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道炫：抗戰初期在山西的八路軍

抗戰開始後，閻錫山出任第二戰區司令長官，作戰地域主要為山西和察哈爾。1937年8月，中共武裝改編成八路軍後，迅速在山西及晉冀交界地區形成晉察冀、晉西北、晉冀豫三個游擊區域，和堅持山西抗戰的國民黨軍一起，抵禦、威脅日軍在山西的控制。八路軍出師後，人們耳熟能詳的便是平型關戰役，閻錫山檔案中也可看到相關記載。總體看，這一階段閻檔對八路軍的活動記載甚少，倒是蔣中正檔案中可以看到八路軍配合作戰的些微線索。10月9日，德國顧問史培曼報告：「數日來，敵用大部空軍炮隊及戰車進攻，以求佔領崞縣及原平，我軍雖極英勇反攻，但崞縣終於昨日被敵軍佔去……十八路軍之一部，現向寧武敵軍之後背進攻。」此時，中日對戰的焦點集中於正面攻防，八路軍正在各地部署紮根，出現較少也事出有因。不過，八路軍的戰鬥姿態並沒有被正面戰場的烽火完全遮蔽，11月，在山西指揮中央軍作戰的衛立煌致電蔣介石，建議著眼大規模的持久抗戰的游擊戰術，同時，主動為八路軍請命，提出：「朱部作戰已久，傷亡日多，懇為轉請准其派員分赴豫鄂皖、湘鄂贛、湘鄂西各邊區繼續招募補充兵若干。」

中共和八路軍較多出現在閻錫山檔案中，是正面戰場的較量逐漸減弱，敵後游擊戰初顯威力之時。1938年前後，由於日軍進展迅速，很快越過河北、山東，進逼徐州，華北平原戰事漸告平息，山西由於晉綏軍、中央軍、八路軍的堅持，中日兩軍作戰一直持續，但戰爭級別已有所下降，初期大規模的會戰罕有重現。……正是由此開始，八路軍的游擊戰開始展現威力，閻錫山檔案中關於中共抗戰的記載較之前一階段明顯增多。

1938年2~4月，山西戰場上的中日兩軍激烈交戰。3月3日，蔣介石致電閻錫山，嚴厲指示：「查山西得失，關係全戰局至重，且全境皆山，隨地可守。希嚴令所部在晉境，雖一兵一卒不準渡河。違者即希以軍令從事。」蔣介石嚴令死守，閻錫山軍政基礎全在山西，也把保衛山西作為自己生存的根基，所謂「寧願抗戰死在山西，不願流亡他省」；中共則從保衛華北、屏障西北戰略目標出發，對山西抗戰積極投入。中央政府、閻錫山和中共在山西戰場形成良性合力。陳賡日記中寫道：「以蔣的堅決嚴格的命令，在晉各部迫於法令，當必有一番積極動作。日寇以單薄之師深入，其困難更增，卻為冒險行動」，道出了當時的實況。吸取初期抗戰及八路軍作戰的經驗，游擊戰在此一階段作戰中受到各方面的重視，閻錫山致電蔣介石對游擊戰不吝讚譽，談到：「自變更戰略以來，作戰方面頗覺自動，反能有多數地方轉移攻勢，使敵人小股部隊遭我撲滅。此種方略確能抗戰困敵。」而蔣介石也告訴在山西作戰的中央軍將領李默庵：「整個游擊計劃，先須化整為零，再行分進合擊，對敵之輜重與交通通信機關，應特別設法搜索襲擊，不忘各自為戰與前方補充之原則。」更有意思的是，山西各地國民黨軍對游擊戰也多傾心，蔣鼎文報告：「第一六九師在二三月間於武鄉子洪口南關鎮等曾請朱德講話數次。其內容大意謂游擊戰為今日所必須之戰術，不善於游擊之軍閥式隊伍必歸於消滅等語。自講話以後，該師初級軍官已有三分之一傾向八路軍，關係特別密切。」

的確，閻錫山所說的能抗戰困敵的游擊戰術，八路軍使用起來最為得心應手。日軍的攻擊開始不久，各地就紛紛送上八路軍襲擊日軍的報告，在一系列與日軍戰鬥的電文中，這些報告雖然不一定那麼起眼，卻充分體現了中共作戰的特色，即均為襲擊戰。

