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種視野看「中國」:究竟何為「天下」和「夷夏」?
在開始中國的地緣分析前,坐觀君先給大家分享「究竟該如何認識中國?」這個話題。
這是坐觀君(ID:china_2049)關注的重要內容之一,也是飽受爭議的話題之一。之前分享過不少這方面的文章,比如
《
中國不能品著<甄嬛傳>和世界相處?
》、《
究竟什麼才是「中國的」文化?
》、《
中國是一個漩渦?
》
等等,都是引起了爭論的。點擊標題可跳轉閱讀。
想看更多這方面的文章,在公眾號回復「中國」。
今天的文章是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許紀霖
的一次主題演講。看看他為我們提供了什麼新穎的視角來認識中國。
作者:許紀霖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來源:高和分享
(ID:Gohighshare)
編輯:坐觀君
今天給大家講的是「從另一種視野看中國」。
因為我們從學校開始對中國史的了解實際上是從中原看到的中國,或者是從中原的視角,確切的說是從華夏漢民族的視角而看出去的中國。
但是實際上還可以從另外一個視角來看「中國」。這個「中國」是特地打了一個引號的,這是說明我們看到一個熟悉概念的時候,實際上我們並不了解它意味著什麼,只是現成地接受它。但是現在問,什麼叫中國?歷史上的中國從它的空間、概念上來說是怎麼回事?什麼叫中華民族?我們通常所說的中華民族,是指56個民族,這和中華民族是什麼關係?我們是誰?
這些問題我們平時都沒有什麼反思,只是現成在說。但是,越是常用的一些觀念往往是未經反思的。事實上,這些概念背後大有問題,值得我們推敲。所以今天我特別
想從華夏與邊疆這樣一個特定的角度
重新思考和反思一下我們實際上看起來很熟悉的、所謂的「中國」。這個講座在我的微博上發布以後,好幾個網友已經吵成一片了,有些人是從漢族中心的眼光來看,有些是從邊疆的眼光來看。所以這個題目恐怕是蠻有爭議的一個題目,我首先聲明一句,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誰可以壟斷絕對的真理,也沒有絕對的真相,這是一個非常開放的、有待於討論的空間。我今天講的也是一家之言。
一、天下與夷夏
先從天下說起。
何謂天下?在中國文化當中,天下具有雙重內涵,既指理想的倫理秩序,又是對以中原為中心的世界空間的想像。
列文森指出:在古代中國,「早期的『國』是一個權力體,與此相比較,天下則是一個價值體」。作為價值體的天下,乃是一組體現了自然、社會和人類至真至善至美之道的價值,體現在人間秩序,乃是一套文明的價值以及相應的典章制度。顧炎武有「亡國亡天下」之說:「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
國,不過是王朝的權力秩序,但天下乃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禮儀秩序,不僅適用於一朝一國,而且是永恆的、絕對的仁義價值與禮樂規範。天下之價值來自於超越的天道,而從西周開始,天就被認為是內在地具有德性的,而天道與人道相通,天意通過民意而表達,天下也就因此擁有了既超越、又世俗的倫理價值。
天下的另一個含義是地理意義上對以中原為中心的世界空間的想像。
秦漢之後,在這樣一個同心圓的
「差序格局」
之中,中原王朝的天下秩序,由內到外,分為幾個層面:第一層
是大一統王朝直接治理的郡縣,如漢人的主要居住區域本部十八省;
第二層
是通過冊封、羈縻、土司等制度間接統治的邊疆地區,如明朝時期的西藏、雲南和東北;第三層
