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自認只能當個連幹部，卻被授予少將，結果棄職去當農民！

提起甘祖昌這個名字，不少人知道，他就是有名的「農民將軍」——新中國1600多名開國將軍中唯一放棄高級幹部職務，解甲歸田，回到江西老家當農民的共和國少將。

甘祖昌雖然是少將，資格個貢獻卻不低。

他是1927年由方誌敏親自發展入黨的老黨員，1928年參軍的老紅軍，參加過五次反「圍剿」作戰和二萬五千里長征。他在紅軍時就是團軍需處長，抗戰時是八路軍旅供給部部長，打老蔣時是解放軍縱隊（軍）後勤部部長，新中國成立後，是新疆軍區後勤部部長。

他雖然是管後勤的，卻職務不低，且大權在握。

在戰爭年代，他兩次負傷；1951年在新疆，第三次負傷。

甘祖昌要功勞有功勞，要苦勞有苦勞，要權力有權力。

那麼，他對自己是如何評價的呢？

1954年，新疆部隊開始進行評定軍銜的準備工作。他的夫人龔全珍在軍區八一學校當教導處副主任兼老師。一次，她在家裡談起學校個別人因級別低鬧情緒，甚至鬧到不上課的程度。誰知甘祖昌接上她的話，說：「我也對我的級別有蠻大的意見，已寫報告到中央軍委去了。」

「啊！你也有意見?」夫人吃驚地問。

「確實有意見。」甘祖昌嚴肅地說，「評級別是按德、才、資三條評定的，你們學校的老管理員，是平江起義參加紅軍的資格很老，他是個什麼級?」

「是連級。」

他點點頭，接著說：「還有你們的總務主任，他的功勞大著哩，長征時他白天背著金子、銀元行軍打仗，晚上也得背著睡覺，紅軍部隊全部伙食費都在他身上背著哩，他是個什麼級?」

夫人沉思著說：「聽說是營級。」

他又點點頭說：「是啦，和他們比，我自己覺得評個連級就差不多，最高評個營級。可是後勤部的同志卻給我評了師級，到中央軍委去批，又批了個准軍級，我能沒意見嗎?」

這就是甘祖昌！

1955年9月，甘祖昌按照資歷、貢獻和職務等等被授予了少將軍銜。對於這個軍銜，他完全是當之無愧的。但是，他因為身體不好，反覺得自己當軍區後勤部長也影響了工作，於是不願幹了。

1957年6月，甘祖昌因病住院了。夫人龔全珍到醫院看望他，說：「我想暑假回青島去看望媽媽，我已離家15年了。」

甘祖昌說：「好嘛，最好回江西以後再回家!」

夫人以為他回江西是探親，豈知他卻說：「我回老家，當農民去！」

這突然的決定使得龔全珍手足無措，心亂如麻，說：「我只有紮根新疆的思想，沒有回江西農村的準備。我想不出你為什麼決定回去種田。」

甘祖昌翻開他的筆記本，找出三張報告，說：「從1955年起寫第一張，領導沒批，1956年又寫第二張，還是沒批，今年寫第三張，終於批准了！」

龔全珍一看，他的報告是這樣寫的：

「我跌傷後患腦震蕩後遺症，不適合做領導工作，但手腳還是好的，請求領導批准我回江西鄉下，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貢獻力量。」

報告使龔全珍震驚了一下，隨即安靜下來，兩眼瞅著他。甘祖昌叮囑她說：「返校時，到軍區幹部部辦好回鄉手續。」

甘祖昌做出回農村的這個決定，冒著極大「風險」——他與龔全珍結婚才五年。此前，他有一個妻子，1941年在延安結婚。對方是童養媳出身，兩人生活了10年，進烏魯木齊後嫌他土氣，才與他離了婚。

但是，龔全珍卻深明大義，竟然點頭答應了。

（龔全珍九旬時留影）

周六，夫人從學校回家，一進門，甘祖昌就問：「手續辦好了嗎?」

「人家不給辦，說沒那麼簡單，一個將軍要回鄉，得先蓋好房子再說。」

甘祖昌笑著說：「那是老皇曆了，蕭華同志已批准，下周再去，一定能辦!」

龔全珍周一返回學校後，和老師議論這件事。大家都認為，就是一定要走，也甘祖昌先走，為她聯繫好工作再回去，比較妥當，有人說：「不然你回去，幹什麼呢?」

周六，龔全珍回家。甘祖昌又是問辦手續的事，夫人說：「你回去當農民，我又不會種田，我回去幹什麼？你先給我聯繫好學校，我再回去好嗎?」

他不高興拉長了臉說：「你怕沒工作沒飯吃嗎？你只能當拿工資的老師嗎?」

這一連串的問題問得龔全珍啞口無言。掃盲當義務老師？她確實沒想過。返校後，她悶悶不樂。校長見著她說：「你不和他一塊走，他回去後怎麼辦呢?」

龔全珍聽了，很對，他盼回鄉當農民已盼了3年，這條路已走定了，作為他的妻子，只能是夫唱婦隨了卻他的心愿。於是，她毅然到軍區幹部部，辦好了回鄉手續。

1957年8月中旬，甘祖昌一家11口人，行裝只裝了三個箱子、三個麻袋，卻帶了8個籠子，裝了一口約克母豬，15隻安格拉兔，15隻來亨雞（準備回鄉搞養殖，帶領鄉親們致富用的），在軍區衛生部長唐國華和楊軍醫、警衛員的護送下，分乘一輛吉普和一輛貨車，離開新疆，回了老家江西。甘祖昌夫婦開始了他們29年的農民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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