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國衰敗罪在誰？—蔣介石與胡漢民、汪精衛之爭

歷史上的今天：1936年5月12日胡漢民先生逝世

胡漢民，生於光緒五年（1879），字展堂，廣東省番禺人。光緒三十一年（1905）加入同盟會，擔任「民報」編輯，辛亥革命後，歷任廣東都督、南京臨時政府總統府秘書長、廣東軍政府代理大元帥等要職，其職責重在內部策劃，具黨政實力。民國十六年（1927）四月，蘇俄顧問鮑羅廷（M. M. Borodin）在蔣中正北伐有成之時，發動「迎汪（精衛）倒蔣」，假借國民黨名義，樹立武漢政權。蔣承受極大壓力之時，胡漢民與蔣中正合作，實行清黨，奠都南京。

至二十年（1931），當時擔任立法院長之胡漢民與身兼國府主席、行政院長之蔣中正終因訓政時期是否制定約法而發生了激烈衝突，同年的二月廿八日，蔣以兵力扣押軟禁胡於湯山，世稱「湯山事件」。胡蔣兩人從此決裂。九一八事變發生，胡漢民獲釋，移居香港，創辦雜誌，操縱兩廣地區，聯合國內政治軍事勢力，積極展開反蔣運動以及堅持抗日、剿共之政治主張。惡劣的胡蔣關係雖然後來曾經露出和解的一線曙光，但胡漢民於廿五年（1936）突然病逝廣州，為兩人數次分合的關係驟然劃下休止符。

（資料來源：《 良友畫報 - 民國廿五年（1936）第一一八期 》）

文/羅敏

自1931年湯山事件後，蔣、胡分道揚鑣，水火不容。湯山之被囚，無情地粉碎了胡漢民的黨治夢想，其對蔣之獨裁本性的認識從此刻骨銘心。九一八事變獲釋後，胡旋即南下，成為西南反蔣勢力的政治屏障與精神領袖。

蔣介石對胡漢民反對"約法"之舉也始終耿耿於懷，事過三年多之後，蔣依然恨意未消。1934年6月9日，他在日記中記曰："五院制乃總統集權制之下方得實行。否則未得五權獨立之效，而必起五院鬥爭之端；未得五權互助相成之效，而反生五院牽制糾紛之病。胡漢民不明此理，專以私心自用，竟致黨國衰敗而無法建立健全之中央，其肉豈足食乎！"

蔣對胡政策之轉變發生在1934年底。11月，蔣借紅軍西撤之機，一面積極部署入黔制桂，一面發動"和平"攻勢。為政治解決西南問題，蔣決心"對胡禮遇"。11月28日，蔣接見了南下說合的代表王寵惠和孫科，表示要"對胡妥協，使其出洋"。為表明合作誠意，以示形式鄭重，蔣自1931年湯山事件後，第一次主動提筆函胡問候。

落筆之際，蔣顯然斟酌再三："致胡漢民函，既決妥協，則當以至誠出之，故文句尊重如故也。"

函曰：

展堂先生尊鑒：久疏音問，無任繫念。前日亮疇先生北來，敬悉起居勝常，欣慰之至。茲請亮疇、哲生兩同志代謁左右，商承黨國大計，祈與詳洽一切，並懇早日命駕蒞滬，俾得面罄所懷。諸希察照，不盡縷縷。專此奉候。

經過王、孫說合後，蔣、胡雖然互通音訊，但雙方的疑忌與成見已積重難返，很難輕易化解。蔣得知會晤結果後，在日記中痛責胡漢民"負氣，要面子，書生用心可恥也"。在表示主動交涉姿態後，蔣認為"吾人之意已盡，從此或以輕緩淡視之為宜"。在胡看來，蔣之獨裁本性絲毫未改。他在致友人的密函中稱："對門（蔣介石，引者注）當認為是一個狠（很）大的惡勢力，故門之存亡，策對原則應無所變"；"須知門與門係為中國致命一大毒瘡，能請西醫者割去，是一治法；否則用中醫拔毒打消方劑（什麼內施外消），亦或見效。除卻二者便無是處也。"

