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讓兒子知道自己是中國人

她要通過義賣，告訴兒子做一個中國人的感受。

5月19日晚，成都市民在天府廣場點燃蠟燭祭奠遇難者

汶川大地震後這些天，有太多讓人忍不住流淚的場面。而最不能忘的，有時就是身邊某個普通人表現出來的善意和責任。

在斯德哥爾摩，為我們做翻譯的是一位中年女性，叫齊玲玲，國外常能見到的那種普通中國人，清湯掛麵的短髮，微胖，衣著很樸素。她熱心，話多，偶爾會顯啰嗦。如果沒有那天中午的聊天，短暫而客氣的相處後，我們可能也就很快忘記了她。但那天談到了大地震，她說，她是四川人。接下來她說的事情，讓我不再可能忘記她。

5月12日下午汶川大地震發生的時候，斯德哥爾摩正是早晨8時28分。齊玲玲說她那天很忙亂，錯過了平時要看的早間新聞。10時左右，她先生從辦公室打來電話，說：「四川地震了，你知道嗎？」她跳起來打開電視機和電腦，然後就再也沒離開過屏幕，擔心錯過每一次最新消息。她哥哥一家還在成都，電話反覆打過去沒人接，第二天下午聯繫上，知道一家都還平安。在瑞典20年了，已經加入瑞典籍，兩個孩子都在瑞典出生，現在的先生也是瑞典人，但當看到地震的那些畫面，她說，她突然比任何時候都覺得自己是中國人、四川人。那種感同身受，無力卻急切：想趕快做點什麼，卻不知道可以做什麼。汶川、北川、映秀……都是從小聽熟了的地名，電視里播出來，對於她在斯德哥爾摩的親人、朋友、鄰居只是一個個地理概念，對於她，腦子裡馬上浮現的卻是當地人生活中的樣子。雖然從未去過，但那裡和她從小生活的地方那麼近，所有網上看到的文字都直接在腦子裡變成一個個具體畫面。像平時一樣，她上班，做飯，照顧孩子，卻沒辦法真的和平時一樣。

在災區，志願者是救援隊伍中的一支生力軍

她很想把這種感受傳遞給大兒子。女兒太小，才3歲，但她覺得兒子不一樣，他12歲了，百分之百的中國血統，她希望他了解一個中國人此時會有的感受。溝通的困難卻讓她生氣，確切地說，是難過和沮喪。星期四，5月15日，兒子學校要舉行每年一次慶祝春天的活動，家長也都會參加。早上起來她跟兒子商量，能不能跟老師說說地震的事情，在學校做個小小的募捐，讓他們知道中國人關心中國人，知道那裡的孩子很需要幫助。兒子拒絕了，他不理解媽媽為什麼要他這樣做，他害怕被同學笑話。齊玲玲說當時她特別沮喪，兒子生在瑞典，一張完全中國的面孔，上學後，在身份的認同上越來越不知所措，而她想利用一切機會讓兒子明白，他是一個中國人。她是那麼想在兒子和中國之間建立一種有血脈的情感聯繫，而這並不容易。她當時沒控制住自己，大聲責備兒子：「你是中國人，怎麼可以不關心自己國家發生的災難呢？」其實她心裡知道兒子無辜，是自己太性急了，總希望他能和自己有同樣的感受。她決定自己去做，用一種兒子能接受的方式——義賣。學校有時候也組織這種活動，孩子們把自己的手工拿出來賣，將錢捐給印度學校的孩子。她想，可以做些中國食物賣給參加活動的家長。

5月19日14點28分，全國哀悼時刻的北京街頭

來不及去超市採購，在家裡找到一些蝦片，她開始一鍋一鍋炸。從下午14時到18時，齊玲玲一直在炸蝦片，然後分裝成小袋，兒子先是在旁邊看，後來也主動來幫媽媽。她找來一張紙，寫上「中國地震，為家鄉學校的孩子募捐」，母子倆背著這些蝦片去參加學校的活動。到現場後，她剛開始也覺得不好意思，不知如何開口，她最初只是走到那些家長面前，把那張紙拿出來。幾乎沒有人拒絕，家長們都從新聞里聽說了中國地震的消息。齊玲玲說她被家長們的善意鼓舞了，每袋20克朗，那天她一共募集到1200瑞典克朗。有個中年男子說沒有零錢，等會兒再過來買。齊玲玲以為對方是禮貌推辭，沒等他，邊賣邊走，半個小時後那位家長在校園裡追上了她，說：「你怎麼走了？我一直在找你。」這些兒子都看到了，回家後，他主動幫媽媽整理收款箱，他感覺到了老師和同學家長對媽媽所做事情的尊重。

5月24日，綿竹市體育館內，志願者阿姨在為女孩們梳妝打扮

齊玲玲回家寫了一封長信，簽上自己和先生的名字，通過網路發給平時彼此信賴的一些瑞典朋友以及合作夥伴，信里她介紹自己所了解的汶川大地震的情況，說明想募集一點錢給家鄉學校的孩子。她說，加上自己的捐獻，大概能募集到三四萬元人民幣。電話里她對哥哥提起這筆捐款，哥哥說這錢不多，也許幫不上什麼忙。但她說，她是中國人、四川人，做這些，是表達心意。她在忠實於內心一種最傳統和最真實的情感：只要能夠，一定要為那些被災難傷害的同胞做點什麼。她本來也可以力所能及地拿出幾千元，捐到中國使館或當地紅十字會，但她覺得那樣不夠，她要用自己做的事情，告訴兒子做一個中國人的感受。

（本文選自《三聯生活周刊》2008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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