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畏安：淚光中的母親

財小新

本文選自《財新周刊》2014年第41期。作者回憶了母親生活中的細節瑣事，並不驚奇，卻字字動人。

作者：馬畏安

魯迅先生有言，記憶，像是清洗剖肚鮮魚的水，一攪動，便有血絲和鱗片漂浮上來。我對母親的記憶，塵封了七十多年了。現在才攪動攪動，不知道漂浮上來的是些什麼。

一

我的故鄉，位於湖北浠水縣東北，屬丘陵地帶。那裡距大別山主峰所在地羅田縣，僅七十餘里，距大別山的主峰天堂寨，也只有兩百餘里。

上世紀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故鄉農村像是沒有動脈的肌體，只靠微循環維持生命的基本律動。村民們白天都在莊稼地里，晚上大都在自己家裡。那時的鄉村，沒有觀光旅遊這麼一說；重病人住進醫院就診，也是沒有的，因為根本就沒有醫院；連女人生孩子都在自己家裡，只是請來一位接生婆（五十歲以上的女性），一切都聽從她的吩咐和安排。一般村民，外出辦事夜不歸宿，是沒有的，女性更是絕對沒有。

我的母親終其一生，沒有在我家以外的任何地方住過一宿。每天一入夜，她就沒出過大門，睡覺也沒有離開過作為她嫁妝的那張架子床，而且沒離開過她的固定位置——靠架子床的外沿兒，這方便於她早起做飯，不至於驚動別人。

母親在娘家作閨女時的情形，我不得而知，但自從嫁給我父親以後，她安卧之處僅僅兩個，一是卧室這張架子床的外沿兒，一是她人生的最終歸宿——她的棺材。

母親一生中去的最多的地方，只有她的娘家，基本上每年春天去一次，都是上午去，下午回。其次要算離我家只有一里多路的小鎮——三家店。三家店依著小山坡，就一條高高低低、曲曲折折的街道，長不過一百五十米，寬不過五米；街里有一座關帝廟，一個郵政代辦所，中藥鋪、豬肉鋪、饅頭鋪各有一家，還有一個極簡陋、只能提供住宿的旅店。其餘都是住戶。有一家大門上的對聯寫道：「曾作鄉村曾作市，半為商賈半為家」，道出了這個小鎮的特點。

浠水鄉間民俗，每年農曆正月十三、十五，三家店都有民間聚會，叫做「玩十三」「玩十五」。這兩天，只要家裡的事丟得開，又有同齡人相邀，母親也會去玩一次的。母親會換上一身乾淨的藏青色衣裳，大襟衣服右上方的紐扣處，掖一塊白色手帕，往頭髮上抹點食用油，梳理平整；腦後的髮髻上，插兩根出嫁時的銀簪，再綰上幾根翠綠、修長的小麥葉片——這就算是母親最精心、莊重的打扮了。

到三家店「玩十三」，也就是在山坡上走走看看。滿山坡都是人擠人、熙熙攘攘。也有賣小吃的，油炸糕、油條，都是現炸現賣，香氣四處飄散。還有把荸薺洗凈，一個個鮮紅髮亮水靈靈的，用竹籤穿成串賣。偶爾有一條龍燈，敲鑼打鼓從山坡上招搖而過，小孩子小青年，都爭先恐後地看熱鬧，又跑又叫的。

1950年夏天，母親還去過一次浠水縣城，看見了大卡車，算是長了見識。而這點見識，又不過證實了一個六歲的小女孩早就對她說過的一句話。

那時候，農村幾乎家家都習慣燒松毛（即松針）做飯，我家也是。每到秋末冬初季節，家家的壯勞力都到十幾里以外的大山上去扒松毛，儲存起來，準備度過冬天和春天。我哥哥扒回的松毛，一捆一捆地碼在大門外的空地上。兩米多高、一米多寬、五米多長的松毛堆，像一段城牆；等拿掉幾捆以後，城牆一端的上面便缺了一角，整段城牆就像一輛大卡車，缺角的一端是車頭。

