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呂思勉治史風格的異同

陳寅恪《論唐高祖稱臣於突厥事》(以下簡稱「陳文」)，最初是在蔣天樞所撰《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中論著編年目錄中看到的，有關唐高祖稱臣突厥事，曾見之於呂思勉的史著，故認為稱臣事應是史界的共識，並非懸而存疑的「公案」。然碌碌無暇，未找來陳文細讀，更未將陳、呂著述勘對比較。後讀余英時《陳寅恪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一文(下文簡稱「余文」)，說陳寅恪此文，一望而知是針對解放初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而發，「陳先生本與人為善之意，希望效法唐太宗，在統一中國之後即改弦易轍」。余英時為證明他的推斷，提出兩條理由：(一)陳寅恪關於此事之考證早己見於《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下文稱「陳書」)。陳文之要旨實已全見於此。然陳寅恪竟在1951年特撰一文，鄭重發揮此旨結之以「初雖效之，終能反之」的激勵之語，其借古諷今之意十分明顯。(二)借突厥以指蘇俄，已見於陳寅恪1945年所寫《余昔寓北平清華園嘗取唐代突厥回紇吐蕃石刻補正史事今聞時議感賦一詩》，說：「通過這首詩便能徹底了解《論唐高祖稱臣突厥事》一文的命意所在了。」因讀了余文，遂引起我讀陳文、陳書，探究余文所謂「命意」的興趣，又由「命意」進而略說陳、呂兩位大家的治史風格。所論是否得當，敬請學界同人指正。

一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略稿》1941年寫成於香港，1943年在重慶商務印書館出版時易名為《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該書下篇「外族盛衰之連環性及外患與內政之關係」一節，引《舊唐書·李靖傳》敘高祖稱臣突厥事云：

「太宗初聞靖破頡利(按：突厥可汗)，大悅，謂侍臣曰：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國家草創，太上皇(高祖)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未嘗不痛心疾首，志滅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暫動偏師，無往不捷，單于款塞，恥其雪乎。」隋末中國北部群雄並起，悉奉突厥為大君，李淵一人豈能例外？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所載唐初事最為實錄，而其紀劉文靜往突厥求授之本末，尚於高祖稱臣一節隱諱不書。逮頡利敗亡以後，太宗失喜之餘，史臣傳錄當時語言，始泄露此役之真相。然則隋末唐初之際，亞洲大部民族之主人是突厥，而非華夏也。細讀陳書的這段文字，實是陳寅恪的敘史，而非考史。換言之，陳寅恪並未說高祖稱臣突厥的史實為他的新考證。查閱呂思勉的史著，最早記敘此事的是他的《白話本國史》，此書1923年商務印書館初版，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極有銷路的一部書，嚴耕望說這部書是他所讀的第一部中國通史，30年代中期他讀中學時，閱讀的人仍很多，對當時歷史教學有相當大的影響。然而《白話本國史》所述，也是敘史而非考史。20世紀上半期出版的一些中國史著述，對此事都有或詳或略的記述。如1922年出版的王桐齡《中國史》，1932年出版的李泰棻《中國史綱》，1934年出版的鄧之誠《中華二千年史》，同年出版的章嵌《中華通史》，1940年出版的錢穆《國史大綱》(11)，1944年出版的廖鳳林《中國通史要略》(12)，1946年出版的藍文徵《隋唐五代史》等(13)。其中，鄧、章二書，是「大學叢書」；錢、廖、藍三書，是部定大學用書，都是當年流行較廣的史著。

唐高祖稱臣突厥事，按舊史家之觀念，實在有損臉面，固常有忌諱或語焉不詳。然按現代史家的眼光，則其之所以重要，乃關涉唐初的對外形勢。因此，不僅在專業的史著，即便是中學歷史科教書也都有涉及。如呂思勉撰寫的一些中學歷史教科書：《新學制高級中學教科書》(1924年版)、《高級中學教科書》(1934年版)、《高中複習叢書本國史》(1935年初版)、《初中標準教本本國史》(1935年版)等，(14)對此都有清晰而簡要的記述。值得注意的是呂著《高中複習叢書本國史》，原是學生高考復慣用書，體例上以問答形式列出中國史上348個問題，其中第138題問「唐初之武功如何」？答案涉及北方的突厥、鐵勒，西域的高昌、焉耆、龜茲，東北的奚、契丹、室韋，西南的吐蕃等，也記及高祖稱臣突厥事。其所述的主要內容，與陳書及呂著其他史書基本相同。《高中複習叢書本國史》出版後頗受學生歡迎，曾一再重印，至1937年出版改訂本第五版，1943年有成都(蓉)商務印書館的訂正版的《複習叢書本國史》，在「問唐初之武功如何」一節，以括弧方式注有「湘五、成都、山西」六字。其他題目也有類似的注文，如「問魏晉南北朝之學術如何」題後注有「贛二十二年、北平、粵」。「問鄭和使西洋之事如何」題後的注文是「贛二十三年，浙二十一年」等。所謂「贛二十三年」、「浙二十一年」，即表示1934年江西歷史考試用到此題，1932年浙江歷史考試用到此題。上文提到的「湘五」自是指民國五年湖南的歷史考題，可見「唐初之武功如何」及高祖稱臣突厥事，大約在湖南、成都、山西等地歷史考試中有所涉及，至少在當年已成為部分初高中的歷史教學內容。

清末民初的通俗史家蔡東藩，在1916-1926年間撰寫了一部《中國歷代通俗演義》，其中《唐史演義》的第十五回「偃武修文君臣論治，易和為戰將帥揚鑣」，也記有高祖稱臣突厥事。(15)這套《中國歷代通俗演義》出版之後頗受讀者的歡迎，到1935年，蔡氏的《中國歷代通俗演義》再加上他與許廑父合著的《民國通俗演義》，總計44冊，全部改印，成為一部風行全國、銷行數量很大的歷史通俗書。(16)

