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的村莊：獻給那個時代被絕育的母親

視頻：《媽媽的村莊》預告片。時長：1分43秒

2010年到2011年，山西南部小村，導演許慧晶拍攝了當地計生幹部如何實施計劃生育政策，完成紀錄片《媽媽的村莊》。

1980年9月，國務院在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指出：「除了在人口稀少的少數民族地區，要普遍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以便把人口增長率儘快控制住」。

30年後，影片中呈現出的計劃生育的推行，依然阻力重重。代表政府執行政策的村幹部們對村裡應當上環或結紮的女人圍追截堵，計窮力竭；拒絕結紮上環的女人們逃的逃躲的躲，在政策面前，只能服從。

媽媽的村莊

撰文/夏偲婉

編輯/迦沐梓

紀錄片《媽媽的村莊》海報。

「我在家裡排行老二，媽媽常說，我是一個不應該出生的孩子」。

這是影片開頭部分的一句旁白。

「不應該出生」中的「不應該」，是政策的不允許。

福柯有一個關於「身體政治」的理論，「在以身體為中心的現代社會，人的出生到死亡都處在醫藥的監控下，權力通過醫藥來管理人的身體，通過對疾病的診斷和隔離來規範『正常』的身體。」

而計劃生育，是通過結紮或者上環，來規範「正常」的身體。

紀錄片《媽媽的村莊》劇照，排隊結紮的女人。

影片中，計生站外等待手術的一個女人感嘆，「這可不比什麼病要挨刀子啊，這個明明好好的就要挨刀子。」她搞不懂，好好的身子，為什麼非要挨刀子，還要往裡頭放一個東西。她們排隊，一個一個進到小房子里。

計生站的負責人已經習慣女人們藉由剖腹產、感冒咳嗽等借口試圖拖延手術的伎倆，疲於兜圈子，「你也不想做絕育手術啊。」言語直截了當，而經由她手上的每一張手術單子上，都寫著「主訴：主動要求結紮」。

到了計生站的女人們離「正常」的身體只有一步之遙，而真正讓村幹部們頭疼的，是像有了「不應該出生的孩子」卻依然不肯前去計生站的母親們，村幹部們將她們列為重點對象，反覆上門，「做思想工作」。

《媽媽的村莊》中，為了達到「上面」下達的「14個」絕育指標，村委書記、副村長、婦女主任一籌莫展，他們和其他的村幹部，一同前往村裡沒有按要求上環或結紮的女人家裡，用戶口、小孩上學、罰款等理由，軟硬兼施，使出渾身氣力試圖說服不肯結紮的女人。

影片中的榮榮，身子骨瘦瘦小小的，性子卻格外倔強，她已經生了兩個娃，但她依然不願意上環。村幹部三番五次地上她家講理、爭論、逼迫、圍堵……

榮榮堅持不肯去做手術。在村幹部們一次上門圍堵時，榮榮用煎藥為借口瞅準時機偷偷溜走，村幹部發現榮榮逃走後，氣急敗壞地罵，「榮榮就是有些刁氣……把榮榮抓住咱在車裡把她絕了算了。」

紀錄片《媽媽的村莊》劇照，榮榮。

榮榮逃走的時候，許慧晶在一旁目睹了這一切。他沒有辦法抹除因為自己的在場造成的影響，「因為我在，有些事情就比較文明一些。」

榮榮最終沒有被村幹部們抓在車裡絕育，而是自己妥協了，因為村幹部們給她女兒就讀小學的校長打了個電話，讓榮榮的女兒回家去，放出「想到哪裡讀書上哪兒讀去」的狠話。這群村幹部們明白，「她害怕孩子耽誤了學習，什麼犧牲都願意做出。」

最後一個鏡頭定格在榮榮的臉上，那張臉，不似村子乾涸的黃土地，而是泛紅潮濕，像暴雨後垂敗的殘花。她把自己裹在大紅色的棉被裡，右手用力抹著往下掉的眼淚。

榮榮輸了，她被迫成為了「正常」的身體。

都是怕烏紗帽掉了，才這樣辦呢

《媽媽的村莊》里，負責計劃生育的村幹部們最主要的工作是完成「上面」下達的結紮上環任務，去不願意結紮上環的婦女家裡做思想工作。

「中國多蓋點寺院，全部修仙當和尚，那計劃生育就解決了，不娶媳婦他就不生育。」一個村幹部說。其他人默不作聲，默默抽煙。「總有絕完的時候」、「還他媽的計劃生育呢，光棍怎麼辦？」。

