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古文尚書》鐵定論質疑

所謂《偽古文尚書》，是清朝學者閻若璩從東晉梅賾傳下的《古文尚書》里取出25篇所作的判定。這個判定至今未改。被稱"鐵"定或"鐵"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這個"鐵"定乃"有據之言"，"立於不可敗"。自清以來，研究《尚書》的著作基本不研究這25篇。嶽麓書社1990年出版的《白話尚書》把這25篇附在後面，定名《偽古文尚書》。清華楚簡出來後，當代著名文獻學家李學勤說進一步證明《偽古文尚書》確為偽書。事實真是如此而毫無疑問嗎？

《偽古文尚書》問題，是否與先秦傳抄有誤造成的版本不同有關？是否與研究者的思路和研究方法不同有關？是否也與閻若璩的治學態度有關？這些均大可懷疑。清代毛奇齡作《古文尚書冤詞》，現代楊善群寫了《辨偽學的歧途--評》（見百度網），但學界未予重視。這部所謂偽書有許多重要且極有價值的治理思想，為了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學界有必要儘可能弄清楚這25篇之真偽，這裡且先提幾個方面的疑問。

1、篇數篇名的合與不合之疑

閻若璩等認為《偽古文尚書》（以下簡稱《偽書》）之所以為偽書，是因為篇數篇名與他認定的真《尚書》和正《古文尚書》不合。

《尚書》是先秦時代的重要文獻。是先秦虞夏、殷商、周朝時期的歷史文獻總匯。原本不叫《尚書》，總計有3000多篇，孔子刪為100篇。據章太炎說"蓋《尚書》過多，以之教士，恐人未能畢讀，不得不加以刪節，亦如後之作史者，不能將前人實錄字字錄之也。"[1]戰國時期抄錄傳習者眾，至秦始皇焚書坑儒而使百篇本失傳。據周秉鈞譯註《白話尚書》（嶽麓書社1990年）介紹，秦國博士伏生，專講《尚書》。秦漢之際，天下大亂，伏生把《尚書》藏在屋壁。漢代初年，伏生只找到28篇。大概由於篇數的分合不同，又稱29篇。《史記?儒林外傳》說："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29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可見漢代初年，孔子刪定的百篇之《尚書》部分已經散失了，伏生所藏據他自己說只剩下這29篇了。[2]

伏生所傳29篇，是用漢代的文字寫的，因此叫做《今文尚書》。這是《尚書》的所謂第二個本子。伏生口授《尚書》，經過數代傳到了歐陽高、大夏侯勝、小夏侯建，在漢武帝時立於國學，一直傳到東漢末年，都得到國家的承認。晉代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族劉聰攻入洛陽，虜去晉懷帝，社會大亂，晉朝所藏圖書遭到嚴重損失。歐陽高、大小夏侯三家的《今文尚書》全部喪失，民間也沒有人學習它，伏生流傳下來的《今文尚書》就這樣終於失傳了。

武帝末年，魯共王拆除孔子住宅以造新殿時，又發現一部壁藏《尚書》，它是用古代文字寫的，所以叫做《古文尚書》，即孔子後裔孔安國得到並寫成隸書獻朝廷者，所以又稱隸古定本。據《漢書?藝文志》記載，這部《古文尚書》與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的經文相比，不同的地方有四：一、多16篇，二、脫字數十，三、異文700多，四、都是古文字寫的。這是《尚書》的所謂第3個本子。其多出的16篇，孔安國沒有說解。東漢時賈逵替它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作注，也只解釋29篇，其餘各篇沒有師說，所以也沒有流傳下來。

據載，《古文尚書》只傳習於民間，勢力較小。漢平帝時，劉歆愛好古文學，建議朝廷把各種古文經書都立於國學，於是孔安國的《古文尚書》才得到國家的承認。由此引起了一場歷史上著名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的爭論。可是歷時不久，由於今文經學派勢力強大，集體反對，到東漢初年終被取消。《古文尚書》雖未立於國學，但影響大，學習的人多，在學界漸得優勢。在杜林、賈逵、馬融、鄭玄等人的提倡下，《古文尚書》盛行起來。永嘉之亂，《今文尚書》失傳，剩下來的就只有這部孔壁《古文尚書》了。南北朝仍然盛行。到了唐代，它又被梅賾所獻《古文尚書》壓倒，竟至失傳。[3]