蔣、胡之間僵局的打破要待到貴州局勢塵埃落定之後。粵桂入黔的"中道而止"令胡漢民對西南局勢陷入絕望之中。經歷過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後，胡漢民對陳濟棠已是無望可失，"出師事，只不遽形推翻，使人尚有話可說算了罷"。在胡看來，陳之為人殆為學蔣"具體而微者"，"只是一種自利作用，而什麼人亦要供其利用"。既然無論身處何地，皆無力擺脫大、小軍閥的操縱與利用，向來性格頑強乃至倔強的胡漢民不得不開始改變自己，"似乎我輩常常頭痛，皆責任心太重為之也"，"我人太負責任，而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於是精神上深受影響。其實黃老之學最合衛生，無意無必，孔二先生尚且如此矣"。

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像胡漢民這樣"在野"政治人物的出路實在身不由己。雖自認代表三民主義之正宗，欲借輿論之力轉變天下之視聽，成為國人之導師。但黨化輿論體制下，"清議力量，全不能表現於政治"。胡傾注一生心血的激揚文字，只能變作西南一隅的"自說自話"，"言者諄諄，聽者藐藐"。軌道上的辯爭既遭鉗禁，武力抗爭更無可能，所謂的"和平運動"無非敷衍與拉攏，像汪精衛、孫科那樣賣身求榮又為個性所不齒。胡漢民於失意苦悶中，身心俱損，只得以易地療養為由，放洋遠走。

胡漢民之出洋，為蔣、胡關係的緩和提供了充分的轉圜空間。胡出洋後，鄒魯自告奮勇，負斡旋之責。據陳融（時任西南政務委員會秘書長）向胡漢民報告稱："衣翁（鄒魯，引者注）合文者（居、孫、於、孔等等）、武者（粵、滇、湘、桂、張等等）為整個之進行，其理由：一、相離政治不宜太久；二、處此時間急迫之下，上策不行，則不得不思其次……衣意此舉成敗固不可知，即事之錯否亦渠一身擔當，而與兄無涉。此語最漂亮。"對鄒魯之計劃，胡漢民拿捏不定。為此，陳融曾致函勸解稱："衣之進行似亦不必阻止之，以滅其高興，大約此舉亦非確有把握。"

鄒魯的妥協計劃，在南京政府內部倒汪政潮的推波助瀾下，一度進行得有聲有色。華北事變後，身為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的汪精衛成為眾矢之的。汪因不堪忍受中央要員的譏諷與辱罵，於6月30日，稱病赴滬，7月15日，轉赴青島。因反對風潮難以平息，汪遂以退為進，於8月8日，堅決請辭。

這次反汪政爭與以往歷次最大之不同，據王子壯的觀察，一是"關係方面極廣，為近數年來最偉大之政治鬥爭也"。據王的記述，立法院院長孫科、考試院院長戴季陶、監察院院院長於右任、司法院院長居正都參與其中。"如此則政府大半數為汪之敵，汪之地位亦極可危，故不得不以病為由，毅然表示去職也，同時為對抗起見，行政院所屬各部，如鐵道部顧孟餘、僑委會陳樹人、實業部陳公博、教育部王世傑，外次唐有壬等相從表示辭職，以示與汪同進退，於是壁壘森嚴，旗鼓相當，以抗爭至極端矣。"另一顯著特徵，是以蔣之直系分子戴季陶與陳立夫為中心。時任考試院院長戴季陶的"素以聰明機警著稱，此次何以如此積極？"這一疑問讓當王子壯"頗費測度"。

解鈴還須繫鈴人，無論是汪去還是胡來，最終的決策者是蔣介石本人。自汪6月底稱病，至8月初提請辭職為止，蔣除電令中央黨部秘書長葉楚傖出面調解外，始終靜觀勢態變化，未做公開表態。