張副村長長相憨厚，身形高大，像長輩一樣一口一個「孩子」地「勸」著各家媳婦，他軟硬兼施，說辭中經常出現「這是國家的政策」、「我們也沒辦法」類似的話。

「反正絕育幾年了，人家是爺爺咱是孫子。」張副村長很無奈。為了把旺媳婦榮榮帶去計生站，他們前後去了榮榮家、榮榮大姨家、榮榮姥姥家、榮榮小姨家，還去了榮榮的丈夫工作單位。他們四處跑，四觸碰壁，四處看臉色。

在榮榮大姨家喊門時，裡面半天沒有聲響，幾個年紀不輕的計生幹部最後選擇翻了小鐵門闖進去。

「都是怕烏紗帽掉了，才這樣辦呢，你以為都是真心實意辦啊！」，張副村長斜靠在沙發上抱怨著。即便計生幹部私底下都是怨聲不斷，但他們最後還是老老實實地辦事，積極地一家家做思想工作。因為完不成任務，鄉里就要罰款。

紀錄片《媽媽的村莊》劇照。

計生幹部里，唯一的女性是婦女主任張青梅。張青梅也跟著其他的村幹部們上門做思想工作，但她在場說話少，態度上也更為柔弱。張青梅還負責帶女人們去計生站，守在旁邊等她們做手術。

1996年的時候，張青梅的兒媳婦不願意做絕育，帶著孩子躲到了娘家。很多人以為是張青梅讓她的兒媳婦跑的。這種誤解一直存在，影片中，張青梅帶著幾個人去鄉里的計生站做絕育，但因為人太多，幾個女人等不及了跑回村裡吃飯。這件事情被其他村幹部知道後，認為是張青梅搞的鬼，放他們走的。

群眾那邊，張青梅也是說完一套無味的說辭後，便啞口無言。在計生站等了一天，餓了一天到晚上才做完手術的女人躺在床上，捂著肚子，對著張青梅說，「痛的要死了，都是你害的。」

紀錄片《媽媽的村莊》劇照，婦女主任張青梅。

「在依法徵收的情況下，各村需根據具體情況具體對待，既要完成徵收任務，又要完成本村的和諧穩定。」廣播里播放著中央下達的文件內容。

影片中村幹部和村民的關係，雖然因計劃生育存在衝突和對峙，但正如許慧晶所言，並沒有走向惡化。這種「和諧」的背後，政府的權威與中國社會的「人情」在政策實施中發揮了一定的影響。村幹部們儘管手上有一定的權力，但除去受著「指標」的壓力外，還被「鄉里鄉親」的關係所束縛著，他們明白計劃生育對傳統認知的衝擊、對家庭習俗延續的破壞，但村幹部們也明白，國情如此，國策如此，他們必須執行。而村民們，他們對於村幹部的來訪雖然「不歡迎」，但是打開門後，還保留基本的尊重，而不是直接地對抗，內心裡依然存留有對於權威的畏懼。

雙方對於權力的畏懼和來自人情倫理的羈絆，讓這場轟轟烈烈的計劃生育在困難重重的環境里依然執行了下去，並且防止了基層官民的關係的崩壞。

你說應該絕育嗎？

影片中，站出來與村幹部對峙的，往往是孩子的母親和年輕母親的婆婆，作為父親、丈夫、兒子的那個男人卻鮮少露面。

許慧晶心裡一直認為相比於男性，女性的力量更有韌性。在他看來，有女人出現的場合里，事情絕不會走向僵局。「遇到比較棘手、衝突很強的事情時，一般都是家裡的女人出面，因為農村裡絕大多數都是女人主家的，除非萬不得已需要男性用暴力解決的事男人才出面，一般有空間迴旋時都是女人在前。

