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彥明：從《聯合文學》總編輯到荷蘭田園生活

【編者按】丘彥明女士的新書《人情之美：文學台灣的黃金時代》即將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因緣巧合有這麼一個稍顯匆忙的訪談——其實叫閑談更合適。不過幸好受訪人丘女士善談，而且很有條理，所謂「出口成章」大概就是這樣子吧。丘彥明曾任台灣《聯合文學》執行主編、總編輯，現居荷蘭，從事寫作、繪畫，養花種菜，「小日子」過得優哉游哉的，讀她的《浮生悠悠：荷蘭田園散記》《荷蘭牧歌：家住聖·安哈塔村》等，無不羨慕她恬淡自在的生活。而這個採訪給編者印象最深的就是她從容淡定的人生態度——朱光潛先生曾說，「慢慢走，欣賞啊」，大約就是這種心態。訪談內容較長，分兩篇刊出。此為上篇。

丘彥明與自己培養的牡丹花。

澎湃新聞：您的祖籍是福建上杭，能否請您談談您的家世？

丘彥明：我們老家是在福建上杭，客家人。紅軍成立最早也是在那一帶，聽說朱德住過我們家。但這是傳說。我爸說，當年祖父是家鄉最有錢的人，當地大族。我祖父曾在南昌做生意，做得很大，廬山會議老蔣開會所有煙酒雜貨都由我們家供應。丘復是我的伯祖父，和丘逢甲同科舉人，跟柳亞子均為南社的一員。當然我們最早是河南商丘人，五胡亂華的時候南遷，族譜記載最早的祖先是姜子牙。因為姜子牙封於丘，便是「丘」姓的由來。

我父親是福建音專畢業的，民國三十六年到台灣，就是1947年。台南縣縣長的主任秘書跟我家有親戚關係，父親被邀請去那裡工作。一開始是在台南縣政府教育局，到了50年代，因為縣長弟弟要創辦一個中學，就邀我父親一起，在那裡當總務主任，教國文。小時候我最「恨」父親的一樁事情是，他非要自己教我國文課，他在台上，我在台下，你想想那種情形——彆扭。有一次他叫我起來背書，我背不出來，好尷尬，很有壓力，我希望他避開我，讓別人來教。

我在台灣新營出生，本來小學也是劃區，我們家靠近農田，很多同學都是農家子弟，當時台灣經濟並不好，他們大都打赤腳上學，只有我穿皮鞋上學，總是被欺負，他們總是拉我辮子，拿石頭丟我。

嘉南平原那一帶產甘蔗，興辦糖廠，糖廠為員工福利附設了小學，每年對外會招很少幾個轉學生，所以升二年級時，父母讓我去參加了考試，轉學成功。

在台糖公誠小學讀書時的丘彥明和妹妹、弟弟。（本文圖片均由丘彥明女士提供，謹此致謝。）

當時台灣惡性補習很嚴重，上完課繼續在學校補習，為的是考上好的中學。一般小學生從小學四年級開始，每天帶兩個飯盒，分別作為中餐、晚餐，一直念書到晚上十點才放學回家。只有糖廠的那個小學沒有惡性補習，傍晚五點就放學。我爸是個很另類的人，學校有時候功課多，他卻規定我做到九點鐘一定得上床，做不完也要去睡。我功課沒做完，不肯停下，哭說，做不完會挨打。我爸就去學校，教育老師說為了兒童健康成長，應該少布置一點功課。從此，老師布置作業的時候會說，今天我們的功課就是這些，丘彥明，你這個、那個不必做。令我完全無地自容。（笑）

我母親是莆田人，出生於基督教家庭，是很虔誠的基督教徒。從我外曾祖父、外祖父，到我舅舅，每一代家裡都有一個人是牧師。我外祖父曾經就讀金陵大學神學院。我父親年輕時是無神論者，老年後為了報我母親的恩，前去受洗，但他幾乎不去教堂。

