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英任南方三年游擊戰爭中的歷史貢獻

無產階級革命家項英，在我黨歷史上長期擔任重要職務，為中國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但同時也有某些失誤。南方三年游擊戰爭時期，是項英一生中極其重要的時期，客觀地、公正地評價他在這一時期中的地位與作用，是史學工作者的責任。

近兩年來，通過查閱歷史文獻和回憶史料，訪問當年與項英共同戰鬥過的老同志，經過認真反覆的分析考證，我們認為項英作為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的最高領導人，在三年游擊戰爭期間基本上正確地執行了黨的路線，完成了黨所給予的任務，為三年游擊戰爭尤其是贛粵邊區的游擊戰爭作出了重要貢獻。

臨危受命，掩護中央機關和中央紅軍主力戰略轉移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由於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者的錯誤領導，中央紅軍未能打破國民黨軍隊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央紅軍主力被迫離開中央蘇區，實行戰略轉移。轉移前夕，中共中央決定在瑞金成立中共中央分局，由項英、瞿秋白、陳毅、陳潭秋、賀昌等組成，項英任書記。同時成立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辦事處，陳毅為主任，梁柏台為副主任。不久又宣布成立由項英兼任司令員的中央軍區，「指揮江西、福建、閩贛、贛南及閩浙贛五個軍區（閩北分區在內）及各直屬的地方獨立部隊與二十四師和十軍」【註：《中革軍委關於成立中央軍區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活動的指示》《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２２日。】，繼續堅持中央蘇區及其鄰近蘇區的鬥爭。

在長征之初，項英和陳毅等一起，領導留在中央蘇區的紅軍、地方武裝及游擊隊接替主力紅軍防務，掩護主力紅軍集結，配合主力紅軍突圍，保障主力紅軍行動，使黨中央和主力紅軍得以突破敵人的封鎖線，實行戰略轉移。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上旬，當紅軍第一、三、五、八、九軍團根據中革軍委的命令，陸續離開原來的陣地向指定地域集結，準備實行戰略轉移時，項英遵照軍委的部署，指揮紅二十四師和各軍區的一些獨立團接替主力紅軍防務，開展游擊活動，並嚴密封鎖主力紅軍行動的消息，從而有力地掩護了主力紅軍的集結。１０月１０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領中央黨政機關、軍委總部及直屬部隊編成的第一、第二野戰縱隊，從瑞金地區出發，向戰略轉移前的集結地域開進。項英奉命指揮紅二十四師和一些獨立團分別在原地阻擊騷擾敵人。１０月１７日，當主力紅軍分別從１０個渡口南渡貢水準備突圍西去，並於１０月２１日突破敵人第一道封鎖線時，項英命令贛南軍區派獨立第十四團進佔韓坊、古陂；獨立第十五團和獨立第六團進佔安遠城；第一大隊與西江獨立營進至重板石和龍布一帶；保衛隊和獨立第六團一個營進至新田地區，肅清國民黨殘餘力量，恢復甦維埃政權。同時，派大田游擊隊到信豐河西岸破壞敵人堡壘，派長洛游擊隊到大埠圩東岸長演壩一帶打游擊。１１月初，敵余漢謀縱隊在南雄、大余、橫江、鉛廠地域追擊我軍主力，信豐、南康、安遠等地甚為空虛。根據中革軍委指示，項英命令贛南軍區獨立第六團和獨立第十四團深入到安遠、信豐、南康地區開展游擊活動，騷擾敵人。

為了保障主力紅軍的戰略行動，在項英、陳毅等領導下，留在中央蘇區的紅軍和游擊隊除掩護、配合主力紅軍突圍外，還承擔了收容傷員、運送糧食彈藥等任務。１０月２１日主力紅軍突圍戰役獲勝後，贛南軍區派一部分部隊負責收容傷病員，積極組織群眾，前運糧彈，後運重傷員。還奉命在小坌、畚嶺、小溪、新陂、於都西北等處設立醫務所和收容所，在大壩、唐村等地設立運輸轉運站，以保證野戰軍在轉移時的後方收容與運輸。１０月底，項英、陳毅等根據中革軍委的指示，又先後收容了一大批傷病員，其中一些輕傷員醫好後即投入了當地的游擊戰爭。

執行中央指示，領導蘇區軍民英勇抗擊敵人進犯

黨中央離開中央蘇區時，賦予中央分局的任務是：在中央蘇區領導地方武裝以游擊戰爭來保衛中央蘇區，保衛土地革命勝利成果，抗擊進犯的敵人，使進佔蘇區的敵人不能順利統治下去，並準備配合紅軍主力在有利條件下的反攻。同時中革軍委還劃定瑞金、會昌、於都、寧都四個縣城之間的「三角地區」，為中央分局和中央軍區最基本的地區和必須最後堅守的陣地。

中央主力紅軍長征後，進犯中央蘇區的國民黨軍隊除了薛岳縱隊、周渾元縱隊追擊中央紅軍外，其餘敵軍繼續向中央蘇區的腹地進攻，迅速佔領了寧都、汀州、石城、興國、於都、瑞金、會昌等地。以陳誠等指揮的２０多個師共２０餘萬人，加緊構築堡壘封鎖線，組織地主武裝，建立保甲制度，企圖徹底消滅紅軍，摧毀蘇區。在嚴重的形勢面前，以項英為主要負責人的中央分局、中央軍區堅決執行了黨中央關於保衛中央蘇區，抗擊進犯之敵的指示，領導中央蘇區軍民英勇頑強抗擊敵人的進攻。當敵人佔領寧都、汀州、石城、興國等地後，中央軍區命令紅二十四師在汀州以南阻擊河田之敵前進，江西軍區獨立團阻滯廣昌之敵前進，獨立第三團監視興國之敵，獨立第七團阻滯石城之敵前進。

