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尚書》學研究

文史 05-16

司馬遷《尚書》學研究

司馬遷素習當時流傳比較廣泛的今文《尚書》，但他「年十歲則誦古文」[1](P3293)，且撰作《史記》時曾說「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不離古文者近是」[1](P46)，又曾從孔安國問《尚書》故，理應對孔氏《古文尚書》學頗多了解。孔安國兼通《尚書》今、古文學，故司馬遷亦應兼習《尚書》今、古文學。此點可以從《史記》述《尚書》兼采今、古文可知。司馬遷以治《古文尚書》學為主，班固言其述《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均用古文說。但司馬遷《史記》引《堯典》、《禹貢》、《皋陶謨》等亦兼取今文說。此外，司馬遷撰作三代史事多取《書序》為說，還博採與《尚書》有關的經紀、經傳，如《五帝德》、《帝系姓》、《尚書大傳》、《尚書集世》等，以之作為經文的補充。台灣學者洪安全認為「《史記》是一部很好的《尚書傳》，一部今存較早的《尚書傳》」[2](P117)，其說雖有以偏概全之嫌，但詳細考之，亦不無道理。今嘗試系統考述司馬遷之《尚書》學。

1司馬遷《尚書》學之承傳

司馬遷兼通《尚書》今、古文學。其學多源，一說來源於伏生今文學，一說來自於司馬氏家學，一說來自孔安國，一說來自賈嘉，一說來自董仲舒。

司馬遷曾從孔安國問《尚書》故，故司馬遷《尚書》學來自孔安國最為信實。《漢書·儒林傳》說：「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3](P3607)《經典釋文序錄》亦說：「以授都尉朝，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多古文說。」[4](P66)孔安國先為今文《尚書》學博士，轉任諫大夫後，始以《古文尚書》學私家授徒。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當在孔氏以《古文尚書》學私家授徒之際，故司馬遷所問應以《古文尚書》學為主。孔安國既兼通今、古文，授《古文尚書》於司馬遷時，「以今文證古文，並舉旁資，其勢決然」[5](P687)。司馬遷以著《史記》為使命，而《尚書》為早期史官所記上古之政史，司馬遷在其《太史公自序》中對《尚書》性質認定已有表述，他說：「《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書》以道事。」[1](P3297)於司馬遷而言，其著意處當在《尚書》之資料的摘取，不會刻意去區分今、古文，故言其從孔安國問故，應今、古文之《尚書》學兼而收之。且當時今、古文之爭還未興起，學者間當不會揚此抑彼，司馬遷更應如此。

除受自孔安國外，司馬遷《尚書》學有受自董仲舒的可能性。《漢書·儒林傳》：「董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3](P3617)通五經，說明董氏應通《尚書》之學。《太史公自序》：「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1](P3297)說明司馬遷亦曾從董仲舒問故。董仲舒或以《尚書》義授司馬遷。亦有受自賈誼之孫賈嘉的可能性。《屈原賈生傳》說：「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1](P2503)賈嘉與孔安國齊名，且與司馬遷友善，賈嘉曾世其家學，而其祖父賈誼善《詩》、《書》，曾以《書》義諫高祖。《史記·儒林傳》又說：「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1](P3125)無論是受自家學，還是受自伏生，賈嘉能言《尚書》學無疑，司馬遷或嘗從賈嘉問故，賈嘉以《尚書》義相授。更有受自其父司馬談的可能性。《太史公自序》說：「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先人有言：『……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本《詩》《書》《禮》《樂》之際?』……小子何敢讓焉。……余聞之先人曰：『……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1](P3295-3296)司馬談亟稱《書》於撰史之重要，或曾以《尚書》之學授司馬遷。

程元敏在其《尚書學史》中說：「漢文、景、武世，《尚書》學立官者唯今文學，故無論司馬談、董仲舒、賈嘉，即孔安國，時亦皆治《書》今文，故馬遷從所習者亦今文無疑。」[5](P686)此說尚有可商榷處，賈誼、司馬談、董仲舒皆漢初著名學者，三者均有傳習《古文尚書》學的可能性，除伏生、孔氏《尚書》外，在民間或有傳自先秦時期的《尚書》，如河間獻王藏書中就有《古文尚書》。武帝朝，《尚書》家並未著意於今、古文之分，蓋學者多兼而習之，司馬遷亦然。司馬遷《尚書》學，雖兼通今、古文，但其學卻未能下傳。司馬遷畢生心血，用於繼承家學著史，雖其兼習《尚書》今、古文學，但似曾不遑授徒，其《尚書》學及身而絕。當然，後漢弘農楊氏有《尚書》家學，其學或有來源西漢司馬遷的可能性，司馬遷之重外孫楊寶治《尚書》學，師承不明，或曾受司馬遷《尚書》學影響。