母親1949年從福建師專畢業，當時我的叔公在台北師專，現今的台北教育大學當校長，後來成為東海大學的校長。當時台灣教員的薪水是大陸的兩倍，叔公勸我媽去台灣工作，考慮家裡還有幾個弟弟需要讀書，家庭負擔重，我媽就接受了台灣學校的聘書。上船的時候說，母親對弟弟們發願：我到了那邊再把你們接過去。上了船以後就彼此分離了，我們跟外婆、舅舅相隔四十年才再見面，已是大陸改革開放之後的事了。

台南新營原是台南縣政府所在地，台南特別注重教育，本是一個小鎮，現在擴展成新營市。我們曾經長期住在我母親宿舍裡頭，因為母親做主任，所以分房總是第一批，而且分得很好。我們家窗戶望出去就是嘉南平原，一望無際的稻田。我母親在新營家職教書，學校分初中部和高中部。台灣沿襲日本傳統，女孩子在家政學校念書就能嫁一個好丈夫。後來隨著觀念的變遷，家職不流行招不到學生，改成新營商職——商業學校，可是後來也不行了，開放招男生，變成了新營商工。我母親是高中部的數學老師。

丘彥明一歲時與父母合影。

我有個姨媽曾任北京的民族交響樂團的第一小提琴手。有個舅舅在美國擔任教授，很厲害，研究阿茲海默症，得了獎，2000年獲阿茲海默獎一百萬美金，他把獎金全部捐作研究經費。我的弟弟是台大精神科醫生，曾被《商業周刊》選為台灣百大良醫。

澎湃新聞：那您是在您父親那所學校讀中學咯？

丘彥明：小學保送上中學，就是我爸辦的學校——南新初中。

小學時期參加很多比賽，到了中學更變本加厲，代表學校南征北跑，演講比賽、朗誦比賽、作文比賽，大家都以為我是全才，連我沒學過的國畫也讓我去比賽，美術老師因而特別輔導，教我畫菊花，還有西洋畫比賽、鋼琴比賽……校長室大半的獎盃是我扛回去的。（笑）初中像個陀螺一樣在轉，一刻都不停。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升完旗以後，校長就叫我上台演講，說這樣參加演講比賽時才不會緊張。唉！當年覺得自己簡直太可憐了，本來內向安靜性格的我，被迫顯得外向且侃侃而談，沒辦法，都是磨練出來的。

畢業之後，要考高中。台灣最有名的女子中學是台北第一女中，另有北二女中、台中女中、台南女中、嘉義女中、高雄女中等，都是很好的女校。一般同學就近報考台南女中。我爸說我們要考就考最好的，考上了台北一女中。離開家，住在學校外面。

校長江學珠女士，一個了不起的教育家。我做筆記的習慣和本領就是她教育出來的。每周一早晨的周會，她要求全校學生用開學發的一個小本子，把所有師長講的話，和講座請來的人的演講，快速筆記下來，學期末還要評選。訓練了三年，所以我速記快、字跡漂亮。

北一女課程，除了必修課，還有家事課，教我們縫紉、烤餅乾、做飯。我們學校條件好，有很先進完善的廚房設備。雖然是要考大學的女中，音樂、美術、體育、軍訓、生理衛生等科目都要上、要學的，是全面性的培養教育。

不是任何同學喜歡音樂就可以進樂隊的，一定得是全班的前五名才能進入候選名單。全班前十名才能去徵選禮儀隊，要是個子矮，那也沒法進。運動員也一樣，一定要學習成績多少名之內才能參加。

到台北讀一女中的時候，我才十五歲。畢竟全台灣精英中的精英都聚集在一塊兒，成績怎麼能排前面呢，壓力很大。

競爭厲害，同學在校每天假裝放學回家後不念書，譬如有同學問：你昨晚幾點鐘睡的？可能聽見回答：我昨晚八點鐘就睡了，一點書都沒讀。（笑）當時我和一個新營的鄰居都考上了北一女。高三的時候，化學課較難，她想說服我同去補習，我說要是去了會被同學笑話，她只好自己去了。結果回來跟我說，幾乎全班同學都在那家校外補習班補習呢。（笑）才知受騙，原以為大家都在玩兒呢。第二天我也去了。