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梅頤）向元帝獻了一部《孔傳古文尚書》。據梅賾說，是魏末晉初的學者鄭沖傳下來的。梅賾沒有說明鄭沖怎樣得到它的。這部書共有58篇，其中34篇篇名同當時流行的鄭注本篇名。這是《尚書》的所謂第4個版本。宋代朱熹等陸續懷疑這本《古文尚書》，清代閻若璩則徹底否定了這個本子。他們只認其中的29篇，多出的25篇被定為偽書，以後就叫《偽古文尚書》（下簡稱《偽書》），至今稱之"鐵"判，即認為他們這判斷絕對正確。其根本理由之一就是篇數篇名不合。《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如據《正義》所載鄭玄《書序》注，謂馬鄭所傳與孔《傳》篇目不符，其說最確，至謂馬鄭注本亡於永嘉之亂，則殊不然。考二家之本，《隋志》尚皆著錄，稱所注凡二十九篇。《經典釋文》備引之，亦止二十九篇。蓋去其無師說者十六篇，止得二十九篇，與伏生數合，非別有一本注孔氏書也。這個理由非常可疑。

第一，既然孔子刪詩書定禮樂把《書》刪定為100篇，為什麼閻氏們只死認伏生的29篇和多出的16篇的孔壁本？梅賾本多出的25篇難道絕對不屬於孔子100篇本內？

第二，既然伏生壁藏孔子100篇本，為什麼伏生後來求其書，亡數十篇，僅獨得29篇？難道絕無可能所亡數十篇是伏生不熟悉或不想拿出來講授的？

第三，既然孔子刪詩書定禮樂把《尚書》刪定為100篇是發生在魯國的事，而其他諸侯國傳習《詩》、《書》、《老子》等甚眾，孔子100篇本難道就沒有多個抄本？

第四，既然伏生本並非孔家所藏，就等於承認了存在不同的版本，為什麼今文經學派只死認伏生本？連孔壁本都反對立為官學，其中，難道與漢代的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毫無關係？

第五，其實，所謂孔壁《古文尚書》多出的16篇並非16篇，其中《九共》為9篇，共24篇，與《偽書》25篇相較只1篇之差，難道沒有篇目分合造成的可能？至於有《汨作》《九共》、《寶典》、《肆命》、《原命》5個篇名不同，篇名之異，古書常有，如《墨子》把《泰誓》作《大誓》，《禮記.緇衣》把《說命》作《兌命》，這裡難道沒有被傳抄所誤？

第六，孔安國所獻既然是古文字書寫的，他完全可能留下原本或抄一副本，此原本或副本在民間流傳或家傳中完全有誤抄誤錄的可能，為什麼非要認定孔壁《古文尚書》絕無不同版本？孔安國由古文寫成隸書，難道不會產生錯誤？既然《漢書?藝文志》記載，這部《古文尚書》與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的經文相比，不同的地方有多篇、脫字數十、異文700多等不同，為什麼就不允許梅賾的孔傳《古文尚書》與孔安國所獻朝廷的《古文尚書》有版本差異？

由此可見，閻氏提出的篇數篇名不合，是不足為據的。

2、閻若璩"由根底而之枝節"辨偽方法之疑

清代學者閻若璩寫《古文尚書疏證》把梅賾本多出的25篇"鐵"定為《偽書》，用了一個著名的研究方法，叫"由根底而之枝節"法。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讚說，"國朝閻若璩撰《古文尚書疏證》。若璩字百詩，太原人，徙居山陽。康熙己未薦舉博學鴻詞。古文《尚書》較今文多十六篇，晉魏以來絕無師說，故左氏所引，杜預皆注曰逸《書》。東晉之初，其書始出，乃增多二十五篇。初猶與今文並立，自陸德明據以作《釋文》，孔穎達據以作《正義》，遂與伏生二十九篇混合為一。唐以來雖疑經惑古如劉知幾之流，亦以《尚書》一家列之《史通》，未言古文之偽。自吳棫始有異議，朱子亦稍稍疑之。吳澄諸人本朱子之說，相繼抉摘，其偽益彰，然亦未能條分縷析，以抉其罅漏。明梅鷟始參考諸書，證其剽剟，而見聞較狹，蒐采未周。至若璩乃引經據古，一一陳其矛盾之故，古文之偽乃大明。所列一百二十八條，毛奇齡作《古文尚書冤詞》，百計相軋，終不能以強詞奪正理。則有據之言，先立於不可敗也。"說他"反覆釐剔，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證之學則固未之或先矣。"

