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這門生意，明朝各路聰明人把它做得風生水起 | 轉載

文史 05-18

明朝人如何玩「倭寇」

文 | 安航

「南倭北虜」是明代嘉靖朝的兩個時代大問題，然而談及此時，士大夫們會有兩個極端表現。說「北虜」時，大家都不知道事情有多麼複雜，但是喜歡發表貌似洞悉內情的意見；說「南倭」時，大家都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卻喜歡故意談不相干的。

所以，了解明代「倭寇」問題，難就難在這裡，資料越多，所說的事情越假，想要尋根究底，歷史只能無意間給你留點零散證據。

誰是「倭寇」？誰在談論「倭寇」？誰又在幫助「倭寇」？為什麼會有「倭寇」？當時的明朝人如何對待「倭寇」？

筆者擬梳理這些問題，把自己認為的「歷史事實」攤開來給你看。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無意翻案，對此有所期待者，可繞行。

誰在談論「倭寇」？

誰是明代嘉靖年間的倭寇？

一群劫掠為生的日本人，一個個華夷混雜的海商集團，還是一群想做海賊王的男人？

歷史學家戴裔煊認為，「真倭並沒有多少，最高估計不過十分之三」①。在兩淮和倭寇打過大仗的士大夫鄭曉說：「自壬子倭奴入黃岩，迄今十年，閩浙、江南北、廣東人皆從倭奴，大抵賊中皆我華人，倭奴直十之一二。」②

鄭曉所說的閩浙一帶華人「從倭奴」，並非聽從倭人管理，相反，是華人海盜王僱傭日本人，「其魁多閩浙人」。「從倭奴」的意思是說，追隨者要髡顱（頂前剪髮），留日本髮型（當然還有許多連髮型都不改的），入寇之時甚至要脅迫當地居民剪髮，可見自古以來，髮型就是身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倭」的成分複雜，汪直是徽州做生意虧本的鹽商，徐海是杭州虎跑寺的和尚，林道乾是惠來縣的縣吏，毛海峰是讀書人。在嘉靖三十七年的戰爭中，有一位「倭寇」在寺廟的牆壁上題詩，表明科舉失意，在船上複習功課，下回還要再考的意思。大抵上，這群人都跟海上走私貿易有關係。③

▲被抓的「倭寇」俘虜。明代《倭寇圖卷》

但是說倭寇都是海商或者海盜，也不盡然，今人不能用現代人的眼光，必須回到明朝人的立場來看問題。「倭寇」作為嘉靖朝的「時代問題」，時人喜歡把各類不相干的人和事，統統與倭寇聯繫上。

譬如一個明代的縣官，境內若遇上搞不定的事，像一群人「脫籍」，不交稅服役，不服從管制，甚至還要反抗等情況，官員們往往束手無策，便說這些都是倭寇，於是祈求朝廷幫助。④

另外，曾任抗倭「前線指揮」的江蘇人、慈溪縣知縣薛應旂，提到了另一種很有趣的情況：

今海宼之深入吾境也，殺掠焚盪之慘，自昔所未有者也。彼固以倭為名，而我亦以倭名之，是墮其計也。不謂其非倭也，蓋實我中國之賊為之主謀嚮導，引致倭夷以為之助也。惟以倭名，則彼得以藏匿掩覆，而室家族戚可保無虞。曰今茲之宼是倭也，我無預也，人亦曰是倭也，彼無預也，於是金帛財貨得以菌載而歸，雖白晝大衢之中人所共視，而莫敢誰何矣。⑤

薛知縣說，那些海盜說自己是倭寇，朝廷也跟著說是倭寇，這樣就中了海盜們的計。海盜們說自己是倭寇，那些岸上的親戚們就推說那是倭人，與我不相干。當海盜搶完之後，常常大搖大擺地把財寶運回岸上的家，大白天走的是通衢大道，其他人都看著，不敢怎麼樣。

所以，面對「倭寇」問題，有的人喜歡說別人是倭寇，甚至在離海岸幾百公里遠的地方也敢跟皇帝說有倭寇（官員們的無奈委責之舉），有的人喜歡說自己是倭寇，但和我一起分財寶的兄弟妻子不是倭寇（海盜們的心思）。

薛知縣的行政經歷還告訴我們，「倭寇」們的家大抵還是在陸上。著名海盜王汪直就化名汪五峰，就是不想連累徽州的家人，嘉靖朝的這些人，其實是浙閩的走私海商，姑且按照明代人的說法稱之為「倭寇」，他們在陸上有很多夥伴，在岸上有你難以想像的諸多必要聯繫。

誰在幫助「倭寇」？

海商們為什麼必須要有陸上的關係？

原因有二：

一、海商需要陸上各地商人把貨物聚集到沿海。二、海商需要陸上的人提供金融支持。這點更為重要。

明代浙江海鹽學者姚士麟曾經訪問過一名海商，海商告訴他：

「大抵日本所須，皆產自中國，如室必布席，杭之長安織也。婦女須脂粉，扇漆諸工須金銀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饒之磁器，湖之絲綿，漳之紗絹，松江之棉布，尤為彼國所重。」⑥