學校宿舍少，保留給像菲律賓、泰國等國的僑生住。我們台灣外地學生只能在校外租房子住。一位學姊介紹我去住婦女會的房子。婦女會是保護受家暴受虐待女子的機構，有房子供她們居住，剩下的床位就租給外地學生。我跟那些可憐的婦女有接觸，才發現原來社會有這樣殘酷的一面，對弱勢群體因此有多一份的關愛。

丘彥明的高中時代：剪規定的齊耳短髮、穿北一女綠色校服。

澎湃新聞：大學為什麼選讀新聞系？

丘彥明：想當醫生救國，高中畢業選擇考理科，第一志願是台大醫學院，準備大學聯考的最後一學期，我得失心重，很緊張，晚上不敢關燈，一定要放一本書在枕頭邊翻開著才能睡覺。結果考試考砸了。第二年重考，自以為沒問題了，結果在化學作答的時候整個次序錯了一題，分數掉下來，讀醫學系的夢破碎。後來，考到文化大學，文化大學沒有醫學院，只有植物系、動物系等，因為家政系跟營養相關列在理科，我就被分發到家政系去了，當然很傷心。

讀大學的時候，還有很多過去小學、中學的家長和同學，以為我在台大讀書。我一度也想過轉學，大一結束那年，台大只有畜牧系招轉學生，我不想讀畜牧系；仔細想通了，覺得學校考砸，這一跤我摔得很好，而且早摔比晚摔幸運，只有摔下去才會知道怎麼爬起來；要是進了台大畢業直接出國進修，一路學習走得太平順，以後我可能什麼挫折都過不去。

文化大學創辦人是張其昀先生，為學校聘請到不少大師，如：錢穆、牟宗三等學者都是他請來授課。

家政系是我不肯繼續念的科系，不轉學，但我決定必須轉系。研究後認為國文、新聞、建築系師資課程都很好，也是我興趣所在。大一國文老師力勸我轉國文系，但我喜歡畫畫，轉建築系成為首選，但那年建築系不收女轉學生，新聞系肯收，我就參加甄試轉過去了。為什麼沒選國文系選擇新聞系呢？如果說自己是國文系，人家會說又不是台大，也不是師大，每家大學都有國文系。讀新聞系就不一樣了，當時各大學中除了政大，只有文化大學有新聞系。何況國文系有幾個教授對我很好，我覺得自己可以私底下到他們家請益，這樣兩邊可以兼跨。年輕的時候還是很在乎那種能夠說出口的優越感，雖然那時虛榮心作遂，現在回想起來確實不後悔。

文化大學新聞系學生辦報紙，實習報叫《文化一周》，每周都要採訪編輯，其他專業課程也有趣，聘請的教授都是新聞界有名的前輩。但，後來別人問我大學選專業的事，我會勸告他們有志新聞傳播工作，盡量不要選讀新聞系，因為實踐太多，理論太少，最好去選歷史、中文、經濟或其他科學，再選新聞做為輔系，這樣專業能力會更強一點。自己是過來人，後來在記者、編輯工作上比某些同事辛苦，因為要多花時間學習歷史、中文和相關的專業理論。

文化大學時代的室友，右起：丘彥明、邱莞美、吳玥玢。三人至今仍維持親密友誼。

大學四年級，一位學姐出國，希望我頂下她在廣告公司的職位，我便進了美商格蘭廣告公司，擔任廣告撰文與公關，畢業後繼續在廣告公司工作。一年後，《中國時報》第一次對外公開招聘記者、編輯、編譯，我考取了，自己挑選擔任編輯，後被派任記者，採訪台北市政建設新聞。經一年，心思改往學術界發展，返迴文化大學新聞系擔任助教；一年後的夏天，考取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攻讀，也考入《聯合報》，進入副刊做編輯，白天上課、傍晚進報社開始工作至半夜。三年後，順利取得碩士學位。