以上是高祖稱臣突厥一事，在20世紀前半期的史界、歷史教學界、歷史通俗讀物中的流傳情況。其實，高祖向突厥稱臣一事，大約在貞觀三年後的《國史》、《實錄》之類的文獻中已有肯定性的記載(17)，故後來的史著多有敘述或評述。如司馬光《資治通鑒·唐紀九》內，就有肯定性的記敘。范祖禹的《唐鑒》(下文簡稱「范書」)和明末清初王夫之的《讀通鑒論》，對此事都有專門的評述。《唐鑒》卷一云：「太宗陷父於罪，而脅之以起兵。高祖昵裴寂之邪，受其宮女而不辭，又稱臣於突厥，倚以為助，何以示後世矣。」(18)《讀通鑒論》卷二十「唐高祖(七)」云：唐之不能與突厥爭，始於劉文靜之失策，召之入而為之屈，權一失而弗能速挽矣。中國初定，而突厥席安，名有可挾，機有可乘，唐安能遽與突厥爭勝哉？」(19)清代學者王鳴盛的名著《十七史商榷》(下文簡稱「王書」)卷九十二《新唐書》二十四，就有一條題為「高祖稱臣於突厥」的札記，王氏云：「蓋高祖起事之時，依仗突厥，屈禮稱臣，乃其實也。」(20)王書在晚清乃至民國年代很受學界推崇，讀過此書的學者，自不在少數。

《資治通鑒》、《唐鑒》、《讀通鑒論》和《十七史商榷》等，都是較常見的史學著述，記有此事的史著一定還有不少。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推斷：唐高祖稱臣突厥事，早先也非隱晦不明，經過20世紀諸多史著、教科書，乃至歷史通俗演義的書寫敘述之後，至遲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此項史實已成為史學界、歷史教學界之共認的常識，陳寅恪也未必不知，故陳書、陳文在敘述此事時，並未說這是一樁新考證、新發現。在之前和當時的史學界，也未見有學者對此事提出過質疑或相反的看法。(21)如此說來，陳寅恪在1951年撰《論唐高祖稱臣於突厥事》時云：「考興亡之陳跡，求學術之新知，為拈出一重公案，願與當世好學深思讀史之有心人共參究之也」，似乎不合史界的情實。此時仍說此事是「一重公案」，恐怕只是陳寅恪為撰寫此文而擬加的託辭。這似乎可以為余英時的推斷(即說陳文的命意是「借古諷今」)提供第三條證據，至少可以為余文及其後續的討論提供一些值得注意的材料。(22)

二

就高祖稱臣突厥事而言，本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公案，陳文的命意自也不在考證，但此文的樣式卻是陳寅恪考史的典型，是一篇頗能反映陳寅恪治史風格的考證文章。關於高祖稱臣突厥事，陳書的敘述僅用二百五十餘字，而陳文則寫了六千五百餘字。主題雖然相同，但具體史事深入坐實者甚多。陳文較長，此處不能全錄，只就筆者的理解，歸納其考證的要點有三：

(一)考證「狼頭纛」實如同中國之印綬，是爵位之標幟。受封號者，必亦受此物，用以表示其屬於突厥之系統，有服從稱臣之義。北方群雄受突厥之可汗封號者，亦受其狼頭纛，其有記受突厥封號。由此證明：隋末唐初，突厥大盛，中國北方群雄幾皆稱臣於其，為其附庸。

(二)考證高祖稱臣於突厥事，由太宗主持於內，劉文靜執行於外。太宗在當時被目為挾突厥以自重之人，若非起兵太原之初，主謀稱臣於突厥者，何得致此疑忌？劉文靜、長孫順德等皆太宗之黨，其兵奉高祖之命歸太宗統屬，居然與突厥通謀，迫脅高祖，叛楊隋而臣突厥，可知太宗實為當時之主謀稱臣於突厥之人，執行此計劃之主要人物則是劉文靜。

(三)太宗當時不僅李唐一方面目之為與突厥最有關係之人，即突厥一方面亦認太宗與之有特別關係。太宗與突利結為兄弟疑尚遠在此時之前，即太宗與突利用突厥之法，結香火之盟，故突厥可視太宗為其共一部落之人，是太宗雖為中國人，亦同時為突厥人矣！其與突厥之關係，密切至此。(23)

讀《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可知陳書、陳文的一些考證片斷，早在30年代陳寅恪研讀校治新舊《唐書》時，已有眉識式的讀史札記。在《編年事輯》1939年內錄有陳寅恪校《唐書》時的眉識二條：

(一)案突厥語：大度，事也；毗伽，解也；可汗，天子也。故「大度毗伽可汗」為音譯，「解事天子」為意譯。當時突厥封號中國特起之酋豪，俱如此例。或者誤因可汗天子並稱，謂是二種徽號，遂附會木蘭詩定位此時作，蓋不知此義所致也。

(二)稱臣突厥，乃當日崛起群雄所為者，非獨唐也。然文靜佐命功最多，實太宗之黨，裴寂則高祖親信，時藉以脅迫高祖，其才智功勛皆非文靜之比也。(24)

這兩條眉識，記於1939年，其主要內容後來都寫入到陳書和陳文中，可見陳文所云「茲略取舊記之關於此事者」並非套話。將上述材料聯繫比較，我們似乎可以窺見一些陳寅恪治史的途徑和特色：

