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名家何齡修：這輩子，我虧欠母親良多

一位母親和千里之外的女兒韋用手以拼板圖的方式組成一個心形（圖文無關）。（新華社/圖）

先師鄧恭三先生曾經有言：「我這輩子，人家不欠我的，我也不欠別人的。」乍聞此論，不免吃驚，繼而一想，這正是先生歷來為人坦蕩、曠達的反映。我想先生此論似乎不是說沒有人情的、物質的糾葛，也不是說可以完全消除這些糾葛，而是說面對餘生無多的時刻，不再糾纏過去的榮辱得失是非恩怨，放棄這些曾經困擾自己思想感情的人生遭際，輕輕鬆鬆安享天年。這是一種令人歆羨的境界。我現在超越古稀又過去好幾年，正逐步走向自己生命的終點，但鄧師的態度我學不來。我只能說「我這輩子，人家不欠我的」，沒有資格說「我也不欠別人的」。只說我欠母親的就太多了。

我在1946年或1947年讀高小期間，在課堂上作文，講述母親的不幸。老師給文章改題《慈母苦》，推薦在長沙的兒童刊物《孩子的世界》發表。那時年齡還小，只是想到母親悲慘的人生和表示對她的思念，對許多相關的事實不過一知半解。後來隨年齡增長，知道的事情加多，並得到姐姐何錫仁的幫助，我逐漸理清了一些事情，尤其是認識到對母親的早逝我有無可否認的責任。再寫此篇，是重建歷史，也是對自己的拷問和清算。

我有三位母親：生母、養母、繼養母。本篇說的母親是指養母蕭秀媛，湖南湘鄉人，1911年4月3日出生於景明寺。這是距縣城西不太遠的一個農村，大約過去曾有香火繁盛的寺廟而得名的吧？外祖父的名字我已經失憶，只記得他的外號蕭三莽子。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個老實寬厚的農民，中等身材，膚色黑里透紅，一臉的和藹慈祥，與莽子聯繫不起來。母親有一兄（雲舅雲麒）、一弟（雪舅雪麒）、一姐（大姨媽谷嫚，嫚不是名字，湘鄉人稱呼姑姑、姨媽等的用字）、一妹（小姨媽細嫚）。我父親仲篪公因為繼承祖父廚藝比較出色，很受祖父喜愛。1923年，仲篪公16歲，祖父就為他定婚，與我母親結合。那時母親才13歲。大約不太久他們就完婚了。

當時農村婦女很少讀書受教育。母親自感文盲在城裡生活不方便，下決心努力學習，居然通寫算。她為人善良、細心、有耐性。仲篪公青年時代酷嗜杯中物，經常與朋友聚飲，酗酒猜拳，酩酊大醉，嘔吐狼藉。母親為他仔細換洗，從無怨言。有一次有人登門報信，說仲篪公醉倒在大街上，人事不省。母親趕忙請人幫助把他扶回；換洗乾淨，安頓躺下，自己坐在床邊守護。父親醒後，她沒有說過一句批評性的重話。對父親說來，她是一位傳統的賢良妻子。此外，我的生母李淑媛和她妯娌倆也是店裡的勤雜工。揀葉洗菜是她們的常活，夏天還好，冬天容易引起兩手皮膚皸裂，辛勞痛苦不堪。有時我生父馥秋公管錢登帳買物忙不過來， 我母親也要去協助，常坐櫃檯掌握賬本、現金出入。這樣過了六年，母親沒有生育的跡象。這是父親時在醉鄉的後果的集中反映。於是祖父忙於給父親立嗣，1929年冬，我二哥遐修降生，我祖父就有將遐哥立為仲篪公嗣子之意，遭到曾祖母樊氏太夫人反對，我生父、生母都加以拒絕。那時社會落後，青少年、兒童死亡率很高，擔心次子過繼後只剩長子，可能因夭折而使宗祀斷絕，祖父被迫讓步。我琢磨祖父為什麼這樣急著為我父親立後，認為可能覺得我父親的生活過分放達少拘束，不利於他的發展，而稍能制約他的祖母沈氏（我父親的生母）又於1927年物故，自己忙於廚藝，難得兼顧，最 好的辦法是讓他儘早學為人父，樹立社會和人生責任心，儘快戒除陋習，檢束身心，把精力集中到手藝上。這就註定了我成為嗣子的命運。

