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成書年代考析

我國流傳至今的歷史上最早的文獻《尚書》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歷史文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很多基本精神蘊含其中。但是，這部書到底創作於何時，無人論定，一直是個謎。

《尚書》原本不叫《尚書》，而以《書》名之。《荀子·勸學》說："書者，政事之紀也。"東漢王充《論衡·正說》說："《尚書》者，以為上古帝王之書。"它記載的上古帝王之言行自堯舜一直到西周。據周秉鈞譯註《白話尚書》，《書》"相傳有幾千篇，孔子刪為百篇"。"孔子為什麼刪書呢？章太炎學生說：『蓋《尚書》過多，以之教士，恐人未能畢讀，不得不加以刪節，亦如後之作史者，不能不將前人實錄字字錄之也。刪節之故，不過如此。 章先生把刪《書》的原因說的非常清楚。"[1]孔子首先是個學者，是個藏書家。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帶著學生到處求書。《公羊傳注》稱：孔子得"百二十國寶書"而作《春秋》。孔穎達《尚書正義》引《尚書緯》說："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2]。這些寶書，顯然就是幾千篇零散的各諸侯國治國實錄。這就是孔子以前的《書》即後來所稱的《尚書》。現存《尚書》共54篇，包括被清代閻若璩斥為偽書的25篇。根據字頻統計法等多種方法分析，這25篇與西漢伏生回憶的29篇一樣是相同時期的作品。

《尚書》是何時的作品？根據各種資料分析，本人認為，應當就是商代中後期和西周時代的作品。

1、從孔子收集史書來看，《尚書》是早就有的治國實錄

從孔子為作《春秋》收集史書來看，《書》不是春秋末期的作品，因為那時已經存在《書》並被當作"經"即經典了，同時還用作教材。《禮記·經解》記載孔子言："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詩》之失愚，《書》之失誣。"後兩句意思是，《詩》的缺點是含有愚昧，《書》的缺點是有假話甚至說別人的壞話。他說："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3]這說明《書》早就有了，而且裡面有不少玩弄權術的東西，孔子刪《書》恐怕不只是因文篇太多，而與政治觀點也有關係，其中有些他認為不太實在或者作秀的文篇被刪了。《書》早就產生，而且，存在不真實的情況完全可能，孔子的學生子貢就說過："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4]意思是，紂王之壞，沒有人們說的那麼嚴重。之所以君子不願居於下流，因為天下的壞事都會推到下流。"人們說的"，正是指史書即《書》所載。

據《論語》記載，孔子說過"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5]這個"之"是當時通用的"去"，"征"是指考證。他為考證夏禮、殷禮，去杞、宋兩地做過考察和搜集過資料，可惜，文獻不足。他說："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6]由此可見，周代有關禮制的資料就比較豐富。事實也是《尚書》中的周書部分要多得多。

胡治洪先生研究也認為"先秦時期的諸多典籍都曾引述《尚書》，由此表明《尚書》古已有之"。他說得頗有道理：秦朝禁毀詩書，致使《尚書》失傳20餘年。西漢時期重出的《尚書》有伏生今文本、孔安國整理並傳注的孔壁古文本(孔傳本)......。孔傳本在西晉末年也曾短暫消失，但不久便由梅賾獻出而流傳至今，彌足珍貴。但自南宋開始，梅賾所獻孔傳本卻被疑為"偽書"，疑《書》者們認為該文本的風格"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並認為其傳承脈絡茫昧無稽，由此構成懷疑的前提；又以"吹毛索瘢"的方式尋找該文本的"破綻"，由此構成懷疑的證據；進而，確指或泛指某人拼湊綴合古籍中的引《書》文句以作成偽書，由此構成懷疑的結論。"然而，梅賾所獻孔傳本的風格不足以成為懷疑的前提，其傳承脈絡並非茫昧無稽，所謂『作偽"的證據沒有可信度，被指控的諸多『作偽者 一概沒有作偽的必要和可能；梅賾所獻孔傳本就是孔子後人為避秦火而藏於舊宅壁中的百篇遺存，也就是孔子親手刪定的先聖教言和華夏古史。"[7]他所說的被指控的諸多"作偽者"最初是指梅頤本人；後來是指三國王肅；再後來覺得沒有證據，就指向西漢劉歆。我們只要從字頻統計、禮儀和語言習慣等幾個方面進行一下比較分析，就能判斷梅賾所獻《尚書》並非偽書，而且可知《尚書》部分地為西周時代作品，部分地至少為商末作品。

