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的「72變」，說了不算算了不說，令人莫衷一是

說梁啟超的「72變」，不是說他有孫悟空那樣的72般變化的本事，而是說在其人生軌跡、政治立場上屢屢「左手矛右手盾」，「東邊日出西邊雨」，「總是說了不算算了不說」「反覆無常」，令人莫衷一是。

梁啟超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從協助康有為發動「公車上書」開始，在他30多年的政治歷程中，中國近代史上每一件大事幾乎都有他的積极參与，梁啟超絕對稱得上是時代的弄潮兒。

梁啟超的政治思想變化無端。

梁啟超始從主張維新變法，變為主張民主革命；又從主張民主革命，再變為主張開明專制和君主立憲，後又變為主張推翻清朝。

為了推翻慈禧太后的專制統治，梁啟超傾向孫中山的主張。康有為反對這件事，他卻說：「惟有請康先生閉門著書，由我們出去做去。他要是不答應，只好聽他，我們也顧不了許多了。」他不被康有為所左右，仍然維持與革命黨的合作關係。他雖贊同孫中山的革命共和，但只想革慈禧的命，甚至想革命共和成功後，光緒可以當共和國的總統。

民國建立後，他由倒袁變為擁袁，試圖與袁世凱聯手搞治理中國；袁世凱復辟他再變為反袁，讓自己的學生蔡鍔領兵反袁。從「聯袁擁袁」最終走向了「反袁討袁」。

康有為張勳一道幫助宣統皇帝溥儀復辟，梁啟超宣布與康有為劃清界限，宣稱：「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

他向中國大力介紹西方思想，並一手直接促成了「五四運動」；最終又認為西方文明已經破產，要用東方文明來拯救世界。

他認為「中國實舍革命外無別法」。訪美歸來後，他又視革命為異端，在《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中指出，中國歷史上革命有「七大惡」，認為革命必亂。革命不能解決中國問題，只會帶來恐怖，讓人民遭殃。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他把科學視為禍亂之源。但到1922年，他在中國科學社講《科學精神與東西文化》，揭露「秦漢以後，反科學精神瀰漫中國者二千年。」他還表態，「祝禱科學社能做到被國民信任的一位醫生，我祝禱中國文化添入這有力的新成分，再放異彩！」

梁啟超從學術思想到政治領域的「善變」，的確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大奇觀。

他先後與中國近代史上各種思潮、各種政治派別都有密切的接觸，梁啟超一生寫了1400多萬字，著作等身，卻沒有鮮明的主張。他幾乎受到各個方面的歡迎和重視，中國近代史上幾乎每一個政治派別，都能從梁啟超那裡找到支持，同樣也能找到反對。當不同的思想和政治流派互相角逐的時候，梁啟超要麼成為各派爭取的對象，要麼成為各派批評的對象。

讚揚梁啟超的人說，他的善變是與時俱進；批評梁啟超的人說，他的善變是政治投機。維護梁啟超的人說，他善變的背後有「內在的一致性」；抨擊梁啟超的人說，他的善變是自相矛盾、無所依靠的彷徨。

梁啟超被人們說成在政治上沒有主見、沒有長性。但從另一個角度說，他是一個知錯就改實事求是的人，一個不斷求索與時俱進的人，一個一往無前奮不顧身的人。梁啟超以自己的率真向世人表明他在政治領域的每一個選擇都是真誠的，不是政治投機。

梁啟超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同時又是一個現實主義者。為了實現理想，有時他也不惜屈從於現實。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他的善變更是他的可敬之處。

梁啟超不固執己見、一成不變，他視野開闊，在政治、民主、經濟、國家利益等等很多問題上，都同時接近了東西方文化的本質。他在歷史巨變時期，在複雜的政治領域，能夠發現每一種政治主張和政治勢力都有符合東方或西方文化本質的道理，因而不斷修正自己的航向。「若其方略，則隨時變通」，「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所謂我操我矛以難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

梁啟超曾說：「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後已焉。若夫其方法隨時與境而變，隨吾腦識之發達而變，百變不離其宗，但有所宗，斯變而非變也。此乃所以磊磊落落也。「在中國變幻莫測的政治變革進程中，去順應時代前進的潮流，這是梁啟超「善變」的根本所在。

有人說他是靠標新立異而「好名」。梁啟超撰文辯解說，他確實信奉過「革命」和「破壞主義」。可是，既然共和政體不適合中國國情，「霍然自見其非」，也就自然要服從真理，而不能因圖虛名而妄談革命。作為新型知識分子，梁啟超沒有封建士大夫「從一而終」的烙印，他的思想觀點與時俱進，這毫無疑問是十分進步的。

梁啟超還真誠地說：「其實，我是最沒有黨見的人，只要有人能把中國弄好，我絕不惜給他表深厚的同情。」「我為什麼和南海先生分開？為什麼與孫中山合作又對立？為什麼擁袁又反袁？這決不是什麼意氣之爭，或爭權奪利的問題，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貫主張決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麼呢？就是愛國。我的一貫主張是什麼呢？就是救國。」這是梁啟超的心聲。

1920年3月，梁啟超在檢討自己一生的政治經歷，他說：「因為我從前始終脫不掉『賢人政治』的舊觀念，始終想憑藉一種舊勢力來改造這個國家，所以和那些不該共事或不願共事的人也共過幾回事。雖然我自信沒有做壞事，但多少總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壞事。我良心上無限痛苦，覺得簡直是我間接的罪惡。」

梁啟超臨終前曾他的子女說：「你們別以為我反對共產便是贊成資本主義。我反對資本主義比共產黨還厲害。我所論斷現代的經濟病態和共產黨的相同，但我確信這個病非共產黨那劑葯所能醫的。我倒有個方子，這個方子也許由中國先服了，把病醫好，將來全世界都要跟我們學。我這個方子大概三個月後便可以到你們眼邊了。」可是，沒等到他把醫治中國的妙藥良方拿出來，他沉痾不起而去世。他的良方帶到了他的天國中去了。

對於自己他也客觀地坦誠自責地評說：「啟超務廣而荒，每一學稍涉其樊，便加論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響籠統之談，甚者純然錯誤；及其自發現而自謀矯正，則已前後矛盾矣。平心論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閉塞委靡，非用此種鹵莽疏闊手段，不能烈山澤以辟新局。」

超觀《記梁任公先生軼事》記載，「坦率天真，純粹一學者，交際非其所長，尤不知人，為生平最短。」「大事不糊塗，置恩怨於度外，則鮮有人及之者。」這是其弟子對老師的認識。

梁漱溟評價梁啟超時說：「任公為人富於熱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時天真爛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愛在此，其偉大亦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夠沉著，一生遂多失敗。」

鄭振鐸認為梁啟超的光明磊落之處便在於他的善變，且並未變動宗旨目的，所變者僅為手段與方式而已。

晚年與梁過從甚密的胡適也認為：「任公為人最和藹可愛，全無城府，一團孩子氣。人家說他是陰謀家，真是恰得其反。」

其實「善變」正是梁啟超的可貴之處，處在急遽變革中的社會動蕩年代，國家的危亡，時代的苦難，使他經常處於矛盾、動搖之中，也讓他的思想永不停滯。

梁啟超無論如何去變，但有一點他始終沒有變，那就是他那顆憂國愛國強國，永恆的中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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