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聯日外交的一次實踐——以1898年上海亞細亞協會為視角

文史 05-14

膠州灣事件後，清政府的「聯俄拒日」外交政策宣告徹底失敗。為了阻止俄國侵華勢力的擴張，中國朝野積極尋求與日本實現外交結盟的機會。日本政府也試圖消泯中國朝野對日本的仇恨，確保自己在甲午戰爭中所攫取的利益。雖然各自的利益出發點不同，中日雙方在外交上仍然有相互接近，並向戰略同盟發展的可能趨勢。1898年，上海亞細亞協會的出現是聯日外交的一次實踐。雖然這一組織的活動時間甚為短暫，但是其主要成員皆系中國紳商界的知名人員如鄭觀應、鄭孝胥、汪康年、何梅生、志鈞、張謇、江標、嚴信厚、薛培萃、盛宣懷、曾廣銓、經元善、唐才常等。[1]日本駐滬總領事小田切萬壽之助也代表東京政府支持上海亞細亞協會的成立和活動。故上海亞細亞協會的短暫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日聯交思想在兩國朝野中的共鳴，而這一組織成員的複雜心態及變化也充分反映了實現聯日外交思想的基礎的脆弱性。

關於上海亞細亞協會的研究，國內學界已有一定的成果積累。1963年7月，祁龍威先生在《光明日報》上撰文認為鄭觀應和鄭孝胥等人對日本存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並認為上海亞細亞協會和日本興亞會是一個組織。[2]汪叔子先生論述了文廷式參與該會籌備工作的過程，並指出文廷式雖然向日本尋求制俄之途徑，但並未消卻對日本侵華的記憶。[3]p141章開沅先生認為張謇對日本持有戒心，故未參加上海亞細亞協會。[4]p309趙春晨先生分析了丘逢甲支持上海亞細亞協會的表態。[5]p166張玉法先生將上海亞細亞協會列為介於政治和學術間的學會組織。[6]（p286）孫江先生把上海亞細亞協會視為中國知識分子接受「亞洲主義」話語的結果。 [7]p45易惠莉教授對鄭觀應籌備成立上海亞細亞協會的過程有簡要的論述。 [8]p536－549桑兵先生指出該協會的成立是中日民間結盟活動的結果。 [9]邱濤先生也陳述了與桑兵先生類似的觀點。[10]

由於受選題和研究對象的限制，這些成果對中國朝野圍繞上海亞細亞協會組織問題所反映的複雜心態，尚預留了較大的研究空間。筆者在借鑒已有成果的基礎上，對上海亞細亞協會的思想基礎及其短暫活動期間主要關鍵人物的複雜心態，進行論述。如有不當之處，敬祈方家指正。

一、中國朝野對聯日外交的訴求

聯日外交思想的高漲是上海亞細亞協會成立的時代背景。聯日外交思想是對清政府「聯俄拒日」外交政策失敗的一種補救方案。甲午戰爭後，清政府實施「聯俄拒日」的外交政策，以自損東北領土主權為代價，允許俄國西伯利亞大鐵路穿越東北領土，與俄國政府簽署了《中俄密約》。但是，清政府的聯俄外交未能收到預期的成果，反而為俄國擴大侵華利益提供了便利，並且加劇了列強圍繞在華利益的惡性競爭。1898年3月，俄國利用調停德國侵佔膠州灣事件之機會，強行租借旅順和大連，從而宣告了清政府聯俄外交的失敗。朝野普遍以事後反思的方式抨擊清政府的聯俄外交。馬建忠直言不諱地表達了對中俄締約的不滿：「俄王報聘，幣重言甘，朝貴皆倚之如泰山，以為從此可高枕而卧耳。」 [11]（p1574）

