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汪偽統治區的留日教育
汪偽政府公費留日學生的選派
汪偽政府成立後，選派留學生赴日成為偽教育部的一項重要工作。據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所藏汪偽行政院、教育部等全宗檔案記載，根據日方的安排，從1940年至1944年汪偽教育部一共派遣了153名公費生赴日留學，即1940年38名、1941年30名、1942年30名、1943年30名、1944年25名。
茲將汪偽教育部歷次特別是1940~1941年兩次選派留日學生的經過做一概述。
1940年5月24日，日本駐南京大使館致函汪偽教育部，「述及民國二十九年度(昭和十五年)留學推薦事宜，在華中方面可選拔二十五名等，由教部准函後，即著手辦理」。汪偽教育部十分重視，依據《留學規程》，擬定了《教育部留日公費生考選委員會組織大綱(民國二十九年度)》，決定成立由偽教育部部長趙正平為委員長，教育部次長樊仲雲、戴英夫為副委員長的教育部留日公費生考選委員會，「處理考選留日公費生之一切事宜」。
該委員會成立後，於1940年6月27日舉行第一次會議，制定了《教育部留日公費生考選辦法(民國二十九年度)》，咨請蘇、浙、皖、鄂四省省政府及京、滬、漢三特別市市政府於7月25日同時舉行初試，初試科目為國文常識。8月3日，初試揭曉，初試合格者計江蘇12名、浙江9名、安徽3名、湖北9名、南京市41名、上海市19名、漢口市19名，共計112名。「後以華中方面希望留日之學生人數過多，原定名額實覺不敷分配，教部乃函請日方增額10名，結果日方允於原定25名外，再增3名，合計28名。」8月10～11日，初試及格者分別在南京、上海、湖北、漢口四地舉行複試，複試科目有國文、外語(日、德、英、法任選一種)、數學(代數、幾何、三角)、自然科學(物理、化學、生物任選一種)、專門科學(依據投考者之擬習科目分別試驗)及口試。8月17日試卷評閱完成。8月19日，考選委員會召開第四次會議，決定入選人員。由於「此次各省市應試生徒極為踴躍，而成績亦相當優良，經過嚴密考試，計複試及格者錄取34名，特許者4名，共得38名。除由日外務省允許資助28名外，其餘10名作為部派公費生」。其中有4名已在日本留學多年，「考查成績確屬優良，但因學費接濟中斷，勢將半途輟學，經教部考察屬實，特許改為部派公費生」。
從8月20日起，汪偽教育部在南京《新報》、《中報》及上海《新申報》、《中華日報》上公布錄取名單，並通知錄取者於9月1日到偽教育部報到。除2名因病請假暫緩出國外，其餘人員均按時報到。9月2日起，所有錄取人員均在南京建鄴路偽中央大學內接受為期3天的集訓，「以期該生等於出國前，對彼邦社會、政治、經濟、教育等之狀況，得以認識」。同上。9月3日下午，赴中山陵謁陵。4日汪精衛接見了全體留日人員。5日，留日人員又赴南京日本大使館與總領事館「聆訓」。6日，留日人員在教育部有關人員帶領下赴滬，辦理赴日手續，並赴上海日本總領事館與興亞院華中聯絡部「聆訓」。9月9日，留日人員在留日京都帝大學生胡逸石的陪同下乘「長崎丸」號東渡日本。所有留學人員赴日後均先入日本東亞學校學習，然後再分派各大學。
汪偽各部委也有公費派遣學生和技術人員赴日留學的情況。1940年8月，汪偽警政部決定派20名警官赴日本內務省警察講習所留學，並制定了《警察官留學生選送辦法》5條，其派遣標準為「所派各級警官統以現職服務在三個月以上而體格健全儀錶端正，並略諳日語及警察學術有相當根底者為合格，尤其對於思想及和平信念應絕對注意」。這些留日警官於同年10月赴日，進行為期1年的學習。1941年10月，汪偽內政部警政總署向日本選派了第二批25名警官赴日留學;1942、1943年汪偽內政部警政總署又向日本選派了第三和第四批警官赴日留學。1941年4月汪偽軍事訓練部決定派20名士官赴日留學，偽軍事委員會特制定了《軍事訓練部考送留日士官學校學生規則》和《軍事訓練部考送留日學生複試委員會章程》11條；1944年汪偽陸軍部向日本選派了60名軍事人員到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其中華北20名，蒙疆10名，華中（包括華南及駐日大使館確定的人選）30名。