2010年《檔案學通訊》曾發表袁瑋《閻若璩辨偽成就試論》一文，說：孔傳《古文尚書》是歷來證偽對象中最重要的儒家經典，經《古文尚書疏證》定案為"偽書"。這是檔案辨偽學上的頭等大事，是非常成功的"證偽案例"。他被學界尊崇為清代考據學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而閻若璩的這種『由根底而之枝節 的方法，簡言之就是先論定某種結論，然後以之做為原則去檢驗勘正違反這些原則的現象，並以之做為偽造的證據。若『根底 一旦確定後，而其他工作就顯得有據可依且輕而易舉。"[4]說閻若璩"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從篇數、篇名、典章制度、曆法、文字句讀、地理沿革和古今行文異同等多方面，對《古文尚書》進行了系統的考證，並引用《孟子》、《史記》、《說文》等書作為旁證，得出了東晉梅賾所獻《古文尚書》及孔安國《尚書傳》是後世偽作的結論，解決了千百年來學術史上的一大疑案"[5]。

閻氏們所認定的真《尚書》既然早在唐代失傳，連朱熹等大儒也沒有見過，他們怎麼能判定梅賾所獻《古文尚書》中29篇是真，25篇為偽呢？原因之一就是從篇數篇名上看，如前所述，這裡大有疑問，孔安國獻孔壁《古文尚書》完全有多個版本的可能。根據之二就是對多出的25篇則用其他"根底"即典章制度、曆法、文字句讀、地理沿革和古今行文異同等"根底"來分析判斷。然而，他的"根底"本身就值得懷疑。"根底"要靠《今文尚書》和孔壁《古文尚書》在漢代文獻《說文》、《鄭注》、石經殘片等留下的殘句以及他個人臆斷的古代習慣來湊，這就沒有說服力了。既然反映上古三代歷史有孔子刪定的真《尚書》已經失傳，漢代文獻《說文》、《鄭注》等的引文豈能認定為真？

例如，閻氏說"古文傳自孔氏後，惟鄭康成所著者得其真。今文傳自伏生後，惟蔡邕石經所勒者得其正。今文出孔《書》：『昧谷 ，鄭曰『柳谷 ；『心腹腎腸 ，鄭曰『憂腎陽""[6]；《尚書》在孔子之後傳習者甚多，流傳致使版本出現多樣性。鄭氏、蔡氏的所謂"真""正"不過一是孔壁本，一是伏生的版本。晚出孔《書》不能排除為孔壁本之異本。

又如，閻氏說："石經殘碑遺字見於洪氏《隸釋》者五百四十七字，以今孔書校之，不同者甚多。碑雲，高宗之饗國百年，與今書之五十有九年異。孔敘三宗以年多少為先後，碑則以傳序為次，則與今文又不同。然後知晚出之書，蓋不古不今，非伏非孔，而欲別為一家之學者也。"[7]這也可能是不同版本造成的文字有異。閻氏認定梅賾《偽書》是抄撮先秦文句而成的偽《古文尚書》，當時真《古文尚書》還在，又有石經，作偽者為何不照其篇數篇名偽造，為何不照其行文和其他慣例偽造？那樣偽造不更顯真實嗎？

閻氏的所謂"由根底而之枝節"法不過是引文分析法加主觀臆斷法。引文分析法是有價值的，但是，必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閻氏認為《偽書》是後人根據《論語》、《孟子》、《禮記》、《國語》、《國策》、《左傳》等書引文抄撮而成，於是就拿《論語》、《孟子》、《禮記》、《國語》、《國策》、《左傳》等書引《尚書》"原文"作"根底"去驗勘《偽書》的相應的句子，有誤，則判定後者為偽。這種"根底"難得真可靠嗎？原文往往有引錯，如《墨子?非命子》有引《太誓》曰："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為鑒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查《偽書》《泰誓中》是"惟受罪浮於桀......謂己有天命，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8]《墨子》引文"為鑒不遠，在彼殷王"，就是錯引。武王伐紂時正是殷朝，怎能說殷"不遠"？"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正指出殷紂的下場將與"彼夏王"桀一樣的慘。又《禮記?緇衣》引《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偽書》《說命中》是"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黷於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顯然，《禮記?緇衣》縮了句，改了字："禮"改為"事"了[9]。