面對瓜分狂潮的危局，中國朝野一部分人不得不尋求調整外交政策，與其他國家建立抵禦俄國的外交同盟。此時，維新思潮已經在中國廣泛興起。在維新思潮的驅動下，中國朝野很自然地接受以日為師的觀念。受這種觀念的影響，中國朝野對日本仇恨心態也迅速淡化。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朝野重新評估日本在外交中的作用就具有了可能性。

維新派呼籲清政府與日本建立結盟互助的外交關係。正當清政府就膠州灣事件與德、俄艱難交涉之際，章太炎上書李鴻章，建議與日本結盟。 [12]（p53-57）對於章太炎的建議，李鴻章沒有作任何答覆，但是這種呼籲並未因朝廷的冷遇而終止，相反卻向集體行為的方向發展。麥孟華等人聯名向都察院上書要求聯合英日拒俄，稱「今日救亡之術，惟曰拒俄請而已。」該上書認為雖然中俄力量對比懸殊，但俄國在遠東力量相對薄弱，且調兵困難，故俄國「未必遽敢用兵也。」如果俄國攻擊中國，則中國閉關不出，「請局外之國公斷。」英國和日本必將出面助華。為此，麥孟華等人呼籲光緒帝「遠慮事變，堅忍力持，勿圖旦夕之苟安，勿畏虛言之恫喝，上焉拒俄請以聯英、日，次焉求公保以絕俄交，然後發憤變法，力求自強，則國家將有所賴。」 [13]p108-109可以說，麥孟華等人的上書集中反映了當時維新派知識分子的外交主張。

日本國內盛行的大亞細亞主義更是驅動中國朝野聯日外交活動的開展。明治維新初期，即19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民間知識界針對西方列強在亞洲殖民擴張的現實，形成興亞思想。這一思想主要內容為實現亞洲各國的聯合，共同對抗西方列強的侵略。自由民權派知識分子是倡導興亞思想的主力，政界人士亦受到影響。1878年，大久保利通發起成立了「振亞會」，是為日本第一個亞細亞主義思想團體。「振亞會」旋因大久保利通遇刺而停止活動。但大亞細亞主義思想並未就此消失。

早在1880年，日本政界人士、民間知識分子和浪人成立「興亞會」，發起者有長岡護美、渡邊洪基、大久保利和（大久保利通之子）、川島浪速、曾根俊虎、荒尾精、重野安繹等人。興亞會成立伊始，就將對華工作視為重點，積極開展與中國朝野人士的交往，企圖協調日中兩國在對西方列強外交的立場。曾根俊虎曾對駐日使臣何如璋介紹了興亞會，強調日中兩國同文同種，唇齒相依的關係，建議日中兩國相互提攜。但其後，由於1882年的壬午兵變和1885年的甲申事變，中日關係一度緊張，日本政府圖謀以軍事手段解決中日爭端，最終發動了甲午侵華戰爭，故興亞會未能有效開展對華工作。

日本所倡導的大亞細亞主義對中國維新派的外交觀產生很大的影響。維新派普遍視日本躋身入強國之林為黃種人之大幸。梁啟超就撰文寫道：

彼夫印度之不昌，限於種也。凡黑色、紅色、棕色之種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與其腦之角度，皆視白人相去懸殊。唯黃之與白，殆不甚遠。故白人所能之事，黃人無不能者。日本之規肖西法，其明效也。日本之種，本出於我國。 [14]p13

章太炎在讀黃遵憲《日本國志》後，亦作如是感嘆：「嗚呼！天特使日本盛衰興替之際，前於今三四十祀，其亦哀夫黃種之不足以自立，而故留彈丸黑子以存其類也。」 [12]p49