1944年10月，汪偽實業部制定了《實業部資送工科留日學生辦法》，規定，「本屆考選學生以學習工科為主，有餘額時，得兼收農礦及工商管理學生若干名」，此次資送學生的名額為80名，其分配辦法為：「甲、招考國內中學、大學畢業生五十名；乙、就現已在日本入學之學習工科自費學生成績優良者選取二十名，由各工科學生檢同學校證明書及成績單，呈請教育部駐日專員辦事處轉送實業部選定；丙、實業部有關各官署就現職技術人員、大學或專門以上學校畢業熟諳日文日語者選送十名，由各該服務機關將畢業證件、辦事成績，加具考語，送部選定赴日實習研究」，「現職人員在資送期內由各該原服務機關保留原資原薪，畢業歸國後仍回原機關服務」，「錄取學生及已在日本入學之學生每名每月給資助日金壹佰伍拾元，現職人員派遣生每名每月支給資助日金貳佰肆拾元」，「資助生赴日及返國時，得酌支旅費若干元」，「資助生應將每學期成績單送請實業部考核」，「資助生如因品行不端或成績不良者，得停止供給資助」，「資助生學成回國後，應有聽候政府指派服務之義務」。為完成招考國內大中學校畢業生50名的任務，汪偽實業部特地制定了《實業部考選留日學生簡章》，《簡章》規定50名錄取名額中，工科40名，農科、礦科各4名，工商管理科2名，「凡身體健全、思想純正、日語學有根基而有下列之一者，均得應考：甲、高級中學畢業或有同等學力、成績優良者；乙、專科學校畢業者；丙、大學畢業者」。報名時間為1944年11月6~15日，「應考人須持應繳證件親至南京實業部工業司報名，但路遠者得以通信報名」。考試科目，高中畢業生有國文、日語、英文、數學、物理、化學、口試及體格檢查，大學畢業生就其所學科目另定。考試日期為1944年11月20日。錄取名單在南京《民國日報》和北平《華北日報》上刊登，並分函通知本人。錄取生於11月31日前攜帶志願書、保證書到實業部報到。出國日期為1944年12月上旬。錄取學生赴日後由實業部每名每月資助150日元，並發給旅費1000日元，畢業回國旅費每名發給800日元。
留日學生的心態
在外敵入侵，國土淪喪，同胞飽受戰火摧殘，國家民族處於存亡危急之秋，包括留日學生在內的海外學子紛紛束裝回國，與全國人民一道同仇敵愾、共紓國難之時，為何還有數以千計的淪陷區青年學子遠赴敵邦求學呢?難道他們真是一批沒有國家、民族意識甚至助紂為虐的人嗎?他們究竟抱有怎樣的心態呢?
毋庸置疑，在赴日留學生中，雖不免會有少數自甘認賊作父的漢奸走狗、民族敗類，但對絕大多數留日學生來說，赴日留學實在是一種雖不明智但也並非完全不能理解的無奈選擇。
抗日戰爭爆發後，絕大多數高等學校奉命西遷抗戰大後方，淪陷區內的中學畢業生如何升學就成了大問題。汪偽統治區的學生要想繼續求學深造，有三條路可走：一是遠赴成都、重慶、貴州、昆明等抗戰後方城市報考大學，或者到鄰近的幾個未淪陷的省份去報考大學；二是報考淪陷區內日偽所辦的大學或為數不多的教會大學；三是去日本留學。部分青年最終選擇了去日本留學，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其一，經濟原因。對淪陷區的青年學生來說，赴大後方路途遙遠，「繞到後方需要一筆很大的款子」。同上。而由於日軍在淪陷區內燒殺搶掠，許多學生的家庭財物被日軍搶掠一空，即使原本家境尚可的學生，也無法籌到足夠的路費，更遑論貧窮無依的清寒學子了。而淪陷區內日偽所辦大學，大多教育質量很差，師資、教學設備奇缺，在青年學生眼中「淪陷區中的大學，實無求學之價值」。而當時的日本，不但教學環境較好，教學設備較為完備，師資隊伍齊整，且費用低廉，「日本國內物價安定，在國內讀書一年，可夠開支在日本讀兩三年所需費用」。同上。如考取公費生，家庭基本不用負擔其在日費用。即便是自費生，也可申請汪偽政府提供的留學「津貼」。因而赴日留學就成為一部分淪陷區青年學生特別是家境貧寒學生的選擇。他們藉此既可繼續深造，又「可以減少家庭中老父親的負擔，不用老父親為我找款讀書」。
其二，交通原因。日偽對淪陷區內的青年學生監視和控制甚嚴，許多學生根本無從前往大後方。同時由於敵偽實施交通封鎖，前往大後方往往要通過多道日偽封鎖線，不但困難重重，還常常有生命危險。而去日本則要相對方便和安全得多，由上海至日本的輪船往來頻繁，十分便利。
其三，部分青年學生想到敵國去看一看。一位楊姓留學生在《自傳》中就寫道：「日本是我們世代的仇人，它侵略我們，蔑視我們，到底它自己本身具有怎樣的力量?為什麼它可以能夠睥睨世界，為什麼它可以侵略我們，對我們這一個世代的敵人，它到底具有怎樣真正的面目?那是我們應該深刻觀察它。中國弱在哪裡，日本強在哪裡，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看敵人的巢穴去!」而徐州一位陳姓留日學生則從中日關係更深的角度考慮，希望赴日「看一看」。