１１月下旬，敵東路第三師孤軍冒進，由瑞金向會昌推進。紅二十四師指戰員紛紛要求抗擊敵人，中央分局、中央軍區為了興奮蘇區的群眾，提高他們的信心，命令紅二十四師在謝坊西側的灣塘崗伏擊敵人，以會昌之地方武裝作正面的扼制，另命令福建軍區獨立團於瑞金河東岸阻擊牽制增援之敵。這次戰鬥殲滅敵人半個旅，擊潰半個旅，是紅軍主力長征後中央軍區部隊取得的第一次大的勝利。但是敵人發現中央蘇區仍有正規紅軍後，遂改急進為緩進，調集兵力，企圖尋找紅軍決戰。當時江西軍區和省委由於敵人的迅速推進，地方工作沒有來得及布置，同時仍然集結獨立團阻止和破壞敵人構築堡壘，在戰鬥中遭到嚴重損失，最後被敵人圍困在狹小地區內而遭失敗。

為了抗擊敵人的進犯，保衛中央蘇區，項英早在１０月１８日就發表了《開展廣泛的群眾游擊戰爭保衛中央蘇區》的文章，指出：「發展游擊戰爭是我們中央蘇區整個黨與蘇維埃目前最中心的任務！」當然，項英這時候強調的群眾游擊戰爭還只是配合主力紅軍作戰的游擊戰，而不是獨立的戰略游擊戰。由於項英和中央分局對於當時整個鬥爭形勢估計不足，把希望寄托在主力紅軍遠征大捷和等待主力回師反攻上，並為中央賦予的「保衛中央蘇區」的任務所束縛，對於整個工作沒有也不可能實施及時的轉變。

江西軍區失敗的教訓，引起項英等中央分局領導人的重視，他們開始注意加強地方武裝和在群眾中進行游擊戰爭的教育。同時開始認識到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主力紅軍的回師上，提出了「獨立作戰」和「堅持鬥爭」的口號，在戰略指導上亦開始了初步的轉變。這主要表現在：

１．派得力幹部到各地區去領導遊擊戰爭。當時，項英和中央分局採取了一系列組織措施，分別派張鼎丞回閩西；調中共閩贛省委書記賴昌祚到瑞西地區組建中共瑞西特委並任書記，同時抽調部分武裝組成瑞西獨立營；調中共贛南省委書記鍾循仁到閩贛省委任書記；調原中央審計委員會主任阮嘯仙任中共贛南省委書記；派原中央政府土地部部長鬍海回吉安東固地區，組建中共公（略）萬（安）興（國）特委並任書記；派少共分局幹部李鶴鳴到勝利縣（後轉公略縣）；派中共贛南省委組織部部長羅孟文到楊贛特委任書記兼楊贛軍分區政委；在於都小溪成立中共信康贛雄特委（後改為贛粵邊特委）和軍分區，由原在贛粵邊堅持鬥爭的李樂天任特委書記、軍分區司令員兼政委，調贛南省委宣傳部長楊尚奎任特委副書記，隨即抽調一個營的紅軍開赴贛粵邊開展游擊戰爭。

２．在「三角地區」黨內和群眾中進行游擊戰爭的動員教育。為了開展廣泛的群眾性游擊戰爭，項英和中央分局首先在中革軍委劃定的瑞金、會昌、於都、寧都之間的「三角地區」進行動員教育。１２月２９日，項英在瑞西、瑞金兩縣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題為《目前敵人「清剿」形勢與黨的緊急任務》的報告，號召動員一切力量粉碎敵人的「清剿」，提出「一切工作為著開展游擊戰爭」，要求「每個黨員要領導遊擊戰爭，要學習游擊戰術」，每個區應有一個基幹隊伍，要擴大獨立營和區游擊隊，以便「來團結與領導群眾開展游擊戰爭」。並具體要求各區獨立營擴大到４００至５００人，區游擊隊應擴大到１００至１５０人，黨政機關的負責人應隨隊行動，加強對游擊隊的領導。與此同時，中央軍區政治部編印了《中共中央給中央分局訓令的討論提綱》。為了培養游擊戰爭骨幹，中央分局和中央軍區在於都寬田龍泉逕舉辦游擊訓練班，組織各縣區游擊司令部負責人學習游擊戰術，項英曾親自到訓練班作形勢和任務的報告。經過游擊戰爭的教育，瑞金、興國一帶的地方武裝漸漸能進行游擊戰，閩贛軍區的部隊也向寧國、石城、廣昌一帶開展游擊戰爭。