2《史記》稱引《尚書》研究

(一)《史記》引用《尚書》體例問題

《史記》稱引《尚書》，體例有多種形式，前人多有探究，如古國順的《史記迻錄尚書原文例》、易寧的《史記殷本紀釋尚書高宗肜日考論》、黃盛雄的《史記引尚書文考釋》等。《尚書》之文，最是古奧難通，司馬遷取其經文，作為撰著四代的史料，若不將《尚書》原文改為當時易曉的文字，則卒難通讀。故《史記》除個別地方直接照錄《尚書》原文外，翻譯經句，改寫原文，增飾釋文，方式十分靈活。前人於此多有研探，張鈞才在《金陵學報》第六卷第二期《史記引尚書文考例》一文中定為七例，卓秀岩在《成功大學學報》第十三期《史記夏本紀尚書考徵》一文中定為四例，古國順在《史記述尚書研究》一書中定為六例，李周龍在《孔孟月刊》第九卷第九期《司馬遷古文尚書義釋例》一文中，僅古文就定為五例。在諸人研究成果基礎上，今概而言之，約為八類：

一為照錄《尚書》篇章原文。如《五帝本紀》中照錄《堯典》部分文本，《夏本紀》照錄《皋陶謨》、《甘誓》部分文本，《殷本紀》照錄《湯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等部分文本，《微子世家》照錄《微子》部分文本，《周本紀》照錄《牧誓》部分文本，《魯周公世家》照錄《金縢》、《無逸》、《呂刑》等部分文本，《燕召公世家》照錄《君奭》部分文本，《晉世家》照錄《文侯之命》部分文本，《宋世家》照錄《洪範》部分文本。其中《夏本紀》照錄《禹貢》達一千一百九十六字，《宋微子世家》照錄《洪範》一千〇四十四字。

二為據訓詁改難識、難讀字。《史記》錄《尚書》文，若其有難讀字詞，則以故訓字易之，如《堯典》「克明俊德」、「協和萬邦」[6](P31)，《史記》將「克明」改作「能明」，將「協和」改作「合和」[1](P15)。司馬遷又多取《爾雅》同義字代《尚書》經字，如「舊勞於外」[6](P508)，《史記》作「久勞於外」[1](P97)；「庶績咸熙」[6](P98)，《史記》作「眾功皆興」[1](P17)；「寅賓」[6](P33)，《史記》作「敬道」[1](P16)；「方鳩」[6](P47)，《史記》作「旁聚」[1](P20)；「禹曰：俞，如何?」[6](P122)，《史記》作「禹曰：然，如何?」[1](P77)；「彰厥有常」[6](P125)，《史記》作「章其有常」[1](P77)；「萊夷作牧」[6](P170)，《史記》作「萊夷為牧」[1](P55)；「達於河」[6](P169)，《史記》作「通於河」[1](P54)；「六府孔修」[6](P197)，《史記》作「六府甚修」[1](P75)；「其如台?」[6](P228)，《史記》作「其奈何?」[1](P95)；「逖矣西土之人」[6](P335)，《史記》作「遠矣西土之人」[1](P122)；「相協厥居」[6](P352)，《史記》作「相和其居」[1](P1611)；「彝倫攸敘」[6](P352)，《史記》作「常倫所序」[1](P1611)；「曰」[6](P355)，《史記》作「曰治」[1](P1618)等。

三為摘其要而適當剪裁《尚書》文本。《史紀》各《傳》多引用摘取《尚書》本經中的重要章節、字句，如摘引《堯典》、《盤庚》、《微子》、《多士》、《文侯之命》等部分內容，從引用文本來看，與今傳《尚書》相關文本並不完全一致，乃摘要剪裁所致，但又不同於改寫或意譯。

四為意譯《尚書》文句。如《五帝本紀》「信飭百官……如婦禮，堯善之」[1](P21)一段，即是司馬遷將《堯典》「允厘百工……帝曰『欽哉』」[6](P35-48)翻譯後的通行文字。