澎湃新聞：您很年輕就做到屬於聯合報系的《聯合文學》總編輯，為何會放棄許多人羨慕的工作，出去留學？

丘彥明：我在聯合報系的《聯合報》副刊及《聯合文學》，總共工作了十年，其間曾到美國遊學，去哈佛、柏克萊大學圖書館去了解漢學；又跑到歐洲自助旅行，發現自己非常喜歡歐洲。

旅行結束，我反覆思考得出結論：我做編輯一定會做很好的編輯，一輩子不愁沒有工作。可是我真願一生做編輯？是不是該趁年輕單身沒負擔，試試看還有沒有更過合我人生的道路？

想清楚後，我決定給自己兩年時間辭職到歐洲遊學，不一定要拿學位。

《聯合報》創辦人王惕吾先生看到辭呈，找我去，說，你要出國讀書，可以留職，我給你獎學金。我感謝回答，他的大兒子當年留學美國，也是勤工儉學。我很羨慕那些留學生，在外面打工，感受在外國靠自己打拚成長的不易；希望他成全我的夢想。再者，若收了獎學金，會有心理負擔，覺得自己一定要回來才行。不過，哪一天如果我想回新聞界工作，報社仍樂意用我就感激不盡了。

王惕吾先生蠻喜歡我的，想了想，說，這樣吧！我給你個紙條——他的外孫女在歐洲。講完低頭直書，紙條是寫給外孫女的：「丘阿姨在歐洲，萬一她有什麼困難，你幫她。」我讀了字條很感動，細心的把它收起來，笑道，我不會去找心怡，可是這張字條我會永遠保存。（笑）正因為如此，我與聯合報有割捨不斷的深厚感情。

聯合報創辦人王惕吾先生1983年給丘彥明頒「聯合報模範記者」獎。

澎湃新聞：怎麼想到去比利時學油畫呢？有何心得？

丘彥明：為什麼會申請去比利時布魯塞爾皇家藝術學院學習油畫呢？當時我表哥在比利時魯汶大學念新聞博士，建議我去那兒，他和表嫂可以就近照顧。布魯塞爾是講法語的，我不會法語，他說我先幫你拿語言學校的入學許可，你先讀一年法語，再申請研究所。於是我辭職了，表哥幫我辦妥比利時簽證。

前一陣子有個台大退休教授跳樓自殺，引起很大的關注。他是一個法國人，中文名字叫做畢安生。他是我的好朋友，記得第一次見面，他看著我笑，高興喊道：「我的butterfly。」從此叫我butterfly。

我確定要去歐洲的一個月前，他說：「我正好有一個party，為你餞行。」我和畢安生認識是因為影評人焦雄屏的關係，她是我很好的朋友，半夜常打電話；有次下雨，不甘清凄，兩人從半夜十二點講到早晨六七點，天都亮了。

我在畢安生辦的Party上話不多，有個法國男子看著我，問畢安生，這就是丘彥明嗎？她為什麼要去比利時？我回答，因為比利時給我簽證。他點頭說，我覺得你應該去法國，尤其應該去巴黎。我笑說沒有簽證啊。他說你明天來我辦公室。第二天畢安生騎摩托車載我去了法國領事館，當場得到一年自由出入法國的簽證，我好高興，打電話給好友鄭樹森，興奮地說：「我要改去巴黎了！」語氣得意。鄭樹森說：「丘彥明，你不可以去巴黎。」我吃驚問：「為什麼？當然要去巴黎！那是藝術之都！」鄭樹森說：「你去巴黎就『死』了，巴黎是《歐洲日報》的所在地，《聯合報》在美國辦《世界日報》，在歐洲由王惕吾的女兒王效蘭辦《歐洲日報》，你去巴黎肯定又被抓去報社，到時候在中國人的圈子裡，連法文都學不好。」言之有理，我聽勸按原計劃飛到布魯塞爾去了。