2、從文字的發展和孔子引用看，《尚書》不是虞夏、前商時代的作品

據流傳至今的《尚書》來看，其所述歷史跨時近兩千年，即公元前四千多年至前兩千六百年間。可是，堯舜時代並無文字，故不可能是當時的作品。它也不可能作於夏代。郭泳說"《尚書》不可能作於夏代，因為那時候還沒有文字，就是有人要創作也不可能記錄下來傳給後代。王國維等學者認為它的成書至遲不會晚於西周，因為孔子已經看到了這本書，並在閱讀的基礎上加以整理了。"[8]說夏代還沒文字不很準確，那時文字已經在陸續造出，但那很少的文字確實不可能記錄那些史料。

《漢書·藝文志》說："《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篡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為之序。"這是說，孔子刪定以後又按時代做了排序。從"上斷於堯，下訖於秦"看，堯，是指堯帝；秦，是指秦穆公。虞夏、前商時代的文字發展都不可能滿足《尚書》文字記載之所需，因此，反映那時的歷史文篇，都只能是後人對傳聞的記載。既然如此，堯以前和秦穆公之後的部分文篇也有可能被刪掉了。之所以可以說是傳聞的記載，從孔子在《論語·八佾》里說的"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一語可以看出。他說，夏代的禮法，我可以說出來；殷商的禮法，我可以說出來。他為什麼能夠說出來？就是因為他出身貴族，青少年時期當過禮儀工作者，一生喜歡禮法，甚至到周皇室學習過禮儀，即司馬遷說的"適周問禮"，他向周國家圖書館館長老子請教過禮法制度。《史記·孔子世家》就有記載：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義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這是他未得到百二十國寶書之前的事情。

在得到百二十國寶書之後，他對這些歷史實錄進行了整理和排序，並且讀了、引用了。在《論語》和《禮記》多所反映，其中不乏對《書》的所謂"偽書"部分的引用。他對學生講學引用再多的就是《詩》和《書》。當然，其中引《書》最多的是西周初年及其以後的。他大倡德治、主張中道以及民本思想，主要來自"偽書"部分的《大禹謨》《五子之歌》等；《禮記·中庸》載，他讚揚舜帝"其大知也與"，"用中於民"，他這樣讚揚舜帝除了看《大禹謨》別無其它數據來源。《大禹謨》有"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句，[9]"中"即"中道"。《說苑·政理》記載："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懍懍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而毋畏？"這"以腐索御奔馬"就直接來自《五子之歌》，只是"腐"字原為"朽"，"奔"字原為"六"。《咸有一德》《說命》《太甲》《君陳》等都曾引用。

正因為收集了那麼多《書》，他說："文武之道，布在方策。"[10]不過，幾千篇實錄中最多是周代的，他最遵循的也是周代的禮法，故有言："鬱郁乎文哉，吾從周。"但是，不能排除部分《書》至少是殷商末年的作品，是口耳相傳而記錄下來的。理由之一是《尚書·多士》有一句話記載："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即那時已經有成冊的文獻了，可能寫下包括傳聞的唐虞、夏代及前商時期的政治言行。理由之二是甲骨文是殷商的文字，據考證，其中已經有四千多字了，《尚書》只用了一千七百多字，說明當時的文字夠作《書》之用，因此，至少商末有可能產生這些記錄。理由之三是商末政治腐敗，史官們有可能有意記下此前的這些政治傳聞以挽救時局，正如孔子在《周易·繫辭下傳》說的："《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理由之四是商末文王所演《周易》記載："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正這段話的原意是:上古用結繩記事以治理天下,後世聖人,改以契刻圖書,百官藉以治理政事,萬民藉以稽考國事,這大概取象於《夬》卦。理由之五是周初新政權剛建立，文王、武王親眼看到紂王垮台的根本原因，為了永保其江山，自然要為吸取歷史的教訓和宣傳德治的價值而公開殷商《書》中這些政治傳聞和古代的治道。製作周禮也要利用夏、商的《書》，孔子說的"周鑒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就透露了周以前有《書》存在。

3、從禮儀的用語習慣看，《尚書》應是商中後期及西周作品

從禮儀語言情況看，《尚書》有一個重要用語習慣有著明顯的殷商及西周的時代特徵，這就是關於行跪拜禮的用語習慣，一般叫"拜"，如果還要叩頭就叫"拜稽首"或"拜手稽首"。這在對虞夏的歷史記錄和對商周的歷史記錄都是如此，不過"拜手稽首"屬西周所有，"拜稽首"則屬於此前。

