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存在了 64 天的巴黎公社，為何被 13 萬政府軍血腥屠殺？

作者簡介：

約翰?梅里曼（John Merriman） 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查爾斯?西摩講席教授、歐洲現代史研究領域舉足輕重的權威學者。著述甚豐，其中包括奠定其學術地位並已成為美國高校通行教材的《現代歐洲史》（先後有1996、2004、2009年三版），最新著述包括《警察故事：建構法國國家1815—1851》、《炸藥俱樂部：世紀末巴黎的一場爆炸如何點燃現代恐怖時代》。梅里曼還在耶魯大學成功開設了兩門廣為人知的公開課程，分別是「1871年以來的法國」和「歐洲文明史：1648-1945」，曾於 2000 年獲得耶魯大學教學獎。

譯者簡介：

劉懷昭：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碩士，台灣第二十七屆梁實秋文學獎翻譯獎得主，曾任職北京三聯《生活周刊》及香港《明報》（紐約）等媒體的編輯、專欄撰稿人。其中譯作《起火的世界》、《興邦之難：改變美國的那場大火》先後收入田雷主編的「雅理譯叢」，已由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出版。

書籍摘錄：

譯者序 如果你去巴黎公社牆，別忘了頭上戴朵花

劉懷昭

我們用生命夢想烏托邦。我們用死亡實現理想國。（Our life dreams the Utopia. Our death achieves the Ideal.）

雨果

在巴黎短暫的逗留中能擠出時間到拉雪茲神父公墓的人，必定是個骨灰級的文青吧。至少在那樣一個臨近聖誕的日子裡，墓地里看不到太多的活人和很多的鮮花，而樹葉也全部掉光了。所以，當我告別了巴爾扎克和雨果，在斑駁的樹影下逡巡中，被烏鴉的叫聲驚醒，然後毫無預期地與巴黎公社牆迎面相遇時，那一瞬間，真的有一種「撞牆」的感覺。

面對著它我一時無措，不知作何感想。它一直只存在於那已經淡忘的中學課本中，是一段概念化的歷史，是我們並沒有來得及真正了解但已經匆匆告別的革命。而且即便我已經站在了它的面前，它也仍然是面目模糊的——它只是一段爬著枯藤的矮牆，和一塊記錄著時間的大理石紀念銘牌，上面沒有名字——無名紀念碑，不能確定它本意要體現的是無產階級集體主義的精神，還是資產階級對那些聲稱是他們的掘墓人的死者的不屑。

這便是我——或許還包括絕大多數中國讀者，無論是文青還是憤青、到過巴黎還是沒有到過巴黎——在有機會讀到約翰·梅里曼的這本《大屠殺：巴黎公社生與死》之前，對巴黎公社的認知狀態吧。

比如，我們知道這樣一些概念：巴黎公社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社會主義革命，工人階級為此拋頭顱灑熱血，遭到了血腥的鎮壓。我們還知道，馬克思在公社失敗後，曾闡述和肯定了公社的原則。

巴黎公社時期軍隊攻打公社社員

但誰是那些拋頭顱灑熱血的人，到底什麼是公社的原則？那些自發組織起來的人，應該是一個個有名有姓的巴黎人，是畫家庫爾貝，是工人瓦爾蘭、銅匠泰斯，是用雙胞胎兒子的名字做筆名的女作家貝拉，是洗衣婦之子埃米爾·杜瓦爾，既是新教牧師埃利·雷克魯，也是他那無政府主義的親兄弟、地理學家伊萊沙。巴黎的工人階層也好，共和派及社會主義知識份子也好，他們是通過什麼樣的一份「自由商討的契約」（巴黎公社文告）凝聚在了一起？他們想要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到底是什麼？

又比如，在我們的知識體系中，對無產階級革命的血腥暴力，我們接受過灌輸，也經歷過對灌輸的顛覆和「告別革命」的思潮。但暴力究竟是誰的原罪？書中我們看到，在巴黎公社被血洗之前，包括共濟會在內的三家團體曾對凡爾賽政府施壓，希望政府能承認巴黎人的自治權利、認可巴黎公社向「民主和社會共和」邁出的第一步，從而達致談判解決爭端。「事實上，公社從整體上來說——如果忽略他們的語言暴力水平——是非常用心地顯示他們不會像（鎮壓巴黎公社的）凡爾賽軍那樣做的。」即使在最艱難的時刻，巴黎公社整體上保持了對法律的依附（如，沒有沒收法蘭西銀行的資金，而是申請了銀行貸款，儘管強制沒收易如反掌）。