以項英為書記的中央分局在組織上、政治上實行的初步戰略轉變，對於一些地區游擊戰爭的開展和以後游擊戰爭的堅持，起到了積極作用。但由於在總體上仍受中央和中革軍委關於堅守「三角地區」指示的束縛，紅二十四師和幾個獨立團依然採取大兵團作戰方式阻滯和破壞敵人對於「三角地區」的築壘前進。１９３５年１月２８日，紅二十四師和獨立三團、十一團共五個團的兵力，進攻駐守贛縣牛嶺的國民黨粵軍第二師一部，由於部隊部署失當，在激戰中部隊遭到了嚴重損失，這是採取大兵團作戰的「最後一仗」。項英後來也認識到牛嶺戰鬥不但是「不應有的慘敗，而且是不應有的戰鬥」【註：項英：《三年來堅持的游擊戰爭》，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７日。】。

牛嶺戰鬥後，國民黨軍隊加緊對「三角地區」進行「清剿」，於都、會昌一線貢水兩岸的敵人南北夾擊，企圖將中央分局等機關及紅軍部隊封鎖在狹小的地區內，一舉殲滅，形勢日益嚴重。這時項英和中央分局已經「放棄期待野戰軍的觀念，已正式提出獨立自主的口號，對於當時整個鬥爭的嚴重性也有進一步認識」【註：項英：《三年來堅持的游擊戰爭》，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７日。】，感到已無法執行中央關於堅守「三角地區」的指示，開始醞釀突圍和分散開展游擊戰爭的問題。

徹底轉變鬥爭方式，組織部隊分路突圍

項英和中央分局在嚴重的形勢面前認識到必須改變鬥爭方式，但同時感到「變動中央給予我們的任務，只有得到中央的批准，才能執行」【註：項英：《三年來堅持的游擊戰爭》，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７日。】。所以，項英於１９３５年１月３０日、２月１日、２月４日、２月５日不斷致電中央，報告中央蘇區的嚴重形勢，要求給予具體指示。１月３０日致電中央提出：「任何緊張情況下應抽空討論我們的問題」，「要求中央迅速給我們具體指示，適應情況執行」【註：《項英致博古朱德周恩來電》，１９３５年１月３０日。】。２月１日又致電中央：「屢電諒達，無一指示，令人不解。中區環境日益緊急，遲延不決是最有害的。」「目前問題是整個行動方針，關係全國與中區前途，因此必須中央決定與指示。」同時提出：「集中行動必有立足之處」，但「目前四周無此條件」，「分散目標，便於游擊，但各自為戰，領導困難」【註：《項英致朱德周恩來博古電》，１９３５年２月１日。】。２月４日，項英再次致電中央與軍委：「目前行動方針必須確定，還是堅持現地，還是轉移方向，分散游擊，及整個部署如何，均應早定，以便準備。」「請中央及軍委立即討論，並盼於即日答覆。」【註：《項英關於目前行動方針問題致中央與軍委電》，１９３５年２月４日。】在此期間，項英主持召開中央分局會議，研究分兵突圍問題。會上，一種意見是留下少數部隊和機關人員在中央蘇區活動，其餘全部向西突圍到湘贛邊界另圖發展；一種意見主張部隊以團為單位，向湘贛邊、閩贛邊和福建平和、漳浦，廣東饒平一帶突圍，中央分局率一部分部隊繼續留在中央蘇區領導鬥爭。２月５日，項英將兩種意見報告中央，「請立復」【註：《中央分局致中央電》，１９３５年２月５日。】。

２月５日，遵義會議後的黨中央給項英和中央分局發來了「萬萬火急」的電報，指示「分局應在中央蘇區及其鄰近蘇區堅持游擊戰爭」，「要立即改變你們的組織方式與鬥爭方式，使與游擊戰爭的環境相適合」。同時決定「成立革命軍事委員會中區分會，以項英、陳毅、賀昌及其他二人組織之，項為主席」【註：《中央書記處致項英轉中央分局電》，１９３５年２月５日。】。由於敵情緊急，中央分局接到電報後，立即向於都南部轉移。在於都南部禾豐地區，中央分局又收到了中共中央２月１３日給中央分局的詳細指示電。這個指示電指出：「徹底改變鬥爭方式，一般都應由蘇區方式轉變為游擊區的方式」，「佔領山地，靈活機動，伏擊襲擊，出奇制勝，是游擊戰爭的基本原則」，「龐大的機關立即縮小或取消，負責人隨游擊隊行動，得力幹部分配到地方去。分局手裡應有一獨立團。利用蔣粵接鄰，在贛南、閩西一帶活動，最忌膠著一地」【註：《中共中央給中央分局的指示》，１９３５年２月１３日。】。

項英接到這個指示電後，立即召開中央分局緊急會議，決定「全部接受中央的指示」【註：項英：《三年來堅持的游擊戰爭》，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７日。】，徹底轉變組織方式與鬥爭方式，並部署部隊突圍。２月１９日，項英致電博古、朱德、周恩來，彙報了貫徹執行中央指示的情況；２月２１日項英再次致電中央，報告了各路部隊突圍方向及中央分局的行動。２月２３日，中央書記處再次致電中央分局，指出在突圍中應注意的問題：「所有出發游擊的部隊，必須絕對輕裝」，「每一部隊不要擁擠根多幹部，即分局的一個團，也不應把分局的人都集中在一起，除項英、潭秋、賀昌三人外，其他同志可在其他的部隊內負責工作」【註：《中央書記處致項英並轉中央分局電》，１９３５年２月２３日。】。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項英和陳毅、陳潭秋、賀昌等中央分局領導人組織指揮被圍困在於都南部地區的紅軍部隊（紅二十四師和一些獨立團）和工作人員分九路陸續突圍，這些部隊分別由李才蓮、陳潭秋、汪金祥、李天柱、龔楚、徐洪、蔡會文等率領突圍，分赴各地開展游擊戰爭。項英、陳毅、賀昌等率紅二十四師第七十團在贛南、閩西穿插游擊，並與各蘇區取得聯繫。

