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上學的念頭支撐他跨越兩個大陸15歲海達里與其他難民的故事

2015年開始，「難民」這個名詞成了許多人都熟悉的單字，儘管越來越多人認識到難民們的窘境並伸出援手，但隨著時間流逝以及媒體堆疊的印象，外界對他們的想像已經被化約成「一群處境堪憐急需住所和食物的人們」，然而透過幾位難民的敘述可知，他們需要的不只是看得到的物資而已，家人、朋友和旁人善意的對待更是決定他們能不能找到歸屬感的關鍵。

希臘靠近馬其頓的伊多梅尼當地，在難民收容區的小朋友對攝影師秀出胸前的德國國旗。許多難民將德國當成重生的地方，但不少人落腳之後卻有了不同的結論。

「你家在哪裡？」對許多人來說這個答案多半與地點相關，但是對因戰亂被迫輾轉逃往歐洲，甚至完全沒有親人在身邊的中東難民而言，這個答案一時很難說清楚，儘管他們已經被安頓在歐洲國家，但後續生活面臨到的挑戰只讓難民失望，並決定回到仍在戰亂的家。

《基督教箴言報》、《半島電台》以及《德國之聲》等媒體訪問了幾位落腳歐洲的中東難民，他們儘管經歷不同、背景不同、落腳的國家也不同，但從他們描述的經歷可以看出，最能支持一個人持續下去的動力往往與人際和社會扶持有關。

德國一處語言中心內，敘利亞來的難民們正在學習德語。德國境內為了協助難民融入社會，會介紹他們上語言課程，不過對被迫離家的難民來說，他們往往很難專註學習，因為所有思緒都還在遠方家人身上。

「配額難民」亞爾瓦與她的母親

35歲的敘利亞人亞爾瓦(Arwa Bchara)和71歲的母親札奇雅(Zakiah Bshara)住在德國北邊的基爾(Kiel)，她們與近期湧入歐洲的難民有些不同，因為她們是德國境內的「配額難民」(quota refugees)，數年前因為見到家園被伊斯蘭國(IS)侵略，亞爾瓦不得不放棄自己在法律界的大好前途先逃到黎巴嫩，但考慮到家人無法一起在黎國安頓，阿瓦爾緊接著又自己先申請難民資格，並在2014年3月時被安置到德國境內，當時的她不需另外申請庇護，也可以在德國找工作，然而對法律出身的亞爾瓦來說，在德國當地的生活仍有許多挑戰。

一開始，落腳德國的亞爾瓦全心全意只想著怎麼把家人從中東帶來她身邊，她無心去上德語課，最後是靠著從電視上及朋友的談天，一點一滴學起德語，而她的母親則是只懂簡單的單字。

在德國勞工福利組織(AWO)替難民解決疑惑的杜朗(Günay Turan)表示：「難民剛落腳一個地方，常常最先思考的就是被留在另一地的家人們，…，他們需要時間才能融入當地。」

確實，亞爾瓦還需要一段時間才能適應德國的生活，她的丈夫在半年前過世了，幸好這件事並沒有讓她從此變得孤立無援，現階段她的鄰居：一位伊拉克人，一位德國人，會不時拜訪她家，儘管他們不懂彼此的語言。

亞爾瓦：「德國鄰居來看電視的時候，她們(指母親和鄰居)會坐在一塊喝咖啡看電視。」

「我想待在這，因為我想回報給幫助我的德國社會。」

靠自己學德語的亞爾瓦，目前已經拿到德語的B1等級證書，曾開過法律顧問公司的她，很希望能在德國當地繼續用法律的長才服務大眾，但這件事並不容易，她必須有一定的語言程度、接受在職訓練以及拿到專業證照才行，在杜朗的引薦下，她現在先到AWO擔任翻譯。

亞爾瓦與母親仍常常想起敘利亞的家，儘管德國的生活算是愜意，但年屆七旬的母親札奇雅還是想在戰爭結束後回鄉，亞爾瓦的想法則有點不一樣，她說：「我想待在這，因為我想回報給幫助我的德國社會。」