蔣之態度變化發生在8月中旬。當他得知日本國內發生內訌，軍務局長永田鐵山被現役軍官刺死後，"決計留汪，以倭有永田之案，我之政策更不可驟變，故對內對外政策，惟留汪為惟一樞紐也"。14日，即永田案發生的當日，蔣回復中央黨部稱："灰電（10）悉，汪先生請辭職，中央應即予以懇切慰留，催其即速回京主持，以免中樞渙散，愈弄愈壞，尚希轉達中央同人為荷。"次日，中常會根據蔣之複電，對汪決議慰留。"如此巨案，可謂片言而決"，親歷這一幕的王子壯不禁在日記中感慨系之。

8月21日，汪屈從蔣之旨意入京，22日，與蔣一同出席中常會。會中，汪以體力難支為由，繼續請辭。蔣當即起立聲言："汪先生病漸好，稍養可痊，中樞責任仍請汪先生擔任，無論如何六中全會馬上來到，希望汪先生於六中全會以前不再言辭。"汪精衛雖然復職了，但蔣"以六中全會為限期"一語表明，屆時汪之地位將再次面臨考驗。

王子壯觀察稱：汪先生之復職，經蔣先生親自來京勸勉敦促，已不成問題，故於昨日（24日）飛赴成都。汪已決於明晨（26日）到院視事，一場風波得告一段落。然於常會之傾，蔣先生曾有無論如何希望汪先生主持至六中全會一語，於是對於此語有不同之看法……汪先生方面之人色然為憂，而反汪者於此次運動失敗之餘，得聞此語亦稍有希望，以為六中全會之際可以達此目的也……目前兩方各有運動，一為繼續於六中全會達倒汪之目的，一為作種種防禦，正屬"山雨欲來風滿樓"之際也。蔣之本意乃欲利用日本內訌之機，"決議留汪"，緩和對日外交。然而，樹欲靜風不止，日本軍方的侵略步伐稍作調整後，很快便重新捲土重來。

9月24日，日本新任天津"駐屯軍"司令官多田駿發表宣言，公開鼓吹"華北五省自治"。據宋哲元手下負責與日方交涉的蕭振瀛分析，多田宣言之"精神要點"為："日本為徹底倒蔣計，於兩個月內在華北成立同盟自治委員會，完全與南京脫離關係"。在日本軍方的壓迫與利誘下，宋哲元、韓復榘等開始醞釀成立組織。宋哲元認為："華北在日本壓迫，中央不管的處境下，不能不自己聯合。"宋擬推閻錫山為首，韓復榘副之，以"分治合作"的名義自治自保。

華北岌岌可危，西南伺機蠢動。"永田"案後，李宗仁、陳濟棠為逼蔣讓步，積極策動華北生變。8月29日，李宗仁致電胡漢民稱："軍政部因永田案及西南遲緩，由外務對寧……暫行妥洽"，"陳濟棠昨囑中（陳中孚）北上，鄙見只有促華北變化"。在這種形勢下，蔣為了打擊粵桂實力派，有意擱置與實力派交涉，開始轉向"從文人入手"。此時，元老方面雖欲"斯文"解決，與南京政府內部的倒汪勢力暗中結納，但是不願放棄主動進攻姿態。為爭取討價還價的主動地位，西南元老舊事重提，要求將1934年所提之"齊""有"二電列為大會議題。元老們接二連三致電中央，將提案問題吵得響遏行雲。因西南之反對如火如荼，五全大會前景暗淡。10月2日，蔣於日記中判斷兩廣形勢不容樂觀，"應準備其開會反抗"。

面對南北動搖、內外夾攻之危局，蔣對華北危機的處置，與之數月前任由汪獨負全責相較，由置身事外轉為親自參與其中。蔣認為華北局勢之所以危急，"其病尚在內部之將領不明利害，不知廉恥與輕重也。"蔣決心從穩定內部入手，"以圖挽救於萬一"。10月5日，蔣"對韓復榘曉以利害毀譽與輕重之理"，並"明告其倭對華以『不戰而屈』之戰略，吾人必以『戰而不屈』戰略應之"。自10月7日起，蔣由成都飛臨西安、洛陽巡視，於13日入晉會晤閻錫山。