五為以記事體改寫《尚書》記言體原文。如《五帝本紀》將《堯典》「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惟德允元』」[6](P85)改為「命十二牧，論帝德，行厚德」[1](P38)。

六為簡化概括《尚書》原文。如《周本紀》用「乃命召公畢公以相太子而立之」[1](P134)，實為概括《顧命》「乃同召太保、高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用敬保元子釗，弘濟干艱難」[6](P584-586)之文而成。

七為對所引《尚書》原文加註釋。如《五帝紀》為《堯典》「文祖」增注曰：「文祖者，堯太祖也。」[1](P22)這樣的情況不是很多。

八為用專用術語等引《尚書》事。如「鴻漸」之諫等。

(二)《史記》採摘《尚書》及稱引《尚書》篇目問題

司馬遷撰作《史記》，特重採摘《尚書》，特別是虞、夏、商三代紀事，司馬遷在《史記》中曾多次流露此意。如《五帝本紀贊》說：「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1](P46)司馬遷撰《五帝本紀》，主要根據《堯典》以下多篇《尚書》文，正合此說。《伯夷列傳》說：「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1](P2121)《堯典》、《舜典》、《皋陶謨》、《禹貢》、《甘誓》等皆是虞、夏之文。《夏本紀贊》說：「太史公曰：自虞、夏時，貢賦備矣。」[1](P89)《大宛列傳》又說：「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1](P3179)貢賦、九州山川，皆出自《禹貢》篇。《殷本紀贊》說：「太史公曰：余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以來，采於《書》、《詩》。」[1](P109)采自《書》者，是指採摘《湯征》以下二十三篇，采自《詩》者，《那》、《烈祖》、《玄鳥》、《長發》四篇而已，故其言「采自《書》、《詩》」，不言「采自《詩》、《書》」。司馬遷撰寫《史記》，確是「考信於六藝」，其重視《尚書》，於此可見一斑。

《史記》稱引《尚書》篇目問題，前人多有探討。據《書目季刊》第七卷第四期阮芝生《太史公怎樣搜集和處理史料》一文轉述，金德建在《司馬遷所見書考》中定為篇目六十，篇數六十四。程元敏在其《尚書學史》一書中認定，《史記》之用《尚書》本經說義與稱引百篇《書序》本文，或但稱《書序》所載《尚書》篇名者，共得七十三目，九十二篇。另據程氏統計，九十二篇中有二十二篇具見伏生傳本，孔壁真《古文》逸十六篇中，僅《舜典》、《汨作》、《大禹謨》、《益稷》、《旅獒》五篇未見稱引。其他十一篇之稱引，或有爭議，但玩味其文義，確是不離其義，如《殷本紀》曾引逸《湯征》殘文「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治知否……」等五十七字[1](P93)，引逸《湯誥》「維三月」等一百二十六字[1](P97)，又載有《汝鳩》、《汝方》佚文[1](P94)；《周本紀》曾載《泰誓》、《武成》四篇佚文。

(三)《史記》稱引《尚書》今、古文之文本問題

《史記》稱引《尚書》今、古文的情況非常複雜。西漢《尚書》今、古文原本早已亡佚，今人無法親見，但仍可依漢石經、《尚書大傳》、《說文解字》、《白虎通義》等所稱引《尚書》文本或其殘字來考定《史記》引《尚書》今、古文的情況。

《史記》稱引《尚書》今文文本問題。今本《堯典》有「協和萬邦」[6](P31)，《五帝本紀》引為「合和萬國」[1](P15)，此非漢代朝諱，自是今文《尚書》本作「國」字，《古文尚書》作「邦」字，可知《史記》此處用今文。今本《皋陶謨》有「予思日孜孜」[6](P134)，《夏本紀》引為「予思日孳孳」[1](P77)。《說文解字》說：「孜，汲汲也。……《周書》曰『孜孜無怠。』」[7](P68)《周書》應出《古文尚書》之《泰誓》篇，故知《史記》此處稱引亦用今文。今本《洪範》有「鯀陻洪水」[6](P353)，漢石經之《洪範》殘字作「伊鴻水」[8](P2)，《宋微子世家》引為「鯀陻鴻水」[1](P1611)。因漢石經用今文本，可知《史記》此處亦用今文。今本《洪範》有「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6](P368)，漢石經殘字《洪範》引作「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黨，」[8](P2)。《宋微子世家》引為「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黨毋偏，王道平平」[1](P1614)。漢石經用今文本，亦可知《史記》此處用今文。