我有個堂兄的小女兒叫末末，外婆家在公路邊上，她在那裡見過大卡車。有一天，她對我母親說：「四婆，你家的松毛堆像大卡車。」母親沒見過汽車，只是「嗯」了一聲。直到她去了一趟縣城，看見大卡車了，回到家就說：「末末說得對，我家的松毛堆是像大卡車。」

二

母親的衣服上是沒有口袋（那時叫荷包）的，上衣沒有，褲子也沒有，春夏秋冬四季的衣服都沒有。這簡直不可思議，卻是事實。

口袋的重要功用之一是裝鑰匙，可母親身上不帶鑰匙：家裡沒有任何一個小箱子、小柜子、抽屜，是不許別人打開她要上鎖的。

大門也不上鎖，全村十幾戶人家，家家如此。如果哪家都外出了，家裡沒人，就把大門順手帶上，頂多將兩扇門外面的兩個鐵環，用稻草繩繫上，防止狗或豬，進屋裡偷吃的。全村十來戶人家，不僅各家的祖宗八代都知根知底，就連各家有幾門親戚，也都門兒清。萬一偶爾有陌生人到了村裡，一群狗就會狂吠，陌生人走到哪，狗們就緊追到哪，狂吠到哪。一旦有這種動靜，附近田畈里幹活的鄰居，都能望得見，也會停下手裡的活兒，直起腰來，大聲詢問：「那是哪個？有么事？」

母親身上從來不裝錢，也沒花過錢。穿的衣服是自家種的棉花、祖母紡成線、母親自己織成布、請裁縫到家裡來做的；吃的糧食蔬菜，都是自家種的；食用油，也是自己種的花生、菜籽榨的。母親更是從來不買化妝品。母親必須買的東西只有一樣——火柴（那時叫洋火），她天天做飯要用。那時經常有貨郎擔下鄉，貨郎擔的火柴，可以用雞蛋換。母親就是用雞蛋換火柴的。母親用火柴非常節省，只要有鄰居生火做飯了，她就拿一團松毛去引火，不擦火柴的。要擦火柴，頂多做早飯時擦一根，做完早飯，就將沒燒透的松毛、小樹枝，漚在灶膛中央，用火鉗拍拍緊，等到做午飯的時候挑開，露出紅紅的火種，撒上一些松毛、樹葉，用吹火筒一吹，火就著了。做完午飯，再照樣操作，做晚飯也不用擦火柴了。一盒火柴，母親能用一個多月。

母親身上不裝鑰匙不裝錢，衣服上的口袋就沒有必要，做口袋的布，也省下了。

三

養豬是農家一項重要的副業。我家的這項副業，是母親一人承擔的。

每到春天，打聽到哪個村有母豬下崽了，便到那裡去買小豬。因為小豬要剛剛斷奶才能買，所以叫「抱奶豬」。

我家抱奶豬，是父親的事：父親懂得挑選奶豬的訣竅。要從一窩奶豬中挑出最好的，得特別注意兩點，一是要看奶豬的吃相：吃母豬的奶或者見了別的食物，就沒命地往前沖、擠，甚至從別的小豬背上踩過去搶著吃，這種奶豬就好，容易長膘。二是要看豬的骨架子，腿長腰身長的奶豬好，長得快，長得大。

奶豬抱回家，就都由母親照料了。剛離開母豬到一個新環境的奶豬，不是亂鑽亂竄，就是躲到哪個旮旯不出來。這就要用繩子系住，拴在桌子腿上，或者在山坡草地上釘一根木樁，栓在木樁上。等小豬長大了一些，能認識家了，才解掉繩子，早上喂它一頓，便趕到外面的草地上、山坡上、稻場邊去覓食。

中午時分，豬覺得餓了，有時會回家來要吃的，可以喂一點飼料，下午再外出去覓食；天一擦黑，豬就回家，這時才著實喂一頓飽。

豬的飼料，都是母親準備的，除了每天的泔水，還有各種粗的或者細的谷糠、碎米，在大鐵鍋里煮熟，儲存在大木桶里。餵豬的時候，兜一瓢飼料，再舀一瓢泔水，倒在石質的豬槽里，豬就吭哧吭哧大口地吃。

