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廂情願」的保護者和不堪忍受的村民，深圳市中心這個 500 年的村子，拆還是不拆？

1993 年起就住在深圳的天津人楊阡帶朋友認識這座城市時，總會從兩個地方的對比開始：東門老街開出的中國第一家麥當勞，以及距離老東門商圈不到一公里的湖貝村，因為兩者「一對比，就能看出來深圳的歷史跨度」。

這個歷史跨度大約是 500 年，也是湖貝村發展至今的時間。不過雖有「文物」之名，湖貝村卻只有「城中村」之實。原本的古村隨著城市化進程被高樓大廈包圍，房屋破舊，租金廉價，多數毫無家底的新移民以此為落腳點，而村裡原本的住戶能搬則搬。歷史早已變得一言難盡。

位於羅湖區東門商業步行街的麥當勞於 1990 年 10 月 8 日開業，是中國內地第一家麥當勞餐廳（來源：新浪）

在位於東門商業步行街與湖貝村之間的一處地點遙望湖貝村，會發現它被四周的高樓所淹沒

湖貝舊村近景（來源：rubbleurbanism）

深圳原本有許多城中村。根據深圳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規劃系主任楊曉春提供的數據，1992 年深圳市有大約 1200 個古村落，鄧小平「南巡」把深圳列為改革試點城市之後，到 2012 年時，這一數字就變為了 200，而在三年之後的 2015 年，尚存傳統風貌的老村只剩下了 150 個。

有本叫做《未來沒有城中村：一座先鋒城市的拆遷造富神話》的書記錄了城中村快速消失的過程：從 2006 年到 2010 年，深圳用「推倒重來、局部改造和綜合治理」這三種方式，以「徹底殺死這些不良生物」為目標，試圖「為深圳城市化的進程，畫上一個完美的句號」。

1992 年，地處羅湖中心商業地帶的湖貝村湖貝舊村被納入羅湖區舊村改造範圍，但因為面積大、牽涉人員數目眾多，一度沒有找到合適的改造承接商。

2011 年，央企華潤置地與羅湖政府簽署協議，打算將整個湖貝片區改造成「一個集購物、辦公、酒店、公園和公寓為一體的綜合性娛樂中心」。次年的表決大會，超過 97% 的湖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股民（即湖貝村村民）通過該方案。

楊阡與湖貝村在這個背景下產生了聯繫：2016 年 5 月，項目正式啟動，羅湖區隨後召開的「湖貝片區城市更新方案專家評審會」卻引來爭議聲一片——由於舊村保護面積僅有 6000 平方米左右（不足舊村總面積的十分之一），大多數專家對方案投了反對票。

事情很快引起了《深圳商報》等媒體的大量報道，在一波波要求重視古村落文化保護的輿論浪潮中，吳良鏞等幾位院士寫信給深圳市委書記馬興瑞，要求保留湖貝古村，馬興瑞在 6 月 28 日視察了湖貝古村後，要求要實現保護與改造的雙贏。

7 月初，包括楊阡在內的深圳文藝、社會研究與規劃建築界的人士共同發起了「湖貝古村 120 城市公共計劃」，並發布了「湖貝共識」，要求對湖貝古村進行保護。 深圳當地關注城市規劃與建設的 NGO 「土木再生」，發起「湖貝請留門」活動，為來自深圳內外的研究團隊展開對湖貝村舊改問題的研究，提供了信息共享平台與支持。

湖貝村的動遷就此被擱置下來，並成了一個「改造不行、不改造不行、連商量如何改造本身也不行」的尷尬局面。無論從哪個參與者的角度看——政府、開發商、保護人士和居民——湖貝村都成了一個死結。

危房

湖貝村足夠老了，你從房子本身也能看出來。

許多房屋由於過於低矮和陳舊，被沿街的商鋪和高樓所淹沒，只有在村莊邊緣地帶的道路上行走，仔細留意夾在店鋪之間的狹窄過道，才能從中窺探到村莊的結構。

從圍建在村莊邊緣的海鮮排擋、餐館或各類商店之間的岔路進村，你會有一種穿越時光的感覺。整座村莊分為東西南北四坊，佔地約 7.8 萬平方米，東、西、北三坊多為後期加蓋的、六七層高的握手樓，南坊則最為老舊，房屋只有一兩層樓高，多是於清末時期建造的磚木結構瓦房—— 上世紀九十年代時，南坊的居民有不少已移居海外，無法進行搶建搶蓋，大多數舊房就以原貌保留了下來。