一些傾向維新的紳商甚至比章太炎和麥孟華等人走得更遠，行動具有實質性。有過買辦經歷的鄭觀應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鄭觀應在對外商貿和政治著述中都曾有顯著的成績。外交問題始終是鄭觀應密切關注的對象。鄭觀應在甲午戰敗後初期也曾受到聯俄拒日思想的影響，認為俄國是中國的首要外交聯絡對象，而認為英國「昔者嘗欲強中以御俄，今見我之不竟，反思媚日以抑中。」 [15]p799但是隨著清政府聯俄外交的失敗，鄭觀應聯俄思想也發生了動搖。膠州灣事件發生後，鄭觀應注意到英國和日本在瓜分狂潮中外交態度與俄、德、法有細微的差異。他指出：「聞英亦欲分肥，不敢與俄、德、法爭，惟日頗關切。」 [15]p359他改而希望中國能擯除因甲午之敗對日本的仇恨，實現外交上的和解，認為中日在亞洲相互征伐，勢必導致他國漁利，因此「中國宜開誠布公，勿念前仇，亦與日合，以踐興亞會之約，庶不為西半球各國所侵害也。」 [15]p799鄭觀應在這裡提到了興亞會，顯然這一組織及其所倡導的大亞細亞主義對鄭觀應外交思想的再度轉變起到了促成作用。

鄭孝胥對聯日外交的贊成和支持也值得注意。1895年，《馬關條約》即將簽署，張之洞聞知俄國將對日本採取干涉，召集幕僚，商議是否建議朝廷實行聯俄政策。鄭孝胥對此持保留態度，向張之洞指出此設想的實現可能性不大，但是未能說服張之洞。鄭孝胥在當天的日記中以不滿的筆調寫道：「南皮頗護己說，蓋各國之情事故不能諳悉也。」 [16]p486其後，鄭孝胥對張之洞聯俄未再持明顯的反對態度，但對其完全傾向聯俄的表態仍不以為然。當張之洞派鄒元標向鄭孝胥出示剛剛起草的《密陳結援要策片》，以徵求其本人的意見。鄭孝胥「以為不便。」 [16]p503-504清政府聯俄外交失敗後，張之洞又不得不謀求實現聯日拒俄的途徑。1897年12月，正當清廷總理衙門與德國公使館就膠州灣事件緊張交涉之際，日本政府派參謀部副將神尾光臣來華。神尾與張之洞的代表江漢關道蔡錫勇和武昌知府錢恂會談。神尾稱：「前年之戰，彼此俱誤。今日西洋白人日熾，中東日危，中東系同種同文同教，深願與中國聯絡，而日本願聯英以助中」。 [17]p2113盛宣懷也主張聯合日本。張之洞與盛宣懷以「有重大緊要事奉商為由」，電催正在上海的鄭孝胥趕赴武昌。 [16]p6351月7日，鄭孝胥乘輪抵達漢口。次日張之洞與鄭孝胥商談聯絡日本之事。據鄭孝胥在日記中云：

南皮欲余偕日人川上者赴日一行，而電奏尚未奉旨。余曰：「日人既有此意，胡不言之於總署？宜令彼公使自言，而我公助之者乃可爾。」南皮曰：「此事宜熟計。有日本小松王子所遣人於正月初六可到，子明日來吾署中，以便商酌此事。」 [16]p636

鄭孝胥未在日記中敘述此後二人商談內容。但可以肯定,張之洞對實現中日聯交是相當投入的。鄭孝胥對張之洞和盛宣懷的聯日外交設想持贊成，這一思想在其日記中有明晰的表述：

今中國事急，我輩匹夫，雖懷濟世之具，勢不得展，固也。有機會於此，日本方欲聯中國以自壯，如令孝胥游於日本，歲資以數千金，恣使交結豪酋及國中文人，不過年余，當可傾動數萬人，下能輔中原之民會，上可助朝廷之交涉，脫諸戎肆毒於華夏，則借日人之力以鼓各省之氣，興中國，強亞洲。[16]p644

由於鄭孝胥與張之洞有密切的關係，因而我們從鄭孝胥對聯日外交的積極表態上也可以看出張之洞在幕後所持立場。就確切的意義而言，聯日外交思想在中國朝野具有相當廣泛的基礎。