在各部隊分路突圍後，項英、陳毅、賀昌於３月９日率七十團在於都南部地區向福建長汀方向突圍。賀昌率部在會昌縣天門嶂遭國民黨軍第八十九師包圍，部隊被打散，賀昌壯烈犧牲。項英、陳毅率部隊在安遠縣天心圩也遭國民黨軍截擊，部隊衝散後轉回於都上坪。隨後，項英、陳毅再度突圍，途中巧遇原代英縣縣委書記曾紀財，由曾帶路，項英、陳毅向贛粵邊游擊區轉移。

由於國民黨重兵包圍與封鎖，各部隊突圍中都相繼遭到了很大損失。但是，它畢竟粉碎了國民黨軍隊要在於都南部一舉消滅中央分局和紅軍部隊的企圖，保存了一部分革命力量。突圍出去的部隊，分別轉移到贛粵邊、閩西、閩贛邊和湘南等地區，舍同當地武裝轉入了游擊戰爭。

中央主力紅軍長征後，中央蘇區軍民遵照中央的指示，雖然英勇頑強地抗擊敵人進犯，但仍遭到了嚴重損失與挫折。究其受挫原因，項英囿於中央賦予的任務，未能適時轉變組織方式與鬥爭方式，是一個重要原因；但過去不少文章和回憶錄把其完全歸罪於項英，是不夠客觀，也是不公正的。我們認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首要原因則是中央的錯誤指導。其一，中央撤離中央蘇區前沒有對留下來的同志和部隊如何堅持鬥爭作周詳的考慮和認真的部署，「訓令中央分局、中央軍區保衛中央蘇區」是不現實的。主力紅軍長征後，敵人除兩個縱隊尾追主力紅軍外，敵人２０多個正規師加上地方部隊幾十萬人加緊進攻中央蘇區，敵情比主力紅軍長征前還嚴重。當時留在中央蘇區的紅軍僅紅二十四師和十餘個獨立團共一萬餘人，其中相當部分是主力紅軍傷愈歸隊人員。八萬多主力紅軍尚不能打破敵人「圍剿」，紅二十四師和十餘個獨立團又怎能保衛中央蘇區？其二，中革軍委劃定「三角地區」為中央分局、中央軍區最基本的地區和必須堅守的最後陣地，這就束縛了中央分局和蘇區軍民的手腳，使其難以跳出這「三角地區」去發動群眾性的游擊戰爭。其三，中央分局在嚴重的形勢面前，感到難於執行中央和中革軍委賦於的任務，屢次致電中央，報告情況和請示鬥爭方針，除１月７日中革軍委向項英通報了野戰軍已佔領遵義地區並準備在此赤化外，到２月５日前竟無一指示，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央分局、中央軍區的戰略轉變。當然，項英作為一個戰略指揮員——中央分局書記兼中央軍區司令員，對主力紅軍轉移後的形勢估計過於樂觀，把希望寄托在主力紅軍回師反攻上，因此繼續指揮部隊進行大兵團作戰，還提出「創造新的師、新的軍團」的口號，也是有一定責任的。他後來為此在延安向黨中央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

主持召開長嶺會議，指導贛粵邊游擊區實行戰略轉變

１９３５年３月底，項英、陳毅突圍到達贛粵邊中心區域油山，與贛粵邊特委書記李樂天、副書記楊尚奎、少共特委書記劉新潮（即劉建華）等會合。隨後，贛南軍區司令員蔡會文、少共贛南省委書記陳丕顯率領部分突圍部隊也到達油山。

４月初，項英、陳毅在南雄縣大嶺下村聽取了贛粵邊特委領導人的彙報，對於贛粵邊特委、軍分區勝利到達油山，站穩了腳根，保存了革命力量，表示讚揚。同時也對贛粵邊特委、軍分區存在的盲目樂觀情緒和依賴思想以及照搬蘇區的工作方式提出了批評，指出敵人即將對贛粵邊進行大規模「清剿」，部隊要分散，機關要縮小，工作方式要改變，以儘快適應新的鬥爭環境。隨後，項英在大余縣的長嶺村召開了贛粵邊幹部會議（簡稱長嶺會議），傳達學習了中央關於分兵開展游擊戰爭的指示。對於如何開展游擊戰爭，項英強調說：「游擊戰爭應以發動和領導群眾鬥爭為主體，反對單純地打土豪。打土豪要嚴格執行政策。」【註：陳丕顯：《贛南三年游擊戰爭》，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１０月版。】陳毅在會上也發表了重要講話。會議制定了「依靠群眾，堅持鬥爭，積蓄力量，創造條件，迎接新的高潮」的方針，並決定在軍事上以南嶺山脈為依託，以北山、油山為主要根據地，堅持長期的游擊戰爭；強調在戰術上以保存有生力量為主體，反對硬打強敵，要採用襲擊動作和打圈子等方式反擊敵人的「清剿」；決定把贛粵邊游擊區分成五塊游擊區，即油山區、北山區、信康贛區、信南區、上（猶）崇（義）區，將在贛粵邊的紅軍和游擊隊分成四個大隊和若干小隊，分散開展游擊戰爭。項英、陳毅和李樂天、楊尚奎、陳丕顯等領導人隨特委和軍分區司令部在北山行動，指揮各地的游擊戰爭。