一個多世紀以來，無論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思想上是多麼對立，他們竟都不約而同地用暴力革命來定義巴黎公社。但本書作者以他佔有的史料指出，歷史終將向公社整體上的人性化致敬。

因為，點燃巴黎公社革命之火的不是暴力和仇恨，而是在普法戰爭中積聚起來的、反抗外敵入侵的市民自救和反抗腐敗帝制的城邦自治，以及多元共和思想的合流。從巴黎的舞廳到城市邊緣的倉庫，讓巴黎人享有政治權利並成為自由的燈塔，這樣的思想一度深入人心。這些權利既包括義務的世俗教育，也包括集會和結社的自由。以爭取婦女權利為己任、堅持絕不能「將女性的地位與人道」分開的巴黎公社婦女運動先驅——或許也是歷史上最早的女權主義領袖——路易絲·米歇爾，在公社失敗後受審時，譴責了公社混亂中出現的處決人質的行徑，強調公社「絕對與任何暗殺或縱火行為無關」，社會革命才是它的目標。「讓我們永遠走向上的路，追求正義和智慧」，這種對公平、正義與善的嚮往，不也是柏拉圖的理想國的主題？

因為，巴黎公社曾開啟了一系列基於公正與平等思想的重大的社會改革，包括推行普選、對婦女聯盟的認可等。然而一個承載著主權在民的認知與期許的自治城邦，僅僅存在了 64 天，就在 13 萬政府軍「血腥一周」的大屠殺中走向了盡頭。作者的結論是：真正血腥的是國家暴力，它是有組織的、系統性的：「法軍對他們自己的同胞進行的這場大屠殺，令接下來的一個世紀籠罩在不散的陰魂之中。你可能被殺，因為你是某人，因為你想得到自由——這可能就是 1871 年 5 月 21 - 28 日那個血腥之周、歐洲 19 世紀最大的一場屠殺的終極意味。」

巴黎公社時期宣傳畫，意在頌揚女性社員

本書作者、耶魯大學著名歷史學家約翰·梅里曼的學術興趣和研究領域是國家恐怖主義的起源，因此本書的主要脈絡是凡爾賽政府軍針對巴黎公社的大屠殺。他指出，「如果 1871 年的巴黎公社可以被看作 19 世紀最後一場革命，那麼國家隨後進行的血腥的、系統化的鎮壓就無異於釋放出了 20 世紀的惡魔。可悲的是，這或許是巴黎公社留下的一筆更大的遺產，比普通大眾在此期間獲得的自由更大。」這是否可以解釋，為何巴黎公社之後，別國的社會主義革命都因此而篤信暴力手段，並在暴力革命成功後，仍擺逃不掉血腥輪迴的怪圈？

掩卷之時，拉雪茲神父公墓的那塊無名紀念牌也不再面目模糊——上面沒有公社死難者的名字，甚至沒有死於這面牆前負隅頑抗的公社最後一批戰士的名字，答案或許與理論無關，而只是技術性的：「當報紙要求發布軍事法庭處死名單時，他們被告知，這是不可能的，因為這些臨時法院不保留記錄。很多人乾脆消失了，成了無名的受害者。當有些遇難公社社員的屍體被認出來時，在長達 4 個月的時間裡，當局一直拒絕讓家屬來掃墓、放置鮮花或其它任何東西。」

我不曾在春暖花開的季節造訪過巴黎公社社員牆，但不難想像 1908 年立起大理石紀念牌匾之後，法國歷經的社會和解的努力，和紀念牆前那些紀念的鮮花。實際上，在紀念牌匾出現之前的二三十年時間裡，社會主義政黨在法國才開始真正成形，法國工會得以合法化並成長壯大。公社的歷史不僅被視為共和國歷史的一部分，而且正如本書中揭示的，「已成為法國國家歷史的一個重大、積極的事件。」

