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追趕中國，一不小心就會踩上自己埋的雷

印度追趕中國，一不小心就會踩上自己埋的雷

作者：關不羽

在種姓戰爭中，政治訴求的焦點不是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公共利益的增益，而是赤裸裸的利益瓜分，毫無建設性可言。

冰川思想庫特約撰稿 | 關不羽

根據世界銀行的最新預測，今年的印度GDP將會超過法國，成為世界第五大經濟體。

世行對印度經濟的看好由來已久，早在兩年前世行就預測2017年將成為中印經濟競爭的轉折點——印度崛起之年。

印度將進入反超中國的快速軌道嗎？「龍象之爭」真的會來臨嗎？

現實總比預言的模型要曲折，作為世界上人口最龐大的民主國家，印度的社會問題也是特別複雜。其中最令人矚目、最具印度特色的莫過於種姓衝突。

就在去年2月21日，哈利亞納邦爆發了嚴重的種姓暴亂事件，失控的場面近乎戰爭，直接經濟損失達 2000億盧布（約合200億人民幣）。

種姓衝突會不會成為印度發展道路上的「巨坑」，很可能是「龍象之爭」最大的懸念之一。

▲2016年底印度國內生產總值超越英國

為此，筆者重讀了駐印外交官毛四維先生的文章《印度的種姓戰爭》，這篇文章不僅對2·21種姓暴亂事件的來龍去脈進行了梳理，也詳細介紹了引發這一重大衝突的政策制度「保留名額制」，這對我們深度了解「巨象鄰居」的社會狀況、政治運作有很大的幫助。

印度的種姓制度世界聞名，涉及宗教、種族、職業的龐大等級體系，鎖定了每一個社會成員的身份階層。如此複雜龐大的社會等級制度在整個人類文明史中是極為罕見的，也成了印度現代化歷程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從英國殖民統治時代，殖民政府就開始操作種姓政治，以種姓為單位展開人口普查，提拔和任用高種姓成員，給予低種姓福利補助。

印度獨立後，先是在法律層面宣布種姓歧視為非法，對四大種姓之外的達利特人（賤民）予以全面傾斜的名額保留政策。即在公務員隊伍、教育機構等重要社會領域，為所謂「表列部落」「表列種姓」保留約22.5%的名額，在議會人民院為其保留了專門席位，543個席位中的121席。

這樣優厚的待遇，大大改善了達利特人的境況。尤其是在政治領域，達利特人成為印度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其政治組織長期控制印度人口最多的北方邦（人口兩億）。

▲2月21日，哈利亞納邦爆發了種姓暴亂事件

1990年辛格政府實施了曼達爾方案，將保留政策擴大到低種姓人群，總的保留比例達到了49.5%。這一激進政策不僅引發印度社會的巨大爭議，而且導致種姓衝突愈演愈烈。

哈利亞納邦的2·21種姓暴亂事件並非孤立事件，毛文中就列舉了另外兩件規模較小的同類事件，分別發生在莫迪總理的家鄉古吉拉特邦和安得拉邦。

不過，即便在種姓衝突屢見不鮮的印度，2·21種姓暴亂事件仍然帶有標誌性意義。不僅是衝突規模擴大，性質也更為嚴重——從民間衝突變成官民對抗。

這是否意味著印度種姓衝突的老問題將會走向新的形態，有待觀察。而更緊迫的問題是，原因何在？毛先生的文章中只是簡單提了一個就業不足的經濟因素，這是欠缺說服力的。

種姓戰爭爆發的哈里亞納邦是人口不足兩千萬的小邦，素以富庶著稱。而且，該邦在本世紀初發現了新的石油資源，正在進入開發期，整體經濟運行平穩。經濟因素誘發大規模社會動蕩的解釋難以成立，即使在此次事件中有爭奪新增工作崗位的原因，也是保留政策的政治因素使然。

筆者認為，種姓戰爭的現象涉及到現代政治觀念中最核心的理念之一：平等。

▲印度種姓階層示意圖

現代政治的核心理念是自由和平等，前者在英國革命中登上舞台，後者在法國大革命中成為主角。盧梭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是1789年巴黎街壘戰的檄文，正是對貴族特權的痛恨燃起了熊熊烈火，焚毀了波旁們的舊世界。在現代政治語境中，平等最根本的意義就是反特權。

而傾斜性的保留政策恰恰是赤裸裸的特權意識對政治平等的踐踏——三級會議的請願書中，就有貴族堂而皇之地提出要在軍官名額中為貴族保留份額，因為這是他們「祖傳的、天經地義的權利」。