閻氏說："古文傳自孔氏後，惟鄭康成所著者得其真。今文傳自伏生後，惟蔡邕石經所勒者得其正。"於是拿此二者的殘句作"根底"去驗勘《偽書》。人們不禁要問：鄭、蔡難道就不會錄錯？孔壁書和伏生所獻書難道就沒有異本或作了手腳的可能？更何況當年伏生口述時年逾九十耳聾口吃，口音又重，所記難道無誤？只要版本多樣，閻氏的這個"根底"就不可靠。先秦古書傳抄者多，版本複雜，例如《老子》有多種，戰國楚簡《老子》和漢代馬王堆《老子》和王弼《老子》就各有不同。因此，閻氏這個所謂"根底"也不足為據。

至於閻氏臆造的一些慣例更不可用。例如，典制方面，他說上古三代沒有族刑，實則真《書》之《呂刑》記載就有斷其後嗣的族刑（詳下）；地理與官名方面，他說"四岳"乃唐虞"官稱"，而《偽書》《周官》把"四岳""百揆"都當作官名了，其實，唐虞時代"四岳"原本就是地名，即東、西、南、北四岳，並非正式官稱，唐虞時代曾借代為兩類官名的總稱，閻氏竟臆造"百揆"為他物來做"根底"（詳下）；曆法方面，他說干支紀日，一定要先說"某月"，這就是他憑主觀想像的古代習慣，其實如果是記錄的言論則不然，至於那個干支日是屬於哪個月的，史官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史官只能照實記錄，周公的訓話就有過兩例。如真《書》《洛誥》有周公說"予惟乙卯，朝至於洛師。"（詳下）這所有的"根底"都不能使人信服。

3、閻若璩學術嚴肅嚴謹性之疑

方立舟在《閻若璩學術成就及其思想史意義》一文中就考據學把閻若璩與顧炎武相比，說：而閻氏《尚書古文疏證》"更是獨步一時，超邁前賢，摧毀近兩千年經學迷幕，清代漢學公推其為典範之作。"並說閻氏死後雍正遣人治喪，其祭文有贊閻氏"讀書等身，一字無假，孔思周情，旨深義大。"[10]甚為誇讚。其實，閻若璩學術嚴肅嚴謹性大為可疑。

所謂嚴肅性就是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亦即尊重歷史事實的態度，要真正"一字無假"，不能瞎編事實和數據忽悠讀者。所謂嚴謹性就是必須認認真真、仔仔細細，來不得半點馬虎，不能貽誤學界。閻若璩在這兩方面都有問題。

閻若璩論證說，"有如唐虞之時『四岳"乃官稱，而『百揆"則不然，然偽《古文尚書》卻混而用之，以為均屬官稱，是乃沿襲《漢書.百官公卿表》之誤。"意思是"四岳"為官名，"百揆"則不是官名。今查《偽書》之《周官》有"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句，還有"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於四岳。諸侯各朝於方岳，大明黜陟"句，這裡的"四岳"並不是正式的官名，《白話尚書》注釋即東嶽、西嶽、南嶽、北嶽。但"岳"字是借地名而代官名，"四岳"代指四方諸侯之長，《史記?伯夷列傳》："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其中的"岳"借地名而代之的官稱。"百揆"也不是正式的官名，"揆"動詞"度"借代的官名，相當"宰相"。真《書》《堯典》明明有"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敘"句，"四"和"百"都是數字。"四岳"、"百揆"都不是正式的官名，正如"三公""九卿"都不是正式的官名一樣。"公""卿"是多個官名的總稱，"三""九"更屬數字。《偽書》並沒有把"四岳"、"百揆"當作正式的官名，而閻氏竟如此編造，又把"百揆"當作別的東西，哪有嚴肅性可言？

閻氏以典制而論，說"古未有夷族之刑，即苗民之虐，說祗肉刑止爾，有之，自秦文公始。偽作古文者，偶見荀子有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之語，遂竄之《泰誓》篇中，無論紂惡不如是，甚而輕加三代以上，以慘酷不德之刑，何其不仁也。"查真《書》《呂刑》篇就記載以前是有過酷刑的，說苗民也是濫用酷刑的。周穆王說：苗民"殺戮無辜，爰始淫為鼼刵椓黥。越茲麗刑並制，罔差有辭。""罔差有辭"即不減免無罪的人。又說，那麼對於苗民"上帝不蠲，降咎於苗，苗民無辭於罰，乃絕厥世。""乃絕厥世"即斷了他們的後嗣，即族刑。[11]當然，《呂刑》記載穆王最終聽了呂相的建議，採用中刑，天下太平了。這也說明，此前是有過族刑這類酷刑的，更何況《泰誓》乃一篇討苗檄文，有過激之詞也不足為怪。閻氏竟不顧事實，說《偽書》"輕加""慘酷不德之刑，何其不仁"，讀者更不知他心目中什麼叫"有德之刑"。