我最不能忘懷的，是年底賣豬時的情景。

一頭豬養了一年，毛重怎麼也有一百多斤，可以賣了，家裡會有一筆不小的收入。但就母親自己來說，她落不下一分錢。

我家的豬，都是賣給一個很熟悉的屠戶。每年年底，他都會到家裡來，同父親講好價錢之後，約定日子來牽豬。

屠戶來牽豬，一般都在傍晚，這時候豬也回家了。母親給豬喂些它愛吃的飼料，彷彿是最後一次招待，要送它上路了。這次餵豬同平常很不一樣。平常的日子，豬要吃，就搖著尾巴圍著母親轉，不時低聲哼哼，好像告訴母親，它餓了。母親忙著做飯、燒火，不理它，它要麼用長嘴拱拱母親的鞋，要麼用肚子往母親腿上蹭，都表示它要吃。母親忙這忙那，嫌它礙事，有時拍他一巴掌，有時用腳撥它一下，它叫喚一聲，躲開一點。過一會兒，又到母親身邊蹭，哼哼地低聲叫喚。

可餵豬「上路」的這次，母親總是在旁邊看著它吃，一會兒往槽里添點泔水，一會兒加一瓢熟飼料，或者往槽里撒一把細糠。

等豬吃飽了，屠戶便拿一根粗麻繩，套在豬胳肢窩上，打一個越扽越緊的活結，要把豬牽走了。

屠戶拽繩子，豬掙扎著不肯走，嗷嗷地叫喚，等拽出了大門，豬叫得越發厲害。

好像是最後訣別的時刻到了。母親便「嗻兒——嗻兒啊」地喚豬。也許在母親看來，豬的肉身是賣了，要被牽走了，但豬的精氣，豬在我家相傍一年的情分，是不能賣掉、也是賣不掉的，一定要召喚回來，永久留在家裡。

豬聽見母親「嗻兒——嗻兒啊」熟悉的喚聲，便發瘋似地沖著吼著往回跑，屠戶只得使勁渾身力氣拽著走，豬的四蹄硬是死死地撐在地上不動，最後幾乎是被拖著走了，地上划出四條明顯的印痕。

豬還是一路尖叫，到了水塘岸上，還叫；到了田埂上，還叫；只是越走越遠，叫喚聲也越來越小，等繞過了小山坡，叫聲才逐漸消失，聽不見了。

豬被牽走了，母親坐在家裡，一聲不響。天黑了，母親才默默地做晚飯；吃完晚飯，母親又默默地收拾碗筷；然後默默地拾掇拾掇，洗一洗；最後，默默地上床睡覺了——比平時要早得多。

按慣例，屠戶牽走豬的第二天一早，就殺了賣肉，父親也按慣例在那天早晨去肉鋪，拿回一些豬內臟、豬血，以及兩三斤豬肉。晚上，全家可以犒勞一下自己，多做幾個菜和湯。可就在這一天，這頓晚飯，對這些菜和湯，母親是從來不吃的，連嘗都不嘗，一口湯也不喝。

四

孩子怎樣稱呼父母，各地區都不相同。北方大都稱父親為「爹」，浠水農村只稱祖父為「爹」，稱父母則另有規矩。男性在自家（或同族）兄弟中排行第一者，其子女一定稱他為「伯」，稱母親為「媽」；排行第二、第三的，其子女稱他為「爺」，稱母親為「娘」，我父親排行第四，我們兄弟姐妹稱父親為「父」，稱母親為「大兒」（必須帶兒化）。我們從小到大，對父母一直這樣稱呼。