在位於湖貝舊村南坊南側的湖貝路上行走，可以通過位於商鋪之間的窄路走入村內

臨近湖貝路的懷月張公祠，被商鋪所遮擋，如果不留意很難被人注意

懷月張公祠的屋瓦與房梁

如果假以保存，這個地方或許會成為一個有浪漫色彩的存在。不過 1999 年，深圳市政府發文規定，不準對城中村進行私自改造，要改造必須先申請。這倒是制止了加蓋現象，但同時也讓居住者失去修繕房屋的權利。用現年 72 歲的湖貝村村民張煒良的說法就是，「我們又不能去搞它，那就只能放在那裡，就只能出租啦，如果萬一房子倒下來，出事了怎麼辦，政府這些問題都沒有考慮。」

張煒良是湖貝村村史的編撰者之一，也是拆遷的支持者之一。

「我們這個地方真是破爛不堪的啊，巷道窄，房子破破爛爛，主要是潮汕那邊的人住在那裡，現在給我們回去住，都適應不了了，很多房子連窗戶都沒有，怎麼住？」

據張煒良說，村裡的居民在 80、90 年代逐漸富裕後，先是蓋起了湖貝新村，之後又搬入了配套設施更為健全的商品房。他自己把湖貝村兩間合起來約 20 多平方米的房子，以每月一間 400 元的價格出租，但也為它岌岌可危的狀態擔心不已。

2003 年，南坊的一處出租屋中曾發生過一起嚴重的火災，一名 8 歲女童喪生。2011 年，南坊再度發生重大火災，造成 2 死 1 傷。

「南坊拆，大家肯定都同意啦。」張煒良說：「反正就是給村民賠房子，保留也好，我們也可以讓子孫看到舊村的面貌，你拆掉重建，有箇舊村的樣子，賠償就行。」

從 2000 年初就從潮汕一帶來到深圳打拚的方先生，在湖貝舊村開了一間小賣鋪，生意平淡，並未如當初所料闖出一片天地。他笑稱經過這麼多年，已不覺得在外漂泊有什麼好的，如果房子要拆，可能會直接返回老家，「在深圳，沒戶口，孩子上學還很麻煩，消費又高」。

在逼仄的巷道中行走，抬眼能看到羅湖商務中心鍍金的樓頂，這座由羅湖區委、區政府發展物業經濟精心打造的「精品工程」，是「金色羅湖」的標誌，也是深圳標誌性建築之一。

在舊村的邊緣地帶，抬頭可見的高樓總會給人一種「快要壓下來」的錯覺

湖貝南坊的部分樓房被加高到了兩層保護

楊阡是個自由藝術家，身份很多，是深圳胖鳥劇團的藝術總監，在深圳大學建築學院教授視覺創意和藝術史，也是湖貝古村最活躍的保護者。他覺得自己了解村裡人的想法。

楊阡很清楚張煒良等村民的想法。「村民、租戶的想法肯定會和我們不一樣。從歷史的角度去看，你不允許村民們發展自己的生態系統之後，那村民們就只能拿出自己的資源，以未來的時間去賭，來和你們交換。」

楊阡認為政府早期對基礎建設的不作為、後期對房屋修繕的管制是造成如今這個局面的主要原因。但與此同時，縱使湖貝村已經破落至此，他也認為這個地方有它不可抹殺的價值，而後者，恰恰是開發商、政府和居民都沒有意識到的地方。

「城中村是落腳城市最基本的跳板，城中村沒有門檻，位置在經濟繁榮區，天然地幫助了想在深圳落腳的人。深圳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能給人機會，而城中村提供了一個空間。像在北京，大家都得住到 5、6 環之外，參與城市是有成本的。但是深圳城中村的這種格局是能夠幫助到城市的繁榮與發展的，是多元化而不是均值化的，這種情況對城市的發展幫助很大，就像植物一樣，雜木叢生，生態會比較健康，因為實現了某種平衡。」

包括楊阡在內的保護者們把湖貝村看成一種象徵，其目的是探討「城中村」的意義，以及如何讓它適應現代城市的發展。換句話說，保護者也支持城中村的改造，但並不支持眼下的改造方案。

2016 年 7 月，羅湖區再次召開了專家研討會，表示會對「湖貝舊村在較大範圍進行保護」。8 月，負責湖貝村舊改項目設計的華陽國際設計集團深圳公司給出了新方案，指出老村保護的範圍約為 12300 平方米，其中原址保留區域約為 10000 平方米，風貌重建區約為 2300 平方米，其中三縱八橫的街巷格局將被保存。