閻氏又以曆法論證說："二十八篇之《書》，有單書月一紀事，《多士》『惟三月周公初於新邑洛 是也，有單書日以紀事，《牧誓》『是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牧野"是也，......未有以此月之日紀事，而仍蒙以前月之名，使人讀去意覺有三十四日而後成一月者，有之，自晚出《武成》始。"意思是如紀事有月有日，就必須在日前有月。"今晚出《武成》先書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已是月之二十八日，復繼以癸亥、甲子，是二月之四日、五日，而不冠之以二月，非今文書法耶？"現查《武成》原文，"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於徵罰商。厥四月哉生明....."。[12]這裡明明有"厥四月哉生明"，他硬說後面的日子屬二月，並指責《偽書》不書"二月"。這不是閉著眼睛忽悠讀者嗎？

尤其可笑的是，他說"復繼以癸亥、甲子，是二月之四日、五日"。按朔望紀日法，如果沒有看見"四月"兩字，那麼"哉生明"三字也沒有看到？這"哉生明"是月之初三，結合六十花甲即60干支紀日法推算，"又次戊午"，則應是該月二十九日，怎麼是"月之二十八日"？"復繼以癸亥、甲子"，接著推算，應是五月的五、六日。怎麼可能是二月之四日、五日？"哉生明"是月之初三，這麼一點起碼的曆法知識都欠缺，做學問可能嚴謹嗎？

嚴重的問題是他說"又次戊午"，這裡的"戊午"前有一"既"字，特別是"既"字開頭的這一自然段為武王接著說的話。按照周代之例，記言是史官照錄的，無月序劈頭就是干支日，還有他例，如真《書》《洛誥》有周公說"予惟乙卯，朝至於洛師。"[13]又真《書》《費誓》有周公說"甲戌，我惟征徐戎。"[14]這裡的"乙卯"、"甲戌"屬何月？這裡不必有月序，這是常識，閻氏竟不懂，何來學問之嚴謹性？

尤其是馬、鄭兩家注本孔壁《古文尚書》不僅東晉還在，直到唐朝圖書館也有收藏，閻氏卻說東晉失傳，以便給讀者造成梅賾或他人偽造《偽古文尚書》時無以參考，故篇數、篇名和文句全屬胡編亂造的印象，這麼做學問，叫"一字無假"嗎？在論證過程種又多有前後矛盾之處，造成自我否定，連形式邏輯之同一律都不管了，甚不嚴肅。

對此，極力推崇閻氏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也不得不指出說："其中偶爾未核者"，"至謂馬鄭注本亡於永嘉之亂，則殊不然。考二家之本，《隋志》尚皆著錄，稱所注凡二十九篇。《經典釋文》備引之，亦止二十九篇。蓋去其無師說者十六篇，止得二十九篇，與伏生數合，.......若璩誤以鄭逸者即為所注之逸篇，不免千慮之一失。""又前卷所論，後卷往往自駁，而不肯刪其前說，雖仿鄭玄注《禮》先用《魯詩》，後不追改之意，於體例亦究屬未安。"[15]這些均屬不嚴肅不嚴謹之例。其中，《提要》連閻氏的"根底"之一鄭玄之注前後矛盾也被順便批評了。

總之，閻氏將梅賾《古文尚書》中的25篇定為偽書完全可能是中國學術史上的一起極大的錯誤，學界當進一步深入研究之。

[參考文獻]

[1][2][3]周秉鈞.白話尚書[M].長沙：嶽麓書社，1990：2,3

[4][5]袁瑋.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辨偽成就試論[J].檔案學通訊，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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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周秉鈞.白話尚書[M].長沙：嶽麓書社，1990：313

[9]陳戌國.周禮儀禮禮記[M].長沙：嶽麓書社，1989：512

[10]張玉春.古文獻與傳統文化[M].廣州：華文出版社，2009:171

[11]周秉鈞.白話尚書[M].長沙：嶽麓書社，1990：223

[12]周秉鈞.白話尚書[M].長沙：嶽麓書社，1990：321

[13]周秉鈞.白話尚書[M].長沙：嶽麓書社，1990：161

[14]周秉鈞.白話尚書[M].長沙：嶽麓書社，1990：247

[15]楊善群.古文《尚書》與舊籍引語的比較研究[J].齊魯學刊，2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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