更複雜的感受，在掩卷時欲說還休，聯想到的是曾對巴黎公社提出批評和質疑的雨果，在公社被血腥鎮壓後轉而譴責政府，並因激怒了梯也爾而被法國政府施壓驅逐出比利時。此後經年，雨果一直在為公社倖存者的營救和特赦而奔走，甚至還寫有一首詩，名叫《更偉大的英雄》，獻給獄中的路易絲·米歇爾。但我們也不能就因此說，雨果轉而支持革命的暴力，就像他反映法國革命的巨著《悲慘世界》，與其說是用人性的話語來詮釋革命，不如說是在詮釋人性本身，並以此喚起世人的同理心和對理想的追求：「我們用生命夢想烏托邦。我們用死亡實現理想國。」

一名女子被控扔燃燒彈而被凡爾賽軍殺害

第九章 大屠殺（節選）

無論士兵還是軍官，都常把公社社員比作殖民地的「野蠻人」。 泰奧菲爾·戈蒂耶就形容他們是「野蠻人，鼻穿鈴鐺，硃砂文身，在冒著煙的社會廢墟上挑著敵人的頭皮跳舞」。加利費侯爵有一次曾拿公社社員和法國軍隊殘酷對待 40 年之久的北非阿拉伯人相對照：「這些阿拉伯人有神明和祖國，公社社員卻兩樣皆無。」另一位將軍接茬道，「假如要在阿拉伯人和這些暴亂者之間選擇，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阿拉伯人做對手。」許多作戰官兵曾在阿爾及利亞、墨西哥甚至中國打過仗，在他們看來，公社社員並不比他們在國外遇到的叛亂分子更稱得上是法國人。另一名反公社人士阿爾封斯·都德則哀嘆巴黎「落入黑鬼之手」。

夏爾·德·蒙莫朗西（Charles de Montrevel）認為，大多數參與公社的「這種大型狂歡」的巴黎人都是「下等階層的外省人」。他將大規模湧向大城市中心地帶的移民潮與社會及政治的動蕩聯繫起來，因為新來的移民被動地從傳統的鄉村社會包括家庭和組織化的宗教割裂出來，而這些本來可以約束他們的行為。其結果就是集體性的精神錯亂。蒙莫朗西認為，正是這一點而非其他才是歷史的宣判。古斯塔夫·德·莫利納里（Gustave de Molinari）也斷定了這一點。在他看來，移民從外省遷居到周邊平民區，已使巴黎變成了「一種內加州（interior California）」。該做些什麼來預防政府在這些人手中「淪為殘酷的奴隸制」？

有個來自波爾多但公社期間生活在首都的人，對巴黎人沒說什麼好話。他認為他們是「虛假的物種」：「真正的巴黎人，永遠都是一副令人厭倦的冒冒失失的樣子，沒辦法嚴肅深沉起來。無論何時何地都嘻嘻哈哈，他們不懂尊重，也沒有信仰。」因而，巴黎人沒有能力作出政治決定，而只能靜候「意志強大的人，自由的思想家，普通酒吧里的點綴」來給他們發號施令。要是他們自己無法成為政治角色——正如深受鄙視的公社已清楚地昭示了這一點——更強大的勢力就會乘虛而入，撥亂反正，哪怕這樣做會牽涉到前所未有的暴力。

麥克馬洪本可以終止處決行為，可他卻對巴黎發生的事情睜一眼閉一隻眼。 5 月 25 日，朱爾斯·費雷報告說，麥克馬洪手下有三位將軍都下令處決被俘獲的「叛亂頭子」。麥克馬洪稱已提醒過這幾位將軍，要他們奉命押送已投降的俘虜到凡爾賽軍事法庭。但最終，麥克馬洪卻完全聽任大屠殺繼續下去。

經歷炮火及公社的失敗之後的巴黎市政廳

然而，不管麥克馬洪對費雷作過何種表示，他的指揮官們似乎從未接到過押送俘虜到凡爾賽的命令。他們經常下令槍斃那些俘虜中攜帶武器的公社社員，儘管——再重複一遍——個別人的生死最終取決於個別軍官。西塞絲毫沒有良心不安之感——他通知弗朗索瓦·杜·巴雷爾將軍說，任何為公社作戰的人都要處決。梯也爾收到過有關公文，他對就地槍決俘虜之事很了解，卻沒有作任何阻止。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溫和的共和派克林尚將軍曾試圖阻止在蒙梭公園發生的處決事件。

