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不為人知的怪癖是咋養成的？

文 ︳陳事美

常看清朝大臣日記、書信的人，就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用籍貫代替人名，比如提到李鴻章時，不直接說「李鴻章」這個名字，而以「合肥」代替，因為李鴻章籍貫是安徽合肥。這種習慣不知道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好像在晚清期間，似乎已經很流行。類似這樣的記錄俯首皆是。

比如李鴻章與翁同龢，同為重臣，兩人卻互相看不順眼，有時還要互相嘲諷一番。據民間流傳，翁同龢曾這樣諷刺李鴻章，說他是「宰相合肥天下瘦」，意在諷刺他的過分貪婪，富了自己，窮了百姓。李鴻章同樣不示弱，很快給翁同龢回了句「司農常熟世間荒」。司農，也是官職，相當於農業部長。江蘇常熟則是翁同龢的家鄉。兩句放在一起，相當於一副對聯，堪稱絕對。

位於合肥的李鴻章故居

其實不光是李鴻章與翁同龢，很多大臣在別人的日記、書信中都被這樣稱呼過。甲午戰爭後，翁同龢大力支持漢納根練兵，多少有些漠視其他大臣，這讓滿清重臣榮祿很不爽。他寫信給陝西巡撫鹿傳霖訴不滿。

「常熟奸狡性成，真有令人不可思意者；其誤國之處，有勝於濟南，與合肥可並論也。合肥甘為小人，而常熟仍作偽君子。刻與其共事，幾乎無日不因公事爭執；而高陽老矣，又苦於才短，事事為其欺矇，可勝嘆哉！」

這段話里有多個地名，涉及多人。常熟，就是指翁同龢。而濟南是寫錯了，應該是山東濟寧的孫毓汶，是軍機大臣。合肥，明顯就是指李鴻章。高陽，則代表的是李鴻藻，同樣是軍機大臣。李鴻藻與李鴻章沒關係，李鴻藻老家是高陽，即直隸的高陽縣。

從這段話可以看出，一般被地名代替的人，大都是作者的政敵，不願意提及對方的名字，用地名忽略人名，多有貶損之意。

思想家文廷式的筆記中，有這樣一段記載：「李仲約侍郎臨終前一日，執於手言：合肥與李蓮英日日相見，圖變朝局，汝等當小心。既而曰：吾不能與常熟款語，然合肥、濟寧各懷不逞，以吾親家張蔭桓為樞紐，二人一髮千鈞，皆在張一人，胡為至今不去也。」

這段話再次證明了上述觀點。作為自己陣營的人，則直接用名字，如李仲約、張蔭桓。而對於李蓮英而言，則是身份低微的太監，似乎沒有用籍貫代稱的必要。

有的還用別名代稱人名。如吏部左侍郎汪鳴鑾、戶部右侍郎長麟因被指離間兩宮而遭革職後，李鴻藻給朋友的信中說，「觀復、略園，日夕有所策畫，欲易朝局，而矢的加於蜩翼，彼尚不知詳委……與樂道主持鎮靜、調和、心力交瘁……觀復性固不易進言。略園明敏，與交尤篤，時有所諷，伊頗動聽。」

這段話中，觀復，代表的是徐桐。略園，則是榮祿的別號。蜩翼，則是翁同龢的齋名。樂道，則是恭親王奕?的晚號。文中的人物都是與作者相交不錯的重臣，因此在稱呼上則有讚美之意。

類似的還有內閣中樞汪大燮寫給汪康年的信。信中有這樣一段，「其經費由香帥五千金，袁觀察千餘，及零星之款，將來當可推廣。惟現在系張巽之翰林孝謙主其事……會中陳次亮、沈子培、丁叔衡皆有正董之名，沈子封、文芸閣有副董之名……」

這裡的「香帥」代指張之洞，袁觀察，就是袁世凱。張巽之，則是張孝謙。陳次亮，即陳熾。沈子培，為沈曾培。丁叔衡，是丁立鈞。沈子封，是沈曾桐。文芸閣，則為文廷式。從此類稱呼也可以看出，這些人都是汪大燮認可的人。

有意思的是，有些人還有幾個代稱。如袁世凱，老家是河南項城，討厭他的人稱他為「袁項城」。與他關係不錯的則稱他為「袁觀察」、「袁慰庭」。

雖然都知道「合肥」是指李鴻章，但合肥的名人不指李鴻章一人，如晚輩段祺瑞，清末北洋新軍將領，即後來的民國總理，也常被稱為「段合肥」。常熟也不只有翁同龢，與翁同龢同時期的江西監察道御史楊崇伊也是常熟人，但沒人用「常熟」來代稱他。

還有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同樣是位居中堂，同樣是合肥人，李鴻章的代稱「李合肥」名揚天下，但清朝初年的李天馥就沒有人以「合肥」代稱他。似乎清朝早期也沒有這個習慣。

這種習慣後來延續到了民國初年，如袁世凱的代稱「袁項城」，段祺瑞的代稱「段合肥」，在民國時也常被人提起。畢竟他們在清朝有很大的影響力。但孫中山、蔣介石就沒有這待遇，沒人叫他們「孫香山」、「蔣奉化」。因為孫中山屬於革命黨，是叛逆的賊寇，根本沒資格用地名代稱。而當蔣介石產生影響力的時候，這種人名代稱的習慣已經沒了。

為何會有這種習慣呢？恐怕這與清朝的文字獄脫不了關係。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間，清朝的文字獄達到頂峰，大量的讀書人因文獲罪，導致被殺。各種可疑不可疑的圖書被收繳毀滅。當時的社會氣氛異常恐怖，在這種高壓態勢下，很多知識分子，包括朝內大臣，幾乎都不敢寫東西了。寫日記怕被抄家，書信往來也怕引發禍端。很多人為了避嫌，不敢直接稱呼其名，恐留下罪證，慢慢就以該人的籍貫代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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