客觀而言，八路軍雖然連連取得戰果，但離扭轉戰局還有距離，日軍的「掃蕩」，進退基本按計劃進行，不過，中國軍隊持續的打擊的確挫傷了日軍的自信，加之此時中國在東線戰場取得台兒庄會戰勝利，日軍不得不將兵力更多投向津浦方面。4月28日，蔣介石注意到：「日來各戰區之敵，紛以大部向津浦線轉用，余部改變方略，僅守有重要城市及交通線。」以此山西戰場暫時轉入平靜期，日軍局限於城市和鐵路線的保有，中國軍隊不時發起反攻。5月11日，楚溪春報告：「昔陽駐敵百餘，被我八路軍包圍。」應該就是這種變化形勢的反映。

對這一段時期兩軍交戰的結果，日本方面的戰史寫道：「在第一軍地區，有力的中國軍退入山西省內的山地，會同原來盤踞該地的共軍，擾亂我佔領地區，其威勢已不容輕視。第一軍從3月中旬至4月下旬之間，在佔領地區內進行肅正討伐，雖予敵以一定的打擊，但未能達到預期目的，特別是對五台山及潞安北方的共軍，未能進行討伐。因此，為確立治安，將來必須進行積極的掃蕩討伐。」這應該是日方留下的如實記錄。

1938年5月以後，日軍進攻重點放在攻取武漢、廣州上，山西方面基本採取收縮防禦方針。日軍戰史寫道：「為了徐州、漢口作戰，由華北調出很多兵力，兵力已顯著減少，這對確保佔領地區的安全，完成方面軍的任務相當困難。」

日軍在山西兵力捉襟見肘，給八路軍進一步開展游擊戰提供了良好的機會。毛澤東致朱德、彭德懷、周恩來的電報中明確指示：「敵之主要進攻方向在武漢，對華北、西北均暫時無法多顧及，給我們以放手發展游擊戰爭並爭取部分運動戰的機會……目前為配合中原作戰，為縮小華北敵之佔領地，為發展並鞏固華北根據地，都有大舉襲敵之必要。」根據中共的這一方針，八路軍四處出擊，主動尋機打擊日軍。6、7月份，閻錫山檔案中留下了不少八路軍主動出擊的記載。6月24日，朱德報告：「我劉師閻旅長率部寒晚襲擊彰德西之水治鎮之敵，被漢奸報告。敵以全力日偽軍共二千餘佔領水治附近高地。因我搜索周密，與敵作戰數小時將敵擊潰，退守城內。」7月初，八路軍在翼城主動出擊，激戰兩日，「因敵增援六百餘，致未能解決戰鬥。斃敵三百餘人，擊壞汽車三百餘輛，獲步槍十餘支。我傷亡三百餘人。內營長六，連排長三十餘」。

抗戰之初，中共與國內各抗戰力量間的合作堪稱誠懇，在山西，毛澤東針對八路軍發展甚快，以致和閻錫山利益發生衝突的局面強調：「部隊擴大甚快，槍、餉兩缺，與閻發生嚴重矛盾，亟應停止擴大，收回部隊駐在以外之八路工作人員，一切在統一與各部範圍內工作，一切須取得閻之同意。」武漢會戰期間，中共對配合正面戰場保衛武漢，態度也相當積極。這一點，張聞天、毛澤東給王明、周恩來等的電報中說得很清楚：「保衛武漢重在發動民眾，軍事則重在襲擊敵人之側後，遲滯敵進，爭取時間，務須避免不利的決戰。至事實上不可守時，不惜斷然放棄之。目前許多軍隊的戰鬥力遠不如前，若再損失過大，將增加各將領對蔣之不滿。投降派與割據派起而乘之，有影響蔣的地位及繼續抗戰之虞。在抗戰過程中鞏固蔣之地位，堅持抗戰，堅決打擊投降派，應是我們的總方針。而軍隊之保存，是執行此方針之基礎。」