是關係或遠或近的朝貢國,如朝鮮、越南、暹羅、琉球等,這些都是中華文明的化內之地。最後一層
則是化外之地,即四周尚未開化、與中原王朝對立或沒有關係的蠻夷。這個空間意義上的天下,始於西周,完成於隋唐,形成了以中原九州為中心、向東亞乃至世界呈同心圓輻射的結構。
古代中國的天下空間,不像現代的世界各國版圖那樣固定不變,內圈與外圈之間、化內之地與化外之地,
經常處於彈性的變動之中,中心清晰,邊緣模糊。
在戰國時代,天下只是方圓三千里的九州,而到了漢代,天下則成為包含夷狄在內、方圓萬里的帝國遼闊之疆域。天下的政治秩序與宗法的家族秩序同構,都是費孝通先生所說的以自我為中心的「差序格局」。邢義田先生指出:天下的同心圓結構與周代封建的親親、內外完全一致,親親之義在差等,由親而疏,由內而外,無限可以放大。天下由諸夏和蠻夷組成,中國在中心,可以推廣到每一個角落,王者無外,進而天下一家,世界大同。
與天下所對應的另一個重要概念是
夷夏
。何為華夏、何為夷狄?在古代中國並非一種族性概念,乃是一文明性分野。夷夏之間,所區別的是與天下之價值相聯繫的文明之有無。中國歷代有明確的夷夏之辨、胡華之別,華夏是「我者」,夷狄、胡人是「他者」,但彼此的界限又是模糊的、可變動和轉換,夷入華則華之,華入夷則夷之。
夷夏之間,雖然有血緣和種族的區別,但最大的不同乃是是否有文明,是否接受了中原的禮教秩序。華夏的驕傲與自大,並非血緣性、種族性的,而是一種文明的傲慢,而對夷狄的鄙視,也同樣如此。反之,如果胡人或者夷狄臣服於中原的禮樂政教,那就被接納為天下中國中之一員,哪怕成為統治者和皇帝,在歷史中也並非個案。天下是絕對的,夷夏卻是相對的,所需要辯認的,只是中原文明而已。
血緣和種族是先天的、不可改變的,但文明卻可以學習和模仿。因此,以華變夷,化狄為夏,不僅在中國歷史中為常態,也是中華帝國文明擴張的使命所在。華夏是「我者」,夷狄是「他者」,但許倬雲先生指出:在中國文化之中,「沒有絕對的『他者』,只有相對的『我者』。」天下有絕對的敵人,即那些沒有或拒絕接受中華文明教化的夷狄,需要夷夏之辨。但作為具體的夷夏,卻都是相對的,可以教化,化「他者」為「我者」。天下是普世的、絕對的,而夷夏卻是相對的、歷史性的。
由於中原的華夏民族沒有絕對的種族界限,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通過遷徙、通婚和文化融合了周邊的蠻夷,化夷為華。
歷史上夷夏之間、胡人與漢人之間有四次大的融合:春秋時期、魏晉南北朝到隋唐、明代和清朝。
在這民族大遷徙、大融合過程之中,不僅蠻夷被漢化,也有漢人被胡化的反向過程。漢人本身是農耕民族,而胡人多為草原民族,農耕中國和草原中國經過六朝、隋唐和元清的雙向融合,華夏文化已經滲透進許多胡人的文化,比如佛教原來就是胡人的宗教,漢族的血統裡面也摻雜了眾多蠻夷的成分。所謂的天下,乃是一個不斷的以夏變夷、化夷為夏的過程。
夷夏之間,既是絕對的(有無禮樂教化),又是相對的(相互的融合與內化),隨著每一次中原文化對外的擴張,華夏民族融合了原來的胡人,使得他們成為新的一員。
天下以華夏為中心,也包含了蠻夷,而蠻夷又分為
內蠻夷和外蠻夷
,內蠻夷在中國疆域之中,外蠻夷不屬於中國,卻是中國的屬國。那麼,天下與今天我們所講的中國與世界又是怎樣的關係呢?天下所蘊含的空間,要比中國的地理概念要大。今天的中國,是一個有著明確的主權、疆域和人口的民族國家。古代中國雖然是一個國家,卻不是近代的民族國家,而是
王朝國家
。歷史上的王朝經常更替,但有一個超越了具體王朝而始終存在的政治-文明共同體,其不僅具有制度典章的政治連續性,更具有宗教語言禮樂風俗的文明一貫性,這一以中原為中心的政治-文明共同體就叫做「中國」。
但這個「中國」,在具體的年代裡面,總是由某個正統的王朝所代表。不同的國家或王朝都想問鼎中原,爭奪這個能夠代表「中國」的正統。正統之所以重要,乃是與天下有關。
