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為什麼要給他寫遺囑？

鄧廣殷

在上海宋慶齡故居陳列館，宋慶齡給鄧廣殷的遺囑，被刻成牌匾，靜靜地陳列著。大多數參觀者往往不會注意，當然更不知曉圍繞遺囑的感人故事。

在遺囑中，宋慶齡將自己北京和上海兩處住宅中的全部藏書作為回報，贈送給鄧廣殷。而在宋慶齡全部私人財產中，這是最珍貴、最有價值的部分。宋慶齡一生喜歡讀書，因此很多朋友贈書給她，她也喜歡收藏書。宋慶齡故居的這些書跟隨宋慶齡經歷了漫長的歲月，年代十分久遠，其中有很多中外書籍今天應該早已經絕版了。僅在宋慶齡上海故居，共有藏書4900多冊。內容涉及政治、經濟、哲學、理論、文學、教育、宗教、科技等12大類。除中文外，還有英、法、日、德、俄、希臘、朝鮮、拉丁等17種文字。其中很多書出版於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年代最早的是1811年出版的文學書籍――英文版的《弗羅麗達的故事》。

鄧廣殷是何許人也？為什麼宋慶齡要把珍貴的藏書全部饋贈給他？

20多年間，關於宋慶齡給鄧廣殷的遺囑，曾聽過無數版本。《世紀》雜誌2008年刊登過一篇文章，也講到此事。

宋慶齡（中）與鄧廣殷（右）在一起

第一次聽鄧廣殷本人講述宋慶齡給他的遺囑，是2007年12月在海南文昌的維嘉國際大酒店。為了表彰鄧廣殷熱心慈善，捐資助學，我請電視台記者對他作個專訪。在介紹他時我特別指出，宋慶齡與他關係很不一般，把全部藏書作為遺產送給了他。接著我的話題，他笑著告訴我，這裡面有個故事，並簡單陳述了一遍。可惜，當時我忙於其他事務，沒有就細節追問，他也沒有詳談。

2009年12月，我在翻閱鄧廣殷新近捐出的宋慶齡寫給他的信時，發現其中一封提到了遺囑，引起我的興趣。於是，我特意請鄧先生詳細講述了相關的故事。

宋慶齡給鄧廣殷寫的遺囑

鄧廣殷出身世家，是香港鄧崇光置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全國政協第六、七、八、九屆委員，上海宋慶齡基金會理事，第十四屆宋慶齡樟樹獎獲得者，也是中國福利會的前身――保衛中國同盟的領導人鄧文釗之子。

鄧家與廖家是親戚。鄧廣殷的母親何捷書是何香凝的侄女。其父鄧文釗早年讀書時曾與在香港避難的廖承志、廖夢醒姐弟共同生活過一段時間。對於年齡相仿，閱歷豐富且具傳奇色彩的廖承志與廖夢醒姐弟十分欽佩。特別對錶兄廖承志，那是佩服得五體投地，言聽計從。據鄧廣殷講，父親一直教育他要以廖承志為做人的榜樣。連讀書，都要進廖承志的母校。

1938年，廖承志在香港建立了八路軍辦事處，經常約友人到鄧文釗家聚會，醞釀組建一個機構，向抗日根據地和延安提供源源不斷的物資和醫療援助。此時的鄧文釗已從劍橋大學畢業，擔任華比銀行經理。他以一腔愛國熱情，積極幫助廖承志在香港開展工作。廖承志就將鄧文釗作為可靠的同志推薦給宋慶齡，並在宋慶齡領導下一起創辦保衛中國同盟（即中國福利會）。宋慶齡任中央委員會主席，鄧文釗任中央委員兼司庫，從此成為宋慶齡至親的朋友。為了支持宋慶齡的事業，他傾其所有。提供自家客廳與游泳棚作為宋慶齡接待重要賓客的場所。為保盟解決車輛和交通運輸等問題，還騰出自家2個大倉庫給保盟使用，專門堆放準備向抗日根據地轉運的救援物資。海外大宗捐款，全部由他親自接收並轉往抗日後方和延安。他利用富商的身份，出面為中國共產黨主辦了《華商報》。新中國成立後，鄧文釗擔任了廣東省財政廳副廳長、副省長，全國人大第一、二屆代表。文革中遭受迫害，於1971年1月去世。

鄧家與宋慶齡的友誼還表現在生活方面。新中國在建立後直至改革開放前的很長時間裡，物資供應始終匱乏，特別是生活品和藥品。鄧家父子通過香港渠道，源源不斷地向宋慶齡提供她所需要的物品。宋慶齡曾多次表示無法報答她的感激，稱鄧家父子依然擔當著「司庫」的職責。