我出生後，頭一年由生母和養母分工共同撫養，生母哺乳，養母照料。養母年方二十齣頭，初為人母，我這矇昧無知的嬰兒，卻喚起了她全部的溫良、慈愛。她整天和我在一起，恨不得很快長大。我的後腦勺明顯突出，是嬰兒期長時間呆在母親溫馨的臂彎中間，而非總睡在搖籃里或小床上，在身體上留下的印記。學齡前幾年，我的生活很幸福，由於過繼地位特殊，得到所有長輩更多的喜愛。剛五歲多一點，家裡便送我上學，與二哥遐修同就讀於城立第三初級小學。校長沈遠舉先生。我入學時，教室在樓下。我二哥讀四年級，教室在樓上。我常上樓去找二哥，上課鈴響還不走。二哥害怕，催我去上課也不走。我的心智的天地似乎仍然是混沌一團，入學不久，只好輟學。這是1939年春的事。

只過了半年，我將滿六歲，好像知道要讀書識字，就又去上學，讀一年級下 （通稱為二冊，一年級上稱一冊），讀滿一學期。這一學期所見所聞所學全都忘光了，只有一件事印象深刻，銘刻在心。那時學校下午放學，按學生所住街道排隊，出校門後繼續保持隊列，陸續回家。學校有一位教師陳鄂庭先生，長臉，嗓音洪亮，吐字緩慢，並且喜歡拖長聲，因此不怒而威，見者觳觫。他也愛體罰學生，常有新招。有一天放學時，站好隊後，他給大家訓話，指出學生某某違反校規，應予處分。他叫原來的縱隊按隊列單雙數，分別向左向右轉，兩兩相向而立，將隊尾調整補齊。各人舉手前伸，握住對方的手，形成幾個搭手「胡同」。陳先生此時把違反校規的學生從辦公室拉出來，讓他低頭躬身穿「胡同」而過，當走到誰面前時，誰就鬆手給他背上或頭上狠狠一拳。這叫「老鼠過街，人人喊打」。小學生的拳頭雖然不重，但挨打次數很多，對學生自尊心的打擊和人格的凌辱更加嚴重。這是舊教育中反人性的落後的表現之一。我從沒有見過這種陣勢，嚇得心驚肉跳，看出學校隱藏著的可怕的一面。從此我成了學校很守規矩的「好學生」。我回家後向母親講起「老鼠過街，人人喊打」。母親聽了，意識到此事對我的消極影響，便結合自己的感受講讀書的必要性，希望迅速驅散我腦海中的烏雲。

1940年春，我升入二年級上（三冊）。入學不到半個月，我突然病倒，兩膝腫大，脛、股細瘦，疼痛難忍，終夜叫喊，很快就食欲不振，骨瘦如柴。中醫稱此病為鶴膝風，大約為西醫的膝關節結核病，屬膝關節結核菌感染所致，也與類風濕性關節炎近似。母親聽我啼號不止，心如刀割，整日整夜抱著我走動，以求減輕甚至分擔我的疼痛。我雖然痛楚，但並不昏迷，有時睜開兩眼，看到母親涕淚滿面。至今想起，這說明她心中的痛楚，比我雙膝的痛楚，要超出十百倍。自患病以後，一直延請中醫診治。當時，湘鄉西醫剛剛設置，公立的縣衛生院創辦還不到一年，還沒有威信，不像現在動輒注射普魯卡因（打封閉），可以緩解一些時間痛苦，只能沒日沒夜煎熬，好像在地獄中遭受無窮無盡的磨難。治療數月，醫師換了好多位，毫無改善的跡象。所有能請到的醫師，包括一二位有些回春聖手之譽的名醫，都已表示束手無策而紛紛敗陣。後來，醫師們竟不願再來問診處方。一位醫師回絕道：「還是另請高明吧！以免耽誤府上的事情。」種種情況都使人深感絕望，死神似乎就在不遠處向我招手。母親悲痛萬分，自嘆自恨命薄，過繼一個兒子都要得病，保不住。