長嶺會議是贛粵邊游擊區由集中的正規戰轉入分散游擊戰，由照搬蘇區工作方式轉入完全游擊區工作方式的轉折點，對勝利堅持贛粵邊三年游擊戰爭有著重大意義。

領導贛粵邊軍民，挫敗國民黨軍「清剿」

１９３５年４月，國民黨粵軍第一軍軍長兼江西第六綏靖區司令余漢謀率王個師在保安團的配合下，向贛粵邊游擊區發動了大規模的「清剿」。４月下旬的一天，由於一些游擊隊員外出運糧不注意隱蔽，被敵發覺跟蹤，敵軍襲擊了項英、陳毅和特委機關所在地北山附近的棚洞村。項英、陳毅決定將部隊和機關進一步縮小，分散活動，並及時總結經驗教訓，提出了搭棚隱蔽、保密、行軍等有關原則。保密原則是：生火做飯不出煙；說話須小聲；各機關無工作關係不準相互往來。行軍原則是：夜間行軍應選擇在午夜以後；不走大路走山路；夜間行軍要慢，免失聯絡等。紅軍游擊隊遵循這些原則巧妙地與敵人進行周旋，同時採取「調虎離山」、「引蛇出洞」、「化裝出山」等戰術，先後襲擊了大余縣遊仙圩、南康縣黃泥巷、南雄烏逕等地的國民黨保安團隊，擾亂了敵人的「清剿」部署，使余漢謀計劃３個月消滅紅軍游擊隊的企圖終未得逞。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余漢謀軍在保安團的配合下，強迫山裡的群眾全部搬到山外的大村莊居住，由保甲長嚴密監視，企圖用這種「封坑」手段把紅軍游擊隊凍死、餓死、困死在山上。為了挫敗敵人的「封坑」，項英在信豐縣潭塘坑主持召開了贛粵邊特委、信康贛縣委和南雄縣委負責人聯席會議。項英指出，敵人的「封坑」是進一步的進攻，把群眾與我們隔離，便於「清剿」，陷我們於空山而餓死。他批評了有的地方黨組織空喊反對出山，沒有任何工作布置的作法，強調說，目前不是空喊反對出坑，而是有計劃有組織地領導出坑的群眾進行鬥爭。會議研究並部署了反「封坑」的鬥爭方案。由於採取了有力的反「封坑」的措施，使黨組織和游擊隊在群眾中得以保存和發展。

１９３６年８月底，國民黨軍第４６師在保安團的配合下，扼守要道和圩場，分路大抄山，「清剿」紅軍游擊隊，同時強迫群眾構築碉堡，組織民團和「鏟共義勇隊」，指定反動豪紳充當保甲長，嚴密保甲制度。針對國民黨軍新的「清剿」，項英、陳毅於９月在油山召開幹部會議。項英親自起草了會議決議（史稱《九月決議》），分析了國內政治形勢和國民黨軍第４６師「清剿」的特點，指出當前的中心工作是動員和領導群眾配合游擊隊粉碎敵人的「清剿」，群眾工作是我們粉碎敵人新的進攻的基礎，只有依靠群眾，我們才能求得生存和發展。贛粵邊特委根據《九月決議》的精神，組織游擊隊和區縣幹部秘密進入白區的圩鎮和大村莊，深入群眾宣傳革命道理；還派一些身份沒有暴露的共產黨員去充當保甲長，同時爭取一些比較開明的保甲長，使他們成為「白皮紅心」的「兩面人物」。與此同時，紅軍游擊隊抓住國民黨軍第４６師對贛粵邊地形不熟的弱點，避開敵軍主力，採取「敵人進山，我們出山」的戰術，向游擊區外出擊，襲擊保安團隊和地主武裝。在項英、陳毅的直接領導下，贛粵邊紅軍游擊隊先後挫敗了國民黨粵軍余漢謀部與中央軍第４６師五次「清剿」，在最困難的環境下，堅持了三年的游擊戰爭，不僅鞏固了原有的游擊根據地，而且發展了「三南」新的游擊根據地，鍛煉了三百餘名游擊戰士，保存了大批的經過考驗的幹部。

在反「清剿」鬥爭中，項英十分注意加強紅軍游擊隊的政治思想教育。針對在白色恐怖下有些意志薄弱者動搖、叛變的情況，項英編寫了《反叛徒鬥爭大綱》，發到黨內和游擊隊，開展反叛徒鬥爭，進行形勢教育、革命氣節教育和革命前途教育。針對紅軍游擊隊長期分散執行任務，一部分同志易於產生游擊主義和紀律鬆懈現象，項英、陳毅還注意加強對游擊隊進行任務和紀律教育，為紅軍游擊隊規定了五大任務：１．做群眾工作；２．打土豪分田地；３．消滅反動武裝；４．建立蘇維埃；５．創造紅軍，並為紅軍游擊隊制定了五大紀律和十項注意。項英還編寫了《紅色指揮員必讀》、《紅色戰士必讀》等教材。這些措施對於加強紅軍游擊隊組織紀律性，粉碎國民黨軍隊的「清剿」都起到了較好的作用。

