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繼位後篡改雍正遺詔，說：父皇為政太嚴苛，真受不了！

作者：金滿樓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子夜時分，在位13年的雍正在兩三日前尚無明顯衰亡徵兆的情況，突然於圓明園寢宮駕崩。

由於事發突然，圓明園內頓時一片大亂，宮女太監等均不知所措。

好一陣手忙腳亂之後，皇四子弘曆最終在重臣鄂爾泰及張廷玉的主持下，其按事前留下的建儲密詔承續大位，是為乾隆。

當晚，按此前康熙駕崩後由暢春園還宮的做法，內大臣海望持合符開門進城，會同多羅履郡王允祹到乾清宮做好迎接準備；

隨後，在眾侍衛的嚴密保護下，已為新皇的乾隆護送大行皇帝（即雍正）皇輿返回皇宮，果親王允禮、諴親王允秘、和親王弘晝、大學士張廷玉等隨行。

這天的晚上，這一路的夜色，隨著一路的哭聲，一行人從圓明園回到了紫禁城皇宮。

由此，乾隆的時代，也就在這一晚開始了。這一年，乾隆剛滿二十五歲。

次日，乾隆對外公布雍正遺詔，其中曰：

「寶親王皇四子弘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聖祖皇考於諸孫之中最為鍾愛，撫養宮中，恩逾常格。

雍正元年八月，朕於乾清宮召諸王、滿漢大臣入見，面諭以建儲一事，親書諭旨，加以密封，收藏於乾清宮最高之處，即立弘曆為皇太子之旨也。

其後仍封親王者，蓋令備位藩封，諳習政事，以增廣識見。今既遭大事，著繼朕登極，即皇帝位。

……弘曆仰承列祖積累之厚，受朕教誨之深，與和親王弘晝同氣至親，實為一體，尤當誠心友愛，休戚相關。……」

很大程度上說，乾隆其實遠沒有做好當皇帝的準備。

就在五個月前，其受命與大學士鄂爾泰等人一起辦理苗疆事務，這是他第一次參與具體政務。在此之前，他承擔的大多為致祭等禮儀性事務。

令人有些吃驚的是，剛剛登上權位的乾隆似乎對遺詔中做了些手腳。

如以雍正的名義稱此前實行嚴政乃是因為「人情澆薄，官吏營私，相習成風，罔知省改」，而不得不加以懲治整理，待「諸弊革除之後，仍可酌復舊章，此朕本意也。」

事實上，雍正作風一向強硬，將嚴政改為寬政未必是他本人的意思而更像是新君乾隆的願望，而這一想法，在他學習階段即有所體現。

在一篇名為《寬則得眾論》的課業文章中，乾隆曾說：

「自古帝王受命保邦，遐爾向風，薰德沐義，非仁無以得其心，而非寬無以安其身，二者名雖為二而理則一也。

……誠能寬以待物，包荒納垢，宥人細故，成己大德，則人亦感其恩而心悅誠服矣！

苟為不然，以褊急為念，以刻薄為務，則雖勤於為治，如始皇之程石觀書，隋文之躬親吏職，亦何益哉！」

《寬則得眾論》體現了乾隆並未成熟的「尚寬」思想。

在其後的《漢元帝論》一文中，乾隆又表示：

「自古亡國之君，或失於剛暴，或失於柔懦，……柔懦之亡國又甚於剛暴也。」

由此也可看出，乾隆也不是一味主張寬仁，而是主張折中，取儒家所謂的中庸之道。

對這種偏於仁柔的思想傾向，目光敏銳的雍正也早有覺察。

如乾隆自己說的，「皇考嘗以朕賦性寬緩，屢教誡之。朕仰承聖訓，深用警惕。」

「寬猛之論」由來有之，《左傳》中即說：「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對此，飽受儒家文化熏染的乾隆自不陌生。

乾隆的主張並非心血來潮。如前兩篇文章中的觀點，雖說是書齋中的坐而論道，但其潛移默化的影響卻不容忽視。

從這個意義上說，乾隆初政是在祖、父兩代人政治得失的基礎上加以中和的結果。

如其所說，「朕惡刻薄之有害於民生，亦惡縱馳之有礙於國事」。

正因為其父當年屢興大案，不僅大臣與文士們頗多積怨，皇族內部也同樣是敢怒不敢言。

由此，初掌權柄的乾隆首先要找到中和「寬、嚴」的平衡點和突破點，那就是從「矯枉」與「糾偏」入手，為其新政打開局面。

（節選自金滿樓：《皇城秘史：乾隆和他的妃子們》，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

皇城秘史 乾隆和他的妃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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