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貳臣與修史

貳臣指王朝易代之際兼仕兩朝的大臣，是封建社會江山易幟、朝代鼎革之時出現的特殊社會群體。清初（指順治、康熙兩朝）貳臣，特指背明降清之臣。他們因違背封建社會標榜的忠義之道，備受道德批判和輿論譴責。但現實中，清初有相當一批貳臣廣泛活躍在歷史舞台上，其中，貳臣修史就是他們參與社會文化活動的一項重要內容。

入職史館 參與官修

清朝統治者入關之初，急於利用貳臣在政治文化等領域的影響來穩定民心，鞏固政權。因此，除了在軍事方面任用貳臣外，在文化領域，尤其在史館也對他們委以要職。清初史館成為貳臣比較集中的機構。據統計，清初貳臣中有史官任職經歷的有十六人之多，洪承疇、曹溶、金之俊、吳偉業、馮銓、錢謙益等一批名人均曾在史館任職，參與修史工作。貳臣參與的官方修史活動有：官修《明史》、《清太宗實錄》、《清世祖實錄》、《清太祖聖訓》、《清太宗聖訓》等。一些貳臣在官修史書方面的影響甚至跨越順康兩朝，如熟諳典籍掌故的學者馮銓，順治帝在位時「一切經史著述編摩，皆令專任」（《清世祖實錄》）。順治朝的大型官修史書活動，馮銓幾乎都參與其中，甚至連廢后這樣敏感的大事也要馮銓提供歷史根據。不僅如此，據《涿州志》記載，康熙九年（1670），康熙帝駐蹕涿州之時，還特意命官至馮銓家中取明朝邸報，以備修史之用。

貳臣修史受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約束，其作用和貢獻不能一概而論。清初統治者扶危定亂，戎馬倥傯，修史並非其首務，甚至只是一種流於表面的官方姿態而已，貳臣在史館中的貢獻也難免有限。以官修《明史》為例，順治初年首開史館，但成果寥寥，史臣們的作為自然不會很多。貳臣作為史官有時只是權宜之計，如宋權，順治六年（1649）五月，充當纂修清太宗實錄總裁官，九月即請假葬親，次年方還朝，於實錄的纂修工作很難說有何貢獻。如李若琳，於順治二年五月，因詔修《明史》，被任為副總裁官，七月，即授禮部左侍郎，在史館的任職，只是掛名而已。貳臣修史有時也會產生不良後果。據朱彝尊《曝書亭集》記載：「《熹宗實錄》成，藏皇史窚（同「宬」）。相傳順治初，大學士涿州馮銓復入內閣，見天啟四年紀事，毀己尤甚，遂去其籍，無完書。」由此可見，貳臣在官修史書方面的貢獻須兩面觀之。

私修史書 各有懷抱

清初是私家修史發展的繁盛期，史家來自社會不同階層，身份不一，代表不同政見，貳臣即為參與私家修史的特殊群體。貳臣中著名的史家如曹溶、錢謙益、吳偉業、孫承澤等，均在史學領域內有所建樹。貳臣修史，倚助豐富的藏書資源。貳臣之家，大都世代官宦，很多為當時著名的藏書大家。如孫承澤家有藏書樓玉鳧（fú）堂，藏書七萬餘卷，甲申之變（指1644年李自成起義軍攻克北京，明朝滅亡）中書多散佚，後多方收集至萬餘卷，時稱退谷（孫承澤號）萬卷樓。錢謙益在明朝時官至禮部侍郎，他中年建拂水山房以庋（ɡuǐ，放置）藏典籍，晚年則有紅豆山莊，崇禎十七年（1644），又特建絳雲樓，藏書稱七十三櫝。顯然，這些藏書在史料方面為貳臣以私人名義編撰史書提供了有利條件。