10月中下旬，日軍的圍攻繼續深入展開。19日，閻錫山向蔣介石轉報朱德、彭德懷的報告：「敵二千餘於元寒兩日向柏蘭鎮五台縣城東南進攻，與我趙熊兩支隊激戰頗烈。因敵使用毒氣瓦斯，我中毒者數十人，不得已於寒酉撤出該鎮，敵遂佔領。我又乘夜襲擊，敵恐慌萬狀，於當晚竄至梁家寨柏蘭鎮，刪巳繼向盂縣城方向潰退。我熊趙各部正追擊中。查此敵確系前由禹縣進攻五台者。原有四千餘人，今次返盂僅殘餘二千二三百名，已證明傷亡半數。」 20日，朱德、彭德懷詳細報告連日作戰情況：「進佔邊道之敵，困守據點，經我不斷襲擊及截斷其後方交通，各點均陷孤立，異常恐慌。尤以五台之敵，連日禁閉城門，不敢外出。我今昨兩日戰報如下：甲、台懷之敵步騎二千餘，昨午向石咀進攻，遭我伏擊，激戰五小時，敵傷亡百餘人，斃戰馬二十餘匹。於黃昏敵向五台潰退。我軍今晚即將台懷石咀之敵先後克服。繳獲正清查中。此役我軍傷亡官兵六十餘名……」從朱德等的報告中可以見出，八路軍面對日軍的多路圍攻，發揮了堅強的戰鬥精神。耐人尋味的是，同一天閻錫山接連向二戰區所部發出兩個電報，間接為八路軍的報告做了背書。其一為下午發出的未電，提醒各部注意軍民關係，保持戰鬥精神，電稱：「據報近來各部隊，類似駐防，敵不侵我，我不擊敵，致地區附近良民，受敵摧殘，時有怨言等情。查軍隊以保民殺敵為天職，不能殺敵衛民就是軍隊的恥辱。望我官兵要有有機即打之精神，實行困敵保民戰法，努力殺敵為要。」其二為晚上發的酉電，向各部推薦八路軍的戰鬥經驗：「據報八路軍常以小部兵力出沒於曲新地區附近，該處之敵，因屢遭襲擊，常受重大之犧牲，故對八路軍甚為注意等情。仰轉飭所屬，應仿效此種辦法，遇有好機予敵猛襲，使敵難於應付，以收游擊之效為要。」

從1937年出師到1938年底，八路軍經過一年多的奮戰，得到了民眾的信賴。11月底，閻錫山特電朱德、彭德懷，告以：「據孝義傅縣長呈稱：本縣駐軍多駐西鄉，東鄉各村敵匪肆擾，縣府民眾均感不安。請飭一一五師、決死二縱隊之新編第一總隊、第四保安司令派隊駐守東鄉，以資衛護。」八路軍已經成為民眾的主心骨。在以五台山為中心的晉察冀區，八路軍可謂牢牢站住了腳跟，燕京大學教授喬治?但勒的調查發現，山西五台山地區「從最後結果觀之，日人未見成功。惟軍事狀態，略有變更，蓋日人已佔領平漢路西之若干縣城。邊區政府已退阜平，士氣仍振，與民間之感情亦佳。物價高漲，而食物尚不感缺乏。其游擊戰術成功之原因，在於曾經政治訓練，而與人民感情融洽之故」。這應該是持平的觀察。日軍戰史也承認：「五台山及其東部山嶽地帶，東西約150公里，南北約100公里。這一地區，日軍從未駐兵，因而成為中共勢力的巢穴。1938年秋，第一軍雖在五台山周圍進行過討伐，但未能給予決定性打擊，因而中共勢力日益擴大，建立了鞏固的根據地。」

隨著武漢陷落，日軍侵華與中國的抵抗進入持久階段，游擊戰爭在敵後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具體到山西，中央軍、晉綏軍、八路軍堅持抵抗的局面還在繼續。11月底，蔣介石致電衛立煌，指示：「此時敵必急清晉省，以為掌握華北之根據，我能堅忍周旋，則過一時，敵必氣餒力疲，無如我何……中央部隊決不能向南撤退，至萬不得已時，只可向北或向東暫避，以為恢復華北之根基。」和中央軍一樣，閻錫山在晉西南地區紮下腳，繼續與日軍周旋。相比之下，八路軍更加積極，不僅秉持黨政軍一體化原則大量發展武裝，建設、鞏固根據地，同時積極開展游擊戰爭，打擊對手，發展自身。面對中國頑強抵抗的局面，日軍則調整其戰略戰術，加強對敵後軍隊尤其是八路軍的「清剿」，其控制政策也不斷完善。

