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儀的成功之道

唐代名將郭子儀是享譽古今的歷史人物，他的人生，是圓滿的，也是成功的。這裡的成功，不是指戰功赫赫，彪炳史冊，而是特指他全身而退，善終謝幕！

那麼，郭子儀的成功之道到底有什麼樣的秘訣？其實，歸根結底，也就是兩個詞：1，忠誠。2，自晦。

「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敵國滅，功臣亡。」這幾乎是中國古代皇權專制下功臣名將宿命的怪圈，永遠掙脫不了的夢魘。因此，對於功臣宿將來說，如果能攤上光武帝劉秀、宋太祖趙匡胤這樣身上人性多而獸性少的「聖明天子」，當然是最幸運不過的事情，不但不必為自己頸上的腦袋是否會搬家而擔心受怕，而且還可以確保自己因當年出生入死、南征北戰所作的投資獲取豐厚的回報，過上豪華安逸的生活，享盡人世間的榮華富貴。

遺憾的是，劉秀和趙匡胤這樣的皇帝在歷史上也就是兩個而已，要撞大運碰上他們，實在是鐵樹開花、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儒家「亞聖」孟子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孟子·公孫丑下》）劉秀、趙匡胤可是千餘年方才出一位，這比孟子講的還來得稀罕。所以對於眾多功臣宿將而言，不能對此寄予太大的希望，畢竟天上不會憑空掉餡餅，若是能遇上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唐玄宗這一檔次的皇上也就算是很不錯了。還是不要好高鶩遠，變得理智現實一點，多想想在遇不上劉秀、趙匡胤這樣聖主明君的情況下，如何做才能夠苟全性命於「盛世」，不求聞達於「天子」。想方設法化解皇帝陛下的殺機戾氣，讓自己遠禍全身，苟延殘喘。一句話，作為功臣，首先要弄清楚搞明白一個最基本的道理：「是我們改變了世界，還是世界改變了你和我？」

人作為萬物之靈，其高明和可貴在於他總是能適應環境的變化，以屈求伸，趨利避害，在各種惡劣的條件下頑強地生存下來。這種能力，作為芸芸眾生中的佼佼者的功臣宿將自然也具備。對他們來說，功成名就後的當務之急，是怎樣消除皇帝陛下對自己的猜忌，如何避免「兔死狗烹」的悲劇輪迴到自己的頭上。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們殫精竭慮思考對策，全力以赴作出各式各樣的姿態，自斂鋒芒，韜光養晦，以便使天子放心，朝廷寬容。做成功了，算是為將的韜略已修鍊到家，爐火純青。事情最終弄糟了，算是修鍊不夠，道行不深，也只好自飲苦酒，自認倒霉了。

有正常智商的功臣宿將幾乎都知道，坐在高高金鑾殿上的皇帝之所以厭惡功臣，猜忌功臣，必欲誅之而後快，其中的原因不外乎有四：一是怕功臣桀傲不馴、強梁不羈，頭上長角，身上長刺，拿戰功作炫耀的資本，憑實力討價還價，到最後忘乎所以，上演「總把新桃換舊符」的逼宮一幕。二是怕功臣肚裡腸子彎彎，心思歪歪，「不識廬山真面目」，貌似忠厚，實則居心叵測，信任度上得打大大的折扣，所謂「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三是怕功臣能力太強，精明能幹，文武雙修，反襯出皇帝們的顢頇無能、酒囊飯桶，這樣教寡人如何駕御，而且實有傷自己神聖的面子。所謂「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四是怕功臣有工作狂傾向，一門心思奔事業，抒抱負，愛惜羽毛，反而對吃喝玩樂不發生興趣。這樣一來，自己在九重宮闕里紙迷金醉，窮侈極欲，導致物議橫生，威信下降，而功臣則因夙夜匪解，勤勞國事，克己奉公，聲望逐漸提升，人氣日益旺盛。所謂「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有此四點，要想不殺功臣也不成了。

原因既然找到，接下來便是對症下藥的問題了。你不是怕我桀傲不馴嗎？我就改弦更張，做出一副與世無爭的模樣；你不是怕我陰懷二心嗎？我就裝扮出最大的忠誠給你看；你不是顧忌我能力強、手段高嗎？我就向你證明世上就數我最庸碌無能；文不能斷文識字，武不能耍刀弄棍；你不是討厭我熱衷工作，不肯享受嗎？我就醉生夢死，瀟洒走一回，讓你知道我是夠標準的尸位素餐者。這就是中國古代功臣宿將以「自晦」、「自污」途徑來全身避禍的自我保存之道。應該說，這一招是比較靈驗的，相當管用的。皇帝陛下似乎專吃這一套，於是乎，許多功臣宿將終於藉此而保住了自己的首級，安安穩穩以享天年。整掉功臣宿將，最直接和最有效的辦法就是給他按上「有不臣之心」的罪名，歷史上沒有哪一位皇帝不吃這碗「迷魂湯」的。你看那歷史上的一樁樁屠戮功臣的大案要案（事後證明其中絕大多數屬於冤假錯案），其罪名不外乎是「有異志」、「陰有異志」、「包藏不臣之心」之類。總之，是對皇上陛下不忠。同樣，只要儘力表示對皇帝陛下的赤膽忠心、忠厚老實、忠字當頭、精忠報皇——忠得越愚越好，那麼不管你有無能耐，有無功績，有無出息，就是寡人我最最賞識也最最放心的人，不但不砍你的腦袋，而且還要百般寵信，賞賜給你高官厚祿，讓你一輩子逍遙自在，風流快活。