《史記》稱引《古文尚書》文本問題。今本《堯典》有「肇十有二州」[6](P77)，《尚書大傳》為「兆十有二州」[9](P17)。由是可知，《古文尚書》「肇」字，今文《尚書》作「兆」。《五帝本紀》有「肇十有二州」[1](P24)，知《史記》用古文。今本《洪範》有「王眚惟歲」[6](P380)，新出土漢石經殘字中《易·震》「眚」作「省」[5](P694)，石經為今文，由此可知《古文尚書》「眚」字，今文《尚書》作「省」。《宋微子世家》有「王眚維歲」[1](P1618)，知《史記》此處用古文。今本《無逸》有「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6](P509)，漢石經殘字為「肆高宗之饗國，百年」[10](P24)。石經「百年」說為今文本，《魯周公世家》作「高宗饗國，五十五年」[1](P1520)。「五十五」當作「五十九」，「五十九年」為古文本，知《史記》此處亦用古文。今本《無逸》有「文王……惠鮮鰥寡」[6](P511)，漢石經為「……懷保小人，惠於矜」[10](P24)。《魯周公世家》為「祖甲……不侮鰥寡」[1](P1621)。漢石經用今文本，可知《古文尚書》「鰥」字，今文《尚書》作「矜」字。由是可知，《史記》此處亦用古文。

3司馬遷《尚書》學說研究

武帝之前漢代《尚書》學研究狀況，今人能看到的僅有輯本《尚書大傳》和《史記》所稱說最為可信。司馬遷的《尚書》學說，集今、古文各說兼而有之，其具體內容主要體現在撰著《史記》的稱說中。

(一)《史記》「多古文說」問題

《漢書·儒林傳》說：「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3](P3607)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序》謂此「說」當為說義，非謂文字，並指出司馬遷撰著《史記》「偶有古文說」。實際上，司馬遷撰著《史記》，是今、古文說兼採的，這從以下例子可以得到驗證。

《史記》載《堯典》、《洪範》用古文義舉例。《尚書大傳》：「堯推尊舜，屬諸侯，致天下於大麓之野。」[9](P15)鄭玄注云：「山足曰麓，麓者祿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為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祿之。」[9](P15)此為今文說。《五帝本紀》：「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堯以為聖。……舜入於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堯乃知舜之足授天下。」[1](P22)《史記》不雲大祿萬幾之政，與《尚書大傳》今文異，可知《史記》此處用古文義。《尚書大傳》載記，箕子受封在陳《洪範》之前，其文曰：「武王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9](P59)《宋微子世家》記載，箕子受封在陳《洪範》之後，其文曰：「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1](P1620)《尚書大傳》為今文說，《史記》與之不同，當採用古文義。

《史記》載《金縢》用今文義舉例。今本《金縢》：「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6](P399)《尚書大傳》：「成王幼，在襁褓。」[9](P84)此為今文說。杜佑《通典》卷五十六「天子加元服」章引《五經然否論》：「《古文尚書說》：武王崩，成王年十三。」[11](P1571)《魯周公世家》：「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強葆之中。」[1](P1518)在襁褓中與年十三不符，可知《史記》此處異乎古文義，當是用今文說。再如《尚書大傳》以為《金縢》「秋，大熟」以下至篇末，記周公薨後事，其文曰：「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9](P85)《史記》說：「周公卒後，秋未獲，暴風雷，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1](P1522)此處與《尚書大傳》說義相同，可知司馬遷用今文義。

由上觀之，司馬遷《史記》採用詮解《尚書》資料，不限今、古文說義。班固所謂「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並未精準。

(二)《史記》因襲《書序》問題

《史記》因襲《書序》涉及今、古文篇目問題。《史記》稱述《書序》，亦兼采今、古文。據程元敏先生考證，《史記》稱述《書序》用《古文尚書》篇目者有《女鳩》、《女房》、《仲作誥》、《異母同穎》、《薄姑》、《魯天子之命》；其對應今文《尚書》家本分別為《汝鳩》、《汝方》、《仲虺作誥》、《異畝同穎》、《蒲姑》、《旅天子之命》。《史記》稱述《書序》用今文《尚書》篇目者有《毋逸》、《臩命》、《甫刑》、《肸誓》；其對應《古文尚書》本分別為《無逸》、《冏命》、《呂刑》、《費誓》。