歐洲乃是列國體制,一個上帝,多個國家;但中國是天下大一統,中國人所理解的世界,只有一個天下,而能夠代表天下的,只有一個「奉天承運」的正統王朝。
一個天下,多個王朝,因此,無論是魏晉六朝,還是五代十國,不同的王朝都要爭奪天下之正統。從地理概念而言,古代意義上的中國是指中央王朝直接或間接控制的地域,包括直接治理的郡縣,也包括那些間接統治的冊封、羈縻、土司之地。在中國的疆域之外,那些朝貢藩屬國,如歷史上的越南、朝鮮、琉球、暹羅(泰國)、緬甸、蘇祿(菲律賓)等,雖然不屬於中國,卻是天下的一部分,通過朝貢體系參與到中國為核心的天下秩序之中。
然而,在現有中國版圖之內的古代歷史之中,在大部分時期不是只有一個王朝國家,而是有多個王朝政權。魏晉六朝和五代十國時期且不論,即使在大一統的中原王朝時期,在漢朝的北方有匈奴、鮮卑政權,與兩宋王朝並存的,有遼夏金元。我們所熟悉的二十四史,是單線的、一元的正統王朝故事。但在今日的中國疆域之內,歷史上各個時期除了正統王朝,還有眾多並存的王朝,他們同樣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只是常常被忽略、被遮蔽的一部分。
歷史上的中國,具有雙重的內涵,從時間的延續性而言,中國是以中原為中心的政治-文明共同體,但從地域空間的角度說,中國又是一個多民族、多王朝、多個國家政權並存的空間複合體。
在中國這個廣袤的地理空間之中,始終存在著多民族、多地域、多種制度的王朝與政權。
他們之間爭奪的不僅是土地、人口和資源,更重要的是「中國」這個正統,
誰佔據了中原,誰就擁有中央王朝的地位,獲得歷史上的正統。那麼,古代的天下是否等同於今天所說的世界呢?二者有很大的差異。今天的世界,乃是由多個具有獨立主權的民族國家所組成,但在古代,所謂天下乃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差序格局」。
古代中國人的世界,是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世界。一旦與自我無關,便不再關心,不再是天下的一部分。
天下不等同於世界,只是以中原文明為中心的那部分世界,比如漢代人已經知道有羅馬帝國,但不認為與天下有關。中國的世界秩序只是在五服
之內,五服之外與天下無關。這種自我中心論的天下觀,是一種典型的「差異格局」,是內外有別的秩序。但這個內外,只是相對的,且富於彈性。只有相對的內外,沒有絕對的敵我。蠻夷之國今天不屬於天下的一部分,明天臣服於中央王朝,來朝示好,便被納入天下秩序。古代中國之天下,理論上是無限的,現實中又是有限的。在理想形態上,天下等同於整個世界,天下是普世主義的價值,但在現實形態上,天下又無法等同於世界,總是有著王朝國威無法顧及的化外之地,有著尚未被中原文明所教化的蠻夷。
二、沒有國族認同,只有王朝認同
在古代中國人的「家國天下」之中,天下是最高的理想,不僅是適合華夏-漢民族的特殊價值,而是對包括華夏、蠻夷在內的全人類都普遍適用的價值。
中國作為一個連續性的政治--文明共同體,天下即代表普適的文明,但文明只是是靈魂,它需要一個結構性的肉身,那就是「國」。
這個「國」,是與文明共同體相重合的政治共同體「中國」,但這個「中國」,並非現在我們所說的有著明確主權、疆域和人民的近代民族國家,而是由前後相繼、時而分裂、時而統一的一個個王朝國家所形成。古代中國人對抽象的「中國」之認同,乃是通過對某些具體代表「中國」的正統王朝的認同表現出來。古代中國人的「中國認同」意味著什麼?從「家國天下」之中可以看到,所謂的「中國」只有兩種表現形態,一種是抽象的文明價值與典章制度,另一種是具體的正統王朝,所缺少的正是近代以後才出現的nation-state。近代意義上的nation,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有著自然風俗習慣和宗教傳統的民族,比如漢族、滿族、藏族、維吾爾族、蒙古族、苗族、傣族等等,而是與state緊密相關的、與國家合二為一的民族,這種意義上的民族,一方面具有自然的歷史文化傳統,另一方面又具有強烈的人為建構因素,與近代的國家同時出現和打造,因此nation在中文翻譯上,可以翻譯為民族,也可以翻譯為國家或者人民,總而言之,