其一，學者常謂陳寅恪非常強調歷史研究中的新材料，有所謂「預流」一說。但就他個人的史學實踐來說，主要下功夫鑽研的，恐怕還是普通常見的史籍。他的治史，以精讀精校常見史籍為日課，在精讀、熟讀史籍的同時，寫讀史札記(眉識)，以此為積累進而撰論文、寫論著。

其二，陳寅恪考史，印證史實，不嫌重複；列舉證據，不嫌繁多。隋末唐初，突厥大盛，中國北方群雄幾皆稱臣而為其附庸。此點原無可疑，通常不必再去找證據來再加證明。然陳寅恪則一事一節都不放過，從對「狼頭纛」的考證，來證明隋末唐初突厥大盛，中國北方群雄幾皆稱臣而為其附庸。又進而考證李唐改旗易幟，樹突厥之白旗等史事。

其三，陳寅恪的史事考證，以能坐實史實為最終目標，或也是他考史的最高境界。高祖稱臣突厥，誰是主謀，誰是計劃的執行者，陳文的考證無一不落到實處。讀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元白詩箋證稿》和《桃花源記旁證》等史著，此種特徵也極為突出。

總之，陳寅恪的史事考證，思路上偏好往深度走，好坐實史事，好循點點滴滴的蛛絲馬跡做細節上的大膽推論。所謂精細深入，鉤沉發微，盡顯史家的真功夫。錢穆說陳寅恪的行文敘事枝節蔓生(25)，實與此種考史的風格有關。然就考史而言，引證不嫌重複，證據不嫌繁多，似也當如此。但史事極其複雜，稱臣突厥是否必受其封號；受其封號，是否必並受其「狼頭纛」，自有多種情形，故陳說「固可通，然非唯一之可能」。(26)與突厥通謀，劉文靜是主要執行者，此點史料上有證據；說太宗「實為當時之主謀稱臣於突厥之人」，則系推論。讀者不可徑將推論視同於實證。且考證之過於深入求實，偶爾也會有「為求其深反失其真」之誤。(27)周勛初曾謂陳寅恪的治史推論較多，「每因證據不足而影響到結論的可靠性」，(28)當也與陳寅恪此種治史風格有關。

呂思勉的治史，也以普通常見的史籍為主(29)，也是以精讀史籍為日課。此點學者多有論述，此處不再展開。然就此點而言，呂、陳兩位的治史風格是相似的，這也是前輩史家共有的治史特徵。嚴耕望曾說：「論方面廣闊，述作宏富，且能深入為文者，我常推重呂思勉誠之先生、陳垣援庵先生、陳寅恪先生與錢穆賓四先生為前輩史學四大家。」(30)嚴耕望以「方面廣闊」來定位四位大家的治史特徵，當是確評。這裡所說的廣闊，既可指他們治學範圍的寬闊，也可指他們視野的廣闊。陳寅恪治史自有相當寬闊的視野，上述「外族盛衰之連環性及外患與內政之關係」的結論，就是一個例證。而呂思勉的治史，也非常關注時間上的「瞻前顧後」和空間上的「左顧右盼」。我們不妨以《隋唐五代史》第三章第二節「唐初武功一」論高祖向突厥稱臣事為例做點分析。全文頗長，這裡不能全引，只敘述其大要：

(一)唐初大敵，自為突厥。在敘突厥事前，先交代突厥北面的鐵勒，詳考其諸部的地理位置，尤其是其中的回紇。因為突厥瓦解後，「遂與之代興也」。

(二)敘隋末唐初，突厥控弦百萬，北方諸族多臣服之，即唐高祖初起時，也稱臣以乞援。敘高祖稱臣突厥事，引《舊唐書·李靖傳》、《突厥傳》所載為注。

(三)敘武德七年、九年，突厥入侵，太宗與突厥的兩場戰爭。注引《新唐書·突厥傳》所記突厥入寇時，帝與群臣議備邊策，及中書侍郎溫彥博建議仿「魏為長塹遏匈奴」之法。又引《鄭元璹傳》記元璹使突厥謂頡利之語，並與宋富弼說契丹之辭作一比。

(四)太宗時，乘突厥饑荒和內亂，將其擊破，至此「斥境至大漠矣」。其間又敘突厥饑荒與內亂的大略。

(五)敘突厥來降，如何處置，敘朝臣中有三派不同意見，唐廷最終所採的處置方式及其實施概況。

以上只是撮其要點，文中及其注釋，或考人名、地名、部落方位，或考史籍記載的是非異同甚多，在此不一一列舉。(31)呂思勉另有一篇《唐高祖稱臣於突厥》札記，其要點有四：

(一)引《舊唐書·李靖傳》、《新唐書·突厥傳》及《通鑒》等所記材料，斷言「高祖稱臣於突厥不疑」。

(二)引《舊唐書·張儉傳》所記「時頡利可汗自恃強盛，每有所求，輒遣書稱敕，緣邊諸州，遞相承稟」數句，斷言高祖稱臣事當在「彼之稱敕於諸州」之時。

(三)引《新唐書·突厥傳》云：高祖初待突厥用敵國禮，武德八年乃「命有司，更所與書為詔若敕。疑稱臣之禮，實至是而始罷，然亦不過用敵國禮。

(四)引《通鑒》所記，稱劉文靜使於突厥以請兵，或高祖未必及此。但唐初確未借突厥兵以為用，高祖之智，雖不及此，群臣之中，必有能為是謀者矣。(32)