可是這個法國簽證，給我很多便利，讓我那一年幾乎可以每周都去巴黎，把巴黎差不多走遍了，看美術館簡直看瘋了。反正學生票廉價，搭著火車去，坐著火車回來。

念了一年法文之後，準備去魯汶大學攻讀傳播博士，這個時候我這個天才表哥又來了，告訴我皇家藝術學院正在招生。

我從小就有繪畫的基礎，畫過素描、油畫、水彩，參加過各種比賽。在聯合報工作時，有段時間我曾去一位西班牙留學回台任美術教授的畫室學畫。有幾個美術系三年級的學生老在畫室里轉，那些學生自詡為將來的藝術大師，不屑學校的功課，見我畫得好，就把我的畫借去交作業，每次都得高分。（笑）

比利時布魯塞爾皇家藝術學院很有名氣，吳冠中是那裡畢業的，常玉是，席慕容也是。梵高在那裡念過一年；另一位很有名的比利時畫家René Magritte，在那裡念了兩年，我非常欣賞他的畫。這所學校出了世界上很多好畫家。這家美院原來完全是以訓練繪畫技巧為主，後來學校進了一批新的教授，包括從蘇俄到比利時的畫家，他們說只重技巧訓練，培養出來的都是畫匠，而不是藝術家。他們認為要培養藝術家，一定要加強學術方面的修養。新舊兩派教授爭戰，結果新派勝利，學院教育走向：藝術技巧與學術並重。開設一些特殊的課程，增加學生人文的修養和科學的邏輯思考能力，譬如比較文學，比如藝術歷史、西洋哲學、音樂史、邏輯學、人體解剖學等，全都是我喜歡的課程。

1989年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皇家藝術學院油畫大幅人體模特兒。

於是我填了報名表，送去作品報考油畫系。不久通知考試，方式很奇怪，每天八點鐘進畫室畫畫，畫人體、石膏像、靜物，素描、水彩、粉筆、油畫都行，一直畫到下午五點鐘，不限制你畫什麼，足足畫了一個月。

這一個月里，原來畫室擠滿考生，逐漸人慢慢走掉了。最後一天只剩下二十多人。

教授評審團讓考生把自己的作品收集起來，在各自身邊擺開，教授們把畫一張張看完，最終宣布所有人都錄取了。原因是他們認為，要成為畫家，首先最重要的是能夠堅持。可是第一年下來，全班只剩下五個人，因為其他人沒有通過學科考試。教授們的理念是：如果你只想畫畫，不想念書的話，那你也就不適合美院教育。

我老覺得中國人很厲害，特別會念書。自己才學一年法文就進美院，跟不上老師的授課，怎麼辦呢？我找了一個英文和法文很好的同學，挨著她坐，照著她的法文筆記抄在自己的本子上。下課的時候，我讓這個同學用英文解釋給我聽，我隨即譯成中文速記下來。考試的時候我不能成句寫法文，就把重要的字詞寫下來，老師就明白我努力了而且懂了。要生存，就得想方法，我考分因此得的挺高的。

第一年結束，全校舉辦公開展覽，規定一年級生每人選展一幅，二年級生選二幅，三年級生選三幅，四年級生選四幅，結果系裡教授們一致同意選了我兩幅畫參展。我在一年級的時候，每幅作業老師都給我班上最高分，同時是九十多的高分。油畫系三位教授，都認為我值得栽培，其中一位希望我跟隨他走超現實派，另一位想指導我畫他的風格。

澎湃新聞：既然喜歡美院，學習又好，為什麼會半途輟學？又為什麼去美國一年後，改到荷蘭長居？

丘彥明：我讀到第二年，唐效完成博士論文，在ASM International找到工作，公司決定派他去美國，到AT&T在紐澤西Murray Hill的貝爾研究室參加一項共同研發項目。那時候我人在台灣，他打電話問我，你跟我結婚去美國？還是留在布魯塞爾念書？當時我覺得，可以放棄所有的東西，但他的愛情最重要，他對我的感情非常純粹，必需珍惜與回報。於是下定決心放下一切，帶了幾個箱子嫁給他，在美國呆了一年。