二、日本朝野的對華外交

日本朝野對中日聯交的推動也是上海亞細亞協會得以成立的重要因素。甲午戰爭之後，擴張勢頭迅猛的日本受到俄國的壓制。1895年5月，俄國聯合德法兩國，對日本施加外交壓力，迫使日本放棄對中國遼東半島的割占。朝鮮李氏王廷也轉而親俄，試圖擺脫日本的控制。1896年2月，朝鮮發生國王李熙與王世子乘坐宮女用的轎子，秘密逃入俄國駐朝公使館，並誅殺親日派大臣的「俄館播遷」事件。這一事件的發生表明日本對朝鮮的控制尚未達到排除俄國勢力的程度。日本政府不得不在朝鮮問題上向俄國妥協，5月14日，日本駐朝公使小村壽太郎與俄國駐朝公使韋貝在漢城簽訂《關於朝鮮問題日俄備忘錄》。日本保證對在朝浪人嚴加管束，並承認俄國在朝鮮享有與日本同等的駐兵權。由此可見，日本在東北亞的勢力擴張受到俄國的嚴重製約。為了反擊俄國的遏制，日本一方面加強與英國的戰略合作關係，一方面試圖展開對華工作，阻止清政府全面投靠俄國。

日本朝野普遍認為，俄國可能是未來的瓜分中國的最大獲益者，而日本在短期內無法與俄國抗衡，所以日本應當重視對華外交，避免清政府完全倒向俄國。1898年，三宅雄二郎、犬養毅、平岡浩太郎、江藤新作、井上雅等日本進步黨成員成立東亞會組織。東亞會以研究時事為主要日常活動，並發展橫濱和神戶的旅日華人入會。東亞會特別注意到中國維新派骨幹分子，決定允許康有為和梁啟超等人入會。6月，大隈重信組閣後，對在野人士的亞細亞主義思潮極為重視。在這種情況下，一部分日本在野政界人士組織同文會，宗方小太郎、井手三郎、中西正樹、白岩龍平等人均為發起者，並得到了當時日本貴族院議長近衛篤麿的支持。同文會以對華外交為重點工作任務。決定在上海成立同文會館，開辦同文學堂，促進日中有識之士的協作。

日本民間人士將清政府的外交衰弱與日本自身未來命運聯繫起來考慮。日本知識分子甚至對清政府何以在瓜分狂潮中外交迭遭失敗感到迷惑不解。山本憲致函汪康年表達了自己的迷惑：

聞貴朝廷遂許俄人據旅順，無幾英人又迫貴朝廷求威海衛，貴朝廷又容其請，而法人又將有事於廣西。西人以封豕長蛇之欲，垂涎東亞華壤固非一日，瓜分之舉其機始見，而貴朝廷甘心剝床，鄙人之所不能解也。 [11]p3301

一些日本民間人士也試圖通過與中國朝野知名人士的個別接觸，來尋求改善中日關係的途徑。《朝日新聞》記者西村天囚奉川上操六之委託，與宇都宮一郎入華活動。[]西村和宇都此次訪華，足跡至上海、南京、安慶和漢口，與諸多朝野知名人士有所接觸。據西村天囚在《江漢溯回錄》中載，其在武昌見張之洞、辜鴻銘和錢念劬，在上海見《時務報》總理汪康年、主筆歐榘甲，康廣仁及康有為。中日聯交是西村與中方人士會談的中心議題。西村對中國維新派人士期望甚高，希望他們能促成中日聯交。西村在《聯交私議》中如是陳述：

且夫邦交之道有三，上則政府要執公仗義，下則商民要守信共利。而為中流砥柱者，學士大夫也。兩國學士大夫要至誠相交，講究時務，互受其益，庶幾得主持公論，情理並之，以律民心。今兩國士大夫各創一社於兩國，平時文字應酬，或譯西籍，或重譯西籍系東譯者，以為互通智識之具。一旦有事，則互發解紛排難之策，出以忠厚惻恆之誠，是固士大夫之責也。 [18]p414