我上初中後的一天，母親忽然喊我的乳名，問我：「什麼時候我看見你和同學在一起，你會向他們介紹，就說：這是我的母親吧？」

我當時一愣，覺得母親問得蹊蹺，只是看了她一眼，沒說話。

算起來六十多年過去了，今天我才彷彿解開這個結：母親分明是鄙棄「大兒」這個稱呼，希望我為她正名：她是母親；並且讓我的同學也都知道。

我當時竟毫無察覺，毫不理解，多麼遲鈍和痴呆啊！

如果要探求事情的究竟，這得說到我的父親。

我父親是在農村教私塾的先生，年復一年地給學生講四書五經，在農村算是大知識分子了。父親還能寫漂亮的毛筆字，方圓幾里以內的廟宇神龕前黑地金字的大匾，諸如「慈航普渡」「有求必應」等等，都是出自他的手筆。本村和鄰村家家堂屋正中牆上貼的「天地君親師位」（俗稱「天地菩薩」），多數也是他寫的。這樣，我家也就不時有客人來訪，父親同他們閑坐聊天，中外古今，天空海闊，無所不談。

母親肯定是一次又一次從父親和客人的交談中，聽到一些故事和典故，比如「孟母擇鄰」中的孟母，「曾參殺人」中的曾母，等等。母親知道了「大兒」同「母親」意思一樣，只是在感覺上，一個聽起來是那麼輕飄飄，像癟穀殼子，用簸箕一簸，隨風揚出去的就是它。另一個則像是飽滿的稻粒，下到水田裡能發芽長葉，成了秧苗後會揚花，結出稻子。一個土得掉渣，一個正規文雅，上得了檯面。明禮的人，讀書的人，有頭有臉的人，外面的人（浠水農村，習慣把本地農村以外的一切地方都稱作「外面」），連同古代的聖人賢人，都叫「母親」。這情形一次再次發生，就在母親的心裡醞釀著波瀾：曾參的母親織布，她也織布，而且還生育了三男二女，可沒人認可她是母親，這是憑什麼？為什麼？——我也是母親！我就是母親！母親還會想到，我們兄弟姐妹中，只我一人上學念書，「母親」二字，只能出自我之口而不會出自他們之口。所以，母親才那樣問我。

對於母親的設問，我原本理解為：這是母親靈魂的覺醒，是對鄉村社會傳統習俗的反叛，是對作為母親的尊嚴和價值的追求，也是對平等、文明生活的渴望。

如果僅僅是一種精神的提純，這樣的理解應該是對的。可是，當我聯繫母親實際的生活狀況考量，就覺得有些扞格。母親對鄉村某些傳統觀念，還是信守不渝的。比如，以鄉村舊觀念看來，女性是穢氣和骯髒的，女人的下身不能高過男人的頭部，女人在梯子上或者樓上，男人就不能從下面走過，萬一不小心從下面走過去了，就要趕緊伸開手掌在頭頂上拂了又拂，像撣灰塵一樣，拂掉穢氣。只要母親一上梯子或上樓，就大聲喊：「我在上面，你們莫過來！」

還有一種俗習，家家晒衣服的竹竿，都是一頭高一頭低，高的一頭有兩米高，低的一頭約四五十公分。男人的衣服曬在高的一頭。我家的晒衣竿，總是父親的衣服在最高處，依次是我們幾兄弟的，母親的衣服在最低的一頭；她貼身用的都是破舊的布條，那是怎麼洗都洗不凈的「髒東西」，有時就攤在灌木叢上曬，不配曬在竹竿上。從來都是如此。

還有，就算我們兄弟姐妹都叫她「母親」，她每天乾的事情——洗衣、做飯、舂米、磨面，一樣也少不了，不可能從繁重的勞動中獲得解放。她並非為了得到實惠，她也得不到任何實惠。相反，她被認可為「母親」以後，會不會當作「最高獎賞」，因而更加殘酷壓榨自己生命的汁液，奉獻給我，奉獻給我的全家？

說了歸齊，母親希望人們認可她為「母親」，只不過是一種精神上的自我滿足和安慰，一種精神上的勝利罷了。

可是我，她惟一的上學念書的兒子，連這點精神上的安慰都沒有給她，卻回報她一雙冷眼！

至今回想起來，仍然感到愧悔、傷痛和悲哀。

我要寫下我的愧悔、傷痛和悲哀，為母親，為自己，也為我的後代。

一切都過去了！永遠是太晚了！事到如今，即使我跪在母親墳前呼喚母親，無論出聲也罷，不出聲也罷，呼喚十遍也罷，百遍也罷，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