此篇札記《唐高祖稱臣於突厥》寫於何時不詳。原手稿三頁，擬於呂思勉自製的方格稿紙，文稿有少數幾處修改，呂歸入「史事」一類。其末尾，論高祖「既非急於求人，何乃無端屈己」？又云：「蓋唐室先世，出自武川，其自視原與鮮卑無異，以中國而稱臣於突厥，則可恥矣，鮮卑則何有焉？此正猶石敬瑭稱臣於耶律德光，沙陀之種，原未必貴於契丹也。」所謂稱臣突厥的可恥與否，是否是回應陳文而發？然也可能是針對《舊唐書·李靖傳》太宗「恥其雪乎」一句而言。陳寅恪《論唐高祖稱臣突厥事》刊於1952年6月出版的《嶺南學報》上，呂思勉是否讀過陳寅恪的這篇文章，甚難斷言。不過，就所論的幾個問題，該札記確可看作是陳文的延伸和補充(如關於稱臣起始終止何時等)。總之，該札記的撰寫時間，最遲也與《隋唐五代史》的撰寫同時。

上述羅列，似也可歸納出呂思勉治史的幾點特色：

(一)呂思勉考史敘事的思路偏好往寬度走，這裡所說的寬度，有兩個維度。一是空間維度，如敘突厥之前，先敘處於突厥之北的鐵勒十五部及其分布；敘唐初太宗與突厥的戰事，也都與鐵勒諸部的動向相聯繫。二是時間維度，如溫彥博建議仿「魏為長塹遏匈奴」之法，敘元璹謂頡利之語而與宋富弼說契丹之辭作一比等，都是時間上貫通前後隔代的比較。

(二)《讀史札記》中的考證，也都是史事細節上的坐實。然而，所考能否確證，呂思勉則比較謹慎。上引札記中關於高祖向突厥稱臣細節上的幾層考辨，無一寫入《隋唐五代史》中。如稱臣始於何時、罷於何時等——尤其是稱臣之禮罷於何時，今日學者認為當以呂思勉的推斷最為近實。(33)然呂都未采入他的《隋唐五代史》。又如對西突厥突利設的「變計絕婚」，是否出於何力之謀劃，呂思勉雖有考辨，亦未敢坐實，有關推論僅置於注釋之中。學者有謂其「考辨似不夠清晰有力」(34)，似與此種謹慎態度有關。其實，史事細節上的考實，非有確實的證據不易斷；讀書越多，越不敢輕易下斷言；故此也不足為病。唯近現代學風是偏於精深一路，喜做「仄而專」的研究，故有「博而不精」之嫌。(35)

三

唐高祖稱臣突厥事並非史界的「一重公案」(36)，陳寅恪撰寫《論唐高祖稱臣於突厥事》一文的命意也非全在考求史事真相。此文的「命意」是否如余英時所說，暫且不論。但其治史之目的、宗旨，還是清晰明白的，那就是「在歷史中尋求歷史的教訓」。其實，非但陳文如此，就是陳書也是如此。此點，陳寅恪說得很明白：

所謂外族盛衰之連環性者，即某甲外族不獨與唐室統治之中國接觸，同時亦與其他之外族有關，其他外族之崛起或強大可致某甲族之滅亡或衰弱，其間相互之因果雖不易詳確分析，而唐室統治之中國逐受其興亡強弱之影響，及利用其機緣，或坐承其弊害……唐代武功可稱為吾民族空前盛業，然詳究其所以與某甲外族競爭，卒致勝利之原因，實不僅由於吾民族自具之精神及物力，亦某甲外族本身之腐朽衰弱有以招致中國武力攻取之道，而為之先導者也。國人治史者於發揚讚美先民之功業時，往往忽略此點，是既有遠學術采求真實之旨，且非史家陳述覆轍，以供鑒介之意，故本篇於某外族因其本身先已衰弱，遂成中國勝利之本末，必特為標出之，以期近真實而供鑒戒，兼見其有以異乎跨誣之宣傳文字也。(37)該書還有一節論唐太宗用兵高麗云：

關於高麗問題，茲引史籍以供釋證，而此事於時日先後之記載最為重要，故節錄《通鑒》所紀唐太宗伐高麗之役於下……讀者若取時日與道里綜合推計，則不僅此役行軍運糧之困難得知實狀，而於國史中唐前之東北問題亦可其一正確之概念也。(38)

這就是通常所說的，求取史事真相，糾正錯誤歷史認識、尤其是要糾正宣傳式歷史書寫，以達到「近真實而供鑒戒」的治史目的和宗旨。所以，「在歷史中尋求歷史的教訓」確是陳寅恪治史的最終目的。

唐朝的對外，最重要的還是和北族的關係。突厥啟民可汗死後，子始畢可汗立。部眾漸強。這時候，又值中國喪亂，邊民避亂的，都逃奔突厥。於是突厥大盛，控弦之士數十萬。割據北邊的人，都稱臣於突厥。唐高祖初起，也卑辭厚禮，想得他的助力。然而卻沒得到他多少助力。天下已定之後，待突厥還是很優厚的。然而突厥反格外驕恣。大抵游牧民族，總是「淺慮」而「貪得無厭」的。而且這種人所處的境遇，足以養成他「勇敢」、「殘忍」的性質。所以一種「好戰鬥」的「衝動」，極其劇烈。並不是一味卑辭厚禮，就可以和他「輯睦邦交」的。而且一時代人的思想，總給這個時代限住，這也是無可如何的事。「前朝的遺孽，想倚賴北族，北族也把他居為奇貨。」這種事情，「齊周」、「周隋」之間，已經行過兩次了，已經行之而無效的了。然而隋唐之際，還是如此。……沒有一年不入寇，甚至一年要入寇好幾次，北邊幾千里，沒一處不被其患。高祖幾乎要遷都避他。而唐朝對待他的法子，也還是抄用隋朝的老文章，這個真可謂極天下之奇觀了。(39)呂思勉感慨唐初統治者無視「齊周」、「周隋」已反覆出現的歷史教訓，仍抄襲前代行之而無效的政策。所謂「極天下之奇觀」，也意在提示後人警覺清醒。這都是我們讀史時當引以為鑒的歷史教訓。在上段引文之後，呂思勉又討論了突厥來降之後朝廷的處置辦法及其得失：