我的鶴膝風在兩萬餘人的縣城裡有了點小名氣。許多人知道同林館有個孩子得了怪病，吃多少葯、花多少錢都治不好，快走了。這就招致關注，終於引出大智慧人，出現「救命王菩薩」。那時中醫領域實際上已有鶴膝風的剋星。我祖父的一位朋友許翰源老先生來我家敘談，問起我的病情，祖父神色黯然，絕望地說：「沒救了！」許老先生說把單方給我看看。祖父拿出一厚摞中藥處方。許老先生一邊過目一邊說：「開錯了！全開錯了！這些方子再不能吃了。讓我接手治治看，行不行？」祖父當機立斷，孤注一擲，馬上表態說：「好哇！什麼行不行？我到哪裡去找救他的人？你肯出手救他，就有希望了。」許老先生成竹在胸，濡毫拂紙，用漂亮的行書寫了一張只有六味葯的處方，交給我祖父說：「抓十劑，吃完十劑，十天後我再來。」祖父立刻叫人去照方抓藥。

此方果然不同凡響，第一劑葯服下，疼痛開始減輕，以後越服越顯效，如湯潑雪，藥到病除。十劑葯吃完，雙膝腫消痛止，癥狀基本上消失。母親見我重獲生機，開始綻出一年不見的笑容。但此時我仍不能走路，關節僵硬，骨肉無力。許老先生如約再至，看到牛刀小試，就產生奇蹟，也很自豪，指點說：「很好。這個方子也不吃了。改吃虎骨，老虎膝蓋骨，你們家能買到真貨。」那時老虎還較多，湘鄉山區偶然還發生傷人事件。虎骨似乎還不是罕物。虎骨買到後，需要藥店加工炮製。其法：炭火爐上放瓦片，將虎骨置於瓦片上烤至滾燙，浸在糯米酒中，讓其汲至飽和，取出再烤再浸，反覆多遍，至虎骨全酥，然後碾末，許老先生規定，每天服用三次，每次一小撮，白米酒一小杯沖服。我此次患病服藥事務，全部由母親管理。吃過幾對虎膝蓋骨後，許老先生又說，虎骨也不要吃了，改喝湘潭協盛西特產史國公藥酒，每天三次，每次一小杯，每瓶（斤）酒喝六天，每月五斤。喝完十多斤，約三個月，是不是繼續喝，你們自己決定。

從這時起，我開始下地，在母親關照下，像一歲小孩學習走路。所不同的，是一歲小孩總是在空地上搖搖晃晃練習前行，經常摔跤；我則是雙掌貼牆，手、腳同時挪動，側面前行，很少摔跤。母親耐心陪我學走路，看著我的腿勁日益增強、關節日益靈活有力，打心眼裡透著高興和安慰。這是我人生第一大劫，祖父的執著求醫，母親的精心護理，許翰源老先生的聖明醫學，共同作用，把我從鬼門關前硬拽了回來，給我再造殘生，讓我重新學步，復履人世。單說母親的辛勞，僅服藥（包括藥酒）一事，一天二次（中藥）、三次（藥酒）煎、服，前後一年左右，何等瑣細，何等漫長，而從不失時。母親是全身心投入的。想到母親病重，我沒有一分鐘侍奉藥餌，實在無地自容，不堪回首。

1942年春，我可以復學了。家裡認為，上城立三校，無論進前門、進後門，都要經過池塘。池塘里有凶鬼惡煞，我的重病未嘗不是觸犯鬼神，引起作祟。因此不讓我去三校復學，改到城立四校插班，讀二年級下（四冊）。生活似乎又走上了陽關大道。但實際上家庭內部矛盾激化，暗潮洶湧，毀滅了我母親的一生，也埋葬了我的金色童年。

禍起於我的繼祖母曾氏。她是我祖父漢泉公第三次婚姻的配偶。曾氏繼祖母進何家大約在1928年（因為沈氏祖母於先年9月17日去世）。到1942年也有十多年了，一直沒有生育。她比我祖父小十四歲，只比我生父大四歲，比我生母大三歲，比我養父大八歲。要說她有接管、控制全家財務的野心，顯然不是事實，因為她一字不識，祖父不可能把全家命脈交給她管。但像她這種情況，一定會為祖父身後自己的生存計，會利用尊長地位製造威嚴以保障自己的利益，會籠絡祖父以外確有實權而在祖父以後可能掌權的人物。她很容易就看出我養父的廚藝能得到祖父的偏愛，將來同林館一定要靠他振興、發展。於是平日交談閑話之間，她便有意、無意間散布一些對長房的不滿、對二房的偏向，指責長房只會寫算，而又人口多，消耗大，對二房不公平。祖父由於自己對兩個兒子不公正的看待，便不能警覺挑起這個矛盾的極大風險，沒有及時加以制止、遏制，而是任其泛濫。結果家庭生活數十年的和諧與安寧被毀壞，我生父、養父之間的兄弟鬩牆之禍逐漸醞釀、發生，曾祖父母締造的大家庭面臨解體的形勢。

