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被蘇聯扣留12年，斯大林為何同意放他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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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鑒賞

1937年3月25日上午，一份加急密電端送到南京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案前。蔣介石與其長子蔣經國失聯已經十二年，其間音信杳然，天各一方。如今終因國際局勢丕變，中蘇聯手抗日戰略成型（斯大林出槍，蔣介石出人），兩國關係日趨緊密，在斯大林的認可下，蔣經國終於得以與暌違十二載的父親重新取得聯繫。受蔣介石託付，中國駐蘇聯大使蔣廷黻在莫斯科中國大使館會見了矮小精壯、皮膚黝黑的蔣經國。與蔣經國見面的第二天清早，蔣廷黻給蔣介石拍發了一份特急密電：

蔣介石與蔣經國

南京蔣委員長鈞鑒：經國兄昨夜來見，與談甚久，彼甚關心國事及鈞座健康，決於即日偕其夫人及公子起程回國，夫人系俄籍女士，廿一歲，曾學工程，公子一歲，約於下月中抵滬，行期確定後再報。字廷黻。

邁入知天命之年的蔣介石剛逃過西安事變劫難，日本軍閥又在華北和上海等地無理尋釁，節節進逼，面對內憂外患，蔣介石席不暇暖，日夜奔忙。俄國人幫他找到長子行蹤，無疑是紛至沓來的壞消息中唯一的喜訊，尤其從蔣廷黻電報中得知蔣經國不但已經結婚，還育有一子，想到自己已「升格」為祖父，內心既欣喜又意外，誠非筆墨所能形容。

蔣廷黻

接下來的一個星期里，蔣廷黻、軍委會機要室主任毛慶祥、中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少將副武官干卓（1898—1937，浙江青田人，黃埔二期，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等人函電交馳，不斷以特急電報向蔣介石彙報其協商、安排蔣經國歸國的最新進展，蔣介石熱切地期盼著父子團聚之日。

當時，由於日本軍閥在華北節節進逼，更在蘇聯遠東太平洋濱加強軍事活動。為了計誘中國抗日，減輕其遠東壓力，斯大林與蔣介石言歸於好，慨然應允蔣經國可隨時離境返國。

就在蔣經國會見蔣廷黻後五日，蔣廷黻、毛慶祥陸續向蔣介石捎來好消息。3月30日，蔣廷黻特急密電：「經國兄廿六日早，偕夫人公子離莫，赴海參崴（按：符拉迪沃斯托克）搭船回國，惟須在崴等候一星期，抵滬約在下月十七日左右，其表弟竺君來電將由駐崴領事館譯轉。」

3月31日，毛慶祥加急密電：「俄國副武官干卓來電稱：遵示進行經國兄回國事已成功……彼下月五日抵崴埠，約二十日左右抵滬。」報告了蔣經國得以獲准離開蘇聯的經過。

蔣介石手下的文書侍從、外交官員都感受到其急切與蔣經國團聚的心緒，在這期間，中國駐蘇聯大使館的第一要務似乎就是平安護送蔣經國回國，回到蔣介石身邊。接下去的幾天，南京和莫斯科之間函電交馳，蔣經國、蔣方良、蔣孝文一家三口在駐蘇聯大使館、駐海參崴領事館及沿線所有駐蘇人員一站一站接力護送下，一路從莫斯科、海參崴……返回中國。這些特急電報對蔣經國而言，象徵著一個舊的人生階段的結束，一個嶄新的人生歷程正揭開帷幕。

3月底，西伯利亞鐵路沿線大部分地區依舊一片銀裝素裹，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蔣經國少年到青年的第二故鄉，再見了！十二年來，所有的磨難、艱險、光榮與恥辱，一切的一切，行將結束。

蔣經國與蔣方良夫婦攜子合影

在火車上，蔣經國和蔣方良啜飲著最後一杯蘇聯紅星標記伏特加，蔣方良的眼裡掛著熱淚，她明白，丈夫是歸鄉，而她卻是離鄉！對芬納（蔣方良的俄文名）而言，卻是離鄉有期，歸鄉無期啊！