蔣之北上，對華北地方實力派而言，無疑起到威懾作用。為維持華北局勢之穩定，蔣一面"對華北各省明告其方針與各人之地位"，同時明確表明中央之態度："中正在中央一日必負責到底，不令華北將領作難。"蔣同閻錫山會晤後斷定："晉綏決不可為日方威逼利誘所能屈，對華北全局，自甚關切，但彼決無領導華北之意。"閻錫山不僅明確表示拒絕華北自治，並面允入京出席五全大會。閻之態度，今非昔比，大大出乎蔣之意料，令其大感安慰，認為"此實華北局勢轉危為安之先著也"。

蔣對華北危機之態度，之所以由置身事外轉變為挺身負責，與西南形勢的好轉密不可分。蔣巡視華北後，負責與華北聯絡的參謀本部次長熊斌明告山西省主席徐永昌稱："蔣先生看定日本是不戰而屈中國之手段，所以抱定戰而不屈的對策。前時所以避戰，是因為與敵成為南北對抗之形勢，實不足與敵持久。自川黔剿共後，與敵可以東西對抗，自能長期難之，只要上下團結，決可求得獨立生存，戰敗到極點亦不屈服。"

在具備了一定抵抗基礎的前提下，蔣開始思索轉移日本外交方針之道："倭態緩和之主因，全在於我之自強而不在彼也。外交之欲轉移對方方針，可以我而致之，若求人與懼人，則被動而陷溺矣。" 10月24日，日方因上海與福岡間的通航協定為中方所拒，"咆哮恫嚇"。蔣不為所動，"惟一本主動決心與之周旋"。汪精衛則認為因拒絕通航與日方鬧僵，似乎太過。蔣對汪之建議不以為然，認為"彼實不知領土喪失尚限於一部，而中部領空喪失一點，則全國受其控制，可立而致亡也，以此說明彼當能瞭然乎？"此時，蔣對由汪精衛、何應欽負責的對日交涉已忍無可忍，於日記中痛責謂："汪、何當倭事，已失其常態，似無常識。事事喪權辱國，為人所賤。思之刺激疾首，豈國之將亡，而由其人先變卑劣而害及其國乎？"

隨著汪之"助力"作用逐漸喪失，蔣之迎胡計劃水到渠成。10月26日，蔣於日記中記道："粵方中心在胡，赤匪中心在俄，如為釜底抽薪計，應於此中心與背景下手也。"同日，蔣致函遠在歐洲的胡漢民表示希望"早日命駕回國，共肩艱巨"。這次，蔣不僅顧全胡漢民的面子，表示派戴季陶赴粵，"往迎粵中全體中委"；更有實質性的讓步："關於大會諸問題，凡有洽商，只要以團結為前提，則無不可解決之事。下屆中委人選，弟以為上屆之中委，皆須設法當選，以示團結之精誠。此弟等可負責籌措。至南中同志如有意見，弟以為不必向中央常會議辯難。不如與弟等個人間事前洽商，俾得情理兼顧，公私兩全。"

值得注意的是，蔣之再度迎胡，相較於1928年的蔣、胡首度合作與1932年的蔣、汪聯手，已是今非昔比。當年的蔣介石作為軍事將領，需要藉助胡漢民與汪精衛的政治聲望，來確立統治的正當性。曾幾何時，蔣已於內憂外患中成長為真正意義上的國家領袖。1935年8月，胡適曾在《獨立評論》上撰文稱："蔣先生之成為全國公認的領袖，是個事實的問題，因為全國沒有一個別人能和他競爭這個領袖的地位。"隨著其領袖地位得到事實上的承認，蔣對胡之依賴自然大為減少，妥協之限度亦隨之大打折扣。10月5日，西南元老鄒魯電邀孔祥熙南下斡旋，稱："庸之兄即日南來，團結必可成功……此為最後一著，過此則大局不堪問矣。"時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的孔祥熙因有意出長行政院，頗欲乘機南下，將解決西南之功攬為己有，為自己撈得政治資本。蔣因不願為了"團結"耗費過高，電勸孔祥熙勿赴粵："如兄去粵，至少必須準備二千萬元，為其兌換北伐時鈔券，而其他要求尚不知其數也。弟意此時以開會期近，無暇赴粵復之，何如？"