母親天性仁厚，對正在孕育的家庭危機，缺乏警惕、防範和自我保護心理。於是禍機先發到她身上。一天，曾氏繼祖母的姐姐金姨奶從湖北來我家探視並小住。我家因為尊親遠來，熱情款待。這位尊親有自己的生活習慣，這很正常。她的酒癮較大，每頓飯都喝酒，這卻少見。晚飯時有人到柜上支錢，給金姨奶打酒。我母親正在柜上，頗以為奇，付錢後順口問了一句：「不是午飯才打過酒嗎？」不料此話被曾氏聽得，認為嫌棄她姐，不願以酒相待，積怒積恨，蓄謀報復，力求一逞，以快心意。誰也沒有料到，一句普通問話，竟成為引爆家庭矛盾的火線，產生毀滅性的嚴重後果。

自懷惡念後，曾氏開始在我祖父、我養父前挑撥，甚至造謠說我母親行為不檢點，與我父親的朋友龔少元關係不清不楚，致使我父母親感情迅速惡化，爭吵不和，激起我祖父對這個兒媳也發生很大惡感。只在背後煽小扇子她還嫌不夠，還搞起公開表演加以配合，造成更大的事端。據說，有一天早上，曾氏就坐在床上大哭大鬧，並剪下一束頭髮，交給祖父，嘴裡說「我要和她拚命」，接著就跑到我母親房裡，把我母親揪住，推搡廝鬧，不得開交。我母親遭此突然襲擊，手足不知所措，鑒於曾氏是長輩，不能還手，可憐竟白白挨打。（有傳言說，祖父不但不制止，還連喊「打百步大王！」這是把我母親視為銀環蛇般的毒蛇。這與母親的為人完全是風馬牛。祖父人本善良，而信讒至此，真可慨嘆！痛心附記。許多情況我過去竟完全不知道，近些年才了解，真是悲哀。）

關於龔少元，他是我養父的朋友。記得是個傷兵，因傷缺一胳膊，其妻失明，一女羅羅還是個孩子，家庭日常生活自然碰到許多困難。母親可憐她們母女，有空便去幫忙做點家務。曾氏捕風捉影，製造曖昧話頭，挑動父親離婚。這時我的生母李淑媛實在不忍心自己的妯娌橫遭污衊，雖不能直斥長輩之非，仍仗義執言，對我養父懇切相告：「老二，像秀媛這樣賢慧、勤快的女子很難得。她侍候你的種種辛勞、勤謹，想來你不會忘記。不要鬧離婚，什麼事也沒有，和和美美過日子，不要相信那些沒根沒葉的話。久後你會知道我說的不錯，不是害你。離了婚你將來會後悔的，那時就遲了。」父親像是中了邪一樣，這些一字千金的肺腑之言，不僅沒有說服他回頭，而且使他感到憤懣不平，認為嫂嫂貶低他，連我母親那樣平常的女子都娶不來。

我母親雖然溫順、善良，但是並不懦弱。相反，她有強烈的自尊自愛之心，其性格有極剛烈的一面，柔中有剛，寧折毋彎，能為玉碎，不為瓦全，魚死網破，在所不惜。她見父親沒有回頭之意，認為婚姻無可挽救，就同意離婚。她做出決定後，親自送我上學，在路上她小心翼翼地告訴我，她要出趟遠門，好久回不來，要我照顧好自己，有事找伯娘（我生母）。在南正街一家店（其鋪面對著橫四牌樓口上，路過此店時，母親指給我看說，就是這家店），給我定織有兩雙襪子，讓我自己帶憑據條子去取，已付過錢了。說著，她把憑據條子給我收在書包里。我一點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只連連答應記住 了。等我進了四校大門，她就回景明寺娘家去了。過了些日子，我就聽說她到法院遞狀，控告父親。至此我已經意識到父母關係的破裂，求學階段我會跟著父親，要跟母親團聚，需要我能自立掙錢養活母親的時候了。這將是一個漫長的歲月，我對未來沒有母親的生活感到驚駭，難以想像。不久我又聽說，父母親的民事訴訟經安化橋頭河省高等法院最後宣判，判決離婚，父親是過錯方，首先提出離婚，由父親支付銀洋若干（一說300元）作為母親的生活費，母親勝訴。又不久，傳說母親來信，大意是說，感謝祖父仁慈，她從小到何家，她的許多不是都得到原諒，沒有說過她一句重話，此恩天高地厚，只好來世變牛變馬來報答了。這封信我沒有見過，但很像母親的口吻。

