家出身，卻有愛惜羽毛的士人尊嚴。在朝鮮擔任吳長慶幕府、戊戌變法中作為帝黨核心成員目睹上層政治各種險象，對官場的權力鬥爭深為厭惡，而晚清之後江南在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崛起，為他提供了一個返回家鄉，從民間施展抱負的新的空間。

袁世凱

在家鄉南通，張謇從事的「村落主義」實踐的三大空間是實業、教育和慈善。他的雄心不在它們的本身，而是像傳統士紳那樣，通過民間事業，積累社會文化資本，掌控地方事務，進而影響天下大局。晚清所發生的紳商合流，有為的商人都有官的背景，一個缺乏士大夫身份的商人，是很難在社會立足，有社會的尊嚴與體面的。

宋代以後的傳統士紳在民間所建立的，是一個以鄉紳為中心的半自治空間，鄉紳在官府面前代表的是「民」，在鄉民面前所代表的又是「官」，具有「官」「民」的雙重身份，是他們將傳統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連接在一起。羅威廉稱之為「紳士管理型的公共領域。」晚清以後張謇在民間所建構的，一方面延續了「紳士管理型公共領域」的傳統特色，另一方面又具有了新的政治蘊含。

舊照片：19世紀的中國鄉紳們

公共領域這一概念來自於歐洲的歷史，哈貝馬斯將之闡述為政治秩序提供合法性的公共輿論，主要表現為沙龍、咖啡館、報紙、雜誌和社團這些在社會與國家之間的建構。近代中國的公共領域，乃是學會、學校和報紙的三位一體。張謇在地方所建構的，一部分也是具有強烈政治特色的公共領域，特別是他所創建的江蘇省教育會，不僅是一個民間的教育機構，更是一個清末民初政治中扮演重要政治和社會功能的公共領域。實際由張謇所掌舵的籌備立憲公會，也是晚清重要的公共領域陣地。辛亥前十年朝廷政治之得失，不再由清廷和官僚系統所左右，而為民間輿論、特別是江浙士紳的聲音所裁斷。

沒有一官半職的民間士紳領袖張謇，之所以得以在晚清政治中扮演核心的角色，憑藉的就是自太平天國革命半個世紀以來所積累的地方士紳階級的社會力量，它來自於地方和民間，與封疆大吏想呼應，與中央形成了某種抗衡之勢。由張謇參與策劃的東南互保就是一個成功的顯例，張謇提出的「雖西北（朝廷）不足以存東南（地方），雖東南不足於存西北」，深刻地揭示了晚清中央與地方的相互抗衡又依存的微妙關係。張謇所象徵的地方精英階層，雖然處於權力的邊緣，但在晚清政治之中，邊緣已經變為中心了。這個地方的中心，就是處於江浙之匯的近代上海。

太平天國運動

晚清的士紳階級在籌備立憲之中，獲得了其建制性的組織結構：各省咨議局，張謇不僅成為江蘇省咨議局的領袖，而且與湯壽潛、湯化龍一起，成為全國地方士紳階級的精神領袖。但二湯缺乏在京城的政治閱歷和人事脈絡，而張謇作為當年清流派和帝黨的核心成員，更有全國性的影響和號召力。1911年張謇進京，作為一介布衣所受到的隆重款待，足見其在晚清政治大棋盤中的舉足輕重。他周旋於官、紳、商之間，亦紳亦商，又有官方背景，這是晚清特有的社會和精神現象。

張謇雖然身居南通，但關懷始終在全局。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但縱觀張謇的一生，他的為政風格不願在一線叱吒風雲，而喜歡在二線運籌帷幄，出謀劃策。辛亥革命的爆發，能夠在兩個月之內迅速平定局勢，結束二千年帝制，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張謇功不可沒。假如沒有他在南北和談中在革命黨人與北洋勢力之間的斡旋，假如沒有民間士紳階級的參與，辛亥年間會大流血、大動蕩。這場中國版的「光榮革命」，誕生了一個談出來的民國。辛亥革命既是一場共和對專制的革命，也是一場地方對中央的革命。而張謇所領導的地方精英階級，在革命中扮演了核心的作用。以各省獨立為形式的革命讓邊緣變成了中心，地方代替了中央。然而，這場革命最大的歷史憾局，乃是錯過了張謇起草的《十九條信約》「虛君共和」，乃至失去了國家權威人格象徵的中國，長期陷入了爭奪國家最高權力的混亂。

舊照片：辛亥革命

張謇的一生，根植於地方，依靠的是地方士紳精英，他所參與建構的士紳公共領域，形成了晚清政治的重要健康力量。中國的現代化改革，需要新士紳階級，更需要張謇這樣的有現代眼光和獨立立場、又與體制中心能夠良性互動與平衡的民間精英領袖。（文/許紀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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