回顧抗戰初期中日在華北尤其是山西對峙的歷史，可以看出，中共軍隊最初雖以偏師面目出現，卻通過獨立自主的游擊戰，在對日抵抗中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是當年歷史記載留下的難以動搖的事實。當然，在充分肯定這一點的同時，也必須指出，由於民族戰爭的特殊背景以及宣傳的需要，相關的檔案文獻記載也存在誇大之處，在肯定總體脈絡成立的背景下，作為嚴肅的歷史研究，對一些具體數據的辨析必要而且有益。舉一個例子：1938年6月底，朱德、彭德懷等曾向八路軍將領通報抗戰一年來八路軍（包括115師、120師、129師及晉察冀軍區）人員傷亡情況，報告傷亡總數25896名，其中120師傷亡數最高，為7789名。通報中特彆強調：「對外宣傳統照此數目字」。8月，八路軍120師編製了一份截至1938年6月的抗戰一周年傷亡統計表，統計一年中120師的傷亡數為4027人，只及前表的一半有餘。這份表格的說明中強調「整個的傷亡數目是比較精準」，和前表所言用於宣傳比，有理由相信，這一數據應比較可靠。

實際上，即便按照120師所製表格提供的數據：傷亡4027人，其中陣亡1295人，也是一個很高的傷亡比例。傷亡數幾乎達到編製數的1/3，而這時的傷亡完全是在對日抵抗中發生，已經足以證明這一階段中共在對日作戰中的積極態度。

不過，兩個數據的出現也提醒我們問題的另一方面，即在這樣一場民族戰爭中，出於宣傳和鼓舞人心等考慮，有些數據不免誇大，使用時需要審慎。比如，日軍華北方面軍軍醫部公布日軍1938年後戰死、戰傷的統計數據，其中，1938年華北日軍戰死11439人，戰病死376人，戰傷37235人，由於這一數據來自專業部門，其死傷數據尤其是受傷數據應具相當可信性。從這一數據可以看出，儘管1938年中日兩軍在華北已經沒有大規模會戰，但日軍傷亡數還是達到將近5萬人，其中2~5月由於日軍在山西主動發起攻勢作戰，死傷人數佔到全年2/3以上，分別為8321人和26765人，日軍在華北付出的這些代價，和八路軍包括長樂村、神頭村等作戰自然不能分開。當然，拿日軍軍醫部數據和中方公布的數據對照，還是可以看到雙方不盡一致之處。該數據顯示，7月份，日軍共戰死646人，而據朱德、彭德懷報告：「本路軍自7月1日至15日半月間游擊苦戰之結果，共斃敵1005，俘敵740，獲步槍750支，炮2門，輕機槍5挺，子彈兩萬餘，馬50匹。燒毀汽車55輛。我共傷亡官兵606員。」八路軍公布的半個月斃敵數超過日軍統計的全月戰死總數，雖然八路軍斃敵數應該包括偽軍和自衛隊等武裝，但考慮到當時偽軍人數有限，而當時八路軍更多是起戰場的配合作用，兩個數據顯示的衝突可能更多指向的還是八路軍數據中的宣傳成分。指出這樣的事實，絲毫不意味著降低八路軍在華北堅持抗戰的意義，而是從歷史本身出發，讓八路軍的艱苦奮戰不僅在檔案里得到呈現，更經得起嚴格的數字推敲。信史固然沒有誇大的宣傳那麼聳人聽聞，卻以其踏實可靠更能讓人真正信服，這是了解八路軍山西抗戰不能不提出的另一面。當然，由於戰爭狀態等原因，雙方的統計數字均有不確之處。

本文出自《中共歷史與理論研究》第2輯。作者黃道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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