《史記》因襲《書序》文本問題。《史記》照錄《書序》文本，涉及五十六目，即《夏社》、《明居》、《咸有一德》、《五子之歌》、《湯征》、《帝告》、《汝鳩》、《汝方》、《嘉禾》、《仲丁》、《河亶甲》、《祖乙》、《甘誓》、《胤征》、《湯誓》、《典寶》、《湯誥》、《伊訓》、《肆命》、《徂後》、《沃丁》、《高宗肜日》、《牧誓》、《武成》、《大誥》、《微子之命》、《康誥》、《召誥》、《洛誥》、《多士》、《君奭》、《多方》、《立政》、《周官》、《顧命》、《康王之誥》、《畢命》、《仲虺之誥》、《太甲》、《咸》、《泰誓》、《歸禾》、《無逸》、《賄肅慎之命》、《冏命》、《呂刑》、《費誓》、《分器》、《伊陟》、《說命》、《成王政》、《將蒲姑》、《亳姑》、《盤庚》、《文侯之命》、《秦誓》。據本經述其義與《書序》相合者，有《酒誥》、《梓材》二目。司馬遷未見原序文，但據《書序》所存篇目而只記其篇目者，有《九共》、《槀飫》、《厘沃》、《疑至》、《臣扈》、《原命》、《高宗之訓》七目。另外，司馬遷據經本文述義而不及篇名者，有《堯典》、《皋陶謨》、《禹貢》、《西伯戡黎》、《微子》、《洪範》、《金縢》七目。又有《史記》據《左傳》述蔡仲事同《書序》但不及篇名者，有《蔡仲之命》一目。司馬遷《史記》述義不及亦未引篇目者，僅《舜典》、《汨作》、《大禹謨》、《益稷》、《旅獒》、《旅巢命》、《君陳》、《君牙》八目八篇而已。

《史記》因襲《書序》篇次問題。《史記》因襲《書序》篇次有與《書序》小異者，如《史記》為《典寶》次《夏社》前，《書序》為《典寶》次《夏社》後；《史記》為《咸有一德》次《明居》、《太甲》前，《書序》為《咸有一德》次《明居》、《太甲》後；《史記》為《君奭》次《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前，《書序》為《君奭》次《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後；《史記》為《周官》次《立政》前，《書序》為《立政》次《周官》前；《史記》為《費誓》次《呂刑》、《文侯之命》前，《書序》為《費誓》次《呂刑》、《文侯之命》後。程元敏先生說：「稽考異同五篇，知《史記》得正次者《典寶》、《周官》、《費誓》，可正《偽孔本書序》之失次；《書序》得正次者《咸有一德》、《君奭》，則可援以匡正史誤也。」[5](P701)

(三)《太史公自序》模仿《書序》問題

《太史公自序》為《史記》一百三十篇中的最後一篇，其要旨在敘說撰著《史記》的體系與體例。該篇從多個層面都對《書序》有所模仿。主要分以下幾個方面：

《太史公自序》模仿《書序》「為某事作某」行文體例。俞樾《湖樓筆談》卷三說：「紀事之體，本於《尚書》，故太史公作《自序》一篇，雲『為某事作某本紀、某表、某書、某世家、某列傳』，猶《尚書》之有《序》也。古人之文，其體裁必有所自。」[12](P388)《太史公自序》敘述一百三十篇目之要旨時，上文述某事，下文乃結言作某文，確如俞樾所說，實仿《書序》行文之體例。現以本紀、世家、列傳為例，各舉一行文例：《太史公自序》說：「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道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1](P3301)《太史公自序》說：「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禪，乃成禍亂。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1](P3307)《太史公自序》說：「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1](P3312)遍檢《太史公自序》各條目，僅有一例不合《書序》此一體例者，即「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嬗，事繁變眾，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1](P3303)，用「詳著」不合體例。

《太史公自序》模仿《書序》「作某篇第幾」體例。《太史公自序》模仿《書序》「作某篇」於下增序數「第幾」體例，並將其統為一大篇，一如《書序》體例。如「作《禮書》第一」[1](P3304)，「作《樂書》第二」[1](P3305)，「作《伍子胥列傳》第六」[1](P3313)，「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1](P3313)，「序略……第七十」[1](P3319-3320)等。遍檢《太史公自序》，無一例外。