近代意義上的nation,是一個整體性的人民--民族--國家共同體,這與只具有自然屬性的傳統民族是絕然不同的。
嚴格而言,古代中國人的所謂「中國認同」,沒有近代意義上的民族認同,而只有文明的認同或者王朝的認同。
所謂近代意義上的民族認同,就是中華民族認同。
中華民族是一個近代的概念,其出現不早於晚清,最早是由楊度和梁啟超提出來。
中華民族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民族,就像美利堅民族一樣,是與近代國家一起打造的國族(state-nation)。國族意義上的中華民族有可能出現在古代中國嗎?顯然不可能。中華民族作為一種國族想像,只是「倒放電影」式的今人對古代的理解框架,是一個晚清之後被重新建構的、想像性的「民族虛體」,而非有實證依據的、有自覺意識的「民族實體"。雖然中華民族以華夏--漢民族為主體,但華夏--漢民族不等同於中華民族。
古代中國有華夏--漢民族,卻沒有國族意義上的中華民族。費孝通先生將中華民族視為多元一體,這一經典性觀點很有道理,「多元」意味著中華民族由漢、滿、蒙、藏、回等多民族組成,所謂「一體」就是與近代民族國家具有同一性的中華民族,就像美利堅民族是由不同的種族、民族和族群所共同構成的那樣。然而,費孝通先生認為中華民族有一個從自在到自為的發展過程,在古代是一個自在的民族,到了近代產生了民族意識之後,成為自為的民族,這一看法卻有值得討論的空間。我們不能將歷史上的華夏--漢民族直接等同於中華民族,事實上在任何朝代裡面,有具體的漢族、滿族、藏族、蒙古族、苗族等存在,卻不存在一個所謂中華民族的實體。不管其是否具有民族的本體自覺。
清朝建立了一個與現代中國版圖基本吻合的多民族國家,其通過雙重的治理體制和多元的宗教信仰,將中原民族與邊疆民族分而治之,並整合在同一個王朝秩序之中,但清朝並沒有試圖打造一個具有同一性的中華民族。而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所覺悟的,只是漢民族的種族與文化意識,而不是中華民族的本體自覺,雖然漢民族意識與中華民族意識之間有著內在的歷史文化脈絡。真正的中華民族本體意識,作為主流的漢民族意識是重要的,作為支流的其他民族也同樣是不可缺少的,最重要的是在多元性的民族意識之上,打造和建構一個與國家同一性有關的民族同一性,而這一政治的同一性,絕對不可與漢民族划上等號的。
古代中國是一個複線的中國。既有以中原為中心的漢族文明的中國,也有草原、森林和高原少數民族的中國。他們共同構成了古代中國的歷史。一部上下五千年中國的歷史,就是一部中原與邊疆、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互動的歷史。
其中有以夏變夷,也有以夷變夏。最後夷夏合流,到了晚清之後轉型為近代的民族國家,並開始凝聚為中華民族的國族整體。
在古代中國,對於「中國」的國家認同,是通過文明的認同和王朝的認同實現的。姚大力指出:「宗廟社稷」,也就是一家一姓之王朝,是前近代的中國人國家認同觀念最基本的核心。支撐著元初的宋遺民和清初明遺民的精神世界的,主要是王朝的認同,而不是種族認同。趙剛的研究也表明,在清代漢族士大夫討論「華夏」與「漢人」的時候,發現他們對「漢人」的心態是平和乃至冷漠的,好像不是在談論與自己同一族群的人群,而當他們談及王朝的時候,其情緒卻是格外的熱烈,表現出強烈的認同感,特別對已故王朝的眷戀和忠誠,尤為如此。
