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小事啟發張治中明確告訴蔣介石：國民黨敗局已定

其實，當我們把當年國共內戰中中共軍隊的作戰能力當成一段歷史來研究時，與其籠統地談論林彪的戰術如何「殘忍」，不如換一個角度，深入探討一下林彪的軍官和士兵為什麼會心甘情願地聽從那些「殘忍」的命令，一上戰場就「瘋了」？黃仁宇先生在書中用了相當多的篇幅來說明抗戰結束後的國共內戰，但很遺憾，他並沒有討論兩黨軍隊之間的差別，以便說明中共為什麼只用了3年時間就在軍事上由弱變強，一舉打敗了國民黨。

國共兩黨的軍隊是存在相當差異的，而黃仁宇先生所經-歷的內戰期間最突出的差異，就是部隊的士氣和紀律。黃書中提到的張治中是蔣介石的親信部屬之一，1949年率南京代表團到北平與中共和談。他在談判期間曾給蔣介石去過一封長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點，就是作為長期帶兵打仗的將領，他在北平時發現，國共兩軍的士氣和紀律簡直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他曾談到這樣一件事情，有一天他去故宮參觀，不留意間從正在行進的士兵行列中穿過，意外發現中共士兵不僅停下來讓他通過，還微笑示禮。他為此感慨萬千，稱：如果這是一隊國民黨士兵，他即使不挨一槍托，也免不了要被臭罵一頓。由此他明確告訴蔣介石，國民黨的失敗已成定局，無可挽回。

士兵士氣高，有各種各樣的原-因。19世紀歐洲人敲鼓排隊迎-著飛來的槍彈進攻，未必都有軍官們拿著手槍在後面頂著。1900年義和團舉著大刀長矛，赤膊上陣，與八國聯軍的洋槍隊開戰，也沒有人在後面施加「殘忍不合理」的「嚴苛紀律」。中共軍隊從1927年一路打下來，有過許多挫敗。但是，它越打人越多，越打士氣越高，這顯然不是軍官的威脅或不合理的嚴苛紀律所能解釋的。

中共靠什麼來提高部隊的士氣？這裡不能展開討論，但香港中文大學服務中心收藏有一套相當寶貴的文獻資料，它們是美軍在朝鮮戰爭中繳獲的中國人民志願軍26、27軍等部隊作戰中遺失的大量檔案文件、士兵家信和日記。這些文獻恰好提供了中共如何使士兵變得服從和效忠的一些證據。

根據繳獲資料中幾個連隊的「政治質量統計表」可知，志願軍士兵的成分基本上是貧苦農民，黨團員就佔了近1/3，雖然國民黨俘虜兵也佔到1/3左右，但多數士兵的思想已發生轉變。因此，在朝鮮戰爭最艱苦的一段時間裡，部隊雖有逃亡或臨陣脫逃者，但一般僅為部隊總人數的百分之一強。

一個15歲就參加國民黨軍的士兵這樣說明自己的轉變：「在國民黨中時，說解放軍要殺人，心裡有些怕，但是一解放過來，吃又吃得好，天天吃火腿，同志對我很好，又發衣服，發兩雙鞋，比老同（志）還多些，我就感覺優待俘虜就是不錯……-在進軍西南中，聽指導員上課講，我們是窮人的隊伍，我自想，我家是窮人，以後要分地，我們就是革的地主老財的命，對革命道理我懂得了一些。」（《葉生明入團志願書》，見韓國翰林大學亞洲文化研究所編文獻資料，第2卷）

另一個俘虜兵的轉變也大致相同：「（在成都被）解放後，不了解共產黨，想開小差，恐怕開不脫，後來在壁山經-過階級教育後，始明白了一些，知道了為自己打仗，為人民打仗。在重慶五十廠，看到有人開小差，自己也有動搖，看到又抓回來，自己也就不想開了。但對上級講的國家勝利的形勢有些不相信。」「在剿匪中，看到優待軍屬，人民政府照顧窮人的情形，我們直接幫助了農人翻身，更把我的階級覺悟提高了。」（《許泗才入團志願書》，見韓國翰林大學亞洲文化研究所編文獻資料，第2卷）

綜合這套資料中的相關材料，不難看出中共確實善於做士兵的工作。其原-因概括起來大致表現為四個方面的引導和影響：一是當時在解放軍里待遇較好，官兵比較平等，鮮有打人罵人現象；二是政工人員，包括老戰士，如班長等，大都隨時做勸導工作，並現身說法；三是部隊里動輒訴苦、階級教育、全班學習討論，有很強的政治氛圍；四是親眼見到和從家信中了解到部隊、政府確實幫助窮人，分田分地，照顧軍屬。在這方面，資料中公布的美軍繳獲的20封來自國內親屬的信件，幾乎都在講共產黨如何照顧窮人，鼓勵兒子、丈夫或兄弟為國立功，尤能說明問題。在這樣一種環境下，大批貧苦農民出身的士兵容易產生從眾心理，因而追求進步，表現勇敢，這是很自然的事。曾讀到錢文忠先生談知識分子思想變化的一篇文章，他用了一個很傳神的字眼：「劫魂」。如果知識分子都會發生這樣的思想變化，農民出身的士兵們會變得服從和效忠，又何足為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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