然而，有些將軍，人稱「三色旗恐怖之星」的加利費侯爵，就自行其是，下達生殺予奪的命令。加利費還炫耀說他曾親手槍斃 70 個公社社員。曾有個婦女撲倒在他腳前，哀求饒了她丈夫的性命，這位將軍答覆說，「太太，我去過巴黎所有的劇院；這種表演我見多了。」加利費在布洛涅林苑究竟下令殺死了多少俘虜，這將永遠無從知道，但他沉醉於作惡之中，有一次自鳴得意地說他寧願被看成「偉大的謀殺者，也不要被視為微不足道的刺客」。他大言不慚地宣告，「說到底，我是極度藐視他人的性命的。」他曾沖著包括路易絲·米歇爾在內的一隊俘虜吼叫道：「我是加利費！你們蒙馬特人，你們認為我殘忍。你們就會發現，我比你們想像得還要殘忍。」

儘管這些處決源於凡爾賽各級軍人殺氣騰騰的仇恨之心，也儘管對目擊者而言其似乎為隨意的行為，但大屠殺實際上是有組織的。甚至在凡爾賽軍進入巴黎之前，

梯也爾就已為在那兒設立軍事法庭做好了安排。他完全預期到，軍隊要在這座城市處決公社社員。鑒於這種前瞻，沒有理由認為他想要部下給所有的俘虜留一條生路並把他們帶回凡爾賽。軍隊在進入巴黎後，在蒙梭公園和軍事學院（Militaire école）設置了最初的兩大處決點——至少在 5 月 23 日時便已就緒（在此前一天已經在蒙梭公園槍決了 15 男 1 女）。屠殺就此系統性地展開了。

巴黎公社牆

身為公社社員的記者卡米耶·佩雷坦，深信大屠殺是事先計劃好的，並且存在一份打算逮捕及槍決的名單。她認為，凡爾賽軍並沒有遭到什麼抵抗，尤其是 5 月 21 日進入巴黎時，因此大規模的屠殺更難辭其咎。「大多數（公社社員）都很氣餒，放棄了戰鬥；只有少數意志堅定的人分散在各處繼續保衛公社。」佩雷坦有理由認為，大屠殺不僅僅是「針對公社社員實施的殘酷鎮壓」。它針對的是「所有巴黎人，而非僅僅是公社的擁護者。」自 1572 年發生天主教徒屠殺新教徒的聖巴塞洛繆日（Saint Bartholomews Day）大屠殺以來迄今，在首都還從未再見過類似情況。對梯也爾及其幕僚來說，巴黎是敵人，罪當「一次足夠大規模的、疾風驟雨般的大屠殺」。在 5 月 24 日一次演講中，梯也爾自吹自擂道，「我讓（巴黎人）鮮血奔流。」確實，他做到了。

那些被審問的人受到以下例行訊問，「你是公社成員嗎？你在公社那邊！你臉上寫著呢。你的年齡？姓名？你的身份證明文件在哪兒？好了……滾！」這意味著去死。有個受害人被問及是否參與了叛亂。「他是個惡棍，」旁邊有個士兵說。指揮官回應道，「殺了他。」

因而，佩雷坦聲稱凡爾賽軍是針對所有巴黎人而非僅僅是公社社員，他這麼說是有道理的。梯也爾的軍隊當然會將某些群體作為特定目標，但有些部隊似乎急於隨便找個理由就殺死遇到的人。他們絕不會小心翼翼或細加甄別。讓-巴蒂斯特·莫里哀就是這樣一個倒霉的受害者。他在星期五遭到逮捕，儘管他並沒有參加公社。有個名叫加爾辛（Garcin）的上尉訊問他是不是叫莫里哀，他作了肯定答覆，並說這位軍官一定知道他曾當選法國下議院議員。加爾辛說他知道，但又根本無動於衷。

題圖及文內圖由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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