此語道破了保留政策的本質——任何傾斜性的保留政策是賦予特定人群某種特權，因為他們將憑著出身而非個人的努力，去攫取利益。

即使印度政府的初衷是反對歧視、保護弱者，也不能改變其特權性質。

一些社會成員獲得特權，即意味著其他社會成員被不公正地剝奪。22.5%的保留份額還可以忍受，上升至49.5%的比例顯然越過了底線。

辛格政府的戲劇性的政策變化，引起了戲劇性的衝突升級，可以責備其魯莽。不過，從政治運作的機制角度分析，這種傾斜特定社會成員的特權政策本身，就有擴大泛濫的天然傾向。

▲辛格政府

無論何種政體，政客奪取權力、運作權力的基礎無非是不斷爭取和鞏固支持者陣營，最直接有效的方法，莫過於賦予特定人群超額享受公共資源的特權。

這裡必須指出的是，這種特權政策在現代政治的各種政體中均有存在的可能。比如前蘇聯的「保留名額」系統遠比印度複雜細緻，包括性別、民族、出身地等細緻分類的標準。只不過，民主政治的透明性讓觀察者有更好的視野。

辛格政府重啟擱置多年的曼達爾方案，不顧輿論界對該方案影響效率的強烈指責，也不顧該方案明顯過時、操作困難的致命缺陷，就是為了爭取選舉時的「鐵杆票倉」。本質上就是披著合法外衣的賄選。

擴大特定人群的特權範圍，可以鞏固支持陣營。將特權賦予其他群體，則可以擴大支持陣營。兩者均以犧牲公共資源和效率為代價，後果可想而知。

這在南非表現得更為典型，解除種族隔離政策後，南非歷屆政府均推行了全方位的傾斜性政策，結果是經濟水平、社會治安狀況顯著下滑，付出的社會成本難以估量。

▲辛格下台，莫迪出任總理，群眾大為慶祝

最極端的情況發生在辛巴威，穆加貝政權鼓勵、縱容黑人強行佔領其他種族的產業，大量白人農場主被迫逃離、外資企業紛紛撤離，直接導致了經濟崩潰的後果。

與南非、辛巴威相比，印度的情況遠沒有那樣嚴重。那麼，印度是否可以發揮民主政體高透明度的優勢，順利糾偏呢？不樂觀。由於這種特權和特定群體利益捆綁，企圖「動人家蛋糕」的政客都將承擔巨大的政治風險——政治上的損失是明確的，而收益則難以計算和控制。

因此，這類政策罕有退出的事例。仍以印度為例，長期受到公權力加持的達利特人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早已顯著提高，但是停止其「保留名額」的特權從未進入過議程。

這種政策調整的難度甚至大於福利政策的收縮。撒切爾夫人敢於取消學校的免費牛奶，是因為從該政策中受惠的家長們從未形成族群式的穩定共同體，政治動員能力薄弱。

而握有特權的達利特人不僅形成了控制地方政壇的政治組織，而且還有議會裡大量的席位，可以輕易實現強有力的政治動員。

▲穆加貝政權鼓勵、縱容黑人強行佔領其他種族的產業

特權成為某個龐大族群的既得利益，就很難讓其理性地退場。民主制度的糾錯機制是依靠選票來檢驗政策的有效性、合理性，這在族群政治的操弄中很容易失效。

一旦特定族群以特權攫取的公共利益超出其他社會成員的容忍底線，井噴式的壓力釋放在所難免。這是玩弄族群政治的最大風險。

操弄族群政治，是實現政治動員的捷徑。獨立的個體被族群劃分裹挾，自主意識泯滅在集體中，再以公共利益的傾斜換取忠誠。

這一政治動員模式無需複雜的溝通博弈、制度設計，就能實現基層大眾的政治參與。而付出的代價是現代政治的平等意識瓦解，公共政治活動蛻變成分贓遊戲。

哈利亞納邦的大規模衝突，起於政客競選時承諾把賈特人列入低種姓的保留政策。而經過激烈衝突、付出慘重代價的結果是，政府無視最高法院關於賈特人屬於高種姓的判決，做出大幅妥協。前因後果都是不加遮掩的特權交易，反歧視、族群平等的幌子應聲跌落，政府公信力蕩然無存。

▲哈里亞納邦騷亂地區增兵

出現這種狀況並非不可預計，只是翻雲覆雨的現代政客們無須考慮政策的長期後果，每一次選舉都是一次權利的角逐，贏得當下遠比長治久安更有誘惑。政治人物的短期利益與公共利益的長期訴求背離，這一問題普遍存在。

南非、中國台灣這類「民主後進」固不能免，甚至歐美的老牌民主國家也問題重重。在歐洲的穆斯林難民問題、美國種族衝突中，都可以看到操弄族群政治的伎倆。在民主體制下，遠離族群政治的致命誘惑、回歸現代政治的平等初衷，是一個嚴峻的挑戰。

冰川思享庫，就是冰川思想庫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