功臣宿將把准了皇帝陛下的這號脈，那麼他就要投其所好，盡量在皇帝的跟前扮演一副忠臣馴仆的模樣。皇帝講話他點頭，皇帝訓誡他叩首，皇帝說天上的月亮是方的，他趕緊湊上去奉承：月亮方得有稜角；皇帝講這匹馬兒原來是頭鹿，他忙不迭地插科打諢：說起此鹿來頭大。只要能夠讓皇上相信自己的忠誠，保住自己脖子上的頭顱，那麼，唾面自乾本也無妨，裝學孫子實屬正常。至於是真忠還是假忠，是大忠還是小忠，是精忠還是愚忠，那就只有天知道，不好過分去深究了。關鍵是要假戲真做，一本正經不出任何破綻，能夠哄得住皇上陛下，讓他信以為真，讓他放你一條生路，同時還要瞞得過皇帝身邊的小人，讓他們找不到理由在背後搗亂，不至於敗壞自己的大事，所謂「形兵之極，至於無形」。（《孫子兵法?虛實》）既然，表忠輸誠有這麼大的好處，於是功臣宿將便把這一招當作保全自身、擺脫魔掌、告別禍患的不二法門，偶爾也在皇帝面前露上一手。

其實，對君主、朝廷的絕對忠誠，是秦漢「大一統」專制集權帝國建立後才開始全面提倡的。在先秦時期，除了法家之外，忠君的觀念尚是相對的。以儒家為例子，孔老夫子所主張的君臣關係是「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雙方之間是一種對應的關係，君主與臣僚各有其權利與義務，臣子對君主盡忠是以君主以禮對待臣子為基本前提的。孟子更宣揚「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主張，強調「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離婁下》）提倡「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這是《易經》中的名言，但最為孟子所服膺)，這與臣子絕對忠誠於君主可是一點邊也不沾。

然而，到了秦漢以後，情況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董仲舒鼓吹「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結果，是使法家的絕對君主專制主義理論融入了儒家的學說體系之中，「外儒而內法」，「霸王道雜用之」，使得「忠」成為衡量做臣子的是否政治合格的唯一標準。於是便有了「《春秋》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董仲舒《春秋繁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之類的混賬邏輯，便有了劉邦賞效忠項羽、同自己作對的季布、而殺背叛項羽，助自己一臂之力的丁公之類的反常行為。其核心便是以「忠」劃線，以「忠」為最高的政治品質。

自此以後，統治者對「忠」的強調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唐太宗造就「貞觀之治」，算是比較稀罕的一代明主了。可他一旦談起「忠」來，言辭中也不免充徹著陳腐而血腥的氣息：「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天地定位，君臣之義以彰；卑高既陳，人倫之道須著。是用篤厚風俗，化成天下，雖復時經治亂，主或昏明，疾風勁草，芬芳無絕，剖心焚體，赴蹈如歸。夫豈不愛七尺之軀，重百年之命，諒由君臣義重，名教所先，故能明大節於當時，立清風於身後。」（《舊唐書·太宗本紀上》）這裡，君臣倫理關係上，便只剩下無私無償的「忠」了。正如明清之際傑出思想家黃宗羲所言，乃是「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明夷待訪錄·原名》）

明白了中國傳統文化講求「盡忠節義」這一基本特色後，再回過頭來看功臣宿將大打「忠」字招牌，也就可以更加透徹地理解他們這種以全身免禍的做法了。既然皇上喜歡大家盡忠於他的朝廷，熱衷於讓全體臣下都變成一個個以皇上的思想為思想的無腦人，做封建專制機器上的螺絲釘，那麼就不妨對症下藥，投其所好，以「忠臣」的面孔出現，以順從的姿態周旋，也好讓皇上放心，讓自己活命。所謂「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原出於《墨子·兼愛中》）、「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禮記·緇衣》）云云，正是這麼一個意思。