為了開展廣泛的群眾性游擊戰爭，項英還十分重視群眾工作。他認為游擊戰爭的主要基礎是依靠人民群眾的支援，沒有群眾的擁護和參加，就不能戰勝敵人長期的「清剿」，不能對付大規模的抄搜，不能粉碎敵人的封鎖。他經常教育周圍的人說：「我們進行的游擊戰爭，是群眾性的游擊戰爭，我們要堅持，要生存，要發展，主要靠群眾力量」【註：劉建華：《難忘的三年》。】。為了指導大家做好群眾工作，項英親自編寫了《群眾工作者必讀》的小冊子，詳盡地論述了群眾工作的性質、方針和方法，通過特委的油印處，印發給各級黨組織成員和游擊隊員，成為大家做群眾工作的指南。

項英在領導反「清剿」鬥爭中，還注意及時總結推廣一些行之有效的游擊戰術原則，以便指導紅軍游擊隊更好地開展游擊戰爭。如他在游擊戰爭實踐中總結了「賺錢的就打，賠本的不來；不打硬仗，不攻堅；打不贏就走，走不贏就躲」【註：項英：《三年來堅持的游擊戰爭》，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７日。】，「有利的時候就集中來打，否則就分散；利用對方的弱點和空隙的地方去進攻；有路不走，沒路就走」【註：項英：《南方三年來堅持游擊戰爭經驗對於當前抗戰的教訓》，載《解放》周刊第１卷２７期，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１日。】等戰術原則。為了便於不識字的游擊隊員記憶，項英還將一些游擊戰術編成歌訣：「團結群眾，配合行動，支配敵人，自己主動」，「優勢敵人，決戰要避；敵人正面，力量集中，攻打費力，又難成功；敵人側翼，力量空虛，集中力量，堅決猛攻；駐止之敵，施行襲擊；行進之敵，採用伏擊，動作突然，敵難防範」，「行跡飄忽，敵難追蹤，死板不動，挨打最痛」【註：項英：《三年來堅持的游擊戰爭》，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７日。】。這些游擊戰術原則，豐富和發展了我軍早期游擊戰爭的思想，不僅在三年游擊戰爭中發揮了有力的作用，而且對抗日戰爭時期新四軍的對日游擊戰爭也產生了重要影響。

正確分析形勢，為贛粵邊游擊戰爭指明方向

項英在閉塞的山區，在與黨中央失去聯繫的情況下，除經常閱讀隨身帶的《列寧主義概論》、《論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著作外，還想方設法購買香港報紙和收集國民黨地方報紙，從其字裡行間去揣摩和分析形勢，研究和領會黨中央有關方針政策精神，從而制定鬥爭的方針策略，指導贛粵邊游擊區的鬥爭。

華北事變的消息傳到贛粵邊後，項英意識到中日民族矛盾正在上升為主要矛盾，民族危機正在進一步加深。於是他和陳毅以中央分局的名義提出「抗日救華北」、「實行全國聯合，一致抗日」等口號，還起草了將紅軍游擊隊改為抗日義勇軍的布告，油印成傳單，在群眾中進行抗日宣傳。

１９３６年６月，廣東軍閥陳濟棠聯合廣西軍閥李宗仁、白崇禧，提出抗日和反蔣的口號，發動了兩廣事變。事變發生後，「清剿」贛粵邊游擊區的粵軍余漢謀部撤走。當時許多人不明真相，眾說紛紜。項英了解到事變情形後，正確分析了形勢和兩廣事變的性質，指出兩廣事變是兩廣軍閥與蔣介石的衝突加緊的表現，兩廣事變是軍閥間的戰爭，是兩廣軍閥利用抗日的名義實行反對蔣介石的戰爭。項英和陳毅及時在信康贛縣委駐地召開了各縣委負責同志、游擊隊長以及交通站長參加的幹部會議，研究對兩廣事變的認識。項英提出「反對軍閥戰爭，實行抗日戰爭，變軍閥的戰爭為抗日的革命戰爭」的口號，同時強調指出，要利用蔣介石與兩廣軍閥的矛盾，抓住有利時機，積極開展游擊活動，恢復和擴大游擊區。會後，項英以紅軍游擊隊名義發表了《為兩廣事變告群眾書》。贛粵邊特委根據項英的指示精神，將信康贛、信南和南雄地區的游擊隊相對集中整訓後主動出擊，先後襲擊了信豐、大余、南雄縣境內的十多個據點，消滅了一批保安團隊和地主武裝，鎮壓了一些作惡多端的豪紳地主，游擊區得到了恢復和擴大，出現了三年游擊戰爭期間少有的好形勢。