在 2017 年 2 月發出的最新方案中，湖貝古村的保留面積被初步認定為 10350 平方米，這一範圍之外的建築將進行拆除重建。在被編入《湖貝村村史》的改建藍圖中，被保留下來古村建築周圍，將立起更多的高樓，臨近舊村的羅湖文化公園將會被變成一個擁有屋頂花園的高端商業綜合體，整個片區的樣貌都將變得不同。

這張圖也被華潤置地引到了一塊展板上，擺放在羅湖文化公園附近

事情似乎在第三方的努力下得到了推進，但楊阡認為這不是他們想要的——這種方案只是單純承認了湖貝村 500 年歷史的浪漫一面，而抹去了「城中村」的功能意義，即為居住其中的租戶提供便利。

土木再生的研究員萬妍和楊阡的想法相似，她認為對於城中村的改造，應做到的是「保留社會生態，不讓租金高檔化」，城中村的「生態很豐富」，存在著海鮮市場和各種小經濟，而一經重新規劃，這樣的生態將被破壞，而同一地段能夠容納的人口就會變少。

「原先能住 6 萬人，規劃後只能住 1 萬人了，還有 5 萬人可能要被排擠到城中村以外、租金更高的地方去，有些人可能會因支付不起居住成本，搬離到更遠的地方甚至離開深圳」，在萬妍看來，最終的結果就會使「深圳市的發展變得不可持續，生活成本高，企業用工成本也會提高，這是系統經濟的問題」。

「深圳最貴的地產華僑城，隔了一牆就是白石洲。像之前的高科技區，那邊有大沖，大沖拆了，如果白石洲再拆，高新科技園就要完了，因為人工費就得上去。」楊阡說。

500 多年的村史，在楊阡等人看來，「恰好可以給大家一個坐下來談談這件事的可能性」，湖貝不會像其他城中村一樣不經考慮就被快速抹去。眼下需要考慮的問題是：如果在深圳快速的城市化進程中，「仍能保留這樣一個空間……我們能否將其轉化為一種價值，就是凡是可保留的（城中村），我們都可以找到一個途徑繼續保留」。

「深圳之所以有今天的經濟奇蹟，除了歷史和政策的原因，也和城市的這種生態有關，深圳或許是唯一對移民沒什麼障礙的城市，它沒有階級固化，還保留了起起伏伏的可能性。」楊阡說。

對話

湖貝村的存在，可以解釋深圳為什麼叫做深圳。

根據《湖貝村村史》的記載，如今的東門老街，在明清和民國時期都為湖貝村所有。為了各村物資交換的便利，人們曾在湖貝村、南塘村和新屋村之間的農田空地上擺攤設點，慢慢形成了一個小集市——「墟」。由於集市西邊有一條較深的水溝（水溝也被稱為圳），因而人們把這個集市命名為「深圳墟」。

當時的深圳墟大致以現在深圳市的解放路為中軸，有東、西、南、北四個門，東門的商業最為發達，人們多會去東門購物，因而東門便成為了深圳墟的代稱。

東門商業街有近 300 年的歷史，如今具備歷史性的物質見證僅剩湖貝舊村的瓦房。無論從城中村留存還是從歷史保護的角度，湖貝都具有代表性。

然而在這場關於湖貝舊改的討論中，如今生活在村中、想要以其為起點在這座城市造夢的租戶們，從一開始就未被納入其中。儘管楊阡、萬妍等討論者，極力想要通過湖貝的案例改變政府、開發商，讓他們重新重視這些推動城市發展的勞動力，但是即使連這些租戶自己，都未曾想過這些循環往複的問題。

湖貝村中居住的租戶，多來自潮汕地區，在村子內外經營著各種生意。早上五六點，是販賣海鮮的商戶最忙的時候，他們來往於運送海鮮的卡車與湖貝村一側的東門海鮮市場之間，泡沫箱和塑料箱在搬運的途中流出帶著腥味的海水，鋪滿了路面。全天都能在村子裡打上照面的，是那些推著小推車在街頭巷尾運貨的工人，窄窄的巷道，大多只能通過一人，在巷子的一頭看到送貨工人，可能就得換條小道行走。

晚上，在幽暗的巷道中順著搶眼的燈光找去，就能發現一條美食街。陸豐咸茶、潮汕砂鍋粥、水果撈、燒臘、滷味、麻辣燙以及各類海鮮……不同的食攤前擠滿了人，街道轉角稍微寬敞點的地方，都擺滿了桌椅，不相識的人拼著坐在一塊兒，享用著各類食物。