太宗初時，想把他處之塞內，化做中國人。(當時魏徵主張把他遷之塞外，溫彥博主張置諸中國，化做齊民。辯論的話，具見《唐書·突厥傳》。太宗是聽溫彥博的話的。著《唐書》的人，意思頗有點偏袒魏徵。然而溫彥博的話，實在不錯。唐朝到後來，突厥次第遣出塞外，而且不甚能管理他，仍不啻實行魏徵的政策。然而突厥接連反叛了好幾次，到默啜，幾乎恢復舊時的勢力，邊患又很緊急，這都是「放任政策」的弊病——「唐朝駕馭突厥的政策，和他的效果」，這件事，頗有關係，可惜原文太長，不能備錄。讀者諸君，可自取《唐書》—參考。)(40)

關於「唐朝駕馭突厥的政策，和他的效果」，也就是唐朝(歷朝)對邊事「放任政策」及其帶來的後果，呂思勉認為這是一個值得後人反思總結的大題目。這也就是「在歷史中尋求歷史的教訓」。行文至此，有必要將陳、呂兩位與范書、王書的評論做點比較。范氏評太宗稱臣突厥事，說高祖「稱臣於突厥，倚以為助，何以示後世矣」。而「太宗有濟世之志，撥亂之才，而不知義也」。王氏則云：「夫(夷狄)者，不戰而未可與和者也，以戰先之，所以和也；以和縻之，所以戰也；惜乎唐之能用戰以和，而不能和以戰耳」，非「中國制夷之上算也」。(41)范、王的史論，自不能以今人的眼光去評說。但兩相比較，正可覘史學之變了，也顯示了陳、呂兩位與傳統史學的承繼和差別。20世紀以後興起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雖也極重視歷史教訓的總結，但說法與目的與陳、呂兩位又大不相同。

余英時在《陳寅恪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一文說，「以陳先生所發表的專著和單篇論文而言，幾乎全是純學術性的考據之作，與現實人生似乎毫無交涉」，「然而深一層看，陳先生一生的學術工作可以說都與現實密切相關」。即表面上的考證文章，實質含有深切的現實關懷。陳寅恪治史擅長「考古以證今」，以「古今互相印證」來寄託他對現實的關懷和對人生的熱愛。余英時又說：「古今中外可以稱得上『偉大』兩字的史學家幾乎未有不關懷現實、熱愛人生的。」(42)撇開「偉大」兩字不論，但就此點而言，呂思勉實也與之相類。呂思勉也反對時人死讀歷史，主張將書本上的歷史與現實生活打成一片。他曾說：

學問在空間，不在紙上，讀書是要知道宇宙間的現象，就是書上所說的事情；而書上所說的事情，也要把他轉化成眼前所見的事情。如此，則書本的記載，和閱歷所得，合同而化，才是真正的學問。昔人所謂「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其中確有至理。知此理，則閱歷所及，隨處可與所治的學問相發明。(43)呂思勉撰寫的斷代史、中國通史，也都是純學術性的專著論文，但內中的有些敘述，也隱含著深切的現實關懷，針對著現場的某些問題、某些事態。如1947年出版的《秦漢史》第六章第一節元帝寬弛，說到翼奉上疏遷都事：

時又有翼奉。征待詔，以災異見問。奉以為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難共。以故民困國虛，亡累年之蓄。不改其本，難以末正。乃上疏，請徙都成周，定製，與天下更始。此則較諸貢禹，謂惟「宮室已定，亡可奈何，其餘盡可減損」者，尤為卓絕矣。遷都正本，元帝雖未能行，然宗廟迭毀及徙南北郊之議，實發自奉，至韋玄成為相遂行之。在當時，亦不能謂非卓然不惑之舉也。(44)翼奉其人其事，一般秦漢史的專著少有提及，而呂思勉特舉而敘之，並一再稱其見識「卓絕」、「卓然不惑」，蓋也隱含著呂思勉自己對現實事態的關切和看法。自民國以來，都城的設置，或南或北，搖擺不定，意見紛呈。直到1945年，仍有某商業社團上書蔣介石請遷都北平之議。按呂的意見，一國之都，當是全國首善之區，具有榜樣示範效應。古人言治，首重風化，然觀歷代之都城，凡「人口愈殷繁，財力愈雄厚之地，即其道德風紀愈壞，京師幾成為首惡之地」，故要改弦更張，「舊都邑實不易著手」。(45)理想的都城，應「擇一未染舊都市習氣的地方」(46)。《秦漢史》敘翼奉事，也就隱含著他對現場的看法和意見。只是這些隱含在學術著作中的現實關懷，讀者一般不易體會察覺。正如「陳書」、「陳文」，需經余英時的解讀方能探隱發微、彰顯其命意一樣；呂思勉對翼奉的稱讚，及其背後的問題意識，筆者也是在讀到了1945年寫的《禁奢篇》和1946年寫的《南京為什麼成為六朝朱明的舊都》二文，以及他在光華大學教授中國政治思想史後所擬的以「翼奉遷都」為題的考卷之後(47)，才逐漸體會到史事敘述背後的真含義。