《堯典》記載："帝曰：『俞，咨！禹，予平水土，惟時懋哉！ 禹拜稽首，讓於稷、契暨皋陶。""帝曰：『俞，咨！垂，汝共工。 垂拜稽首，讓於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 。益拜稽首，讓於朱虎、熊羆。"這裡的"帝"是指舜帝，舜帝和大臣在討論誰來接班的問題時，大禹、垂、伯益都作了謙讓，並向舜帝行了跪拜禮即"拜稽首"，拜了而且叩了頭。在所謂"偽書"部分的《說命》同樣如此："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說"是指傅說。這說明《堯典》和《說命》是同時代或前後相去不遠的作品，也說明《尚書》的所謂"偽書"部分並非偽書。

《尚書·召誥》記載："太保乃以庶邦?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引文是太保跪拜叩頭報告我王的意思。"拜手稽首"與"拜稽首"意思是一樣的，手都要著地。這《召誥》是記載周公代成王理政七年時召公率各諸侯拜見成王時講話的事情，即周初時的事情。接下來的《洛誥》《立政》等就用得更多了。《洛誥》開頭一句就是"周公拜手稽首曰"，然後就有"王拜手稽首曰：『......拜手稽首誨言 。"這是指成王跪拜磕頭並說要跪拜磕頭接受我公的教誨。下面還有兩處用到"拜手稽首"。其中，周公說"明禋拜手稽首休享"是傳達王命：明潔地舉行祭祀，要跪拜磕頭慶幸地獻給文王和武王。這就說明，"拜手稽首"是周代初年就有的禮制。在《立政》也有兩處用"拜手稽首"。其中一句是"拜手稽首後矣"。即周公宣布："跪拜磕頭，諸侯們！"進一步說明周初有此禮法。後來的《顧命》則有"拜"，有"拜手稽首"兩處。都說明"拜""拜手稽首"是早已確定了的禮制。

這個早已確定了的禮制是否在殷商時代就有了？像這種與政治關係不大的禮節應當不是周代突然創造出來的，完全可能沿襲舊制，即"鑒於二代"，鑒於夏商之禮。王進鋒《殷商史》第四章《商代的金文》引《漢書·郊祀志》說："是時，美陽得鼎，獻之。......今鼎出於岐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旗鸞黼黻雕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11]因鼎出於岐東即周初故地，故認為是周初的鼎。其中記載"拜手稽首"進一步說明周初有此禮法。

另外，"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句與《說命》"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思想內容一致。

這些都說明《尚書》包括所謂"偽書"部分都是史上前後不遠的作品，也進一步說明"偽書"部分並非後人偽造。

周初鼎刻"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句與商書《說命》"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思想內容雖然一致，但商代比周初的要簡略一些，"丕顯"是對天子或上帝的尊稱，有此二字更顯尊敬；周初鼎刻"拜手稽首"與商書《說命》"拜稽首"雖然基本相同，但商代比周初也要簡略一些。"拜稽首"雙手著地可以不規範，但周初明確有一個"手"字。有一個"手"字，這樣讀起來很彆扭，為什麼要加一個"手"字？一定有其深意。據考，原來雖然都是雙手著地拜而且叩頭，即頭著地，或叫"磕頭"，但是，"拜手稽首"就不是隨便地頭手著地拜，而要求叩頭時額頭必須與手齊平。《周禮?春官?大祝》稱："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清初的顧炎武在《日知錄》中寫道："古人席地而坐，引身而起則為長跪；首至手則為拜手；手至地則為拜；首至地則為稽首。此禮之等也。"[12]據漢鄭玄注，稽首拜，頭至地也。賈公彥疏稱，稽首是"臣拜君之禮"。周代《儀禮》還有"再拜稽首"其《少牢饋食禮》有"主人再拜稽首""主人又再拜稽首"。[13]據胡新生研究，後來還有"三拜""四拜"和"升成拜"等禮節。這些微妙的差別，都是時代的印記。他認為，理清從拜手稽首到再拜稽首、"升成拜"的演變脈絡,可以為相關文獻的歷史斷代提供一條新的標準。

"再拜稽首""又再拜稽首"，比"拜手稽首"就更進一步地嚴格了。早期道教的《太平經》中有句稱"真人稽首再拜"，以稽首專指對神的禮拜。這正如齊梁道士陶弘景的《登真隱訣》"稽首三禮"，"先一拜，額叩地；次再禮，合為三拜。若言再拜稽首者，即先兩禮，後額叩地，一禮合為三禮，稽首三禮是其義也。"[14]就是說，"再拜稽首"要求完成三次"拜手稽首"。在禮儀上有發展，更加嚴格了。周代是等級森嚴禮法繁複的時代，但其發展不是沒有前人的禮法作基礎的。因此，殷商及其以前的一些相比簡單一些的禮法在西周文獻中應當不會絕跡，更會在西周以前的文獻中保存。