除了史料方面的優越條件之外，貳臣修史主要是為抒發其情懷。較之於官修史書，私修史書在形式和內容方面都更加靈活，史家有更多的發揮空間，故在清初學界盛行一時。貳臣修史，有的委曲細述個人經歷，如熊文舉修撰《墨楯》，回憶明季戰事，以表達其政治立場選擇的無奈。有的則藉以寄託對明朝的懷念之情，表明自身進退迫於時勢的尷尬處境。如孫承澤，他初入職明廷，繼降農民軍大順政權，終入清朝，一生之中，鼎易其主，三遇坎坷。晚年山居之後，他杜門卻軌，不問朝事，但對明朝卻始終懷有眷戀之情，著力收集和記述崇禎朝史事，著成《思陵勤政記》、《思陵典禮記》等記載明朝史事之專書。此外，因崇禎一朝無實錄，孫承澤遂根據邸報章奏等檔案文獻和自己昔日的聞見，修撰成《崇禎事迹》，以補實錄不全之缺憾。

在私修史書問題上，貳臣的心緒矛盾而複雜。因降清變節，貳臣招致世人冷遇，因此既欲借寫史傾吐心聲，但又在記述和評價明清之際史事時進退兩難。對此，貳臣的表現各不相同。前述孫承澤為修史不遺餘力，皓首丹青而矢志不渝。錢謙益之修史則在入清前後反差很大，表現出患得患失、猶豫徘徊的一面。他在明萬曆年間曾為史官，修史熱情極高，自稱：「謙益史官也，有紀志之責」，入清前尚自聲稱，「余從太史氏之後，紀載國家之盛」（《牧齋初學集》）。因而錢謙益早年修史活動較為頻繁，史著頗多。但降清後，他修史的志向逐漸變化，開始小心翼翼，不越雷池一步，甚至擱筆長嘆，悵惘不止。等到他的絳雲樓藏書毀於火災之後，其修史的心志就徹底消失了。總之，貳臣受社會輿論以及矛盾的心理因素的干擾，以私人身份實際參與修史的人數不多，編纂的史書數量有限。

溝通民間與官方的史學樞紐

貳臣雖被認為大節有虧，但並非完全為士人群體所孤立，成為社會文化圈中的孤島。相反，他們與其他社會群體之間仍然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在修史方面，貳臣還是溝通民間與官方，聯繫私家修史與官修史書的重要紐帶和橋樑。

一些貳臣作為學界名流，憑藉自身學識為私人史家及其史著提供參考意見。如錢謙益入清後雖然自己不再著史，卻是清初學界領袖，史識淵博，為士林所欽服，很多史家向其求教，希望他能夠在撰述方法、文字風格甚至選取史料等一些修史的具體問題上給予詳細指導。貳臣在史料方面也為民間史家提供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幫助。錢謙益之絳雲樓藏書，得天下之精華，為此，史家潘檉（chēnɡ）章寫信給錢謙益，以求獲得史料方面的指點。修史的交流破除了史家之間因不同政治立場而造成的隔閡，為求得史料，遺民史家顧炎武曾借書於孫承澤，談遷亦曾就教於吳偉業。

貳臣既任職史館，就成為溝通官方與民間修史信息的橋樑和紐帶。遇有修史進程中具體的難題，他們會不恥他問，通過書信徵求民間史家的意見。如曹溶晚年為修史之事曾修書黃宗羲，與之商議。此外，貳臣在史學界還發揮了提攜後進的作用。如錢謙益得潘檉章《國史考異》，大加讚許，稱「一官史局，半世編摩，頭白汗青，迄無所就。不圖老眼，見此盛事」（《牧齋有學集》）。通過撰寫序跋來評析史書也是史學前輩提攜後進的重要形式。對史書作者而言，請同行名家為之作評介不僅可以得到同行的批評指教，還有助於擴大影響，促進史書流傳廣布。

在清初的史學領域中，貳臣有著獨特的地位。他們既是官修和私修史書的實際參與者，同時還是溝通、協調官修與私修之間關係的重要樞紐，在清初文化建設上做出了貢獻。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