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減稅，中國如何接招？

全球化時代，國家之間的競爭手段越來越多元化，貨幣戰的硝煙尚未散盡，稅務戰的號角已經響起。

在執政百日之後，美國總統特朗普開始拋出大規模的減稅計劃。從已經公布的減稅預案來看，特朗普的減稅如果能夠最終得以實施，將會對美國國內乃至全球經濟都帶來巨大影響。從美國的內部效應來看，大規模的減稅將會提升美國企業的競爭力，並最終刺激美國經濟的增長；從外部效應來看，美國大規模減稅之後，將成為全球市場的稅務天堂，並吸引全球市場的投資資金進入美國，由此帶來全球投資的一輪重新洗牌。作為當前全球最大的FDI（外商直接投資）國家，中國無疑將會直接面對美國稅改的強烈衝擊。

4月26日，華盛頓，美國財政部長史蒂文·姆努欽在新聞發布會上概述特朗普減稅計劃

事實上，在美國啟動稅改之前，中國就已經在最近幾年開始感受到了壓力。2015年，國內就有一家名為科爾集團的紡織企業在美國投資2億多美元設廠，當時公司董事長表示，在中國的紡織企業都在虧損，但在美國情況很不一樣。按照《紐約時報》當時的報道，中國紡織業的成本比美國高出了30%，這是中國紡織企業向美國轉移的重要原因。不過由於這家企業的知名度不高，所以當時並沒有引起太多的關注。

去年底，福耀玻璃董事長曹德旺在美國投資設廠，並且公開表示「中國實體經濟的成本，除了人便宜，什麼都比美國貴。中國製造業的宏觀稅負比美國高35%」。由於福耀玻璃在中國企業的地位，曹德旺的言論立即在國內引發一場中美稅務負擔的大討論。

按照國家稅務總局披露的數據，2012年1月至2017年2月，營改增帶來的減稅總規模累計已超過1.2萬億元，其中2016年5月至2017年2月的10個月內，減稅規模達到5661億元。但是很多企業家對於營改增帶來的減稅效果感受並不明顯，比如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後就曾經直言：「營改增說降低稅收，我看一點都沒有，說稅下滑了5000億元，我看是收稅收不上來，把沒有收上來的稅收當作降稅的指標了」。

除了企業家對減稅效果的質疑，理論界對我國的稅負也有很多爭議。天津財經大學財政學科首席教授李煒光曾經提出過「死亡稅率」之說，根據他在貴陽、武漢、杭州、大連四個城市進行的民營企業稅費負擔社會調查，結果顯示，我國企業的實際稅費負擔率應該在接近40%的水平，李煒光教授稱之為「死亡稅率」，因為在我國，除新興行業以及金融等領域外，大部分企業的利潤率都不到10%，30%～40%的稅費負擔足可以導致大多數東部沿海加工業企業處於困境之中，甚至虧損倒閉。李煒光認為，「其實這也是我國當前經濟持續低迷的真實原因之一」。

當然，官方機構顯然並不認可李煒光的研究，國家稅務總局官網就刊發文章予以反駁，認為「死亡稅率」之說嚴重誤導了社會公眾。文章稱：「事實上，我國宏觀稅負近些年來一直穩中有降，特別是一系列減稅降負措施的陸續出台，企業的稅負大大減輕，但同期經濟增長卻出現了較大幅度的波動，由最初的兩位數高增長降到目前6.7%的增長。可見，簡單推論出宏觀稅負與經濟增長之間負相關的結論，是不能成立的。」

在特朗普的減稅方案中，最引人關注的是大幅降低公司所得稅，計劃從35%下調至15%。特朗普的方案也由此被稱為史上最大規模的減稅，很多業內人士甚至認為其力度之大，將會超過上世紀80年代里根時代的大規模減稅。美國的企業所得稅稅率如果降至15%，將大大低於經合組織（OECD）平均水平，也將大大低於中國。以這樣的減稅力度，不僅會吸引美國製造業迴流，對於包括中國製造業在內的全球資本都會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如果說過去幾年國內已經開始有一些製造業向美國轉移，美國大規模減稅之後，這種現象可能會更加明顯。

4月21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向媒體展示一份已簽署的有關稅改的文件

過去關於中美製造業之間的稅負問題之所以存在很多爭議，很大原因在於兩國的稅收體系不一樣，在不同口徑之下難以直接比較，但是如果美國此次大規模稅改能夠成行，美國製造業的稅負將毫無爭議地低於中國製造業。

中國企業的主要稅負包括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其中增值稅是我國的第一大稅，稅率大概從3%到17%不等，2016年佔全部稅收比重約為31%，如果考慮到營改增從去年5月份才開始全面實行，如果將營業稅也考慮在內，二者佔比超過40%。其次是企業所得稅，我國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去年佔全部稅收的比重約為22%。在我國的全部稅收收入中，大概九成左右都和企業有關。

以美國企業來看，美國沒有增值稅，企業的主要稅負為企業所得稅，稅率採用超額累進位，從15%～35%不等。美國的企業所得稅占聯邦稅收比重大概為10%，由此可以看出美國的稅收體系中，企業所得稅所佔比重很低，美國的稅收制度並沒有以企業作為主要對象，總體上還算是企業友好型。如果特朗普稅改將稅率統一降至15%的水平，美國企業對中國企業的稅負優勢將顯而易見，如果再考慮到中國企業面臨的各種非稅支出，兩國製造業的成本優勢將更加明顯，可能足以抵消兩國在勞動力成本上的差異。

對於中國經濟而言，如何應對特朗普政府稅改帶來的衝擊，其實已經是很現實的挑戰。在貨幣戰時代，管理部門還可以通過加強資本管制來控制資本外流，但是對於企業的投資選擇，政府很難以行政命令來強行管理，尤其是對民營資本更是如此。2016年以來，我國的民間投資出現雪崩之勢，成為我國經濟當前的一大挑戰，如果美國以低稅收吸引我國更多的民間資本赴美投資，國內的民間投資無疑會遭遇更大的困難。如果要避免國內資本蜂擁赴美投資，國內的減稅顯然還需要更大的力度。

簡單而言，稅收無非就是在政府、企業和個人之間如何分配利益，如果要減輕企業的稅收負擔以應對美國的挑戰，那麼就需要犧牲政府和個人利益。從政府的角度來看，在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稅收增速也隨之放緩，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繼續減稅，難度之大也是可想而知。從個人的角度來看，現有稅收體系中，針對個人的稅收主要是個人所得稅，但是最近幾年呼籲繼續降低個人所得稅的呼聲一直很高，以提高個人所得稅補貼企業所得稅也並不現實。

因此，稅收體系的調整可能是未來我國稅改的一大重點。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普遍以直接稅為主，直接面向個人和企業徵稅。而我國的稅收結構以間接稅為主，主要面對商品和服務徵收，無論是此前的營業稅，還是現有的增值稅和消費稅等等，都屬於間接稅，間接稅層層流轉容易推高稅負，而且稅負隱藏在商品價格之內，也容易推高商品價格，對致力於向消費轉型的中國經濟而言，間接稅比重過高，也不利於經濟轉型。

十八屆三中全會就曾經提出「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在去年5月份營改增全面實施之後，下一步的稅改重心很有可能轉移至直接稅改革。就我國稅收體系來看，直接稅主要包括個人和企業所得稅，以及房產稅和遺產稅等等。在個人和企業所得稅難以提升的背景下，房產稅和遺產稅等可能會在未來成為我國新生的稅收力量，如何切分新的蛋糕，無疑又將是一次巨大的挑戰。

（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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