影片里，除去榮榮這位年輕的女性形象，還有另一個出場時間不多、但分量十足的女性是榮榮的姥姥。80來歲的老人家拉扯大五個孩子，聽到村幹部談榮榮絕育的事，老人家的話樸素直接，「絕育絕的沒人了有什麼用啊！生一個孩子，現在老出事，要是這個孩子死了就沒人了！」老人家激動地站起來指著村主任鼻子說，「你這是害人呢！」

紀錄片《媽媽的村莊》劇照，榮榮的姥姥。

村幹部被老人家說的灰溜溜地推門走掉，老人家反倒對著舉著攝像機的許慧晶，慈眉善目又滿是無奈地笑著問「你說應該絕育嗎？」

那一刻鏡頭裡老人眯起來的眼睛，好似直直地能忘見屏幕外的觀眾。她活了大半個世紀，竟然在生命閱歷最豐厚的時候，遇上了這樣的「荒唐事」。

也許誰也沒有辦法很好地回答榮榮姥姥這個問題。許慧晶對計劃生育下不同年齡、不同性別、不同身份人的反應保持著極為冷靜的態度，不是因為拍紀錄片應有的職業素養，而是，這一切的荒誕性與合理性並存。歷史是複雜的，人性是複雜的，不同的身份讓人們權衡利弊的側重不同，不同時代的人對於事物的看法，也受著每一個時代本身的福祉與詛咒。

許慧晶評論榮榮的姥姥是智慧的老人——「近80歲的老人從抗戰過來，人的思維和認知，有些人是從書本中來，有些人是從生活的磨練中來。」

另一方面，許慧晶也直言了這其中的局限性，「因為現在的時代與以往的時代不一樣，雖然有相似，但有很多的不同。」

我已經有一個孩子，但不考慮再要了

《媽媽的村莊》中，有一個片段記錄了一對新人的婚禮。眾人圍觀下，司儀問這對甜蜜的新人打算生幾個小孩，新娘羞怯不肯作答。台下的村民起鬨，「十個！生十個！」現場一片笑聲，新郎拿過話筒淡定地說，「生倆，一男一女就好。」

可當時滿天鋪地畫著的紅色標語是，「計劃生育只生一個好」。

紀錄片《媽媽的村莊》劇照，「認真貫徹落實《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橫幅。

2011年末，中國各地全面實施雙獨二孩政策；2013年末，中國實施單獨二孩政策；2015年10月，中國實施全面二孩政策。

曾經也作為那個「不應該出生」的孩子的許慧晶，如今卻和很多年輕人一樣，主動選擇了「一胎」——「我已經有一個孩子了，但我不考慮再要了，從經濟成本和時間成本上考慮一個就夠有壓力的了。」

許慧晶拍完《媽媽的村莊》，已經把一些可能有的強烈情緒消耗的乾乾淨淨，跳脫出情感的漩渦更為宏觀地審視「計劃生育」這個議題。「我不太想過多的評論這些事情，我並不想去揭露或反映什麼，我的初衷是記錄跟我的生活經歷有關聯的一些事。我是84年出生，正是計劃生育比較嚴的時候，《媽媽的村莊》所記錄的，都是和我自己的成長經歷、和我父母的生活經歷息息相關的。」

從計劃生育到二胎開放，從多子多福到不願再生，對於社會政策與個體選擇似乎總是相背而馳的現象，許慧晶的態度很溫和，「沒有所謂政策的問題，也不是大眾思維的問題，社會在變人也在變，只不過人為干預會出現更多地問題。」

態度的溫和並不代表許慧晶觀點的模糊，只不過三十而立的他選擇了用作品呈現，而不直接加以判斷。他通過《媽媽的村莊》提供了一種思考的切面，他的溫和就在於這種解讀的開放性。

「也許當初剛開始制定時很多人認為是合理的，也許有人認為不合理，拍完《媽媽的村莊》後，我並沒有什麼觀念上的改變，事實上，我們現在去討論它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沒多大意義，因為大家都清楚。」

《媽媽的村莊》的完成，是許慧晶的一次對於自身的梳理，他將關於作品的任何解讀的可能性交還給了讀者，自己抽身而出，繼續前行。

沒有所謂的隱喻，現實就是如此

《媽媽的村莊》中反覆出現的毛主席照片、紅色歌謠、口號廣播等意識形態極為濃烈的元素，許慧晶否認這是「刻意而為」：「我們的生活就是這樣，不僅僅是那個小村莊，像廣州這樣的一線城市也是如此，沒有什麼所謂的隱喻，現實就是如此。」