焦慮等待的蔣介石在辦公室里翻看著一大沓從蘇聯打來的電報。毛慶祥特急電：「頃接干卓來電……經兄於十七日可抵上海。」蔣廷黻4月6日的特急電：「經國兄於五日到崴候船，擬乘十二日開滬之北方號返國。」

駐海參崴代辦權世恩4月12日的特急電：「鈞座長公子經國先生，本日乘北方船離崴，瀛眷隨行，約筱晚或巧晨可抵滬。」蔣廷黻4月14日的特急電：「經國兄於十二日乘北方號離崴，計於十七日抵滬。」蔣介石在「軍委會機要室電報摘要」的公文紙上用紅鉛筆在每一封電報上打一個鉤，用這個記號告訴機要人員說他已經審閱過這些電報。

蔣介石把兒子自異邦返國當成一樁普通公事嗎？不然為何和批閱尋常公事一樣打鉤了事，蔣介石內心究竟在想些什麼，蔣經國去國十二載，難道血肉之軀的蔣介石從不念及親情？於國於私，蔣介石究竟何所取捨？

蔣介石《蔣公事略稿本》1931年12月16日之記載稱：「下午，公思孫夫人為謀救回經國事曰：孫夫人慾釋放蘇俄東方部長，謂可交還我兒經國，余寧使經兒不還，或任被蘇俄殘殺，決不願以害國之罪犯，而換我親子也。夫絕種亡國乃氣數使然，余何能希冀倖免，但求『法不由我而犯』，『國不由我而賣』，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無忝所生也，則幾矣，區區後嗣豈余所懷耶。」

宋慶齡

文中的「孫夫人」就是向來很少與其互動的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從他的話看來，私情與國家利益相較似乎微不足道，蔣介石寧取國家利益而捨棄後嗣香火，說得一派輕鬆，但骨子裡卻充滿了煎熬和衝突，等待從別的途徑營救蔣經國。

人生總是充滿了戲劇性的變化，讓人無法捉摸。中國與蘇聯的關係微妙地牽動著蔣氏父子的命運，也牽動著中國的命運。在最黑暗的時代里，上帝賜給了蔣介石、蔣經國父子一道幽微的光線，這道光讓他們有了重逢的契機。

原來，1931年9月，日本強佔中國東北，並扶植傀儡愛新覺羅·溥儀當偽滿洲國「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和他的前任光緒皇帝一樣，都只是傀儡皇帝，光緒的後頭是慈禧太后，他的後頭則是磨刀霍霍的日本關東軍。日本不但垂涎華北，也處心積慮要進佔蘇聯靠太平洋地區的廣袤蠻荒之地，那裡是距離莫斯科最遙遠的極東之地，斯大林擔心日本從後門闖進西伯利亞。

1905年的日俄戰爭，日本曾經讓沙俄的陸軍和海軍吃足苦頭，傷亡達十二萬人，而日軍傷亡人數僅八萬人，斯大林唯恐跟日本打一場類似旅順「二三高地爭奪戰」的苦戰，或仁川海戰、對馬海峽海戰，沒有把握可以洗雪這一奇恥大辱，因此想出一個拖延戰爭的萬全之策—以中國為擋箭牌，立刻設法改善和中國的外交關係。

也因此，才有宋慶齡以蘇聯東方部部長牛蘭（HiaireNaulen）交換蔣經國的兩全之計，蔣介石不僅贏回了兒子，還可調和已經斷絕的邦交，兩國復交之後可以共同對付日本侵略，但蔣介石卻斷然拒絕宋慶齡。

畢竟，蔣介石思考的出發點和宋慶齡完全不同，蔣介石認為蔣經國扣在蘇聯手裡不過是一樁小事，中國共產黨在江西蘇區形成的那股勢力才是他首先要解決的心腹大患，而這個心腹大患的後台老板就是蘇聯。這使得蔣經國必須在蘇聯多留四年，「斯大林出槍，蔣介石出人」的中蘇聯合抗日的方略也整整延遲了三年。

