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生平簡介

明神宗朱翊鈞（Zhū Yì Jūn）（1563年9月4日－1620年8月18日）為明朝第14代皇帝，年號萬曆，是明穆宗的第三子。隆慶六年（1572年），穆宗駕崩，九歲的朱翊鈞登基，是為明神宗。在位48年，為明代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謚號為范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

明神宗在位前十五年，勵精圖治，勤於朝政，更新庶政，繁榮經濟，明朝一度呈現中興景象，史稱萬曆中興，而在位中期亦主持了著名的萬曆三大征，保護藩屬，鞏固了漢家疆土。張居正死後始親政，因國本之爭等問題而倦於朝政，自此不上朝，國家運轉幾乎停擺，征礦稅亦被評一大病。萬曆年間也走向活潑和開放，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例如利瑪竇就覲見過萬曆帝，開始西學東漸，但同時朝廷內東林黨爭開始萌芽、塞外又有後金鐵騎虎視眈眈，在其晚年佔領東北大部分地區，使明朝退守山海關，終走向滅亡的局面。其年號「萬曆」意在所歷經之事至久，所歷經之事至極。

早年經歷

明神宗是明穆宗的第三子，母親李太后原本是個宮女，以姿色美艷得寵，生神宗。隆慶二年立為皇太子，明穆宗對其很有期望，改名鈞，意思是「夫鈞者,言聖王制馭天下猶制器者之轉鈞也」。幼時朱翊鈞就十分聰惠，明穆宗在宮中騎馬時，年幼的朱翊鈞就大叫道「父皇為天下之主，獨騎疾騁，萬一馬驚，卻如何是好」穆宗聽後恩喜萬分，就更喜愛朱翊鈞了，馬上下馬過來摟朱翊鈞在懷裡褒賞一番。其母李氏教子非常嚴格，隔三差五就把兒子叫到面前諄諄教誡一番，每次經筵結束以後，都少不得督促考問他今天所學的內容。朱翊鈞小時候稍有懈怠，李太后就將其召至面前長跪。

隆慶六年明穆宗駕崩，朱翊鈞即位，改元萬曆，堅持按照祖宗舊制，舉日講，御經筵，讀經傳、史書。而他每天讀書亦十分用功，朝章典故都讀很多遍，即使是隆冬盛暑亦從不間斷，以後隨朱翊鈞年漸長而學愈進，他自己後來也常常十分得意地說：「朕五歲即能讀書。」另外他的書法也十分出色，筆劃遒勁，經常親自賜墨寶給大臣，連張居正仔細端詳作品，也不得不承認皇帝的書法是「揮瀚灑墨，初若並不經意，而鋒穎所落卻是奇秀天成」，但張居正終究認為他應該成為一位聖君而非書法家，便劈頭蓋臉奏訓一頓，自此直到張居正死後朱翊鈞才重新接觸書法。

萬曆中興

神宗在位之初十年尚處年幼，由母親李太后代為聽政。即位之初內閣紛爭傾軋，閣臣之間關係惡劣，時高拱以主幼國危，痛哭時說了偶然說了一句:「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引起朱翊鈞極為不滿，最後在張居正與馮保添油加醋下罷免了高拱。太后將一切內務大事交由馮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軍政皆由張居正主持裁決，獨握大權。

在小皇帝朱翊鈞以及張太后全力的支持下，張居正大刀闊斧地實行了一條鞭法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清丈田畝，改革賦稅，整飭軍備，考察官吏，使社會經濟有很大的發展，人民生活也有所提高，一改前弊。萬曆初年太倉的積粟達1300萬石，可支用十年，國庫的銀兩儲蓄多達四百餘萬，國家繁榮昌盛，扭轉明中業以來的頹勢，是為「萬曆中興」。後人在論及此段發展情況時，多歸功於張居正的鞠躬盡瘁，而對朱翊鈞的傾心委任卻往往忽視，實際上，隨朱翊鈞年紀長大，他也不再是名義上的擺設，張居正可以勸導、利用他幹什麼，卻不能強迫他幹什麼，他不樂意的事情，張居正也有無可奈何之時。

神宗幼年，太后及張居正都希望其成為儒家所倡導的皇帝典範。萬曆七年，神宗因和太監張鯨出遊行為輕浮不檢，太監馮保告知李太后。太后大怒，以罷黜威脅神宗，帝師張居正又乘機捉刀，寫下罪己詔，言詞犀利，以警惕皇帝。雖然保住皇位，但也因此使神宗認為顏面盡失。晚年張居正的權勢之大，連神宗都有所忌憚。神宗亦意識到張居正的權力過大，「幾乎震主」，為後期清算張居正埋下伏筆。張居正死後，二十歲的神宗始親政。

