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則徐：藝術品價格漲跌其實就是精神病

文 | 顧則徐

我的朋友朱中原先生兩個月前發表了一篇頗有影響的文章，題目是《梁啟超「真書體」市場逐漸走熱，理性認知尚待時日》，某網站文化欄目微信公共平台不久後轉載了此文，題目改為《梁啟超『真書體』到底值不值錢？》。對此轉載，朱中原先生在自己微信圈表示不滿，一是轉載沒有標註原作者他的名字，二是改換後的題目他以為實在「低級惡俗」。其實類似事情在大陸範圍很平常，經常寫文章的作者們幾乎無不經歷過，心理缺乏承受力必然大損自己健康。

數年前朱中原先生曾問我梁啟超的書法作品目前市場價格不高，似乎與他地位不符，我跟他說，如果不論某個書畫家偶爾的成交價，而從經常性成交價說，梁啟超活著時候他的書法作品價格是當時最高的。朱中原先生很驚訝，由此對這一問題進行了研究，便有了現在這篇《梁啟超「真書體」市場逐漸走熱，理性認知尚待時日》文章。這是篇很好的文章，我相信對今後收藏市場會產生重要影響，不過朱中原先生文章的本意並不在此，主要是從一個側面說明梁啟超在書法藝術史上理應有的地位。《梁啟超「真書體」到底值不值錢？》這一題目其實也談不上有多麼「低級惡俗」，只是容易引起把金錢價格與藝術價值混一的誤解而已。

不過，把金錢價格與藝術價值混而為一，確實已經是在當今中國大陸一些人群中蔓延著的一種「低級惡俗」觀念。稱之為「低級惡俗」其實也冤枉。不能怪有這樣觀念的人們，從我的角度，寧願認為他們主要是由於不內行而如此。所謂不內行，其實又有種種的問題。什麼叫「行」？如何分別？比如拍賣行，難道不是「行」嗎？符合、跟隨於拍賣行情分辨藝術品等級，難道不是懂行嗎？這樣一反詰，我平時跟朱中原先生等仨倆朋友聊藝術品時候，口語習慣說的所謂「不懂行」、「不內行」話語也是不容易站住腳跟。倘是一定要把藝術跟金錢聯繫在一起討論，彼此目的不同、價值觀不同、眼力不同，要形成共識實在很難。也許，這也正是「藝術」的魅力所在之一。

藝術品這個玩意，其實無價。所謂「無價」這個詞，在漢語言中通常理解為價格無限前提下的價格難定，我的意思恰是相反，說其「無價」就是不值錢。當藝術品是非實用的時，它是不值錢的。實用品可以是藝術的，也應該、必須是藝術的，但藝術品未必是實用的，甚至可以說大多是非實用的。當把不實用視作藝術品（包括工藝品）的一種基本屬性時，這種非實用的藝術品其實並不值錢。

比如3000年前一個彩陶盆，當時作為一件實用器很值錢，只有貴族才有支付能力使用，但現在有人從地底挖出來，就已經沒有實用性，根本不值錢了，所以挖的那人當是沒有藝術品交易意識的在耕地的老農民時，就一鋤頭把它敲碎，或者嫌它礙事扔到地外去。痴迷藝術品的人心疼到要死，但這老農民的行為其實很實在，很樸實地給這3000年前的彩陶盆定了價——「一錢不值」。現代自以為很有知識的古董販子（其實古董販子大多並無多少知識）會以為這老農民很愚昧，實際不如這一鋤頭敲碎彩陶盆的老農民更明白古董的本質。

藝術品之所以有價，源於商品經濟。憑著馬克思《資本論》來討論藝術品市場，必然是要發精神病的，因為勞動價值論無論如何不能解釋其價格現象，哪怕有黑的說成白的、白的說成黑的的中國式辯證法口才也還是不成。

藝術品市場純是商品經濟體系中的一個精神性產物，是萬物皆有價背景下由幻覺、想像、推理、情緒等等構造出的價格子系統。藝術品價格在價值角度決定於證明、象徵、迷戀、崇拜、癲狂諸要素，商品關係越是物質性則其價格越低，越是精神性則其價格越高；當交易越經常，則越形成出一個似乎穩定並等級清晰的價格等級，但這種等級由於建立在精神性基礎之上，所以又經常會發生顛覆性事件，從而導致整個價格體系破碎。簡而言之，藝術品價格與其說是客觀的，不如說是主觀的，而且其本質就是主觀的，市場群體情緒低落則價格走低，情緒高漲則價格走高，達到癲狂則價格忽然暴跌忽然瘋漲。

日本人佔領時期在日佔區曾經有過一個上繳金屬製品的運動，比如北京市民住宅門上精緻的銅飾件都被「貢獻」掉了，日本人甚至把眼睛投向了故宮。對於日軍而言，此類藝術（工藝）品是不值錢的，值錢的不過就是其金屬材料而已。當初全面「破四舊」，導致時代並不遠的民國普通瓷器在今天已經比較稀罕，有了越來越高的市場價格。

