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承雍：敦煌懸泉漢簡反映的絲綢之路再認識

敦煌懸泉置漢簡是記錄中西交通史上一件大事，價值之高與影響之大都是空前的，也是漢代絲綢之路最寶貴的文物遺存。很多學者依據對漢簡的整理與綴合，拼接出斷裂的絲路文明，對我們具有不可替代的啟發意義。

近幾年來，關於漢代有無李希霍芬所定義的「絲綢之路」爭議不斷，眾說紛紜，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的意見：

其一，絲綢之路交流是雙向的，中國的文化對外傳播證據不足，沒有一條從漢長安通往羅馬的筆直商業大道，傳世的零星文獻記載尚不足以說明漢代與羅馬帝國架起了一座絲路橋樑。李希霍芬在十九世紀所勾畫的「絲綢之路」是西方人心目中構築的殖民勢力範圍夢想。

其二，「絲」比「路」更容易引人誤解，因為絲綢只是中西古道貨物交易中的一種物品而已，金屬製品、礦物原料、玉石、香料、馬具及皮革製品、玻璃和紙都很常見。用「絲綢之路」為它命名，誤以為「絲綢」是羅馬帝國時代對東方最感興趣的商品，實際上對文明交流的貢獻，中國「四大發明」特別是紙遠遠超過絲綢的傳播。

其三，絲路經濟活動主要並非長途貿易。那些綠洲聚落大多以農業而非商業維生，綠洲貿易大多發生在當地城邦之間，轉手中介佔據絕大多數，而且多「以物易物」而不是用貨幣交易，所以認為絲路上「實際的貿易額相當小」，並沒有活躍的國際物資交流。

其四，張騫出使西域的目的本身是政治外交、軍事聯合和國家安全，而非重視貿易，宗教、藝術、語言和新技術交流方面的意義遠遠大於經濟外貿。綠洲小邦國的經濟活動不大可能那麼依賴外貿。對絲綢之路從經濟收益和對外開放意義上的理解是一種誤讀。

對於這些質疑和不同看法，我們需要細化、認真回應。

一，漢代傳置道里簿記載的驛站里程路線

漢代絲綢之路真實地存在嗎？1974年從居延破城子出土的里程簡和1990年敦煌懸泉出土河西驛道里程簡，構成了漢代長安到河西敦煌的里程錶，兩處發現的原始里程簡（又稱「傳置道里簿」），清晰地記載了漢代絲綢之路驛傳設置和行進路線。

長安至茂陵七十里 茂陵至茯置卅五里 茯置至好止七十五里

好止至義置七十五里 月氏至烏氏五十里，烏氏至涇陽五十里 ……

倉松去鸞鳥六十五里 鸞鳥去小張掖六十里 小張掖去姑藏六十七里

姑藏去顯美七十五里 昭武去祁連置六十一里 祁連置去表是七十里

玉門去沙頭九十九里 沙頭去乾齊八十五里 乾齊去淵泉五十八里……

正是這些漢簡無可辯駁地說明了當時有道路、有驛站、有里程，不再是一個粗線條的絲綢之路，不是猜想與意象，而是由出土文獻細化的歷史路線。

漢代絲綢之路的基本走向是，東面始於西漢的首都長安（今西安），經咸陽，一條路沿涇河而上，經固原、景泰進入河西走廊；另一條路沿渭水西行，經隴西、金城（今蘭州）進入河西走廊。沿河西走廊西行，經武威、張掖、酒泉，即到咽喉之地敦煌。由敦煌出玉門關或陽關，穿過白龍堆到羅布泊地區的樓蘭。按照漢簡分為京畿段、安定段、武威段、張掖段、酒泉段和敦煌段等六段路線，每個站點平均相距約38公里。唐代敦煌文書《沙州都督府圖經》卷三記載開元時期十九站的交通路線更為詳實豐富，充分說明漢至唐的繼承關係，由政府開辦的驛站不僅提供了食宿停歇補充的便利，而且有官方法律保駕護航。不管是小規模中轉貿易還是長距離遠途貿易，都可供大規模商隊休整聯繫，是一個網路式的鏈接。

我們發現漢唐遠途奢侈品貿易的簡牘與文書都極為罕見，但在中國境內敦煌懸泉置一個驛站就能發現的二十多條記載，如果不是有著巨額利潤的可能，又是什麼驅動著這些逐利的商人長途跋涉呢？漢代以來「胡商」的形象通常都與珠寶等奢侈品有關，這恐非偶然，因為高利潤高風險的長距離貿易大多以高價值的商品為主。這也是我們今天看到精美文物留下的遺寶。