時間過得真快，一轉瞬就是1942年秋，我按部就班升入三年級上（五冊）。國語老師劉民珍先生正上課，我發現久別的母親來了，貼著窗戶往裡看我。這是她與父親離婚後首次來看我。瞪大眼睛望著我，就像一種精密醫學儀器對我進行透視。劉民珍先生與我大哥熟悉，但不認識我母親，因此沒有注意窗外的參觀者與教室里的誰有關係。我向母親指了指劉民珍先生。母親微微點頭，表示理解。母親似乎沒有要與我交談的意思，所以不到下課，她就走了。

隨著年齡長大，我逐漸領悟，她的目的也只是來看看我，看我是否健康，如果她看到的是一張紅撲撲的臉，也就滿意了。按照她的性格，她縱然不教我更聽父親的話，也不會教我背棄父親。她的艱難，她的痛苦，只會自己默默忍受，不會告訴一個不懂事的孩子聽。她怎麼不想跟我交談呢？但她更會盡量讓我平靜地讀書用功，不會讓我的腦海里掀起波瀾。她趕在下課前離開，是壓抑著自己與我談話的願望走的。

此後一年左右，我沒有見到母親。據姐姐說，她去了祁陽，住她姐谷嫚家。她姐夫大姨父是湘桂鐵路一個小火車站站長。母親就在那裡做小生意，向來往火車上的乘客們推銷小食品以為生計。這期間父親再婚，賀氏進門。祖父叫我向她磕頭，表示將照顧我生活的責任移交給她了。我對她既無好感也無惡感，這是上輩人的事，我沒有權利置喙。我既沒有理由也沒有力量趕她走，家庭的這個局面不是她造成的。賀氏平靜地接受我屈從現實的過分的禮數，沒有什麼表示。關於母親的情況，我只聽到一些不好的消息，說她得到的作為生活費用的銀洋都被外祖父拿走了，也有說她主動交給外祖父的。這件事我不大理解。這筆錢是母親用一生的幸福（結局說明甚至是用生命）換來的。其中一個小數目用於孝敬父母或被我外祖父拿去使用，於情於理都是可以允許的，全拿去，我母親變得一無所有，就不應該了。我母親會這麼做嗎？我外祖父是這樣的人嗎？事情到底如何？成了我心中的一個謎。不久，又傳說她害病，什麼病？不清楚。

1943年秋或1944年春，有一天我竟然又見到母親。我正急急忙忙上學，走進四校所在的吉升門弄子不遠，迎面來了我的母親。我看她步履如常，並無病態，還想看看其他方面有什麼病狀，沒有來得及喊她。我們正要停下腳步。我看見她嘴角囁嚅一下，馬上走開了。多年以後我意識到，她想掩飾病體，不願暴露癥狀，突然警覺不能張口說話，猶疑一下，斷然離去。我因為要上課了，初小即將結業，不應遲到或曠課，也不去追母親，就去了學校。後來，我聽說她得的是鴨公癆。鴨公癆是中醫學的病名，它是什麼病，當時完全懵懂，現在仍然不很明白，大約是西醫所謂喉結核或喉癌一類侵犯咽喉等部位的疾病，其癥狀主要是說話和吞咽困難，說起話來像公鴨噝噝樣叫聲。傳說她得的鴨公癆，但從來沒有說她不能進餐，則喉癌可能性小，喉結核可能性較大。這是我與母親最後一次見面。

這就是歷史。從母親離家到此時約兩年，到她後來逝世也不足三年，我與母親見面兩次，一句話也沒有交談過。這是歷史的實際。我的不可原諒也在這裡，因為這是母親遭受最嚴重的傷害以後。她受的傷害有三個方面：一，無根據的謠言，誣衊她的人格；二，離婚破壞她的家庭，使她失去親人；三，脫離何家，喪失工作崗位，喪失生活來源。其中任何一方面的傷害，都是嚴重的，甚至致命的。