五

母親一生極少哭泣，她的眼淚，似乎只給自己的兒女。

我記憶最深的要數姐姐出嫁的那年，再就是我去長春上大學的時候。

按農村習俗，男家決定娶媳婦的日期，一般得在春節期間通知女家，叫做「定日子」。男家得備一些彩禮，各種食品、紅包之類，在一張紅紙上寫明婚期，一併送到女家。

姐姐出嫁的那年，男家也在春天送來了彩禮，婚期限定在那年冬季。

打那以後，母親就很少有笑容了，指不定哪一天，哪個時候，就哭起來，有時一哭就是一兩個小時，邊哭邊訴說。

「兒喏——我的肉喂——兒喏啊——」

鬱結於胸中的哀傷之氣，爆髮式地噴薄而出，然後漸漸地由強到弱；一口氣呼盡了，緊接著深吸一口，再噴薄而出，再由強到弱，如此一聲趕一聲，聲聲緊逼。這樣強烈穿透力和感染力的哭訴聲，我在以後幾十年的歲月中，無論北方還是南方，農村還是城市，都再也沒有聽到過。今天回想起來，哭聲仍在耳邊，仍然感傷，仍然心靈震顫。

由於實在不忍心聽，母親究竟在哭泣的同時訴說了什麼，怎麼也想不清楚了，大概是稱讚姐姐如何會幹活、能吃苦，在家沒過什麼好日子，姐姐如何可憐之類。

就這樣，母親斷斷續續哭了整整一年！

母親哭的時候，家裡人也不勸阻，由她去哭，據說是哭出來心裡要好過一些。只有到了吃飯或者該睡覺的時候，才淡淡地提醒她：「飯涼了，吃飯吧！」或者是：「不早了，睏醒（睡覺）吧！」

浠水農村，習慣把女兒叫做「人家的人」。就婚姻而論，那是「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時代，女兒一旦出嫁，便要伺候公婆、丈夫，然後是生兒育女，替夫家傳宗接代；最後自己成為婆婆，關愛自己的兒女，說是「人家的人」，還算比較靠譜、實實在在的。

有一種情景，總在我心中揮之不去——

夜深了，全家人都準備解衣就寢、吹燈上床。就在這當口，命運之神攫住女兒，將她孤身一人拉出門外，推向黑暗和恐怖籠罩的無邊荒野。骨肉分離，母親的心，頓時碎成齏粉，完全是在情理之中的。

母親另一次哭泣，是在我考上大學以後。

1952年夏天，我考上了長春東北人民大學（現吉林大學）。母親不知道長春在哪裡，便問父親。父親說：在東北，路很遠，坐火車要走幾天幾夜。

火車是什麼車？

也是一種車，有幾十輛汽車那麼長。聽人說，火車跑起來，從車裡看車窗外的樹，都一棵接一棵向後面倒。

我的故鄉屬丘陵地帶，環顧四周，青山連著青山，嚴絲合縫圍成一個大圓圈，像一道青色的高牆。母親無法想像青山外面的人們怎樣生活，更無法想像幾千里之外了。上大學，一去就是四年——四年！一千多個白天和黑夜，看不見心愛的兒子。愛兒是母親生活的太陽，看不見太陽，在這世上還能活嗎？！

「兒喏——我的肉喂——兒喏啊——」又是凄楚絕望的嚎啕。

父親比母親眼界要開一些，心腸也硬一些，他數落母親說：孩子出遠門，哭啊哭的，不吉利！孩子上大學是好事，有人想上還上不了哩！過幾年就回來了，有什麼好哭的！真是的！不要哭了！哭是晦氣！