我有個中學同學，他的祖父在民國是做中醫的，「文革」時候害怕，半夜用黃魚車把家裡的藥罐子一車車偷偷運出去砸掉了，我的同學為此一直恨恨不已，認為當初要是沒有砸掉，那些晚清、民國時期的罈罈罐罐留著就很可以值點錢了。列寧時期的蘇維埃則又不同，想盡辦法出口藝術品以換取外匯，對於新生的蘇維埃政權來說，留著大量藝術品是沒有意義的。

歐洲人到新大陸時候，印第安人見到他們的玻璃珠眼睛一亮，於是激動起來，歐洲人便用在歐洲十分廉價的玻璃珠，跟印第安人換取在歐洲十分昂貴的皮草，運回去大大地發財。在中國古代，從西域來的一隻玻璃杯價格之昂貴，遠非本土已經有的玉杯、金杯可比，西域商人竊笑著面對玻璃杯手舞足蹈的中原富豪發自己的財，反過來，歐洲人看到出自遙遠中土的一隻定窯白瓷盤也會激動地手舞足蹈，興奮地讓作為中間商的阿拉伯人換取黃金髮大財。

藝術的價格是精神的，藝術的價值同樣也是精神的。但是，藝術的價值評價相對狹隘甚至小眾，往往決定於藝術家和藝術評論家們的美學價值觀，並受歷史承繼、發揚、延續的取捨，相對而言具有穩定性，比如王羲之的書法無論崇王不崇王，其超一流地位終究難以撼動。

藝術價格的相對穩定性則很低，極受精神偏好所左右，時代越是動蕩則越是變化不居。比如當代中國官本位文化特別泛濫，不僅超越民國，而且超越古代歷朝，由此在藝術品價格變動方面就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官本位文化精神躁動。官員的幾個字，即使蹩腳到毫無美感可言，在當代卻可能價格不菲，而其價格等級則決定於官員職位的等級。

民國時候的當初自己都認為沒有什麼文化的土匪，依靠槍杆子做了軍閥，在當時不過很普通的私塾三年水平的毛筆字，今天可以被一些人視作為很高水平的書法作品，價格昂貴，究其原因，不過在於既然成了軍閥也就是官僚，是所謂督軍、督理、大帥、省主席、省長之類。其實從藝術價值角度，這種軍閥的毛筆字並無收藏價值，中國曆朝自秦始皇以降正史皇帝三百餘人，「官」位總比這些軍閥高，但一直至清末仍然可以被承認書法有價值的皇帝能有幾人？

自清朝咸豐年以降，尤其百十年來，中國政治格外動蕩，社會價值觀反覆無常，藝術品的價格也就格外跌宕起伏。我仍然記得上世紀70年代晚期，齊白石一幅尺方在主要面對所謂外賓、已經算是商品價格昂貴的商店裡，售價不過20多元，今天則是要再加四個0才可以了。究其原因誠然可以歸結很多條，但社會政治形勢和價值觀的變化則是影響其價格的根本所在。

就梁啟超而言，他死於1929年初，他死後書法作品價格從中國最巔峰一路下泄，因此通常以他身前身後區分。以中國至少從明朝以後的藝術品價格規則說，象梁啟超這樣一流的書法家的作品價格，恰應該是身前較低，身後則呈現上漲趨勢，也即通常所說人一死就更值錢了，而不應該發生梁啟超這樣的情況。

原因在哪裡呢？在於恰是在梁啟超去世前的1928年底，國民政府完成了北伐，建立了統一的政治統治。梁啟超一去世，一批人要求國民政府為他舉行國葬，以其歷史地位和貢獻舉行國葬完全應該，但也一下子令他與國民黨之間的矛盾再次尖銳起來，以國民黨領袖胡漢民為首的人們馬上對剛死去、離開政治舞台多年的梁啟超展開激烈批判，不僅拒絕為梁啟超舉行國葬，更是徹底貶低其歷史地位和貢獻。國民黨及其控制的國民政府一方面把孫文捧成國父，大舉推行個人崇拜，一方面則試圖把對於孫文最具有精神競爭力的梁啟超搞倒搞臭。

胡漢民之類確實達到了目的，梁啟超在中國從此「臭」了大半個世紀，他的書法作品價格自然也就一蹶不振。但是，梁啟超書法作品的藝術價值終究在著，歷史也不是只會延續半世紀、一世紀，就像在台灣，一旦走上開放道路，就出現了梁啟超研究熱，他的書法作品價格也飆升起來。

總之，藝術無價，當發生交易而形成價格則決定於人們的精神狀態，或高或低表徵的無非是一個社會的精神狀態而已。

【作者簡介】

顧則徐|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獨立學者。【精華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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