受到迫害的亞茲迪人們舉著牌子：「亞茲迪人在伊拉克沒有家，沒有人權也沒有身分」。

後悔到德國的薩布洛與蘇里曼

「到歐洲之後就能有重生機會了」，這是35歲的亞茲迪人薩布洛(Shamo Sabro)原本的打算，2014年遭迫害且上千族人被殺的他帶著家人躲進難民營， 2015年11月時，他付了5,000美元(折台幣約16.3萬元)給人口販運者，並帶著妻子和三個孩子踏上充滿恐懼的渡海之旅，最後他們終於抵達希臘並輾轉進入德國，落腳在西北的歐登堡(Oldenberg)一處曾是養雞場的難民營內，只是薩布洛原本期望的「新生」並不如所想。

薩布洛：「我沒有認識的人」，「我沒有朋友。」

憶起短短3個月的歐洲行，薩布洛感到難受和不舒服，他談到德國政府每月給他們510歐元(折台幣約1.9萬元)補貼，也有非政府組織提供三餐給他們，但一想到必須和其他來自伊拉克或敘利亞的難民共處一個空間，薩布洛不由得害怕起鄰人可能與迫害他們族人的伊斯蘭國有關。

「德國是個好地方，但它終究不是我們的家」

另一位亞茲迪人蘇里曼(Murad Suliman)也有類似的情況，他付給人口販運者1萬美元(折台幣約32萬6,820元)，帶著一家大小輾轉來到德國漢堡(Hamburg) ，但生活並沒有如他預期地好轉，難民營的生活充滿擁擠與惡劣的環境，蘇里曼接受《半島電台》訪問時說：「我們原本以為再怎麼樣都比伊拉克好」。

蘇里曼：「如果我們早就知道事情會是這樣，我們到歐洲之後會受到這麼多磨難，我們就不會離開家鄉了。」

最後，讓蘇里曼決定回到伊拉克的是與族人四散的絕望感，他說：「我們以前聽其他人說，亞茲迪的下一代到德國會有未來。」

現階段，薩布洛和蘇里曼都回到了仍在戰亂的伊拉克，他們是少數幾個前往歐洲之後又返回家鄉的人，薩布洛待在伊拉克境內的難民營，並告訴人們歐洲之行的經歷，但沒有太多人聽得進去，薩布洛說：「我告訴大家真相，但他們不聽」。

薩布洛：「德國是個好地方，但它終究不是我們的家。」

難民小朋友剛越過塞爾維亞邊境，正努力往西歐前行。許多難民孩子必須一個人跋山涉水，支撐他們下去的除了無可比擬的韌性外，還有對家人的思念以及期待團聚的心。

12歲獨自從阿富汗前進奧地利的海達里

學英文。不斷學習直到你死的那一天。

前述提到的亞瓦爾或是薩布洛等人，他們都是有家人在旁的難民，但15歲的阿富汗人海達里(Shahzad Haidari)則不一樣，他只有一個人。

10或是11歲那年，他的父親遭塔利班武裝分子殺害後，海達里一家頓時失去依靠陷入貧困，他憶起當年只感到記憶混亂和模糊，但唯一清晰的就是母親告訴他的話：「學英文。我們要擺脫這一切只有這個辦法，不斷學習直到你死的那一天。」

12歲那年，他記得某天打完零工正往回家路上，堂兄弟跑來對他說家被燒了，他的媽媽和弟妹全都不見了，並阻止海達里跑回去，堂兄弟對他說：「如果你回家，你也會被殺掉。」

就這樣，年幼的他踏上了遠征歐洲的漫漫長路。

海達里：「我(一路上)很害怕，但我沒有哭。」

一開始，沒有任何援助的海達里先在喀布爾市區想辦法生存，他在街邊賣口香糖，併到一間攝影棚打掃，過陣子和其他孤兒一起付錢給人口販運者帶他們逃往伊朗。

一群孤兒踏上了艱辛的漫漫長路，他們花上七天越過沙漠和山區，最後被人口販子安排到一間伊朗背包工廠內當童工，海達里對《基督教箴言報》記者回憶那時的經歷，表示「人們好殘忍」，當時廠長會把一半的工資拿走。