宋慶齡生前將鄧廣殷視為乾兒子，自1970年－1980年的十年時間，共給鄧廣殷寫了189封信，在信中親切地稱他為「BB」。

1975年2月，鄧廣殷收到宋慶齡於1975年2月18日從北京寄來的一封簡訊。宋慶齡在信上說，剛接到通知，月底可能會有一次6級左右的地震，中心在北京。雖然每個人都很緊張，上海的朋友也催她回上海的家。但為了不引起人民的更大恐慌，宋慶齡決定留在北京，並做了最壞的打算－－妥善安排後事。宋慶齡說已經寫好了遺囑，但是想單獨寫一張由鄧廣殷保管。信中附了一份遺囑，是專門為鄧廣殷而寫。用的是英文。但其中兩處特別使用了括弧，裡面註上中文。這兩處是：（遺囑）和（鄧廣殷同志）。遺囑內容如下：「我的遺囑 1975－2－18。萬一我遭遇不測，我決定將我北京和上海淮海路1843號家中的所有藏書移交給恩斯特?鄧作紀念，以回報他對我的所有善意。宋慶齡北京。」

收到宋慶齡寄給他的遺囑後，鄧廣殷認為事關重大，決定秘不示人，妥善保管。那時，他的女兒鄧勤在瑞士洛桑旅遊管理學院學習，他正準備前往探望。於是他立即攜帶遺囑來到瑞士，將其存入銀行的保險箱中。

1981年5月，鄧廣殷突然接到新華社香港分社的緊急通知和機票，讓他即刻趕往北京。到了北京，他才知道宋慶齡病危。鄧廣殷是香港唯一受邀趕往北京伺候在側的人。於是他每天去探視，直到宋慶齡去世。他參加了守靈、悼念等等活動。當年宋慶齡讓他勿將遺囑之事告訴他人。因此，直到追悼活動結束，他隻字不提遺囑。國外來的親戚、朋友都走了，他也打算回香港。此時廖承志讓他不要走，再多住些日子。一住3個星期過去了。他每天到廖承志家喝喝茶，聊聊天。直到鄧先生母親急了，問為什麼不讓鄧廣殷回來？寫信向北京要人。於是，有一天，廖承志把鄧廣殷叫到家裡，關上門，問他，有無宋慶齡的遺囑？顯然，廖承志並未看到宋慶齡單獨寫給鄧廣殷的遺囑。只是看到宋慶齡留下的備份文件，即她處置自己遺產的一份意見。鄧廣殷答，有的。但他未帶在身上，也不準備出示遺囑。廖承志問鄧廣殷打算怎麼辦？由於鄧廣殷事先並無思想準備，便順口回答：「要不捐給國家？」廖承志馬上說，「好，你把這個意思寫下來。寫個捐贈報告」。鄧廣殷表示自己不會寫，也不懂格式。要求廖承志幫忙代寫。於是，廖承志十分麻利地拿起筆紙，當場擬就一份草稿。很快，很短。廖承志要求鄧廣殷依葫蘆畫瓢，馬上照抄一遍，並簽署名字。隨後，廖承志立即收起鄧廣殷簽過名字的捐贈報告，告訴鄧廣殷可以返回香港了。

我問鄧先生，是否將草稿或捐贈報告留下一份？他說都沒有。當時這一切是在很短時間內發生的。自己稀里糊塗，沒想很多。只記得草稿、捐贈報告等等都被廖承志收走了，什麼也沒有留下。本能告訴他，宋慶齡家裡這麼多藏書，分別放在北京和上海，他根本帶不走，也無法搬回香港家裡。捐給國家是最妥善的辦法。他至今都不認為自己捐出宋慶齡贈給他的藏書，有多麼的了不起，也從未向國家和有關部門提出過任何要求，甚至至今沒有看到宋慶齡送給他的全部書籍。為此舉辦的捐贈儀式還是多年後，別人為他鳴不平提出來後才舉行的。

當我問及鄧先生當年收到宋慶齡給他的遺囑時，心情如何？他滿懷深情地表示，宋慶齡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偉人！ 1975年，在接到宋慶齡那封關於遺囑的信時，他十分緊張，也十分感動！他被深深地震撼！不是為得到宋慶齡贈予的藏書，而是為宋慶齡在危難將至的緊急時刻，不慌、不亂，表現出的勇敢，以及始終與人民和老百姓同生死、共患難的精神。鄧廣殷認為，在緊要關口方顯現人的本質。當大地震即將來臨時，宋慶齡選擇了與人民同在。她明知危險，卻臨危不懼，泰然安排後事。展示了她一切以人民利益、國家利益為大的胸懷！體現出她沉著堅定的意志！這一點令鄧廣殷十分欽佩，難以忘懷。他說，關鍵時刻，宋慶齡表現出的是她一生具有的偉大人物的高貴品德。

至於宋慶齡給他的那份遺囑，鄧廣殷認為體現了宋慶齡對他的情誼和她的一貫為人，即從不忘記別人給過她的幫助，真誠地向每一位幫助過她、為她做過任何事情哪怕是很小的小事表示由衷的感謝。（摘自紅潮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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