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己與安人：群體一定比個體重要嗎

《論語》中有一段子路問津的故事：

長沮和桀溺是春秋時的兩位隱士。有一天，他們在一起耕地，孔子從楚國返回蔡國，正巧路過那裡，便叫子路前去打聽渡口。長沮漫不經心地問：「那執韁繩的是誰呀？」子路答：「是孔丘。」長沮用嘲諷的口吻又問：「是魯國的孔丘嗎？」子路答：「是的。」長沮調侃說：「那他一定知道渡口在哪裡了！」子路沒趣，轉而去問桀溺，桀溺卻反問道：「你是誰呀？」子路答：「我是仲由。」桀溺緊接著問：「是魯國孔丘的門徒吧？」子路答：「是的。」桀溺說：「猶如洪水滔滔，天下皆亂，有誰來改變它呢？你與其追隨孔丘這樣地躲避壞人的人，還不如跟隨我們這些避開亂世的隱士呢！」他邊說著，邊繼續翻著土。子路討了個沒趣，只好回來告訴孔子。孔子悵然長嘆：「既然不可與鳥獸同群，我不與天下人為伍，還會與誰在一起呢？如果天下都歸了正道，我孔丘就不會去改變它了。」

個人總是要在一定社會這中生存，如何生存？隱士的態度和孔子截然不同。

在上面的故事裡，孔子把長沮、桀溺這類消極避世而自命清高的隱士看做是與鳥獸為伍的人，並認為不能追隨他們躲避現實的人世。中國古代素有「孔席不暇暖」之說，意思是儒家的創始人孔子，一生忙忙碌碌，奔波不定，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而遊說列國，奔走於道途，不能久留於一地，因而他的席子沒有暖和過，可見其積極入世的執著勁頭非同一般。

孔子儘管說過「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他並沒有真正隱居過；相反，正因為天下無道，孔子才畢生「志於道」，決定用「道」來改變它。為此他親自帶領弟子周遊列國，棲棲遑遑，屢屢碰壁，被人諷刺為「喪家之犬。」孔子也稱嘆息道：如果有人用我，一年就可以了，三年必有成效。孔子這種百折不撓的入世精神，甚至遭到譏諷，有人說他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孔子的積極入世精神意味著在孔子那裡，自我的實現跟對群體的社會責任感是聯繫在一起的。事實上，孔子總是把自我的完善同關懷他人聯繫起來。當子路問孔子什麼是君子時，孔子的回答便是：「修己以安人」。修己即自我的道德修養，安人泛指社會整體的穩定和發展。可以看到，自我人格的完善，最終是為了實現社會安定等群體價值。孔子的看法既不同於無視個體價值的極端整體主義，也不同於排斥群體的極端的自我中心主義，表現了將群體價值與社會進步統一起來的思維趨向。

當然，孔子將「安人」規定為「修己」的歸宿，意味著相對於群體的安定，自我的實現多少居於從屬的地位。作為一種安人的過程，自我完善的內容主要不是培養獨特的個性，而是使自我合乎社會的普遍規範。這一點從孔子的克己復禮思想中不難看出。依孔子之見，修己無非是以仁道原則來規範自我，而仁的內涵原則就是克己復禮。禮是一種普遍的社會規範，克己復禮，就是用這種社會規範來約束自我，從而實現自我的社會化。任何人在其存在和發展的過程中，都要經過一個社會化的過程，而個體的社會化過程又是對群體價值認同的過程，復禮的要求無疑觸及到了這一點。

孔子的修己以安人的思想，注意到個體的社會化以及個體的社會責任，無疑有積極意義。事實上，後來儒家的那種「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傳統，便可以溯源於此。然而，在強化自我的群體認同及社會認同的同時，孔子對個體的自我認同未免有所弱化。從孔子的「絕四」說中，我們可以進一步看到這一趨向。孔子曾經說：「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這裡固然有克服主觀獨斷的意思，但「毋我」的價值原則與克己的要求相結合，畢竟強化了個體對群體的從屬性。

從總體上看，孔子對於如何處理個體和群體的關係，比較側重個體的社會認同和社會責任，要求將「成人」的過程和群體的關懷統一起來，從而避免把自我看成是某種普遍規範的化身，避免形成枯燥、封閉的人格模式，在這些方面，有其積極的意義。但是，過分強調群體認同，也容易導致弱化個體的自我認同，乃至壓制個性的發展，出現所謂「重群體而輕個體」的偏向。而這方面，孔子確有其局限性，因此，我們應該建立個體和群體統一的現代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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