而神宗親政後，勵精圖治、生活節儉，而神宗也每天辦理朝政十餘個小時。而且廢考成法等張居正改革中弊政，詔改《景皇帝實錄》去郕戾王號，安撫流民，減少徭役、稅負，大大減緩社會矛盾，有勤勉明君之風範，維持了張居正死後的中興。

神宗年輕時儀容莊嚴穩重，額頭廣闊、下巴飽滿，步伐矯健、神采威嚴，目光炯炯有神、舉手投足之間使人敬畏，而帝王氣度更是深不可測，是中外一至認為都有道明君。總括而言，這位少年天子在位的前十五年，勤於朝政，勵精圖治，大有作為，儼然如一代英主。

萬曆怠政

萬曆帝的老師、第一任內閣首輔兼萬曆新政的策劃與執行人張居正過世後，萬曆帝下詔追奪張居正的封號和謚號，並查抄張家。萬曆十七年起（1588年），萬曆帝開始沉湎於酒色之中（一說是染上鴉片煙癮）。後因立太子的國本之爭與內閣爭執長達十餘年，最後索性三十年不出宮門、不郊、不廟、不朝。1589年，神宗不再接見朝臣，內閣出現了「人滯於官」和「曹署多空」的現象。

萬曆二十五年，右副都御史謝傑批評神宗荒於政事，親政後政不如初：「陛下孝親、尊祖、好學、勤政、敬天、愛民、節用、聽言、親親、賢賢，皆不克如初矣。」以至於朱翊鈞在位中期以後，方入內閣的廷臣不知皇帝長相如何，于慎行、趙志皋、張位和沈一貫等四位國家重臣雖對政事憂心如焚，卻無計可施，僅能以數太陽影子長短來打發值班的時間。

萬曆中期後雖然不上朝，但是不上朝並不代表不理政，之後並沒有出現英宗以來的宦官之亂，也沒有外戚干政，也沒有嚴嵩這樣的奸臣，朝內黨爭也有所控制，萬曆對於日軍攻打朝鮮、女真入侵和梃擊案都有迅速的反應，如萬曆二十四年，乾清坤寧兩宮大火，神宗下罪己詔書，表示雖然忽略一般朝政庶務，但還是關心國家大事，而處理政事的主要方法多通過諭旨的形式向下面傳遞，並透過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此外礦稅之弊，即神宗在位期間的賦稅措施，一般被是認為萬曆怠政的一部分，萬曆擺脫張居正的束縛之後，開始獨裁統治，通過向各地徵收礦稅銀的方式，增加內庫的內帑，大多數學者認為這是一項弊政，也有許多的反對意見，認為礦稅也有相當的好處，如礦稅入內帑後大多用於國家救災，餉軍救急等。

萬曆三大征

神宗在軍事上任用幹練將校，先後發兵平定了播州（遵義）楊應龍之亂的播州之役、平寧夏哱拜之亂的寧夏之役、抵抗日本豐臣秀吉發兵侵略朝鮮以及奴兒干都司的朝鮮之役，維護了明朝的內部統一及宗主國的權威。此三場戰爭合稱萬曆三大征。後世有說明軍雖均獲勝，但軍費消耗甚鉅，對晚明的財政造成重大負擔。但實際上明代晚期僅對後金的戰事，耗費就高達千餘萬兩，遠超三大征，且三大征都是不得不打之戰，如若不打甚至打敗了，明朝都有亡國之危。而三大徵實際軍費則由內帑和太倉庫銀足額撥發，三大徵結束後，內帑和太倉庫仍有存銀，而面對薩爾滸之戰的大敗，朱翊鈞用熊廷弼守遼東，屯兵築城，才稍稍將東北局勢扭轉。

而被明神宗再造其國的大恩，李氏朝鮮極為感謝。即使經壬辰倭亂使朝鮮國力銳減，還是於薩爾滸之戰派遣兵馬助戰，年年來貢，謹守藩邦職責。而在崇禎帝時曾為明朝事宜而與後金相戰兩次，分別是丁卯胡亂與丙子胡亂，最後不敵被逼成為後金的藩屬國，力屈而服，停止使用明朝年號。但實際上官方與民間依然極為思念明朝，甚至在明朝滅亡後（崇禎十七年，1644年）二百多年依然使用「崇禎」年號，極為恭奉明朝，世代依舊視明朝為父母之國，君上之國，而非清朝。可見明神宗發動朝鮮之役，在擴展明朝在東亞的威望以及影響力擔當了重要的角色。