深切的現實關懷，「在歷史中尋求歷史的教訓」，這是陳、呂兩人的共同點。但其具體的表現方式也有不同之處。陳寅恪除了在史學著述中隱含著他熱切的現實關懷外，很少寫有時論文章，即便是在民國年間，也很少向學界或一般民眾表達自己的看法。除了史著之外，另一個能讓他傾訴關懷和情感的，那就是吟詠詩章。陳寅恪的詩作，從詩題上往往是看不出詩之本意及所指針的對象。胡文輝的《陳寅恪詩箋釋》，依其內容給每首詩另起一個標題，這就給我們理解陳詩提供了指引。(48)讀《箋釋》一書的目錄，就可以看出陳寅恪的舊體詩，大部分都是受現實社會的某些「刺激」而抒發的「心曲」。陳寅恪隱含在史著中的現實關懷，自不易為讀者所體會；他那些舊體詩中的古典與今典、本事與今事，也非經余、胡等人的考釋解讀，不能為一般讀者所讀通讀懂。所謂「志在刺譏，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故陳寅恪在學界內外的形象，儼然是一位「純粹的學者」。其實，陳寅恪不僅關心現場社會，而且還曾有過自己的「大綱細節」。李璜曾撰文，回憶早年他與陳寅恪、陳登恪、曾琦(字慕韓)在康德大街的咖啡館小聚，暢談天下國家大事的情形，說陳寅恪在「高談天下國家之餘，常常提出國家將來致治中之政治、教育、民生等問題：大綱細節，如民主如何使其適合中國國情現狀，教育須從普遍徵兵制來訓練鄉愚大眾，民生須盡量開發邊地與建設新工業等」(49)。這自然是陳寅恪早年的情況，但終其一生，類此的「大綱細節」從未將它寫成時論性文章發表(50)，這就更加給人造成一種不介入現實問題、不關心現狀的純粹學人的印象。

呂思勉也是一位「純粹的學者」，然而，他更像一位公共知識分子。他自稱不是「純儒」，早年嚮往的是經濟之學，稍後(辛亥年間)決定不入政界，專意治史。然不入政界不作官，非謂「不當自效於當世，特謂不當如流俗，以作官為啖飯之途徑耳」，且「嘗自期，與其趨事赴功，寧以言論自見。設遇機會，可作幕僚而不可作官。作幕僚或曰無機會，言論不能雲無」。(51)觀呂思勉一生，既未作官，也未作幕僚，但陳古而鑒今，針砭現場、倡導改革的言論卻不少。查他的著述目錄，一生所撰的時論性文章，總數約有近百萬字，都是刊登在當時的報章雜誌上的。涉及的社會問題極多，諸如文官考試、救濟米荒、對於群眾運動的看法、鄉政的改良、貨幣問題、鹽法的改良、田賦徵收實物問題、關於平賣的建議、學校食堂的改革、飲食的改良、生活的規範、婦女就業和持家的討論、郵寄手續的改良、上海路名的恢復等等。(52)總之，上及國家的政治制度、經濟建設、文化教育，下及學校的食堂如何辦，腳上的鞋子如何改良，無一不是他關心的事情。只是他的那些滲透著現實關懷的時論文章，常常被他那些大部頭的歷史著作所掩蓋，以至於呈現於我們眼前的，也是一位純粹學人——呂思勉確實是一位純粹的學人，但他確實也是民國年代的一位公共知識分子。

至此，我們回到上文討論過的主題，做三點小結：(一)誠如余英時所說，陳寅恪《論唐高祖稱臣於突厥事》一文的「命意」不在考史，因為高祖向突厥稱臣事，並非懸而未決的公案。雖然此文考證高祖稱臣突厥的許多具體細節，但其「命題」，大約余英時的推斷可以成立。需要補充的是，陳文撰寫的遠因，或許還與抗戰勝利後幾年時局的刺激有關。當年蘇聯軍隊在東北的所作所為，陳寅恪一定有所風聞，(53)這豈不是「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的歷史重演？(二)就治史風格而言，陳寅恪偏好作縱深的探求，呂思勉喜好作橫向的拓展，兩者相互補充，相輔相成。如能將陳、呂兩位關於高祖稱臣突厥事的敘事合而觀之，則對此事可有一全面而深入的把握。就此而言，史學上的精深與博大，本是史學研究上應有的兩個蘄向，「合者雙美，離者兩傷」，史學觀念上不應重此輕彼，形同排斥。(三)陳文的命意是「借古諷今」，希望當事者「效法唐太宗，在統一中國之後即改弦易轍」；呂書敘高祖稱臣突厥之事，也旨在檢討歷史上對邊疆事務的放任主義；兩者所慮殊途，所歸同一，且有異曲同工之妙。嚴耕望有「前輩史學四大家」之說(54)，就關心現場，注重歷史經驗的總結而言，這也是四大家的共同特點。(55)只是史學觀念的變遷，常會由一種傾向過度地擺致另一種傾向。追求史實的細節，反思歷史的教訓，本都是歷史學的應有之義，不可偏廢，也不可分孰重孰輕。稱臣突厥自是高祖的權宜之計，然其代價也不可忽視。《舊唐書·劉文靜傳》云：「與可汗兵馬同入京師，人眾土地歸唐公，財帛金寶入突厥。」《大唐創業起居注》云：「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結果便有武德三年處羅可汗帥兵入太原掠虜三日，守將不敢阻止。而「齊周」、「周隋」間行之無效的老辦法，唐朝仍沿襲不改；突厥歸降之後，對於邊地邊患仍抄用著「放任政策」。所謂殷鑒不遠，這些陳寅恪、呂思勉為之痛心疾首的歷史教訓，以及歷史上類似的經驗，正當為後人深長思之。古今中外的歷史教訓，非古人或外人獨享之專利，而今人能否正確吸取，端賴他能否站正立場，而充分運用自己的理性。李璜在《憶寅恪、登恪兄弟》一文中說：學術界對陳寅恪的紀念「大抵集中於其用力學問之勤，學識之富，著作之精，而甚少提及其對國家民族愛護之深與其本於理性，而明辨是非善惡之切」(56)。就此點而言，也同樣適合對呂思勉的紀念。呂思勉的時論文章，似乎也未引起我們的充分注意。然而，這本是兩位大家的共同特點，他們原不是那種「為歷史而研究歷史」的治史者。今日追念他們的為人為學而忽視這一點，雖不能說是買櫝還珠，則多少有點論之一偏。