這些說明《堯典》《說命》與上述《召誥》等周書有可能不是同時代的作品。如果都是周初作品，就應當都用"拜手稽首"。上述《召誥》等周書與確認的周初的上述西周鼎文全部用了"拜手稽首"，說明這些是同時代的作品，《儀禮》因有"再拜稽首"則應是春秋時期對周代禮法的記載，而《堯典》《說命》則可能是周初以前的作品，甚至不是商末作品，而應是商代中而稍後的作品。《說命》記載的是武丁時期的事情，與周初相去兩百年。這雖然不能說明《說命》就是武丁時期的當時記述，但至少不是周初而是更早一些的記述。

胡新生認為，西周的最高禮是"拜手稽首"，但或簡稱"拜稽首"；春秋時期的最高禮"再拜稽首"，其餘屬戰國時期者。他認為，拜手禮與稽首禮不同，說："最為詳細系統的解釋是鄭玄對《大祝》『九拜 所作的如下注解:稽首,拜頭至地也。"[15]其實，據他引鄭玄，應理解為拜手禮與拜稽首禮不同。拜稽首是手頭都要著地，但對手的動作規定不明確，應是更早一些的禮節。"拜手稽首"就嚴格了，屬於西周沒錯。西周初金文等出現"拜稽首"也不足證明"拜稽首"就是西周的禮節，如前所述沿襲舊禮是可能的。這說明《堯典》《說命》有可能是商代作品，因為生活在商末的少年文王就讀過《書》，而且學過殷禮。《禮記·文王世子》記載說，"文王之為世子......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16]所謂"瞽宗"，據《禮記·名堂位》："瞽宗，殷學也。"[17]即殷商的大學。這說明，史、禮等文化資料都是有書載的。至於西周末戰國初期，則有"拜稽顙""再拜稽顙"，"稽顙成踴"。如《禮記·雜記上》記載弔喪時，"子拜稽顙，吊者降，反位。""含者入，升堂，致命。再拜稽顙。"《儀禮·士喪禮》："吊者致命，主人哭拜，稽顙成踴。"顙，即額。這就不是一般的磕頭，而明確要求額角著地。"稽顙成踴"是指額角著地拜完了又捶胸頓足，表述極度悲哀。《禮記》《儀禮》雖然是孔子之後的戰國初期的作品，反映的禮制是西周末的禮制，很複雜，而《偽古文尚書》不用"拜稽顙""再拜稽顙""稽顙成踴"，說明其與29篇所謂真《尚書》一樣都是戰國以前即西周早期及以前的作品，其記載的史事內容也是如此。又，成熟於戰國時期的《管子·小稱》為管仲門派記載齊桓公與管仲的對話，有兩處記載"桓公辟席再拜"，這個禮節為什麼沒有西周那麼複雜了？一是因為法家是從道家蛻變出來的，道家是反對繁瑣的禮節的，《老子》第38章就有"禮煩則亂"的看法，二是因為繁瑣的禮節在這制度發生巨的時期已經逐步簡化了。這也說明《尚書》成書不會在戰國時期或更晚。

4、從字頻規律看，《尚書》也應是商代及西周作品

關於商周金文字頻統計，劉志基研究說，我們運用數字化手段,分步進行了如下工作:首先,以各種材料整理者的釋文為基礎,綜合後出的相關考釋研究成果,以確定所有文獻用字的釋讀。其次,按照數字化處理的要求,完成所有文獻用字的唯一性確定,進而進行集外字造字,生成字體,實現所有釋文的全文檢索等數字化處理功能。同時,釋文中的每個字形都可與原拓字形及其詳細出處信息對應,進而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商周金文數字化平台-《商周金文數字化處理系統》(升級版)。依據該平台的統計,我們得到迄今公布的商周金文的系統文字數據。其中,字頭5502個,用字總量為129397個,器數為13178。[18]因此,我們在統計中並不刪除用法中的屬於殷商和戰國銘文的部分。統計結果如下:

我們把在殷商和西周金文中一些常用字按平均每一萬字的頻率來與《尚書》進行比對，看是否接近。這些常用字，平均在每一萬字中出現的次數=（各字出現的總次數÷總字數75166）×10000。