三管齊下，如泰山壓頂，能把人壓得粉碎。想想她當初毅然採取決裂步驟，定經過反覆思考，只因她更重視清白名聲和生存尊嚴，才情非得已，走這一著棋。她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家庭婦女，而家庭婦女談不上任何經濟獨立。她童年進何家門，此時也才三十齣頭，在不到二十年里她不可能學技術，準備自立門戶，只不過依據傳統侍候和協助丈夫立業。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她此時個人生活的前途，完全是灰暗迷茫的一片，只有我健康地活著是其中唯一的亮點。因此，只有我熱情對待、百計安慰她，才能醫治她遭受的重創，撫慰她完全破碎的心，幫助她樹立起生存的自信，激發起與命運搏鬥的勇氣。也只有這樣，我們母子才有團聚的希望。我一點沒有懂得這些道理，沒有理解母親的艱難、痛苦、危殆。

我的冷漠，我的怯懦，只能使她絕望。母親在如日中天的年齡逝世，不能不是我的罪過。我還認為，她的鴨公癆與我的鶴膝風有關係，是她護理我而受的連累，是結核桿菌通過密切接觸發生傳染的結果。我辜負了她的慈愛，她在我病重時的辛勞、淚水和對我的挽救。幾十年來，我逐漸認識這些問題，為時已經太晚了。

此後不久，日寇淪陷湘鄉。我隨父親逃到繼養母賀氏在羊婆洞的娘家。賀氏對照料我的生活已不耐煩。當時祖父與我們在一起，祖父只得麻煩賀氏的妹妹荷嫚（當時21歲，為人沉靜、善良，體貼人）幫助，祖父後來贈以銀洋一元作謝。到大山沖後，我的生活沒有荷嫚照料，賀氏待我日益酷虐。我早已不計較過去生存的艱難，無意在她死後還控訴她的惡劣行徑，提起這個話頭僅僅是為交待變化的原因。我的生父馥秋公聞訊，冒雪到大山沖把我接到石子塘。

正是在石子塘，有一晚上我忽然得一異夢，夢見母親領著我在一條長長的山路上奔走。母親的模樣如同往昔，精神很好，健步如飛。走到一處山岡上，略顯開闊，一座三杈架草棚赫然在目。這種三杈架草棚，解放前在湘鄉漣水河邊很常見。假使有人要造船，便在鏈水河岸沙灘上施工，搭一草棚，供作廚房、食堂、卧室、工場等多種用途。草棚的形制，是用三根長杉桿，在地面上搭一長三腳架。搭建方法是先取兩根粗長相似而稍短的杉桿，在距頂端尺許處左右交叉，縛牢，尾端兩桿分開，直立地面，作門；然後取長杉桿，將其頂端搭放在門的杈丫里，縛牢，尾端直接放在地面上：三根杉桿與地面接觸處都用木樁、鐵釘固定，縛牢；最後，門上垂掛草簾或其它材料製作的遮蔽物，長杉桿兩邊則捆紮草簾、苫布、油布和後來出現的塑料布等作為頂蓋擋風遮雨，棚內鋪陳和其它用品也極簡陋粗劣。母親手指三杈架草棚告訴我說：「我就住這裡。」我吃驚地說：「你怎麼住這樣地方？」她沒有解釋那個「怎麼」，只連說：「就是，就是。」我一下就驚醒了。這夢好奇怪，我睜著兩眼想，怎麼會有此夢？我不得其解。但我要鄭重說明，這是我千真萬確的經歷。學術工作者對社會的責任心，不允許憑空虛捏以渲染怪異，製造流言蜚語以搞亂思想。我還是解釋不了這個夢。在我的潛意識裡湧出一種想法，我的母親永遠離開了我們，她死了，而且是被草草埋葬在一座山上。

這個想法明顯是依據夢境推論出來的。我的思維、我的認識開始混亂。理智與經歷在頭腦里激烈衝突。我不相信靈魂，我也不相信感應。在傳統的認識里，與我的夢近似的故事，不管是文字記載上的，還是口頭傳說中的，不是神仙顯靈，就是鬼魅作祟。我母親是個極平凡的婦女，沒有做神仙的資格，我也不敢讓她淪為鬼魅，鑒於大家都不能科學地解釋這類故事，因而我平日不太願意講述此夢，以免引起誤會。只有在尋求解釋的時候例外。我的淺陋的知識和理解力，固然不足以給出合理的科學的答案，六十餘年來我也不曾從別人的指點或著作中找到令人信服的說法。但是，我覺得還是應該寫出來，等待科學更加昌明之日由後人去解釋為好。