注釋：

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第20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余英時：《現代學人與學術》，第190—191頁，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第128—129頁。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第129—130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

呂思勉：《白話本國史》，第303、30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有關敘述，見本文第三節的引文。

嚴耕望：《怎樣學歷史》，第199頁，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6。

王桐齡：《中國史》(第二冊)，第510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

李泰棻：《中國史綱》(第三卷)，第31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

鄧之誠：《中華二千年史》(卷三)，第183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章嵌：《中華通史》，第773、787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11)錢穆：《國史大綱》(上冊)，第320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40。

(12)廖鳳林：《中國通史要略》(中冊)，第43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

(13)藍文徵：《隋唐五代史》(上編)，第104—106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

(14)《新學制高級中學教科書》(商務印書館1924年2月初版)，《高級中學教科書》(商務印書館1934年8月初版)、《高中複習叢書本國史》(商務印書館1935年5月初版)、《初中標準教本本國史》(上海中學生書局1935年6月初版)。上述四種，可參見《呂著中小學教科書五種》，第190、454、456(注文)、82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5)蔡東藩：《唐史演義》，第131—132頁，上海文化出版社，1980。

(16)吳澤：《蔡東藩與〈中國歷代通俗演義〉》，見《唐史演義》，第4頁。

(17)貞觀三年年底，唐李靖等大破突厥，「十二月，戊辰，突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恥。』」《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三)既然太宗自己已經承認「稱臣於突厥」事，那麼記載《國史》、《實錄》之史官也就可以秉筆直書了。但後來太宗要看《國史》、《實錄》，史官不得不有所削改刪節，以至於史書所記有所缺略，乃至隱含不顯。

(18)范祖禹；《唐鑒》，第12頁，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

(19)王夫之：《讀通鑒論》，第670-671頁，北京，中華書局，1975。

(20)王鳴盛：《十七史商榷》，第688頁，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

(21)李樹桐曾在20世紀60—80年代間，連續發表了《唐高祖稱臣於突厥考辨》(《大陸雜誌》第26卷第1、2期)、《再辯唐高祖稱臣於突厥事》(《大陸雜誌》第37卷第8期)和《三辯唐高祖稱臣於突厥》(第61卷第4期)三文，不過這都在陳書、陳文發表之後。

(22)2012年6月底，筆者參加了上海大學主辦的「民國(1912-1949)史家與史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拙文用作大會的提交論文，並在小組會上作了簡短的發言。會後，江西師範大學王剛教授與余說起一則與此有關的材料。在2010年10月間，王剛教授曾拜訪過胡德錕教授(胡先驌之子，北京大學數學系退休教授)，閑聊中胡教授說及有關陳寅恪的軼事，胡德錕的父親胡先驌(江西南昌市新建縣人)為陳三立的弟子，其學生陳封懷，為中國植物學研究之先驅，民國第一屆中研院院士。陳封懷是陳寅恪之侄，與寅老也交從甚密。陳封懷曾告知胡先驌，在解放初期「一邊倒」的情況下，陳寅恪曾向中共中央寫過長文，大致意思是蘇聯靠不住。不過，此文寫了之後是否遞送，他不得而知。此則軼事，似可助我們作兩點推斷：(一)陳寅恪因「一邊倒」政策而寫過一篇長文的事，曾在他朋友圈子裡流傳過。(二)陳寅恪對蘇聯不抱好感。此事的真實性目前還無法佐證，故不能用為本文討論的證據，入錄於此，或使陳、胡、王諸人轉輾之口述不至湮沒，亦望學界同好留意搜尋與此事有關的證據。

(23)上述三點，參見陳寅恪：《論唐高祖稱臣突厥事》，載《嶺南學報》，1951(2)。

(24)《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第121頁。

(25)有「冗沓而多枝節……且臨深為高，故作搖曳」，「蕪累枝節，牽纏反覆」等言。俱見錢氏1960年5月28日致余英時信。參見《錢賓四先生全集·素書樓餘沉》，第53卷，第428頁。

(26)王榮全：《關於唐高祖稱臣於突厥的幾個問題》，見《唐史論叢》，第7輯，第229頁，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

(27)唐長孺：《讀「桃花源記旁證」質疑》，見《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第163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9。

(28)周勛初、余歷雄：《師門問學錄》，第207頁，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29)此點嚴耕望已指出，參見《怎樣學歷史》，第24—25頁。

(30)嚴耕望：《怎樣學歷史》，第239—240頁。

(31)呂思勉：《隋唐五代史》，第74—8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下同。

(32)呂思勉：《呂思勉讀史札記》(下)，第1074—107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33)王榮全：《關於唐高祖稱臣於突厥的幾個問題》，見《唐史論叢》，第7輯，第233頁。

(34)(35)胡文輝：《現代學林點將錄》，第162頁，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

(36)由於陳書、陳文及余文在學界的影響很大，學者說起唐高祖稱臣突厥的史事真相，總會首列陳寅恪的研究(見《唐史論叢》，第7輯，第224、234頁)。其實，從本文引述的材料來看，對高祖稱臣突厥史事的肯定，早在宋明，已有學者做出肯定性的論斷。陳寅恪的研究，在於稱臣突厥事內的諸多細節，如何時開始稱臣，誰是主謀等等。