出土的簡牘文書也不可能忠實地全部記下所有的過境貿易，因為斷簡殘篇本身就只記載部分信息。何況一個烽置也只是過路驛站，同樣不可能記錄過多的異域人物觀察材料。但是漢代是一個重視文書記錄的帝國，我們從居延和懸泉這兩個地方漢簡的吉光片羽，推測每個驛置都有「傳置道里簿」的記錄，官方勘驗護送西域來客就是一站站接力不斷，從使者、貴人到胡商接踵而來，可以再認識西域的外來胡風，開眼一瞥外來的世界。

二，懸泉漢簡所見的西域胡人與物品

對出土簡牘，中國的考古學者一般從文獻、年代史的角度進行梳理研究，歐美考古學者更多地從人類學、社會學角度進行研究。為了回應西方學術界，我們也從人與物兩個角度給予關注。

（一）使者

最著名的《康居王使者冊》記載「康居王使者楊伯刀、副扁闐，蘇薤王使者、姑墨副沙囷、即貴人為匿等皆叩頭自言，前數為王奉獻橐佗入敦煌……」。

康居國幅員廣闊，西起錫爾河中游，東至塔拉斯河，既有草原游牧民族，亦有綠洲農耕民族。《漢書·西域傳》記載：「康居國，王冬治樂越匿地（今哈薩克訛答剌）。到卑闐城（今康卡古城）。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至（樂）越匿地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內（今哈薩克奇姆肯特市西54公里庫勒塔佩）九千一百四里。戶十二萬，口六十萬，勝兵十二萬人。東至都護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與大月氏同俗。東羈事匈奴。」據《漢書·西域傳》還記載，「康居有小王五：一曰蘇薤王，治蘇薤城，去都護五千七百七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去都護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三曰窳匿王，治窳匿城，去都護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陽關七千五百二十五里；四曰罽王，治罽城，去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五百五十五里；五曰奧鞬王，治奧鞬城，去都護六千九百六里，去陽關八千三百五十五里。凡五王，屬康居」。

蘇薤城即粟特城，唐代昭武九姓之「康國」，或稱颯秣建（sm』rknδc），在烏茲別克撒馬爾干市附近阿弗拉西亞卜古城。附墨城則為烏茲別克布哈拉（bukhara）城之別稱，唐代昭武九姓之「安國」，今稱「瓦拉赫沙」（varakhsha）古城。 窳匿城即貴霜匿（k?y』n』k），唐代昭武九姓之「史國」，或稱「碣石」（kesh），在烏茲別克卡爾希市附近沙赫里薩布茲（Shahrisabiz）古城。罽城即劫布呾那城（kedud/ kaptutana），唐代昭武九姓之「何國」，在撒馬爾干城東12公里。奧鞬城在土庫曼古玉龍傑赤城，唐代昭武九姓之「火尋」，在阿姆河下游烏爾根奇市。

懸泉漢簡還記錄烏孫、莎車、大宛、大月氏等國使者，如果說使者是官方代表，其本身就說明了西漢後半個世紀政治穩定與邊塞暢通的狀況，漢代長城、烽燧、關隘、驛置、城堡等構成軍事設施保障著道路的暢通，反映出當時絲綢之路往來的頻繁與密切。

（二）貴人

懸泉漢簡「烏孫、莎車王使者四人，貴人十七，獻橐佗六匹……」，一次就有十七名貴人跟隨隊伍來「獻橐佗」，這些貴人不會是一般平民，他們作為貴族上層階級的顯赫人物，在漢人眼光里顯然是特別予以重視的，因為他們可能代表了一個邦國的實力。所以簡牘中不僅記錄「大宛貴人烏莫塞獻橐佗一匹」，而且對大規模貴人漢簡特別記載標註：「大宛貴人食七十一人，凡三百一十八人」。這在當時已經很具規模。

（三）客商

懸泉漢簡記錄黃龍元年（前49年）六月壬申「詔傳吏甘使送康居諸國客」，「送精絕王諸國客凡四百七十人」，「使送于闐王、渠犁、踈勒諸國客，為駕二封軺傳，載從者一人（節引）」。迎送載客是驛置的正常事務，「客」即胡客，在漢代西域三十六國中，最早到中國經商的是康居國粟特人。早在絲綢之路開通以前，他們就開始扮演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中間人角色。由於漢代粟特諸城邦都在康居國統治之下，故商胡均被視為「康居人」。《後漢書》卷五一《李恂傳》「復征拜謁者，使持節領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賈胡」無疑是西域商人，「興客」其實也是「興生客」簡稱，是漢人對胡商的統稱。

