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屢被批評到相忍為黨，毛主席最應該感謝的為何是他？

在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合作與交往之中，與之間的關係堪稱國際共運史上的楷模。但在早期對革命艱苦的探索過程中，他們之間出現一些不同的認識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1931年1月7日，是中共黨史上極為特殊的一天。

這一天，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號秘密召開。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主持下，他的王明一步登天，不僅成為中央委員，還成為了中央政治局委員，進入中共中央領導核心，會後不久，又補為政治局常委，從而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權。王明上台後，把黨內早已存在的教條主義推到了極致，並由此開始了對全黨長達4年之久的「左」傾統治。

9月15日，中共中央成立臨時政治局，年僅24歲連中央委員也不是的博古被王明欽定為總負責人，成為王明在國內的代言人。年輕氣盛的博古，細高的個子，戴一副黑邊近視眼鏡，無論寫文章還是做報告，言必稱馬列，頗有一副傲視群雄的「理論家」派頭。他成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和教條主義政策的堅定執行者。他一上台，就提出一條「奪取中心城市，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左」傾冒險「進攻路線」，強令蘇區黨和執行。

此時，毛澤東和朱德正在率領紅軍全力進行第三次反「圍剿」。臨時中央給蘇區中央局和紅軍總前委寫信，要求蘇區必須迅速擴大根據地，必須向外發展，必須佔領一、兩個大的城市。

在如何貫徹中央的指示方面，毛澤東和中央派來的代表團發生了嚴重的分歧。中央代表團認為，蘇區應根據中央指示，迅速擴大根據地，乘勝奪取中心城市，如贛州、撫州、吉安，然後擴大戰果，實現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毛澤東則堅持把打中心城市「放在腦後」，或者說「比腦後還要後，叫做放在屁股後」。毛澤東態度極其堅決，毫無妥協之意。後來毛澤東談到過這段歷史，他說：那些老爺們恨不得第二天早上就把國民黨打光，哪有那麼容易的事情。

因為雙方意見不一致，1931年11月初，蘇區中央局召開了贛南會議。

贛南會議為毛澤東扣了「三頂帽子」：一是「狹隘經驗論」；二是「富農路線」；三是「一貫右傾機會主義」。在新成立的中央革命委員會中，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懷任副主席，毛澤東僅僅是個委員，同時取消了他的紅一方面軍總政委職務。此後，毛澤東改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對於在軍事方面有過人之處的毛澤東，不讓他指揮部隊打仗，卻讓他在後方做政府工作。

1931年12月底，周恩來從上海來到瑞金，正式履行中共蘇區中央局職務，成為中共中央蘇區的最高首長。周恩來一到瑞金，就去看望了毛澤東，並和他促膝長談。毛澤東深知敵我雙方的力量懸殊，告知進攻中心城市勢必失敗。周恩來覺得毛澤東言之有理，便複電臨時中央。臨時中央仍堅持至少在撫州、吉安、贛州三城之中擇一而攻。

毛澤東不贊成打贛州，並根據以往攻打贛州的經驗指出：贛州是敵軍必守的堅城，三面環水，紅軍技術裝備差，很可能久攻不克，於我不利；即使要打，也只能採取圍城打援的戰術。朱德也不贊成打贛州。但是，多數與會者包括周恩來在內執行臨時中央指示，主張攻打贛州。尤其是從前線回來的主要指揮員彭德懷提出：「保證二十天打下贛州」。於是，中央軍委發布攻取贛州的軍事訓令，並任命彭德懷為攻贛前敵總指揮。

無奈的毛澤東向中央請了病假，到瑞金郊外東華山休養去了。臨行前，周恩來語重心長地對毛澤東說，「照顧全局，相忍為黨」。

這次打贛州，紅軍雖打得很英勇，但仍然久攻不下，反而被敵人援軍團團圍住造成嚴重危機。周恩來遂命項英赴東華山請毛澤東下山，火速赴前線決策。毛澤東顧全大局，停止休養，帶病冒雨下山，日夜兼程，赴前線決策解圍。同時致電前線，建議大膽起用作為預備隊的紅五軍團。當毛澤東趕到贛縣江口前線指揮部時，朱德告訴他：按照你在瑞金複電的意見，把預備隊紅五軍團拉上來，殺向敵軍，紅三軍團被圍困的師已經解圍脫險。

在周恩來主持召開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江口會議上，針對仍有人主張繼續強攻贛州，毛澤東發話了：「對於贛州，進則攻堅不利，久攻不克已成事實；勝則不易固守，敵軍捲土重來，我軍無迴旋之地。贛州是座只有骨頭沒有肉的孤城，不必再去『啃』啦。這包袱讓蔣介石背去吧！」這時再沒人主張打贛州了。

1932年6月中旬，周恩來召開中共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會議，決定恢復紅一方面軍建制。7月25日，周恩來與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聯名致電中共蘇區中央局，建議取消政府主席一職，改設總政委，由毛澤東擔任。但是中共蘇區中央局在後方的中央局成員不同意這一建議，堅持任命周恩來為總政委。周恩來又以個人名義致函中共蘇區中央局，說明毛澤東「以政府主席名義在前方，實在不便之至」，「澤東的經驗與長處還須盡量使他發展」。周恩來強調：「有澤東負責，可能指揮適宜」。經過周恩來的再三堅持，8月份，終於恢復了毛澤東在贛南會議之前的軍內要職——紅一方面軍總政委。這時，蘇區「軍事最高會議」在前方建立，由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4人組成，周恩來為主席。

毛澤東的復職，引起了前方和後方領導人之間的尖銳矛盾。後方首腦認為，毛澤東復職，等於「右傾機會主義」上台，叫你打南昌城你不打，叫你攻城打援你又不打，不是「右傾」是什麼？

矛盾終於爆發。

一次以批判毛澤東「右傾機會主義」為主題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終於在寧都召開。

後方中央局成員翻出了毛澤東一貫右傾的老賬，提出把毛澤東召回後方，專做中央政府工作，前方由周恩來負作戰指揮的總責。

在會上，周恩來被夾在當中，左右為難。不得已，周恩來只好提出在下列兩種辦法中選擇其一：一是由他在前方負全責，毛澤東仍留下來作助理；二是由毛澤東負責作戰指揮，而由他負責監督行動方針的執行。後方的中央局成員當然不能接受第二種辦法。在能否執行臨時中央行動方針的問題上，他們更信任周恩來而不是毛澤東。毛澤東可不是逆來順受之輩，既然不能取得後方中央局的全權信任，毛澤東就索性甩手不幹，回後方去「養病」，也決不委曲求全。臨行前，周恩來依然留下了那句話，「照顧大局，相忍為黨」，毛澤東則對周恩來說，「前方何時來電召便何時來」。

寧都會議後的一段時間內，紅一方面軍發布命令時，周恩來總是先署上「總政委毛澤東」，自己以「代總政委周恩來」的簽署放在毛澤東名字後面。在10月份制定的「絕密」的《紅一方面軍建寧、黎川、泰寧戰役計劃》書上，他親筆註明：「如有便，請送給毛主席一閱。」他還親自告訴機要秘書：以後軍事計劃、命令等，都要送給毛主席看，這一切充分表明了周恩來對毛澤東的信任與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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