父親的「哭就不吉利」這些話，起到了震懾作用，母親最怕對愛兒不吉利。她真的不再哭了，可是神情也大變了。打那以後，我好像比以前更少見到母親了，母親也很少面對我，有時候似乎母親望見了我，當我面向她時，她就看別處了。母親對家裡人也盡量迴避。家裡人不止一次發現，母親獨自一人貓在犄角旮旯里，淚流滿面。

我上大學的行裝，經過一個來月的準備，就緒了。離家的那天早飯後，父親、哥哥、村裡的叔叔哥哥們為我送行，大家七嘴八舌、七手八腳，又是叮嚀囑咐、又是拿行李掛包，惟獨不見我的母親。而我，也竟然沒想起同她告別。

這個最疼愛我的人，這個把我看得比自己生命更重的人，這個獨一無二的人，就這樣無聲地淡出了。

至今我也回想不起來，我同母親最後一次面對面是在什麼時間，什麼場合。

在那時候，在我的故鄉，照相被認為是奢侈的事情，而且還會攝走人的魂魄，母親也就沒有留下任何照片。母親的影像，也就僅僅存在於我的心中了。

上大學以後，給家裡寫信還是老套子：「父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父親大約會把我的信念給母親聽的，雖然她沒有親耳聽到我叫她「母親」，並且介紹給我的同學。

大學期間，由於經濟拮据，路途遙遠，寒暑假我都沒回家。大三的時候，收到一位中學時同學的信，信中說，我母親在我去長春之後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就去世了！父親為了不影響我的學業，沒有告訴我。這對我是晴天霹靂！我禁不住回想那段時間的一些瑣事。到長春不久的一天夜裡，睡夢中分明聽見母親的哭聲，我驚醒了。這事千真萬確！也許，這是母親即將告別人世時，同愛兒的心靈感應。還有一次，父親在信中說，母親生了一場病，現在完全好了，再也不會生病了。看到這句話，我當時心裡咯噔了一下，但沒有深究，更沒有往那方面猜想。

1956年夏天，我大學畢業回家，本村的一位嬸子告訴我，我到東北之後，母親天天哭，有時手裡拿著我的照片，對著照片喊我的名字。過後對人說：我喊他，他不答應我。

對愛兒的愛，變成了愛的無奈。

母親原本存有一點夢想，希望我離開鄉村社會，遠走高飛。但這只是一面。還有一面是，她不能沒有同愛兒的呼應、交流，哪怕能聽到我說話的聲音，看到我大口大口地吃飯，下雨時能給我擋擋雨，衣服髒了能替我撣撣灰，都是一種滿足，生活也會踏實。可我上了大學以後，這一切都飄散了，面對的是一片空無；即使大好的晴天，在母親眼裡也是細雨濛濛。

對愛兒的愛的無奈，轉化成了「愛之癌」，這「愛之癌」又迅速地擴散，身體機能很快損耗殆盡，生命也就走到盡頭了。

我離家的時候，母親十分健康，身板硬朗，僅僅兩個月的時間，一條堅實的生命，就徹底被摧毀了。

嬸子說：你母親硬是慊（想念）你慊死的。這話，我信。我可憐的母親！

有人說，猶太教、基督教，有一點觀念似乎相近：「一切從塵土而來，終要歸於塵土。」

母親早已「歸於塵土」了。她的墳塋在我老家東北方向的山上，朝向我的老家。上世紀七十年代初，農村為了擴大耕地面積，將老家的房屋統統拆掉，搬遷到東北方向公路邊的山坡上去了。現在她的墳塋，則是背向老家了。

她的墳塋朝向老家時，是在守望著自己的兒女子孫；背向搬遷後的老家時，她是在站崗，守護著自己的子孫兒女。

不論在什麼時候，不論走到哪裡，不論遭遇怎樣的人生風雨，我都不會忘記故鄉山岡上那抔塵土。

那永遠是溫熱的塵土。

馬畏安，1933年生於湖北浠水，1956年畢業於東北人民大學（現吉林大學），先後在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學院、中宣部文藝局、文化部中國文化報社工作。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主要著作有論文集《新時期文學的思考》，詩集《中國月亮》，小說《紙上的螞蟻》，紀實文學《高崗饒漱石事件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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