在民間人士開展對華工作的同時，日本政府力圖緩和與清政府的高層雙邊關係。在瓜分狂潮中，日本強迫清政府將福建劃作自己的「勢力範圍」，但是仍然保持相對的低調狀態，謹慎地維護和擴大自己在華利益的份額。日本政府還積極消除在中國民間社會中的惡劣影響。中國維新派以日本為師的思想無疑為日本開展在華的民間外交活動提供了極好的機緣。

三、上海亞細亞協會的短期活動

上海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城市，列強在此開闢的租界不僅為西方思想文化的傳播提供了舞台，也為日本朝野人士向中國紳商開展聯絡工作提供了活動空間。自然象鄭觀應這樣不可替代的紳商代表人士不會為日本政府所忽視。日本駐上海總領事小田切萬壽之助就與鄭觀應有著交際往來。小田切對鄭觀應所提出的聯日主張自然持欣賞態度，並希望他能利用在上海紳商界的聲望，擴大中日聯交思想的影響。小田切萬壽之助對鄭觀應的支持充分反映了中日兩國的精英人士在防俄問題上有了更多的共識。基於這種共識，組建旨在促成中日聯交的組織就具有了可能性。小田切萬壽之助和鄭觀應決定在上海倡議成立一個旨在實現中日聯交的社團——亞細亞協會。輿論界很快對這一倡導予以密切的關注，《湘報》對此作了這樣的報道：

亞細亞協會於光緒初年創於日本，一時中華公使及使員、游士多入其會。今駐滬日本小田切總領事睹中國民智未開，義聯唇齒，復於本月初二日邀集中國士大夫倡辦於滬上，假廣福里鄭寓會議興起亞洲之事。[1]

6月16日，亞細亞協會正式在上海成立，小田切萬壽之助為會長，鄭觀應為副會長。鄭觀應對於亞細亞協會寄予厚望，認為這一組織應當在外交中發揮有效的作用。他在起草的《亞細亞協會創辦大旨》中就表達了這一動機：「本會或遇有同洲失和之事，在會諸人皆宜設法排解，使歸親睦。」 [15]p218不言自明，所謂的「同洲失和之事」乃是專指中日外交爭端或軍事衝突，由此可見，上海亞細亞協會的活動是以調和中日關係為主旨。協會還希望不僅實現中日聯交，而且更高的使命——振興亞洲，此一期望在其發表於《萬國公報》上的協會章程有明確的表達：「是會專為振興亞細亞，開通民智，發紓地力，無論亞洲大小各國，皆準入會……凡入會之人須以受人侮笑為恥，以力求上進為心，庶同洲風化日進高明。」 [19]

曾經參加領導台灣軍民抗日的丘逢甲的表態很能說明中國維新派對上海亞細亞協會的高度期望。丘逢甲離台內渡後，思想也傾向維新，並認為中日結盟是擺脫中國外交危機的可行途徑。丘逢甲的這一思想在其所撰詩中有清晰而形象的表達：

同洲況復是同文，

太息鴻溝地竟分。

尺籍已成新國土，

短衣誰憶故將軍。

猶喜強亞近開會，

不須異域帳離群。 [20]p23

上海亞細亞協會成立後，以鄭觀應在上海的寓所——待鶴書屋為日常活動場所，計劃「每逢月朔會議。」並且引起了官僚、紳商的關注，據鄭觀應稱已經簽名入會並捐資的官員和紳商約有百人之餘。不難看出，這個協會在吸收成員的工作上表現出相當強的開放性。