西安事變的消息傳到贛粵邊游擊區後，「喜得大家舞手跳腳的，高興得不可言喻」【註：項英：《三年來堅持的游擊戰爭》，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７日。】。項英從國民黨地方報紙上了解事變的大概情形後，立即以「西安事變」為題寫了一篇長文，分析了西安事變的意義和前途，指出西安事變的爆發，使中國統一戰線已經成功而正式開展起來，這一形勢的繼續發展，必然促使抗日的革命高潮馬上到來。文章要求贛粵邊黨組織在群眾中動員，宣傳抗日救國，同時計劃將游擊隊加以整頓，準備在這一形勢發展中消滅周圍的國民黨反動保安團隊，以開展南方聯合抗日的新局面。項英隨即召集贛粵邊特委負責人開會討論蔣介石被扣後的形勢和研究新的鬥爭方針。會後大家對會不會放掉蔣介石的問題爭論得很激烈，多數同志認為不可能放掉蔣介石，項英基於全民族利益的考慮，認為可能會放掉蔣介石。一些同志說，殺掉蔣介石是全國人民的心愿，放掉他等於放虎歸山，後患無窮，個別同志甚至背後說項英右傾。可是不久，蔣介石真的被釋放了。一些同志不得不承認說：「還是項英同志看得准」【註：丁上准、肖平權等《在項英同志身邊》，１９８７年５月２６日筆者訪問丁上准同志記錄。】。西安事變發生後，項英曾寫信給各地游擊隊，提醒大家不要盲目樂觀，要迅速做好各種準備，以粉碎敵人可能發動的新的「清剿」。果然不出項英所料，事變和平解決後，國民黨軍第４６師即採取大抄山、大燒山、大砍山等手段，對游擊區再次發動「清剿」。由於一些游擊隊有了準備，及時轉移，避免了大的損失。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項英從國民黨報紙上了解到事變爆發的真相後，立即撰寫了《盧溝橋事變與抗日鬥爭高潮》一文，分析了盧溝橋事變的實質，指出我們的任務是力爭抗日的前途，動員和領導最廣大的群眾來威逼南京政府實行對日宣戰，反對一切和平妥協，為保衛祖國而奮鬥。與此同時，贛粵邊特委決定將紅軍游擊隊改為抗日義勇軍，進行抗日武裝宣傳。７月底，項英、陳毅從一本香港出版的《新學識》雜誌上有關介紹中國各黨派的文章中，看到毛澤東１９３７年５月３日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所作報告的摘要，了解到黨中央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和策略。對此，項英、陳毅等如獲至寶，高興萬分。他們認真研究和學習了這些指示。根據毛澤東報告中的精神，結合當前的形勢，項英寫了題為《中國新的革命階段與黨的路線》的文章，指出中國革命現在已發展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國共兩黨重新合作階段，現階段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中心任務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文章還闡述了黨中央所提出的在統一戰線中應遵循的保持我黨的獨立性、有批評自由、爭取抗日戰爭的領導權等原則，游擊隊必須遵照中央路線爭取合作抗日，在上述三個原則基礎上與國民黨談判。同時強調指出，要吸取大革命失敗的教訓，不要重蹈陳獨秀主義的復轍。這篇文章對於轉變贛粵邊游擊區幹部戰士的思想，正確認識和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起了重要的作用，是指導贛粵邊游擊區同國民黨地方當局進行談判的綱領性文件。

貫徹中央新政策，實現紅軍游擊隊的談判改編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在與黨中央失去聯繫的情況下，項英根據間接獲得的毛澤東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的報告摘要和《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的基本精神，為促進贛粵邊地區和其他一些地區的國共合作，進行了不懈的努力，不僅直接領導了贛粵邊地區紅軍游擊隊的談判改編，而且指導了南方其他一些地區紅軍游擊隊的談判改編。

１．倡議和領導贛粵邊游擊區的談判。１９３７年８月８日，項英、陳毅以中共贛粵邊特委和紅軍游擊隊的名義發表宣言，指出盧溝橋事變是日本侵佔華北的既定步驟，為了保衛華北和中國就要實行全國抗戰，反對和平妥協。要求國民黨軍立即停止進攻紅軍游擊隊，准許抗日自由，採取最低限度安定民生的辦法。８月２０日，項英以贛粵邊特委名義分别致函國民黨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贛州專員馬葆珩、第４６師師長戴嗣夏以及大余、信豐、南康、南雄等縣縣長，要求立即合作抗日，以配合全國抗戰之大計。隨後，項英根據毛澤東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的報告精神，起草了與國民黨地方當局談判條件：要求國民黨地方當局承認贛南共產黨的合法和言論行動上的自由；釋放政治犯；解散「鏟共團」；紅軍游擊隊組成獨立的抗日部隊；保證部隊的給養，保證游擊區群眾的利益等。

此時，國民黨地方當局和駐軍，卻藉機在群眾中散布紅軍游擊隊「投降了」的言論，並寫信給游擊隊，要求游擊隊負責人下山「自新」，歸順國民黨軍隊。一些地主豪紳也乘機大造謠言。對此，項英、陳毅和贛粵邊特委給予了有力的回擊，嚴厲斥責國民黨地方當局破壞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行徑，要求他們必須改變那種「剿匪」主義的偏見，實現合作抗日。同時在群眾中進行國共合作宣傳及解釋工作。經過鬥爭，迫使國民黨地方當局承認了紅軍游擊隊的合法地位。在陳毅到大余和贛州與大余縣、江西省政府代表談判達成協議後，項英到達贛州，會見了國民黨江西第四行政區保安司令王有蘭和第４６師師長戴嗣夏，不久，國民黨軍和保安團從贛粵邊游擊區撤退了。

２．促進南方其他游擊區的談判。為了解決南方其他游擊區紅軍游擊隊的談判改編問題，項英於９月２４日前往南昌，與國民黨江西省政府代表進行談判。到達南昌後，他致電在南京的葉劍英並轉毛澤東，從而恢復了中央分局與黨中央的聯繫。在南昌，他看到了《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和《告全黨同志書》。項英根據黨中央文件精神與江西省政府代表進行談判，國民黨江西省政府口頭接受了如下條件：游擊隊改編為抗日義勇軍；游擊區老租老債廢除；游擊隊集中時期一切費用由江西省政府負擔；其餘問題候國共兩黨中央決定，談判初步達成協議。