這方面做得最高明的大概莫過於唐朝中期名將，平定「安史之亂」的大功臣郭子儀將軍。

郭子儀雕像

要談論郭子儀，就不能不附帶著捎上唐代另一位名將李光弼。兩人一相比較，方可知道郭子儀之「忠」難能可貴，其「完名高節」實屬事出有因。

郭、李兩人都是唐代中葉的大功臣。一場腥風血雨的「安史之亂」能夠得以最後平定，唐朝的國柞之所以又延續了一百多年，在某種意義上，可說是全靠了這兩個人的力挽狂瀾、扭轉乾坤。舊史書稱道他們是「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二十年」，「再造王室，勛高一代」 （《舊唐書·郭子儀傳》），評價雖高，但也沒有什麼誇張。

更深一層地講，在齊名的「郭、李」兩人之中，李光弼在平定「安史之亂」中的戰功似乎要更勝一籌。這一信息是由《新唐書·李光弼傳》透露的：李光弼「戰功推為中興第一」。他「幼持節行，善騎射，能讀班氏《漢書》，少從戎，嚴毅有大略」。他的作戰指揮藝術更是高明卓越、超凡入聖，「謀定而後戰」，擅長於「以奇用兵，以少敗眾」。在太原保衛戰等一系列關係到唐王朝生死存亡的戰役中，殺得安史叛軍魂飛魄散，鬼哭狼嚎。即使在治軍管理上，他也顯得比郭子儀來得更有章法，更有手腕。當年他曾替代郭子儀出任朔方節度使，「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雲」，就是實實在在的證據。

可是，在歷史上郭子儀的影響卻遠遠要超過李光弼。一出《打金枝》的戲劇，使得郭子儀的大名如雷貫耳，遐邇蜚揚。「富貴壽考，哀榮終始」這一幸遇，不僅落實在他的生前，而且也管到了他的身後。

反觀李光弼，可就沒有這份福緣了。除了歷史學家和少數有 「歷史癖」的人士還知道他以外，對於絕大多數的平頭老百姓來說，他是個完全陌生的人物。換句話說，郭子儀早已活在了千百萬人中間，有如今日頻頻在熒幕上亮相的公共知識分子；而李光弼卻不過是史書上的一個符號而已，有如當今世上越來越稀罕的「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鑽故紙堆的冬烘先生。

造成這一局面的歷史謎底，說穿了，其實也並不是想像中的複雜。這中間最根本的原因，在於郭子儀一生所作所為更加符合封建社會綱常倫理的規範，在他的身上集中體現了一名封建將帥所應具備的品德素質，尤其是在「忠心事上」方面有上佳的表現。相反，李光弼在這方面則要瞠乎其後、相形見絀了。

郭子儀對唐王室的忠誠，可謂是已經進入了「有死無二」的境界，史書即稱他「事上誠」。皇帝老子的命令一下達，不管是對是錯，郭子儀都雷厲風行、不打折扣地加以執行，「詔至，即日就道，無纖介顧望」。這樣一來，當然是「讒間不行」，宵小之徒就是想要算計他，也苦於找不到下手的機會了，因而能「完名高節，燦然獨著，福祿永終」。用封建史臣的話說，就是所謂「人臣之道無缺」 （《新唐書·郭子儀傳》）。

可是李光弼就完全不同了。此人身上流淌著少數民族野性剛烈的熱血，比較有個性，又不擅長於做表面文章，更不會曲意去奉迎上司，所以往往受閹宦讒間於前，為庸主猜忌於後。所謂「及困於口舌，不能以忠自明，奄侍內構，遂陷嫌隙」。有時皇上下詔令他率師「勤王」，他又瞻前顧後，逶迤不進，拖宕延誤，優柔寡斷，「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結果呢，君臣關係越鬧越僵，個人處境越弄越糟，史載其「謀就全安，而身益危，所謂工於料人而拙於謀己邪！」（《新唐書·李光弼傳》）

對皇帝陛下「盡忠」程度上的差異，決定了郭子儀、李光弼在皇上心目中的地位以及身後際遇的不同。孰不知中國古代社會是儒教文化的天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除了皇帝外，所有人都需要遵循的準則，它推到極致，就是「天下無不是的君主，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式的「高論」，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式的「愚忠」。對皇上及其所豢養的御用文人來說，郭子儀式的「愚忠」自然更合自己的口胃，更是樹為典型的合適人選，而普通民眾因長期浸饋於儒教文化的潛移默化、感化挹注，也很容易認同統治者的觀念。在皇上和一般人的心目中，郭子儀屬於「不幸危而邀君父，不挾憾以報仇讎，晏然效忠，有死無二」的「大雅君子，社稷純臣」（《舊唐書·郭子儀傳史臣語》）；而李光弼則是大節有虧，「卒以憂死」，並且從中引申出一番「功臣去就，可不慎邪」（《新唐書·李光弼傳贊語》）的堂皇說教。古人說「立德，立言，立功，是謂三不朽」，李光弼至多做到了「立功」這一點，而郭子儀則不但「立功」，更重要的是他還能夠「立德」，在效忠皇上方面有傑出的表現，這自然是謳歌肯定的最理想之對象了。所以，對李光弼來說，乃是「寂寞身後事」，就郭子儀而言，則是「千秋萬歲名」！