單是杭州一城，出口的大宗商品就有布席、脂粉、金銀箔等。唐力行教授曾指出，這類內地的商貨，多由徽州商人經營運輸，通往外番，行銷之地非只日本，還有菲律賓的馬尼拉以及南洋等地。所以看似簡單的遠洋貿易，其實有一個非常完整的內地商貿網路在予以支持，海商們絕非事事都能親力親為，終究離不開陸上行商。⑦

▲浙江台州府、寧波府海防圖。from明代《萬裏海防圖》（局部）

當內地的貨物聚集到沿海一帶時，海商們還需要與一群特殊的人打交道，他們在文獻中常常被稱為「窩主」，或者說「主於某某家」，是沿海一帶中間貿易的牙行。「窩主」一方面聚集內地的貨物給海商，一方面又把番貨散賣入內地，居中謀利。也就是說，他們是內地商人和海商的經紀人，但其工作不像現在的地產中介那麼簡單，原因與當時的國際貿易結算方式相關。

誰在欺負「倭寇」？

嘉靖朝閩浙沿海的國際貿易結算，大體分兩種：

一是「日本夷商，惟以銀置貨，非若西番之載貨交易也」⑧。日本人以白銀直接買中國貨，具體交易情形是：

「漳、潮乃濱海之地，廣、福人以四方客貨預藏於民家（這些民家就是窩主、牙行），倭至售之。倭人但用銀置買，不似西洋人載貨而來，換貨而去也。」

二是「西洋人」（馬來群島、蘇門答臘、波斯、阿拉伯等地方的人，非現代意義上的歐洲人）採取「番貨」換「白銀」，再用「白銀」買中國貨的形式。

然而無論是番商（例如日本商人），還是海商、窩主，在結算時，通通沒有實力用現銀吞下所有貨物，所以彼此賒借是一種常態。

▲立在日本的汪直銅像

這樣，若選擇第一種結算方式，海商（倭寇）往往會從番商處借得白銀，來到沿海「窩主」處購買中國貨，再運銷往海外。若選擇第二種結算方式，那麼海商（倭寇）們往往從番商那裡賒得貨物，弄到沿海出賣，於是就欠下一筆帳，他們必須在沿海「窩主」那裡迅速出貨，才能得到白銀，用以直接結算或者購買內地貨物，用以抵扣番商處欠下的帳。海商就是在這個轉手過程中獲利。

可以說，海商不是貨物的所有者，他們只是貨物的搬運工。而窩主們常常在貿易中處於比較有利的地位，往往是資本雄厚的勢要之家（地方霸主），又由於嘉靖朝士大夫家庭和軍官家庭的頻繁加入，更使得窩主有官方和軍方的背景。

這些窩主資本豐厚的時候可以自行押貨，資本不足時方才做內地商人的代理。而海商們是帶著債務來交易的，急於回去償還番商的債務，這讓搬運工們在時間上和價格上處於不利的地位。

這種不利的貿易地位，一旦遇到「窩主」欠債，更加脆弱，與倭寇交戰過的鄭曉說：

「番貨至，（倭寇）輒賒奸商，久之，奸商欺負，多者萬金，少者不下千金，轉展不能償。乃投貴官家，久之貴官家欺負不肯償，貪戾於奸商」。⑨

倭寇是鄭曉的敵人，後者非常了解「敵」情，他看到海商運番貨到「窩主」處，起初遇到奸商，常常被賴帳，多的虧一萬兩，少的也要虧千兩，後來他們去貴官家庭賣貨，結果更慘：「不肯償」，一分本錢都沒要回來——要知道他們在海外還欠著番商全部貨物的債。

變成倭寇的重要一步

海商和陸上夥伴——窩主的關係，常常是一種「相愛相殺「的依存關係。彼此沒了對方，都無法在國際貿易中獲利。而一旦「窩主」欠債不還，導致的連鎖反應是海商們虧負番商巨債，整個海上金融鏈條隨時崩潰。

雖然我們相信，二者多數時間彼此守信，但最關鍵的問題是，明代缺乏一套制度、一套遊戲規則，來維護這個信用體系。當貴官家說，我就是不還債我朝廷有人的時候，海商們只能擺出一副我手上有武器不怕你不還錢的面孔。由於缺乏第三方的權勢作為裁定者，缺乏銀行和保險業提供信用與風險保障，海上生意越來越傾向於用私人武裝做保障，這就是海商變成倭寇的重要一步。而嘉靖年間的海禁政策及其實施力度，既給了窩主們迅速發展的契機，又加劇了海上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意外地成為引爆「倭亂」的炸藥包。

參考文獻

① 戴裔煊：《明代嘉隆間海盜與資本主義萌芽》，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② 鄭曉：《吾學編》，北京圖書館珍本叢刊12。③ 采九德：《倭變事略》，元明善本叢書所采《鹽邑志林》本。④陳春聲：從「倭亂」到「遷海」：明末清初潮州地方動亂與鄉村社會變遷，明清論叢第二輯，紫禁城出版社，2001.⑤薛應旂：《禦寇論》，《方山先生文錄》卷十九，明嘉靖東吳書林刻本。⑥姚士麟：《見只編》，《鹽邑志林》本。⑦ 唐力行：《商人與中國近世社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⑧ 日本西番結算方式不同部分，參照陳文石，《明洪武嘉靖間的海禁政策》，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1966。⑨鄭曉：《今言類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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