９月２７日，項英在南昌孫中山紀念周大會上發表演說，指出「全國精誠團結是抗戰勝利的准基，惟有全國精誠團結，方足以於謀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同時闡明抗日戰爭是「長期的持久戰」，我們一定要樹立抗戰必勝的信心【註：《項英在國民黨江西省黨部舉行的總理紀念周上的講演詞》，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７日。】。９月２９日，項英又發表了《告南方游擊隊的公開信》，傳達黨中央關於國共合作抗日的指示，要求各地游擊隊集中改編為抗日救國武裝，以便追隨八路軍之後，為挽救國家危亡和民族解放而英勇鬥爭。項英還宣布在南昌月宮飯店設立「南方紅軍游擊隊總接洽處」，以聯絡紅軍游擊隊改編的各項事宜；在南昌給漸南遊擊區負責人劉英寫信，代表中央分局向浙南遊擊區的同志表示慰問，同時要劉英到南昌或到分局討論游擊隊改編問題；會見了閩北游擊區代表曾昭銘，聽取了他的彙報，傳達了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抗日義勇軍的指示。

３．派代表指導其他游擊區的談判改編。１０月初，項英回到贛粵邊游擊區，召開了贛粵邊特委和各游擊隊負責人會議，傳達了《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等文件精神，討論了贛粵邊紅軍游擊隊改編的具體事宜。會議決定由陳毅代表中央分局到湘贛邊和皖浙贛邊游擊區，陳丕顯到閩贛邊和「三南」游擊區，劉新潮（劉建華）去尋鄔，北山區委負責人羅紹曾去湘南遊擊區，分別傳達黨中央關於國共合作指示，聯絡游擊隊下山改編事宜。項英還寫信託人送往崇義、上猶一帶的王赤領導的游擊隊，聯絡下山改編問題。１０月中旬，項英奉命前往延安討論南方紅軍游擊隊改編問題。

需要指出的是，由於項英長期與黨中央失去聯繫，加之在贛粵邊山區消息閉塞，情況不明，除到了南昌才得知《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等文件外，他對黨中央關於談判改編的方針原則及其具體辦法等不完全了解，因此他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７日在國民黨江西省黨部舉行的總理紀念周上的講演和９月２９日發表的《告南方游擊隊的公開信》中，沒有也不可能對紅軍游擊隊集中的原則和注意事項加以強調。中央認為，此時「項英似還不明白統一戰線中保持獨立性原則，似還更不明白不應無條件集中而保持南方戰略支點的原則」【註：《中央書記處關於南方各游擊隊集中改編方針致張雲逸等電》，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日。】。為此指示「速電項英到南京，告以政策，到寧後來中央討論」【註：《張聞天、毛澤東關於速電項英來中央致秦邦憲、葉劍英電》，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日。】。此後項英逐漸了解了黨中央關於談判改編問題的一系列方針原則，並在實際工作中加以貫徹執行。總的看來，項英在領導贛粵邊游擊區和促進其他游擊區談判改編過程中，基本上堅持了黨和紅軍游擊隊的獨立性，說項英在南昌「上了國民黨的當」是言過其實了。當然，由於當時項英對於黨中央關於南方紅軍游擊隊談判改編的具體方針政策還不完全了解，在談判過程中可能有些不妥之處，這也是在所難免的。正如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６日博古、葉劍英在給張聞天、毛澤東的報告中所說：「因情況不明，項、陳在談判中有些不妥處，但總的方向是對的」【註：《博古、葉劍英致張聞天、毛澤東電》，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６日。】。

項英為促進紅軍游擊隊的談判改編，進行了不懈的努力，並為此做出了貢獻。正如陳毅１９４０年在新四軍成立三周年晚會上講話中所指出的那樣：「項副軍長以其歷史地位在全黨的威信，使南方七八省游擊隊造成鐵的力量。以後跟葉軍長合作，使改編成功，這就是本軍成立的關鍵。」【註：１９４０年陳毅在新四軍成立三周年紀念會上的報告《本軍的歷史和發展》。】

項英於１１月７日到達延安。１２月７日，項英向中央政治局會議作了《三年來堅持的游擊戰爭》的報告。報告詳細彙報了堅持三年游擊戰爭的過程，並以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嚴於律己的精神，總結了經驗和教訓。１２月１３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對於南方游擊區工作的決議》，指出：「項英同志及南方各游擊區的同志在主力紅軍離開南方後，在極艱苦的條件下，長期堅持了英勇的游擊戰爭，基本上正確的執行了黨的路線，完成了黨所給予他們的任務，以致能夠保存各游擊區在今天成為中國人民反日抗戰的主要支點，使各游擊隊成為今天最好的抗日軍隊之一部。這是中國人民一個極可寶貴的勝利。」對於項英及南方各游擊區的同志在三年游擊戰爭中的歷史貢獻給予了高度的評價。決議還強調指出：「項英同志及南方各游擊區主要的領導同志，以及在游擊區長期艱苦鬥爭之各同志，他們的長期艱苦鬥爭精神與堅決為解放中國人民的意志，是全黨的模範。政治局號召全黨同志來學習這些同志的模範。」【註：見《六大以來》（上）第８９６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２月版。】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