蔣不僅吝惜經濟成本，更以居高臨下的姿態，堅決反對雙方派員在滬會商。粵方代表黃季陸、劉蘆隱等希望重新上演"上海和會"時雙方派員赴滬"對等協商"的一幕，堅持先決大會一切問題，否則粵方代表決不入京。當年蔣因受制於雙方事先對等協商所達成的先決條件，被迫下野。四年後，蔣在取得絕對優勢地位的前提下，堅決打消對方"對等協商"的企圖。10月26日，蔣致電孔祥熙稱："雙方派員在滬會商，弟極端反對，決照昨日函意派季陶兄赴粵往迎中委，顧全公私也。"

蔣之對胡妥協，迎胡入京，是欲借國民黨五全大會召開之機，以全會作為政治手段，一方面可以促成黨之複合；同時更可釜底抽薪，徹底解決西南問題，增進國家的統一。"團結非兩廣問題，而注重在兄（胡漢民）"，時任中央黨部秘書長葉楚傖對蔣之"團結"意圖的轉述可謂一語中的。蔣將團結重心轉向元老的同時，有意冷落兩廣實力派。此時，陳濟棠欲通過孫科"重開談判之門"，蔣指示僅以"普通應付之語復之"。蔣在以全會為政治手段，向西南開放權力的同時，還預留了"收束"的後手。10月23日，蔣於日記中提醒自己注意"黨制先求開放而後收束"。但具體做法如何，蔣未予宣明。胡漢民之秘書劉蘆隱前往上海"細視形勢"後，分析認為："蔣對西南以政治上種種遷就做成統一，再以實施憲法結束黨治，準備自取總統。如此則西南機關存廢問題，目前雖表示退讓，將來亦皆畫餅。"

胡漢民在經歷了遭蔣囚禁的"說不盡從來積慘"後，對於再度入京與蔣合作，早已沒有了當年的豪情壯志。1928年，胡漢民攜《訓政綱領》自歐洲歸國。當時的胡漢民深信可以通過黨權來限制軍權，幫助蔣介石成為"中國的基瑪爾"。對於友人的擔心，胡漢民信心十足地表示："假如這人要做袁世凱，我將絕不猶疑的反對他"。七年後，胡漢民對於蔣之主動來電"是否算數"，已不敢輕信，對於是否回國，亦顧慮重重。胡判定蔣"勢將乘此盡攬一切"，但反對先於寧方發表取消黨治的投機做法，堅持"回復有主義之黨，改造有責任之政府"的政治主張，"否則無異蔽罪於黨治，步斗官之後塵，騰笑天下，他日亦無從糾正"。此時，胡漢民雖依然標舉"黨治"，但其初衷不是為了制衡蔣之軍權，而是消極自保，昔日的豪情已被現實之無奈消磨殆盡。

胡漢民出處的另一阻力便是汪精衛的在位。這對少年時以薪釜共喻之至友，自1925年廖案後，便分道揚鑣。1932年汪背叛與胡"絕不入京"的約定，轉與蔣合作，出任行政院院長。至此，胡、汪之間已水火不容，大有老死不相往來之勢。胡雖不齒於汪之為人，但因秉持反蔣軍事獨裁的政治理念，一度反對單獨倒汪。胡曾批評熱衷於倒汪運動的西南駐滬代表稱："集中去汪，已非本旨"，"我來汪去，何異前年之挾汪去孫？我何能蹈汪覆轍！最高不過做黎元洪、徐世昌耳，而豈我輩所屑！"然而，隨著自身政治資源日漸枯竭，胡漢民不得不降低政治目標，退而求其次，希望借倒汪之成功為自己謀得政治出路。旅歐期間，胡對國內倒汪形勢的發展非常關注，致電詢問稱："南京同志既多數鋤奸，何尚不決？"並勉勵李曉生、何世楨等人"努力奮鬥"。