海達里：「我們那時每天從早上8點做到晚上8點，一天只有早上和晚上可以吃飯。」

就這樣，在背包工廠打工的海達里做了9個月，但超時工作和非人待遇並沒有讓他忘記母親曾對他說過的話，他知道自己必須要念書，於是他和其他一些阿富汗年輕人找來人口販運者，並帶他們前進到了土耳其。

跟大家一起度過冰河的那個夜晚

土耳其的日子遠比伊朗舒適許多，海達里在這裡交到朋友，也靠冰淇淋工廠的工作存了不少錢，但他發現自己仍然沒有機會上學，所以10個月後，他又再度動身前進西歐，路途上他也碰見其他難民，不過在通過塞爾維亞時發生了危險的插曲。

海達里與其他人，正要走過結凍的河川，但因為走上冰面的人太多導致河面出現大洞，「我們跌到河裡…當我爬出來，我覺得自己全身都結冰了」。

海達里：「我當時聽到一個人說『讓我待在這吧，我知道我要死了。』但人口販子說：『拜託，堅持下去吧』，之後那個人活下來了。」

歷經艱辛，海達里在過了15歲生日沒多久終於來到了奧地利邊境，但他又遇上了另個難題：奧地利的國民教育只有到15歲。

不過，這沒有打擊到海達里的意志，一路從阿富汗走到奧地利的他，向庇護中心人員拿了維也納教育局的地址後，再度靠自己的力量前進機構表達自己想上學的心。

海達里：「我(一路上)很害怕，但我沒有哭。」

某天，他接到一所學校職員打來的電話，電話中的女士表示學校董事會聽說了海達里的故事，最後他終於得以進入學校的8年級就讀。

回憶這一路辛苦，當他想起母親當年對他的教誨時，躺在床上的他哭了。

上圖就是接受《基督教箴言報》訪問的海達里，目前他的庇護身分還在申請中，所以得暫時改名。他對記者談到自己從阿富汗一路走到歐洲的經歷。

奧地利夫妻收養他

海達里的運氣並沒有就此打住，原本擠在難民收容中心的他碰上了教書的派特里普雷斯(Axel Petri-Preis)一家人，35歲的派特里普雷斯先生和太太希望能在難民議題上多儘力，他們不想讓自己只是捐款而已，所以開始拜訪難民收容中心，並認識到海達里。

一開始，普雷斯一家會定期去探望海達里，給他購買新衣並帶他出去走走，漸漸地，夫妻倆發現海達里的東西常被偷走，他們決定定期把海達里接回家住個一兩天。最後，夫妻倆下了重要決定：收養海達里。

約法三章：這是一個非穆斯林且兩性平等的家

至今，收養海達里這件事對普雷斯一家或是海達里本身，都還是需要時間適應的事，他們在收養當下與海達里做了約定，告訴他這個家庭並不是宗教為中心的家庭，對所謂的伊斯蘭信仰也有批評，另外在普雷斯家中兩性是平等的。

收養後的日子並非一路平順，雷斯先生說他常因為16歲的海達里氣到不行，而家中5歲的小女兒對這位大男孩的入住也常感到迷惑，有時候女兒會不斷地問：「他什麼時候才會去阿富汗？」

普雷斯太太也對自身的定位感到困惑，她對記著表示自己曾掙扎過究竟算不算是海達里的母親，但現在她待他如自己的孩子。

海達里對普雷斯一家的照顧相當感恩，這些溫暖讓他慢慢釋放掉過去的恐懼，他知道自己到了18或20歲時，他們還是會在身邊不會消失。只是，他還是希望找到那支持自己一路到現在的母親。

「我唯一害怕的是，某天有人打電話給我說：『我很抱歉，你的母親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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