潮汕居民曬著的蝦干

楊阡在工作之餘總往城中村跑，帶朋友到處走走逛逛，偶爾「闖」進人們的家中探探新奇，到了晚上就找處小食攤，坐下來喝酒。但在保護湖貝村的過程里，他和這裡的人展開的溝通，卻十分有限。

「專業圈自己的表達不足，用的都是專業的方式來表達，第二是他們沒有精力做專業的轉述，或做長期的溝通，我覺得這是很大的問題。」NGO 土木再生的工作人員世傑對《好奇心日報》說。

他同時補充說：「但是我不能假設說他們的結論是錯誤的。」

在阿姆斯特丹大學學習城市規劃的研究生劉倩雲是湖貝村項目的一個特殊觀察者——她之所以來到這裡，是想研究第三方在湖貝舊改事件中的作用。

她認為這個項目在一開始就註定是難以成功的。「學者專家平時都不在那裡生活，說實話都不是利益相關者，所以說要保留，你的利益再怎麼都和這個地方沒什麼關係。如果是村民自發說要保留，這個項目就會變得很不一樣了。」

「大家都是在考慮自己的利益。對於政府來說，他們是在做政績，對於華潤來說，這是一個以華潤的名義的標杆性項目，對公司之後的發展也有幫助。第三方提出了意見，大家從自身利益角度考慮，認為那可能是對自己有利的，所以最終能達成共識也是從自己的利益角度出發，覺得是對自己有利的，於是有了現在的結果。」劉倩雲對《好奇心日報》說。

當楊阡因為得不到政府的有效回應，帶著一打資料去信訪局投遞資料時，所收穫的回應就如劉倩雲所說的一樣，信訪局的官員表示驚奇，竟然「第一次碰到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為了公共利益去上訪的」，最後給了他一個「類似踢皮球」式的回應。

而至於與舊村改造最直接相關的村民，張煒良形容這個群體「最實際了，只談利益」，對於這個改造隨後可能遇到的大問題，仍是那些為了賠償額度而糾結的「釘子戶」。

2017 年 4 月下旬，華潤置地在臨近舊村的羅湖文化公園一帶，划出了第一期改造的範圍，用擋板把即將改建的地塊都圍了起來。擋板上印上了男女老少歡聲笑語的照片，一旁打上了諸如「湖貝舊改人心所向、主流民意大勢所趨」、「今日深圳舊城區，明日幸福新湖貝」等文字，並在公園門口的鐵門上貼上了「公園舊改」的通知。

當消息傳到聚集了近 500 人、關心湖貝舊改的微信群中時，幾乎沒人做出回應。這個一度爭論不斷的第三方群體，如今在萬妍看來，已「陷入疲態」。

對於目前的現狀，他們顯得有些無能為力。「該說的都說了，該做的都做了，他們不聽，我們也沒辦法。」萬妍說。

懷月張公祠門外的一處舊牆上，掛上了舊改的橫幅

羅湖文化公園的鐵拉門上貼出了舊改的通知

羅湖文化公園內，華潤置地已經用擋板圍起了一部分將要動工的範圍

土木再生已經開始關注新的項目，而湖貝 120 的公眾號在 3 月 24 日之後就再未更新。楊阡表示，之後如果經湖貝這件事所結識的那批「不錯的人」，「如果想再做點什麼」，他會願意出力，「但是我自己不想再主動做些什麼了」。

他沒有否認自己做事的價值：「我覺得湖貝 120 這件事情，可能會對其他城市的人（有意義），比如北京的人說『羨慕你們，至少你們能發聲』，政府也不會一下子來打壓下去，但是能解決多大的問題，這個我們不知道。從後果的角度來說的話，強力的扼殺和慢慢的窒息有區別嗎？我覺得這件事放在中國的城市中，尤其是一線城市中，它第一次突顯了民間對城市更新的態度，不僅僅是技術性的補充，而是價值觀的補充。我覺得這是湖貝這件事的意義所在。它不是說哪個好哪個壞的問題，而是說我們總體上怎麼看這個叫做城市的空間，和我們要怎樣的城市，而且這個聲音不是碎片化的，而是系統、有研究的。」

而對於張煒良，他和村民們所需面對的只是長時間的等待，對於這個將被分為三期工程完成的大項目，他估計得花個十年。按照目前南坊瓦房「一賠二點五」，其他舊房「一賠一」的比率，加上周邊的物業升級，房價有望上升到 7、8 萬一平米，湖貝村的村民都將成為潛在的千萬富翁。

而至於這些被保留下來的瓦房，最終會如何處理，目前誰都不知道。

題圖來自luoohu，文內圖（如無註明）均為記者的現場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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