《太史公自序》模仿《書序》上、下兩序相顧為文體例。《書序》各篇，上、下兩序常相顧為文，如《湯誓序》「湯伐桀……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6](P226)，繼以《典寶序》「夏師敗績，湯遂從之」[6](P232)；《洪範序》「武王勝殷殺受」[6](P351)，下《分器序》承之曰「武王既勝殷」[6](P358)；《大誥序》「成王將黜殷」[6](P403)，下《微子之命序》承之曰「成王既黜殷命」[6](P417)；《召誥序》「成王……使召公先相宅」[6](P459)，《洛誥序》承之曰「召公既相宅」[6](P476)。各序文脈貫連，事迹相因，極便暢讀。《太史公自序》仿之，因其分為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類，有時上、下兩序文脈未必皆能貫連，當在情理之中。

《太史公自序》模仿《書序》殿全書之末體例。秦漢時，序錄統綴於編末是慣例，如《易·序卦》、《逸周書·序》、《莊子·天下》、《淮南子·要略》、《論衡·自紀》等。《太史公自序》模仿《書序》體例編製，亦總系全書之後，作為末卷，即第一百三十卷。

(四)《史記》論述孔子與《尚書》經、傳關係問題

司馬遷始稱《書序》為孔子所作說不確。《史記》所述孔子「序《書傳》」、「序《尚書》」、「論次」《書》等等，並不等於言孔子作《書序》。《孔子世家》所謂孔子「序《書傳》」，其義實謂編次《尚書》，非別撰《書傳》或《書序》。雖然有學者據《孔子世家》「孔子……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而認為孔子「序《書傳》」，其實《尚書》本經稱「傳」者，先秦時已有之，《荀子·君子》篇引《秦誓》篇，就曾作「傳曰」。《孔子世家》「序《書傳》」與此段話的下文「編次其事」是互文關係。序，即編次；上紀唐、虞之際，即謂孔子編次《尚書》始自《堯典》篇，《堯典》篇正紀唐虞之際史事；下至秦繆，即謂孔子編次《尚書》訖於《秦誓》篇，《秦誓》篇正紀秦繆公史事。

《三代世表序》所謂「序《尚書》」，其義亦謂編次《尚書》，非別撰《書序》。《三代世表序》說：「太史公曰……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缺，不可錄。故疑則傳疑。」此處「序《尚書》」與其上文「次《春秋》」對舉，序、次互文，序《尚書》即編次《尚書》。「略無年月」與上文「紀元年，正時日月」相對舉，《春秋》按魯史紀年月日時比較完備，而今傳《尚書》廿九篇本經紀年、月、日全者極少。較完整者僅有二篇：《召誥》紀年、月、日，其文曰：「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越三日庚戌。……越五日甲寅。……若翼日乙卯。……越三日丁巳。……越翼日戊午。……越七日甲子。」[6](P460-462)《洛誥》紀年、月、日，其文曰：「予惟乙卯，朝至於洛師。……戊辰……在十有二月……惟七年。」[6](P478-494)紀月、日而缺年者，僅《顧命》、《康誥》、《多方》、逸《武成》四篇，《顧命》文曰：「惟四月哉生魄……甲子……越翼日乙丑……丁卯……越七日癸酉。」[6](P583-590)《康誥》文曰：「惟三月哉生魄。」[6](P423)《多方》文曰：「惟五月丁亥。」[6](P537)逸《武成》文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翌日辛亥……粵五日乙卯。」[3](《律曆志下》)《洪範》紀年而不紀月、日，其文曰：「惟十有三祀。」[6](P352)《益稷》、《牧誓》紀日而缺年、月，《益稷》文曰：「辛、壬、癸、甲。」[6](P147)《牧誓》文曰：「時甲子昧爽。」[6](P334)可見，「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缺」，與《尚書》文記時的實際情況相符合，正是就《尚書》而言的，序《尚書》，就是編次《尚書》，非為《尚書》作《序》。《史記·儒林傳》又有所謂「論次」《書》的說法，其義亦謂編次《尚書》，絕非它指。《史記·儒林傳》說：「太史公曰……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此處「論次《詩》」與「《雅》、《頌》各得其所」語相互應，可知是論次《詩》本經與《詩》樂，非言孔子論次《詩傳》；以之推度「論次」《書》義，亦當為論次《尚書》篇章，非言孔子論次《尚書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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