看出了斯大林的心思，蔣介石認為，於國於私，這都是一個值得運用的大勢。由於面對共同的敵人，中蘇關係日漸緩和，形成一種相互利用的態勢。1933年，蘇聯和中國同時宣布兩國恢復外交關係，斯大林派遣鮑格莫洛夫（DmitriBogomolov）擔任復交後首任蘇聯駐華大使，他被賦予一項最重要的任務，即和中國打好交道，讓中國守住蘇聯的東邊大門。

蔣介石畢竟是個聰明人，不論是國事、家事，自不方便親自出馬。國事，由職業外交官出面談；家事，則須找個值得信賴，且又在社會上卓有威望的人士出馬和蘇聯人折衝。

他認為《大公報》社長吳鼎昌、總編輯張季鸞是出面與蘇聯人打探蔣經國下落最恰當的人選。在蔣介石囑託之下，張季鸞、吳鼎昌先後以新聞記者的身份約晤了蘇聯駐中國大使鮑格莫洛夫。

1934年9月14日，吳鼎昌拜訪了鮑格莫洛夫之後，給蔣介石發了一份特急密電，告知蔣經國的下落及其居所的正確地名及服務單位，並於晉見蔣介石時又當面做了彙報。這是父子闊別近十年後，蔣介石頭一回得知蔣經國近況。

吳鼎昌

吳鼎昌說，在他和鮑格莫洛夫晤談行將結束時，鮑格莫洛夫才透露關於蔣經國的行蹤。鮑格莫洛夫說他已經調查清楚蔣經國定居何處，如果中國政府正式向蘇聯政府提出要求，他可以協助蔣經國歸國。

吳鼎昌聽到蘇聯大使提起蔣經國的名字，馬上豎起耳朵。鮑格莫洛夫說，前幾天，蘇聯政府回電給蘇聯駐華大使館，印象中，這份電文說蔣經國在烏拉山區某大工廠擔任社會生活部部長，身體情況極好。

鮑格莫洛夫問吳鼎昌說：「需不需要我打電報給莫斯科方面，詳細詢問蔣經國的住址？如果需要，我可以再發電報給莫斯科。」並說，「蔣經國在蘇聯完全自由，並未被監禁，如果委員長需要他回中國，這也不是不可以的事。」

吳鼎昌明明受蔣介石囑託，要與鮑格莫洛夫洽詢包括中蘇兩國合作及查詢蔣經國行方何處等事宜，但為免遭人物議或滋生不必要之誤解，他很委婉地答覆鮑格莫洛夫，並極力撇清他是受人之託，說：「我要強調，之前，我在天津和您見面詢問蔣經國的下落，純粹是我個人偶然間的詢問，並未受任何人的委託。我們感謝貴國政府協助調查，並且承蒙你們據實相告，因為純粹是我個人偶然間的詢問，所以沒有請貴國再深入查詢其他的相關問題。」

在這之前，張季鸞也問過鮑格莫洛夫同樣的問題。20世紀30年代，張季鸞和吳鼎昌都是蔣介石的民間摯友，往來密切，張季鸞和吳鼎昌向蘇聯大使詢問蔣經國的下落，其目的當然不是要炒新聞或滿足記者的好奇心，實際上是受蔣介石的委託，為援救蔣經國回國投石問路。

畢竟，蔣介石是個好面子的人，如命令外交官詢問鮑格莫洛夫，萬一鮑格莫洛夫來個顧左右而言他，場面勢必弄得很尷尬，唯有委託張季鸞和吳鼎昌去向鮑格莫洛夫打聽，既不致引起蘇聯方面關注，也不會釋放錯誤的信息，造成蘇聯的誤解。

不過，張季鸞詢問蔣經國下落時卻把地名和服務單位的名稱翻譯錯了。烏拉嶺被張季鸞誤以為是高加索，社會生活部被錯譯成文化部。

蔣介石固然從未針對蔣經國返國問題和蘇聯方面正式協商，蔣經國返國的時機未臻成熟，但是，東方已經露出一線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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