紀錄片《媽媽的村莊》劇照。

這個山西南部小村的特點是精神信仰的多元。從佛教到基督教，再到《神仙代言人》中對於聲稱被毛澤東、周恩來等附體的靈媒團體，這三類完全不同的派系在村裡表面上相安無事地存在著。即使高鐵軌道的修建在村子旁邊進行著，但小村和高鐵存在的世界並無交集。同中國其他的農村一樣，大量的年輕男性離開馬一村，外出打工，留在村子裡的多為老人、女人和孩子。

「當有一天僅僅靠種地養不活一大家子時，一部分人出去了。」許慧晶感覺這群留下來的老人和女人，精神上是空虛的，「入教」後，能和大家一塊聊天讀經，不至於那麼無聊。

「對於這些現象，我沒有持完全貶義的態度，因為存在就有它存在的合理性。生活在這麼個社會，大家所有的行為都跟意識形態有關，他們只能有什麼就抓什麼。

即便許慧晶再三強調現實就是如此，這些元素集中性地在影片中呈現還是顯得有些扎眼，讓人對這些畫面產生「竟然這麼誇張」的感嘆。

許慧晶否認這中間存在的任何「誇張」的成分，「我沒辦法去誇大，但片子里呈現的和現實中的還是有點不一樣，因為現實的空間時間是流通的、分散的，但屏幕里的時間跟現實的概念不一樣，屏幕里看一秒等於你在現實中看了很久，更聚焦了，當它更聚焦的時候，你會覺得這比現實更有張力。」

如何與被絕育的時代妥協？

從《媽媽的村莊》到《神仙代言人》，許慧晶選擇的主題掛上「敏感」的色彩，題材的特殊性影響著一個作品的傳播度。

許慧晶三十而立時，回到自己出生的小村莊，弄明白那是一個怎樣的環境、生活著一群什麼樣的人。

很多創作者有過這樣一種溯源式的、對於「我從哪裡來」的探求，只是大多數創作者選擇以自己為原型進行作品創作。

「如今我已經離開那個地方了，今後也不會回到那個地方生活。弄明白那些問題，對我自己來說很重要。這也會讓我跟那個地方產生某種隔離吧，也許我會拋開一些東西去尋找新的生活方式，不再受那個地方的牽扯。」

明白了自己從哪裡來，才能更清楚自己將要往哪裡去。

紀錄片《神仙代言人》劇照。

《神仙代言人》後，許慧晶計劃著拍攝一些與自己經歷和生活差別比較大的作品，他想要從個人生活經驗中跳脫而出，開拓更多地創作空間。

只是《媽媽的村莊》中，那個時代下的中國，那些曾經因計劃生育而痛苦不堪的母親們呢？在得知二胎開放的政策後，他們中被迫上環的母親，會不會迫不及待地奔向醫院進行取環？他們中被迫流產過的母親，會不會對於曾經的扼殺的生命悔恨不已？而那些不能再生育的失獨母親，又要忍受漫漫歲月帶來的何等悲痛？

「媽媽的村莊」。

那個時代被絕育的母親們，可能很大一部分人失去了思考人生來去的問題。她們陰錯陽差、莫名其妙地被一場突如其來的風暴打亂，前行的路上舉步維艱，只能繞著一些除不去的痛苦和空虛，兜兜轉轉終其一生。

不知如今在那個山西南部小村，孩子們是否還會哼唱《媽媽的村莊》中出現過的那首歌謠：

「米老鼠的家

稀里嘩啦

米老鼠的爸爸是警察

每月的工資八毛八

買不起鵝

買不起鴨

買不起老婆要自殺」

關於許慧晶

許慧晶，山西臨汾人，拍了兩部關於自己家鄉的作品。一部是《神仙代言人》，講的是一個自稱毛澤東附身的靈媒翠珍的故事；一部是《媽媽的村莊》，講的是計劃生育政策籠罩下，村子裡計生幹部和「媽媽」們的一場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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