西學東漸

神宗在位期間，西方傳教士紛紛來華，其中以利瑪竇為代表。利瑪竇還在萬曆二十八年（1601年）覲見了神宗，向神宗進呈《萬國圖志》、自鳴鐘、大西洋琴等西方方物，獲得了神宗的信任。利瑪竇還與進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啟交情最好。除利瑪竇來華外，來中國的傳教士還有義大利的熊三拔、艾儒略，日耳曼人湯若望等人。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把西方數學、天文、地理等科學技術知識還有西方文化傳到中國，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當時中國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而中國士大夫階層中的少數先進分子，同時起了一種喚醒的作用。

國本之爭

萬曆九年，神宗在向太后請安時臨幸一名宮女，生下了長子朱常洛（後來的明光宗泰昌皇帝）。因為朱常洛是宮女所生，神宗不喜歡他，且有意立愛妃鄭氏所生的朱常洵為太子。萬曆十四年群臣上奏請神宗即立常洛為太子，萬曆以常洛尚年幼體虛未定，拖延不決。

萬曆二十一年，明神宗變本加厲，下手詔要將皇長子朱常洛、三子朱常洵和皇五子朱常浩一同封為藩王，以後再選擇其中適合人選為太子。朝臣聽聞一片嘩然，紛紛上奏神宗。如雪片般飛來的痛批奏摺，使神宗倍感壓力，迫於眾議只好不得已收回前命。直到萬曆二十九年，朱常洛已年滿二十歲，立儲一事已不可拖延，神宗才立其為皇太子。而長久以來的國本之爭引發出了兩次妖書案，這些案件即是朝廷大臣內鬨的縮影，可說是東林黨爭。

女真崛起

此時東北女真族興起，成為日後中原帝國的隱患。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十三日，女真酋長努爾哈赤湊「七大恨」，以掀起叛亂，並稱國號為後金。四十六年四月，女真兵克撫順，朝野震驚。為了應付女真，自萬曆四十六年九月起，先後三次下令加派全國田賦，時稱遼餉，明末三餉之始。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遼東經略楊鎬四路進攻後金，在薩爾滸之戰大敗，死四萬餘人，開原和鐵嶺淪陷，首都燕京震動。朱翊鈞用熊廷弼守遼東，並給予其大力支持，屯兵築城，才稍稍將東北局勢扭轉。雖然明神宗多年未正式上朝，但大到朝鮮之役，小到順天府祈雨，均由皇帝在內宮作出，並發各部門直接執行。

駕崩

薩爾滸之戰後遼東陷，神宗鬱鬱寡歡，焦勞國事，隔年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明神宗駕崩於弘德殿，享年58歲。臨終前遺詔指出大臣應勉以用心辦事，以及廢礦稅，起用建言而得罪的官員等。光宗即位後葬於定陵。泰昌帝即位後，為其上廟號神宗。

評價

崔瑞德《劍橋中國明代史》：萬曆皇帝聰明而敏銳；他自稱早慧似乎是有根據的。他博覽群書；甚至在他最後的日子裡，在他已深居宮廷幾十年，並已完全和他的官吏們疏遠了時，按照他時代的標準，他仍然博聞廣識。

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一書將萬曆皇帝的荒怠，聯繫到萬曆皇帝與文官群體在「立儲之爭」觀念上的對抗。怠政則是萬曆皇帝對文官集團的報復。黃仁宇說：「他（即萬曆皇帝）身上的巨大變化發生在什麼時候，沒有人可以做出確切的答覆。但是追溯皇位繼承問題的發生，以及一連串使皇帝感到大為不快的問題的出現，那麼1587年丁亥，即萬曆十五年，可以作為一條界線。這一年表面上並無重大的動蕩，但是對本朝的歷史卻有它特別重要之處。」在《萬曆十五年》文末總結，「1587年，是為萬曆15年，歲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晏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實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因此我們的故事只好在這裡作悲劇性的結束。萬曆丁亥年的年鑒，是為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記錄」。

更多歷史，敬請關注王昆明細說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