抗戰勝利，我們都陸續回城。漸漸傳來比較確切的消息：母親確實已在祁陽辭世。大約是1944年冬，她在祁陽時間不長，病情發展很快很嚴重，終告不治，

飲恨而亡，具體時間和葬埋地點不詳。抗戰期間，殯葬草草竣事，在意料中。一切都如夢境所示，她最終住在「三杈架草棚」中。這是她的悲慘人生的延續。命運之於我可憐的母親，可說是至為苛刻、至為殘酷。

1945年夏秋間，抗戰勝利後第一個中元節時，父親回城後第一次設祖宗牌位祭祀。我用紅紙書寫了母親的靈位，擺放祖宗牌位旁邊，寄託一個少年對於人天永隔的母親的無盡的思念。父親和繼養母都沒有阻撓。我母親的乾兒子、我的好友黃凌德兄給了我一張我母親的半身照片，我二哥遐修的一位初中同學年少而工畫像，依據這張照片畫成我母親的懸掛用像。後來我又將德兄贈送的照片請王府井的照相館翻拍，雖然效果不理想，卻可以加印。有一年我回湘鄉探親，父親聽說我有母親的相片，向我索要。當我聽到他說「能不能給我一張」這句話時，感到一種意外的震撼。我知道父親的第二次婚姻是徹底失敗的。第一次婚姻的破裂給他自己和我們母子都造成極大的不幸。他像我生母預料的一樣後悔了。我理解父親的悲苦，他為青年時代的輕率、錯誤所付出的沉重的代價。我給了他一張母親的照片，他馬上裝進掛在牆上的玻璃相框里。這張小照片，實際上是一張折磨他心靈的照片，象徵著悲慘、往事不堪回首。我為此增添了對他的敬意。

父母離婚後，外祖父維持著對我的疼愛。每年紅薯收穫後，他總會帶十多斤給我，放到與我家鄰近的英華麗鑲牙店蕭南薰老先生家，通知我去取了放到我生父母處，可以陸續享用。這無疑也是母親的意思。紅薯是過去農民走親訪友常帶的禮物，對我來說，它是親情的象徵、母愛的延伸，更具有非同一般的意義。此後有多年我外出讀書，沒有外祖父的消息。1960年1月，歷史研究所剛補發我160元工資，頗有戚友問我要錢。初不料外祖父此時也有來信，說到地方經濟困難，生活艱苦，迫切希望我給以支持。我記得母親的大恩、外祖父的疼愛，將160元做了用途分配計劃，寄給外祖父40元。但沒有得到回信，以後也不再來信。後來我聽說他收到了此款，但他沒有多久就去世了。他的家中，雪舅和細嫚外出，只留下雲舅一支。一大家子人，只經過幾十年，也變得零落不全。人事滄桑，有如此者。

1962年6月，我回鄉探親，意外地在府館巷口新遷的家中見到了雲舅。可惜他因要趕路，飯後就走了，沒有機會細談，了解母親的情況。雲舅應是主動登門的，說明他和我父親這兩位過去的郎舅的重歸於好，這也是我父親內心懺悔的結果。雲舅來過我家多少次我不清楚，以後我沒有再見過他，聽說他沒有享高年。雲舅的兒子、我表弟蕭求林也來親近前姑父， 與我也見過面。這種種情況反證出我父母親之間本不存在積怒和仇恨，沒有解不開的結，如果沒有人從中調唆、挑撥，他們不會走到不可挽回的一步。這增加了我對母親之死所抱的悲痛。

母親埋在祁陽，孤單、寂寞。她一個人孤零零、靜悄悄地躺在祁陽的某個荒山亂岡之上，雖屬同省，卻是異鄉。每一念及此點，我就聯想起《聊齋志異》的《嬰寧》篇說的：「老母岑寂山阿」，「九泉輒為悼恨」。這十二個字多麼像是為我母親寫的啊。我年青時沒有像古代孝子那樣去尋找她的遺骸，如今更不可能，倘若她真的泉下有知，對我這個兒子能不「輒為悼恨」嗎？（文/何齡修）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歷史所研究員，1933年生於湖南湘鄉，近著有《清初復明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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