可見，郭子儀是憑藉著自己那份「赤膽忠心」而贏得皇上的充分信任的。他的「盡忠」，不但使他自己擺脫了皇上猜忌的陰影，確保全身遠禍，而且也讓自己獲得皇上的恩寵優渥，享盡人間的榮華富貴。從這個意義上說，郭子儀乃是典型的「完人」，用舊史臣裴垍的話說，就是「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代而主不疑，侈窮人慾而君子不之罪」（《舊唐書·郭子儀傳》）。這樣的「完人」，自然是大伙兒膜禮崇拜的對象，所謂「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是也。換言之，他為後世的功臣名將樹立了以「忠誠」換取自身安全的優秀榜樣。

唐代名將郭子儀的人生成功，除了以己之「忠誠」而獲皇上信任，獲社會肯定之外，還藉助了「自污」「自晦」的手段以全身遠禍。換言之，郭子儀能夠「福祿永終」，除了前面提到的他處處表現「效忠」皇帝的身段姿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善於「自晦」、「自污」、「侈窮人慾」，聚斂奢侈，縱情聲色，使得皇上相信他不過是一個胸無大志、貪圖享受的「赳赳武夫」。

在個人生活方式上，郭子儀也比與他齊名的李光弼多留了幾個心眼。李光弼為人「幼不嬉弄」（《新唐書·李光弼傳》），廉潔自律，潔身自好，全身上下透著一股凜然不可侵犯的浩然正氣。可郭子儀卻根本不欣賞這一套。他心裡明鏡似的，知道皇上寧可功臣貪墨，不願功臣清廉，因為前者讓人安心，後者卻教人揪心，所以他便順著這根梯子朝上爬：聚斂奢侈，窮極人慾，「良田美器，名園甲館，聲色珍玩，堆積羨溢，不可勝紀」。（《舊唐書·郭子儀傳》）僅一次宴會就耗費了三十萬錢，正是典型的「朱門酒內臭」的寫照。

從表面上看，這似乎是郭子儀私生活上的污點。其實問題並不這麼簡單，它正是郭子儀善於韜晦的表現。你想想，他「勛力之盛，無與倫比」，稍有疏忽，就會步韓信、彭越之類的後塵，生髮功高震主的嫌隙，輕則丟了烏紗，陷身囹圄；重則丟了腦殼，株連九族。而縱情享樂，五毒俱全，則可以讓皇帝陛下高枕無憂，心情愉快。這恰恰是郭子儀他參透玄機，「明哲保身」的障眼法。「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不是深諳為臣之道，富於政治經驗者，哪裡會想得到這步妙招？

另外，在處理與同事、部下的關係方面，郭子儀也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他在治軍管理上的最大特點，是「御下恕」，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不唱黑臉，會做「順水人情」，懂得「錦上添花」，對部屬的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雖然「威略不逮」李光弼，「而寬厚得人過之」；「臨下寬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處，必得士心」（《舊唐書·郭子儀傳》）。這樣就使得麾下將士對其感恩戴德，漸漸形成了自己的勢力圈子：「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頤指進退，若部曲然。幕府六十餘人，後皆為將相顯官。」（《新唐書·郭子儀傳》）這種不做「難人」，善於同廣大群眾打成一片的本領，李光弼是無法望其項背的。這些人受到郭子儀的器重，得了郭子儀的好處，投桃報李，就很自然要替郭子儀說好話，唱順流。而皇上陛下呢，看見郭子儀一副窩窩囊囊、徜徉於聲色犬馬溫柔之鄉的樣子，又聽見有這麼多的人稱道郭子儀與世無爭、為人隨和的好處，所以就不會再猜忌他了，反而覺得留著他恰好能顯示自己不殺功臣、雍容大度的皇恩浩蕩。這樣一來，郭子儀以「自污」求自保的意願也就圓滿地實現了。

其他像北宋開國功臣石守信「專務聚斂，積財數萬」；南宋名將韓世忠縱情聲色，風流快活之類，同樣學的是郭子儀以「自晦」、「自污」求全身免禍的招術。如石守信的「專務聚斂」，早有史家指出此乃石守信的「自晦」之術：「論曰：然守信之貨殖鉅萬，……豈非亦因以自晦者耶。」（《宋史·石守信傳》）這講得的確頗有道理。因為當時石守信雖然已經被解除了手中的兵權，但是當年威望尚在，難以完全保證不為別人所利用。在這種情況之下，石守信自毀聲譽，以保生命，不失為聰明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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