(37)(38)《隋唐政治史述論稿》，第128、129、141頁。

(39)(40)《白話本國史》，第303、304頁

(41)《讀通鑒論》，第670—671頁。

(42)《現代學人與學術》，第186、188、192頁。

(43)《從我學習歷史的經過說到現在的歷史研究法》，原刊1941年3月16至19日《中美日報》堡壘第160、161、162、163號，現收入《呂思勉論學叢稿》，第58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44)呂思勉：《秦漢史》，第15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45)《南京為什麼成為六朝朱明的舊都》，原刊1946年5月5日《正言報》，現收入《呂思勉論學叢稿》，第146、147頁。

(46)呂思勉：《禁奢篇》，見《呂思勉詩文叢稿》，第593頁。

(47)呂思勉在光華大學教授中國政治思想史，課後考試擬的考題之一，便是論翼奉的遷都主張及其對當今現實的意義。原題云：「翼奉謂漢都長安，其制度已趨奢侈，不足以為治，因欲遷都洛陽，果如其說，則今日之首都捨棄南京等舊都會，而別圖營建，甚至各省省會亦皆如此，遂足以整飭政界之風紀，而增加其效率歟？試以意言之。」或按呂思勉的意見，南京也非首善之地，罔論明清以來的舊都城北京矣。

(48)如寫於1938年的「藍霞一首」，胡文輝新加的詩題是「藍衣社」；同年另有一首「蒙自南湖」，現加的詩題是「黃河花園口決堤」。寫於1939年的「己卯秋髮香港重返昆明有作」，實是針對「蔣汪分裂」的；1961年「辛丑七月，雨僧老友自重慶來廣州，承詢近況，賦此答之」詩，是針對當時學術界的「厚今薄古」運動。如此之類，舉不勝舉。參見胡文輝：《陳寅恪詩箋釋》，第110、122、144、756頁，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

(49)李璜《憶寅恪、登恪兄弟》云：「是時寅恪年約三十三歲……但與慕韓相識之後，即時囑登恪約慕韓與我至寓下或下午五時共同把酒清談於康德大道街頭之咖啡館中。……寅恪早對日本人之印象不佳，而對袁世凱之媚外篡國，尤其深惡痛絕，並以其餘逆北洋軍閥之胡鬧亂政，大為可憂，因甚佩慕韓內除國賊與外抗強權之論。不過，寅恪究系有頭腦分析問題、鞭辟入裡的學人，於暢飲淡紅酒，而高談天下國家之餘，常常提出國家將來致治中之政治、教育、民生等問題：大綱細節，如民主如何使其適合中國國情現狀，教育須從普遍徵兵制來訓練鄉愚大眾，民生須盡量開發邊地與建設新工業等。」(原刊《大成》第49期。轉引自卞僧慧：《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第78—79頁，北京，中華書局，2010)

(50)查《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的「論著編年目錄」，似未有他撰寫的時論文章的刊出。

(51)《自述》(即《三反及思想改造學習總結》)，見《呂思勉論學叢稿》，第743、753頁。

(52)如涉及政治經濟制度方面的有：《禁止遏糴以抒農困議》(1911)、《文官考試宜嚴》(1912)、《國體問題學理上之研究》(1915)、《救濟米荒之一策》、《對於群眾運動的感想》(1920)、《考試論》(1928)、《鄉政改良芻議》(1929)、《所謂鐵路附屬地者》(1931)、《論中國戶口冊籍之法》、《貨幣問題》(1935)、《宦學篇》(1939)、《改良鹽法芻議》、《田賦徵收實物問題》(1940)、《論祿米之制》(1941)、《關於平賣的一個建議》、《抗戰的總檢討和今後的方針》、《抗戰何以能勝建國何以可成》、《戰後中國經濟的出路》、《戰後中國之民食問題》、《怎樣將平均地權和改良農事同時解決》、《因整理土地推論到住的問題》、《論外蒙古問題》(1945)、《論美國助我練兵宜緩行》、《學制芻議》、《兩種關於延安的書籍》(1946)、《學制芻議續篇》、《如何根治貪污》(1947)等。涉及社會生活方面的有：《禁奢議》(1935)、《吃飯的革命》(1936)、《上海風氣》、《向慈善家進一言》(1940)、《肉食與素食》、《蔬食》、《生活的規範》(1941)、《上海人的飲食—辟穀》、《上海人的飲食—烹調》、《婦女就業和持家的討論》、《上海風氣》(1940)、《改良郵寄手續》(1945)、《新生活鑒古》、《呂思勉談派報問題》(1946)、《再論恢復上海路名芻議》、《治都邑之道》、《寒食》(1947)、《致葉聖陶、周建人建議便利漢字分部書》、《日報版式印數諍議》、《書店印行完全書目議》(1952)、《致〈解放日報〉再議報紙發行書》(1953)等。此外還有文化與教育方面的文章。上述文章，現都收入《呂思勉論學叢稿》和《呂思勉詩文叢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53)參見胡文輝對陳寅恪1945年的「乙酉七七日聽人說《水滸新傳》適有客述近事」、「玄菟」、「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聞日本乞降」三首詩的箋釋。見《陳寅恪詩箋釋》，第345—362頁。

(54)嚴耕望：《錢穆賓四先生與我》，第2頁，台北，「商務印書館」，1992。

(55)相對而言，陳寅恪、呂思勉對現場大多持一種批評態度，而陳垣、錢穆稍有不同。此點須另外撰文討論。

(56)轉引自《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第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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