按照鄭觀應所說的趨勢繼續發展下去，亞細亞協會的成員將不局限於紳商界，而有可能擴大到政界。鄭孝胥當時是張之洞的親信幕僚，汪康年是張之洞的輿論代言人。他們參與籌建工作本身就象徵著在張之洞和亞細亞協會之間搭建了一座橋樑。汪康年對亞細亞協會的組織工作極為熱心，在宣傳上提供服務，其弟汪詒年亦參加亞細亞協會。然而，這一組織的高調成立卻並未帶來鄭觀應的期望結果。鄭孝胥表現出言不由衷的勉強，對鄭觀應的建議多持保留態度，但並未加以阻撓。這種情形在鄭孝胥的日記中有記載：

鄭陶齋來字，雲所擬第六條協會大旨，日本領事小田切欲刪去。其文曰：「本會或遇同洲有失和之事，在會中人皆宜極力排解，使歸親睦。」余曰：「此不可去；必去此條，仆當辭會。」陶齋復商之小田切，遂請住其下曰：「日本會員有不欲存此條者」云云，余遂聽之。 [16]p659

最後，鄭觀應在該條下加註「日本會員有不願廝（斯）條者。」 [15]p218可以說，這個帶有保留性意見的條款是鄭觀應協調小田切萬壽之助和鄭孝胥意見的結果。張謇、鄭孝胥的游移態度嚴重阻礙了上海亞細亞協會活動的展開。儘管報刊的相關報道已經將他們列為發起人，但是他們實際上已經脫離與上海亞細亞協會的關係。對於這種情況，鄭觀應也甚為無奈。

其他列強的干涉也制約了協會的正常活動。上海亞細亞協會的成立很快引起了國際上的反應，俄、法兩國駐上海領事聞悉此事後，「頗生疑忌。」 [15]p220日本政府不得不有所顧忌，難以對上海亞細亞協會提供進一步的支持。自然，列強的壓力也直接傳遞到鄭觀應等人的身上，使上海亞細亞協會的活動面臨著重重困難。儘管如此，鄭觀應等人仍然力圖維持上海亞細亞協會的，伊藤博文訪華。當維新派對伊藤博文訪華表示歡迎時，上海亞細亞協會也希望伊藤博文來華能促成中日聯合拒日。鄭觀應為此贈詩伊藤博文表達了這種共同願望：

痛哉列國議瓜分，虎視眈眈伺我隙。俄人陰謀更恣肆，直欲包舉如卷席。非特得隴還望蜀，不啻假途先滅虢。各國紛紛競效尤，要求不得肆恫嚇。杞人之憂何能釋，忍見銅駝卧荊棘。革故鼎新不容緩，無人更正匡時策。中國最與東瀛近，形勢相聯共休戚。 [15]p1352

但是就在伊藤訪華期間的9月，清廷頑固派發動戊戌政變，譚嗣同、劉光第等六名維新派骨幹成員被殺害，康有為和梁啟超逃亡海外。圍繞引渡維新派流亡人士的問題，清廷和日本政府發生外交摩擦。中日高層關係的一度緊張很快使上海亞細亞協會無形中停止了活動。鄭觀應也迫於形勢緊張，將籌辦亞細亞協會的重要信函和其他文件燒毀或者送給日本朋友。由於當時輿論關注清廷的政治動向和維新派流亡者的命運，故上海亞細亞協會的停止活動並未引起輿論的關注。但是，據鄭觀應自述，不少人對協會的解散深表惋惜：「忽季夏京中有變，人心震恐，故即解散，人多惋惜。」 [15]p220

雖然上海亞細亞協會停止活動，維新派也因為清政府的鎮壓而遁跡隱蹤，但中日民間人士仍然保持密切的關係，就外交問題相互交換看法。佐佐木平太郎致函汪康年陳述了自己對東亞國際關係的看法：

勿謂種族爭鬥既屬過去，若一旦有變，彼白人同種結盟必焉。聊（抑）貴邦之盛衰者，則是黃種人之浮沉也。故若不幸為白人削貴邦之獨立權乎，有同文同種同洲之誼敝邦者亦被害明焉。今日不幸將被毒涎於貴邦，際此時同種者奮然力盡於貴邦，以可固吾種之中堅也。 [11]p3323