例如，"乃"，（181÷75166）×10000=24，24就是"乃"在每一萬字中出現的頻率。根據張岩的統計研究，"乃"，在全部《尚書》中的每萬字含量是146字，在參照文獻（如《詩經》、《周禮》等共55種）平均每萬字含量是19字，這與24字頻率接近。而在《尚書》古文和今文篇章即所謂真偽篇章之間萬字含量的比例是：141字：150字。[19]"乃"在《尚書》中使用的頻率比在殷商和西周金文中要高得多，比在《詩經》《周禮》等共55種文獻中的頻率更高。換句話說，"乃"的使用在按時代依次減少。這說明《尚書》成書年代要早。

又如，"於"，（656÷75166）×10000=87，即在殷商和西周金文中的萬字含量是87，在春秋金文中為90字，兩者比較接近，與參照文獻110字也比較接近。而在《尚書》萬字含量是237字，《尚書》古今文篇章之間萬字含量比例是：244字：236字[20]。這就是說，"於"在《尚書》中使用的頻率比在殷商和西周金文中要高得多，比在《詩經》《周禮》等共55種文獻中的頻率也高的多。說明《尚書》成書年代要早。

又如，"之"，在《尚書》中每萬字含量是138字，在古文和今文篇章之間萬字含量比例是：140字：136字[18]。在照文獻中萬字含量是421字。多50%以上。另外，查劉志基有關研究，在西周金文中"之"的萬字含量更多：763字，多400%以上。[21]這是因為西周文化發展了，語言也發展了，用"之"多了起來。這說明《尚書》總的說來其年代要比西周早。

再如"唯"在殷商和西周金文中的萬字含15。而在《尚書》中沒有這個"唯"，而是用"惟"，"唯""維"是"惟"的發展，三個不同寫法雖然可以通假，但"唯""維"是後造的。"惟"在《尚書》萬字含量是260字，在參照文獻平均萬字含量是2字（包括"維"和"唯"，其中很大一部分出現於《尚書》引文中），《尚書》古今文篇章之間萬字含量比例是：328字：233字[22]。這說明，"惟"在《尚書》中萬字含量依次遠遠高出在商末和西周金文中和在《詩經》、《周禮》等共55種文獻中的頻率。可見《尚書》年代要早。

僅此幾例就足以說明：第一，《尚書》包括所謂"偽書"，部分地是同一個時代的作品。第二，《尚書》有一部分作品即記載周代以前歷史的作品應是比西周金文要早的作品。當然，劉志基先生的"殷商"顯然指殷商末期。經過這番推算，《尚書》之虞夏書和商書成書有可能在殷商中後期，而周書當然是周代作品。

至於《金騰》等某些作品被懷疑為東周甚至漢代以後作品，李銳認為那是"同源異流"的問題。因此，《魯世家》《蒙恬傳》《易林》等所載的周公以身代成王之事，當是《金縢》故事的"族本"系統，只是看起來關係更遠一些，另成一系統。清華簡《傅說之命》三篇，恐怕這不是所謂孔子修訂的《尚書》中的那三篇《說命》，而只是一些"族本"。他說："對於清華簡《金縢》和今傳本《金縢》的關係，李學勤曾指出兩者"應分屬於不同的傳流系統"，但沒有展開論述"。他認為"族本"是用來談論某些特殊文本的。每一個寫成文字的文本便成為此一流傳系統的"祖本"，每個系統之下是同源異流的文本流傳系統。同源異流的文本流傳系統之中，最極端的是源流一線傳遞的文本流傳系統。"族本"之間，同源異流的文本之間，雖然可以用辭彙法等判斷早晚，但這只是文本寫定時代的早晚，只具有參考意義，並不是文本來源的早晚；只有源流一線傳遞的文本流傳系統內的文本，判定其早晚才是可靠的。［23］因此，懷疑《尚書》某些作品為東漢以甚至東周以後的作品，都是根據不足的。

現在很多古籍被斥為"偽書"都屬無稽之談，這些書正在逐一恢複名譽。《尚書》中的所謂"偽書"問題也是如此，不過是一個版本問題。不過它是屬於"源流一線傳遞的文本流傳系統內的文本"，是經過歷代政府圖書館的校書官校對過的，梅獻《古文尚書》之所以被東晉及以後國家圖書館收藏，也是因為與原藏孔安國獻《古文尚書》做過校對的。據《隋書·經籍志》，孔安國獻《古文尚書》後來一直存在到唐代，以後之所以失傳，也許因為梅獻本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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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李銳．先秦古書年代問題初論--以《尚書》《墨子》為中心[J].學術月刊,201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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