與中世紀的歐洲人一樣,他們不在乎這個王朝是否是異族統治,真正在意的是其是否有良好的治理、是否體現了天下的文化秩序。
不過,王朝認同是表象,文明認同是內核,王朝認同是有條件的,文明認同是絕對的,在王朝認同的背後,是對其所代表的天下價值觀的肯定。王朝只有代表了天下,才是一個在士大夫心目當中擁有合法性的正統王朝。
何謂正統,何謂合法性,在秦漢之後的歷代王朝之中,是有微妙區別的。所謂正統,一直有兩種不同的解釋:一種是以天下為中心的歷時性解釋,注重的是對中原文明的歷史脈絡傳承,另一種是空間性的大一統,強調的是天下歸一和疆土的開拓。天下與大一統,在儒家思想裡面二者互相包容和鑲嵌,天下是一套禮治的價值觀和制度,所謂的春秋大一統,乃是統一於天下歸一的周禮之中。而法家的大一統卻抽去了儒家禮治的價值內涵,只剩下一統天下、富國強兵、提升國力、開拓疆土的政治內涵。《史記》中記載秦始皇「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議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
在儒家那裡,天下的理想包含了大一統,大一統之中有王道,但法家的大一統卻未必有天下的文化情懷,唯有暴力征服的霸道。
不過,自秦亡之後,漢武帝之後的歷代王朝,大都儒法並用、外儒內法,因此其王朝的合法性背後有儒家的天下文化,也有法家的大一統政治。從秦漢到元清,有兩種不同類型的大一統王朝,一種類型是以漢人為中心的中原王朝,如秦漢唐明,另一種是邊疆民族所建立的征服性王朝,如遼金元清。雖然都是大一統,但漢族為皇帝的中原王朝的合法性背後有天下,以中原文明為中心,吸引四方內聚,形成華夏中心主義。而邊疆民族當君主的征服性王朝雖然部分地為中原文明所同化,但其正統性更多地不是來自代表天下,而是開拓疆土、威震四方的國力。這兩種類型的國家認同,都以王朝認同為表象,但其區別非常微妙。
中原王朝以文明而自大,征服性王朝以國力強盛而自傲。自秦漢、盛唐到蒙元、大清,「天下中國」逐漸演變為「大一統中國」。
中原王朝的天下觀以華夏--漢民族的文明與空間為中心,但在蒙元和滿清這些征服王朝那裡,天下的內涵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排斥了以中原為尺度的夷夏之別,突出了以王朝認同為核心的疆域大一統。天下的文化性消解,地理性強化。
蒙元和清朝的天下地理不再是中原文明為軸心的同心圓,而是征服王朝高高在上的多元世界。
姚大力說:中原王朝的天下在地理概念上,乃是以中原文明為中心的夷夏之別,但蒙古人的天下觀念卻是一個無中心的開放世界。這樣一個無中心的多元化天下,已經開始接近全球化的現代世界,中國不再是世界的中心,中國是中國,世界是世界,天下變得多元,蒙元時期的中國,政治非常黑暗,也存在著等級性的民族歧視和壓迫,但在廣袤的歐亞大陸,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商品、宗教和文化的流動變得更為順暢。事實上,在蒙元時期,正是一個世界文化大流動時代,西域的基督教、伊斯蘭教、印度教、波斯文化、威尼斯文化等自由流入中國,其文化盛況讓來到中國的馬可·波羅等外國人驚嘆不已。
註:這篇文章很長,讀起來可能會比較累,所以坐觀君將分成兩次連續推送。明天將會分享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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