不難看出，這種聯日外交思想在戊戌政變後仍然有一定的基礎，但是類似上海亞細亞協會那樣高調倡導中日結盟的組織直至清朝滅亡再也沒有出現過。

結語

總的來看，雖然上海亞細亞協會具有一定的思想基礎，並得到了一些中日朝野知名人士的支持，但是其仍然屬於嘗試性的組織。上海亞細亞協會的出現和短期活動表明一些中國朝野知名人士在面對外交危機的時刻，試圖用自己並不成熟且極為有限的力量來推動清政府從聯俄外交全面轉到聯日外交的軌道上來。由此可見，中國朝野對外交政策轉向的期求是相當為迫切，行動也更為投入。雖然上海亞細亞協會存在期間極為短暫，但這一組織表明了中國朝野知名人士在外交上尋求自救的願望。這種自救是基於他們對清廷外交能力下降的不安感覺。

聯日外交無論是在形成和實施階段，都是處於極為高調的狀態，但是卻未能形成類似《中俄密約》那樣的成果。這種特點用「雷聲大雨點小」來形容是十分恰當的。儘管兩種外交的活動主體、影響範圍和結果都有較大的不同，但是其核心觀念都是以夷制夷。儘管朝野聯日外交的宣傳和行動是對已經失敗的聯俄拒日的糾正。但是，無論是封疆大吏還是知識分子和紳商，雖然看到了聯俄拒日的失敗，也強烈地認識到俄國利用清政府聯俄外交實施擴大在華利益的意圖，但是他們對聯俄外交失敗的認識並未進一步推到對近期中國外交直至鴉片戰爭以來外交屢次失敗的反思，更未深層次地檢視自己的世界認識。可以說，中國朝野對外交政策調整的複雜性認識不足，而是試圖採用親此疏彼的方式來糾正已有外交政策的失誤，同時對所要聯絡的外交對象的真實意圖也缺乏必要的認識。聯日外交所表現的中國朝野擺脫聯俄外交失敗後的危機的主觀願望，但在客觀上卻是受制於日本朝野的對華工作。中國朝野在表達強烈的仇俄情緒的同時，卻又不自覺地迅速淡化對甲午戰爭的記憶，有意識地烘托中日聯交的氛圍。就這種意義而言，缺乏對歷史的全面和深刻反思是晚清中國朝野外交思想的通病。

參考文獻

[1] 興亞大會集議記[N]. 長沙：湘報，1898-5-25.

[2] 祁龍威. 戊戌變法時期維新派和「帝黨」對帝國主義的幻想——以亞細亞協會的活動為例[N]. 北京:光明日報，1963-7-17.

[3] 汪叔子. 文廷式庚子日本之行[A].北京市社會科學研究所國際問題研究室,中日文化與交流第一輯[C]. 北京:中國展望出版社, 1984.

[4] 章開沅. 辛亥革命與近代社會[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5.

[5] 趙春晨. 丘逢甲與日本[A], 吳宏聰, 李鴻生. 丘逢甲研究：1984年至1996年專集[C].台北：世界河南堂丘氏文獻社, 1998.

[7] 孫江. 近代中國的「亞洲主義」話語[A].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 近代中國與世界：第二屆近代中國與世界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C].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8] 易惠莉. 鄭觀應評傳[M ].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1997.

[9] 桑兵. 「興亞會」與戊戌庚子間的中日民間結盟[J]. 近代史研究,0063.

[10] 邱濤,鄭匡民.戊戌政變前的日中結盟活動[J]. 近代史研究,20101.

[11] 上海圖書館. 汪康年師友書札[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2] 湯志鈞. 章太炎政論選集[Z]. 北京: 中華書局,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