此外，還有部分青年學生是在家長的勸導下，踏上赴日留學之路的。
也正因為如此，絕大多數留學生始終懷有矛盾、複雜的心理：一方面他們渴望知識，甚至希望藉機探尋日本強大的原因；另一方面，他們又擔心其行為不為國人理解，「在那個大時代里，不能到後方去，對於做國民的仔(職)責，實在是一種大的過錯，大的污辱……假如到日本去，那麼別人的責難，一定更難想像」。因而他們在是否去日本問題上猶豫不決，大部分是「懷著不安的心情到了日本」，其矛盾、苦悶的心情自是言語所無法表達。
這裡引用廣州一位吳姓女留學生在戰後所寫《自傳》中的一段話，從中略可窺見當時赴日留學中國青年心態之一斑：
那時是民國31年，敵人佔據廣州已有4個年頭了。在鐵蹄踐踏下的廣州，到處使人觸目傷心。我本來打算回到內地去，但所有外圍的交通線都被封鎖，始終沒法越過難關。找事做固然不願意，父親便叫我到偽廣東大學去繼續求學，也被我拒絕了。居留了一個多月，適值中日文化協會廣東分會招考公費留日學生，好些舊日的同學都慫恿我去嘗試嘗試，父親更特地替我報了名，我自己也想看看裡面的情形，而且直覺地相信准考不上的，便大著膽去嘗試。然而天曉得!試驗的結果，我竟然被錄取了。父親當然萬分高興，因為他寄予我的期望很大，認為這是我充實自己的千載一時的好機會。而我呢，矛盾的心理現象使我備嘗了寢食不寧的痛苦。在中學時代，我原也曾有過東渡留學的夢想。可是，自從事變發生，我底夢想成了泡影，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橫蠻無道，已引起我強烈的反感；多年來的從事戰時工作，國家民族的意識已極度的強化；再想想自己的家，在暴日的摧殘下，父親半生心血所積的產業已蕩然無存。國恨、家仇，重重壓在心中，使我不敢希圖那夢想的實現。我也曾請教於昔日的師長們，有主張我去的，便說「學問無分畛域，有機會切莫放過」；有不大主張我去的，便道：「只要認清了目標，去也無妨，不過要及時回來才好!」總之，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在彷徨與猶豫的焦灼中，終於我覺得，與其困死在廣州，不如走遠一點的好。我信賴那「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名言，利用這時機去實地觀察敵人的內幕，行徑雖屬冒險，然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還希望抓得意外的機會，替祖國效點微力。抱了這種野心，我便毅然地到日本去了。因此，儘管在日的學習、生活環境均優於國內，但絕大多數同學的愛國之心並未泯滅，他們在刻苦學習之餘，仍時刻關注著國內的抗戰和國際局勢。他們是多麼地渴望國人能夠了解他們的苦衷啊!
一位姚姓留日學生在戰後所寫的《自傳》中這樣寫道：
我們雖不想求人憐憫，但至少希望人家重予我們一種新的認識，藉以解銷以往的誤解，並改變對於我們的態度。我們想聲明的是：一、我們不是沒有國家意識的人，因為日本的國家政策充分反映在它的國民社會裡，我們是直接接觸該項社會的人，常常容易受到新的刺激，深的不滿，來促進我們意識與觀念上的反省。二、戰時留日學生大都是清寒子弟而無力投奔內地求學的人，在當時日本強制推行經濟管制，物資奇缺的情況下，留學生赴日的目的至少並不是因為貪安逸，求享樂。我們雖無法顯耀自己，但自認為對於求學的態度是出於真誠的。
儘管日偽一再宣稱要把留日學生培養成「中日親善共存」的「楔子」、汪偽「建國」的人才，但留日學生在日本並未受到「親善」的待遇，往往要受到日本軍警和浪人的欺壓和虐待，特別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軍警更加大了對中國留學生監視和控制的力度，留學生言語中稍不注意，就會被當作思想犯拘捕。一位留學生在《自傳》中寫道：「最可恨的是日本警察，不但不許我們出東京一步，並且隨時監視我們，一有額外行動，便有坐獄的危險。同去的同學中有遭到這種厄運的，言之猶屬寒心!」另一位留日學生亦稱：「留日學生受敵人嚴厲的監視和限制，雖謹言慎行，有時亦不免發生意外禍災，真是人人自危!環境惡劣，無以復加，精神上所受種種刺激，實為畢生難忘。」
本文節選自《汪偽統治區奴化教育研究》，2015年12月出版。作者曹必宏、夏軍、沈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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