唐效進AT&T貝爾實驗室才一個禮拜，就被安全單位拒絕在大門外了，因為他持的是中國護照，貝爾實驗室分基礎研究和機密研究等不同部門，唐效進的屬於美國國家機密研究單位，豈能容共黨國家的人進入。唐效傷心極了，怎麼辦？荷蘭公司很好，跟唐效說，你可以有兩個選擇：一是申請荷蘭國籍，變成荷蘭人；二是返回荷蘭公司工作。

面臨如此重大的人生抉擇，唐效很痛苦、很發愁，我告訴他，不論做什麼決定，無所謂，我都會跟著他。

思考一整天后，他決定入荷蘭籍。對於做科學研究的人，最大的夢想之一，是進入世界最尖端的科學機構與最棒的科學家合作。

在荷蘭，通常外國人入籍要走幾個月的程序，但面臨這樣特殊的情況，為了不耽誤研究合作計劃，公司立刻把唐效的入籍申請，以最快速度遞交入外交部，轉給女王簽名，一個禮拜批准就下來了。唐效拿著荷蘭護照重新踏進實驗室。每次回想，我們總覺得這事很荒唐好笑，同樣一個人，拿著中國護照和拿著荷蘭護照，境遇卻大不相同。

一年多後，與貝爾實驗室的合作項目結束，由於美國畢竟還是科學技術研究最厲害的國家，唐效找機會去菲尼克斯（鳳凰城）一家公司Interview，跟我說，我們去那裡怎麼樣，每家都有游泳池。

這時我們的好朋友鄭樹森又出現了，說：「勸你們回歐洲，荷蘭雖小卻是我們一大群朋友的理想國，以後世界訊息流通會變得很快，不必擔心科學研究會落後。回去回去，不要在美國！」

左起：丘彥明、李歐梵、鄭樹森、白先勇、張錯、葛浩文。

我是為了唐效才在美國，但我大部分的同學、朋友、親戚都長住美國，後來舉辦高中、大學同學會都在美國召開，就可想而知。陪唐效居住美國一年，我每天從早上接電話一直接到晚上，熟人太多了。又如，一位表姐非常疼我，一日三餐都要過問；我妹妹也早就定居美國，也三不五時要電話聊天，人情包袱太重。在荷蘭只有唐效和我兩人，很簡單，很安靜，不必操心人情事故。唐效覺得鄭樹森講得有道理，決定為我返回荷蘭。

回到荷蘭，比利時布魯塞爾皇家藝術學院來信，希望我復學。大概有十年，每年藝術學院都給我寫信，問我回來要不要去念書。唐效讓我自己選擇，我考慮後決定放棄學位，既然當時選擇結婚，做家庭主婦，就該是我今後最重要的志業。自己安慰自己：讀一年有可能是梵高，讀兩年有可能是Magritte，讀三年有可能是某某人，讀四年有可能是……所以我讀了一年半多，還有成為梵高和Magritte之間畫家的可能性。（笑）因此，長居荷蘭後我的生活方式完全改變，過起了辛勤家務、蒔花種菜植果樹的田園生活。

澎湃新聞：您的心態一直非常好，這種心態是怎麼來的呢？

丘彥明：由於家庭原因，我是個基督教徒，但我不上教堂做禮拜，感覺儀式感和世俗太重，加上有些傳道人不是很純粹地傳布福音，而是彰顯白己，我何必去聽他們說教呢？很多人說，你還是應該去教堂，與大家一起增進對《聖經》的理解。可是我覺得那並不重要。我覺得宗教的情懷就是善，去幫助別人，關懷別人，不一定非要跟大家一起去關懷幫助別人，自己也能做到，所以我不進教堂，聽任他人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宗教情懷是很重要的，讓人內心很平靜。

還有一點，我脾氣本來就好，不會罵人。朋友在鹿特丹有個房子，有人說會鬧鬼，一次我去那兒睡到半夜，感覺有鬼過來到床邊，嚇得氣喘不過來，記得傳說驅鬼要罵，罵得越凶效果越好，我努力想了好久，不知道該罵什麼，憋了半天，總算吐出：「你討厭！」（笑）就這一句話，鬼就不見了。（笑）

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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