西南方面將"迎胡去汪"列為同意出席五全大會的先決條件之一。10月27日，鄒魯通過國民黨元老謝持向蔣轉達四點具體要求："此間目的在確定抗日方針，迎胡去汪，及保存西南二機關"，"除此四點外，一切皆可商量"。 "迎胡案"與"劾汪案"由黃季陸攜至上海，擬約請京滬中、監委員加簽後，提交六中全會。南京內部的反汪勢力雖主迎胡排汪，但堅持胡來汪去，不肯先去汪，"劾汪案"致無簽字可能。西南與中央間的團結進程因此前途未卜。10月31日，四屆六中全會召開的前一日，蕭佛成、鄒魯等指示赴京出席六中全會的粵方代表："不管寧滬有無中委簽名，亦即提出六中全會，如果六中全會不將二案通過，或協商無效時，即將銑、齊二電提出。" "銑""齊"二電的核心內容，是要求"懲戒喪權辱國之軍政大員"即：不只要求去汪，更主張蔣下野。這表明，西南為實現迎胡去汪之既定目標，大有非此則拒絕參加五全大會之勢。

四屆六中全會開幕當日，汪精衛之突然被刺，成為蔣、胡和解的"助力"。汪之遇刺，為蔣、汪合作的終結蒙上一層極具戲劇性的悲劇色彩。汪於血泊之中，尚希望蔣能回心轉意，"猶以余兩人之感情有否恢復，能否諒解昔時誤會為言"。蔣對汪之遭遇，雖然"心滋悲戚"，但一切均為時已晚，昔時的合作已成明日黃花。面對"血流滿面"的汪精衛，蔣只能"對泣無語"。蔣所能做的，是為了避免刺痛汪的心，對"迎胡"的方式稍加掩飾而已。據王子壯記稱："第一次大會中有一足記者，即電胡漢民先生事。先是主席團開會時，蔣先生主張將汪先生受傷情形報告廣東，並請各位來京，並電告胡漢民、王寵惠兩先生。此意提出大會後，李烈鈞提議：對胡先生除報告汪先生病狀外，亦應請其回國。會中頗有贊同，議遂定。迨發電時蔣仍不欲對胡電中加請其回國語句，蓋果以全會出此，有以痛汪先生之心也。故卒經葉先生決定，將此語刪去，同時向廣東各委說明已去電邀請，但不示以原電，此亦葉先生不得已而出此也。"

汪精衛被刺後，西南之去汪計劃不戰而勝。西南與中央間的"團結精神"轉之增進。11月4日，考試院院長戴季陶和南京市長馬超俊奉命南下邀駕。西南沒有再唱高調，接洽順利進行。關於五全大會迎胡問題，西南同意改由主席團負責提出；對於憲政問題，"我人不爭"；"主席如仍舊無權，則我人不問"；"海陸空只可聽其自然"，因為"雖爭亦無用"。放棄掉不切實際的高調主張後，西南"最後懇求四事"："一、政治改善，政府充實。二、若中央選舉增加人數時，則西南名額亦比例增加。三、兩機關保存。四、海外黨部暫時保存，徐圖統一"。為了防止對方反悔，西南將雙方所商定的條件繕具書面，由戴、馬二人簽字作為信守。

戴、馬二人簽字擔保後，西南雖然推定鄒魯、林雲陔、林翼中、劉紀文、黃旭初、陳耀垣等重量級人物出席五全大會，但合作前景依然不容樂觀。蔣雖致電陳濟棠表示要"掃榻以待，竭誠相與"，但粵桂地方實力派在未取得實際的地盤與名位之前，對是否入京出席五全大會，態度持重。胡漢民則意態游移，行止未明，僅籠統地復蔣表明"注重恢復有主義的本黨，改造無責任的政府"。蔣對戴季陶與西南間之接洽結果"甚贊成"。獲悉西南將派代表出席五全大會後，欣喜地表示："此次大會盛況圓滿，當為本黨第一次表現之好現象"。但這一形式上的"好現象"是否會轉化為實質性的"美滿之結果"，因為西南內部形勢依然複雜異常，蔣並無把握，只能祈求"天父不負苦心人"，同時提醒自己"須慎之又慎"。

選自社科文獻出版社《走向統一：西南與中央關係研究》，由作者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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