絲綢之路上的貿易交換經濟最初是以粟特商人為先的。漢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對策》曰：「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元光五年（前130年）司馬相如《喻巴蜀民檄》曰：「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故知張騫通西域之前，康居商胡就到巴蜀乃至長安經商了。公元前1世紀末，康居商人頻繁地奔走於塔里木盆地南道諸國和甘肅河西走廊。西域都護郭舜致漢成帝（前32－前7年）一封上書責難康居說：「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 。像漢簡記錄「使者、貴人、從者度四百人，使者嚴急自臨廩，欲酒美，米罄」（IT0207:15）。「樓蘭王以下二百六十人當東，傳車馬皆當柱敦」（IT0309:134）。「今使者王君將于闐王以下千七十四人，五月丙發祿福，度用庚寅到淵泉」（ⅡT0115:47）。一次來一千七十四人，小小的驛站樣樣準備肯定接待不了。

（四）侍子

侍子就是質子，是西域諸國與漢朝保證友好聯盟的人質，包括各大國下屬的小屬國也遣子入侍中國皇帝。懸泉漢簡「元始二年二月己亥，少傅左將軍臣豐、右將軍臣建，承製詔御史曰，候旦受送烏孫歸義侯侍子，為駕一乘軺傳……」。「陽朔四年四月庚寅朔戊戌，送康居王質子乘傳……如律令」。其他漢簡中也有供食質子的記錄，這說明漢朝經營西域策略中非常注重與各國關係，以共同打擊匈奴。

（五）獻馬

「守府卒人，安遠侯遣比胥健……者六十四人，獻馬二匹，橐他十匹，私馬。名籍畜財財物。（BⅡ0214:83）」。

這是記載被漢朝封為安遠侯的西域都護騎都尉鄭吉，派遣西域「比胥健」的使者64人來獻馬和駱駝，這麼龐大的一個隊伍不可能都是使者，應該有商人，因為有「私馬」還要根據名籍「畜財」物。當時獻馬、獻駝大多是打著奉獻、朝貢旗號進行商貿交換活動。

（六）天馬

懸泉漢簡：「元平元年十一月已酉，司使戶籍民迎天馬敦煌郡，為駕一乘傳，載奴一人。御史大夫廣明，下右扶風，以次為駕，當舍傳舍，如律令。」

這條簡記載公元前74年敦煌民眾迎接「天馬」之事，天馬是漢代上至朝廷下至官署都追求的外來標誌物，既是一種西域載體符號，又是漢朝人朝思暮想的西極神馬，從大宛「西極馬」、「汗血馬」到被形容的天馬，「西域震懼，貢馬不絕」；《三輔黃圖》「金馬門，宦者署。武帝得大宛馬，以銅鑄像，立於署門，因以為名」。咸陽博物館陳列的漢代和田玉天馬就是明證，騎者身上還有飛翼。

從懸泉漢簡可知，過往的大隊人馬長途跋涉並不是純商業目的，但結夥相伴有組織的隊伍中有商人的存在，這本身意味著對那些來自中亞大宛、康居、大月氏、烏孫等的人們而言，存在著刺激他們遠距離流動的機會，有著對奢侈品等諸種特產的需求，如果沒有一個商貿網路的存在，也不可能形成以後沿中西古道沿線的移民聚落。當然，在諸多變遷的漢代路線，本身也要求漢帝國在軍事上穩定的環境和地方沿途治安護衛的支撐作用，這是長途貿易的基本保障。

三，從漢簡觀察打破胡漢隔膜後的西域人種面貌

懸泉位於河西走廊西頭，來往的人員中駐守西域的官員或其他民族首領不少，「行事昆弟家戊校候致君當從西方來，謹侍給法所當得，毋令有譴……（Ⅰ0111:99）」。雖然這裡「西方」所指比較籠統，但是漢人的認識西方已不是遙不可及，而是有所指向。西漢後期流行的西王母也說是來自西方，一時風靡漢地直到長安、洛陽京畿地帶。

當時人們對西來的周邊民族和外國人種區分並不清楚，至少有隔膜。敦煌漢簡所見烏孫人、車師人以及「不知何國胡」，例如對近距離的車師就熟悉：「平元年十月車師戊校兵曹薄……（Ⅰ0205:22）」，「車師戊校司馬丞……（Ⅰ0109S:73）。「客大月氏、大宛、疏勒、于闐、莎車、渠勒、精絕、扜爾王使者十八人，貴人人」。

從懸泉漢簡中既可見外國人身份登記，例如疏勒王子、貴人、翻譯等，又有名字記錄例如鄯善盧匿、姑彘、烏不?等，大宛烏莫塞，康居扁闐、沙囷、為匿等，烏孫的知適、多斤鞬、姑代等。尤其是一個簡牘上寫了來自烏孫、危須（焉耆）、烏罍（輪台）等國的許多路過驛置人名：屈?子、胡奴殊子、病籍子、跗力子、貝卿子、駒多子、少卿子、子王子、屋貝卿子等等，在驗問時備案以便追查，至少登記的文吏要竭力辨清。

大英圖書館藏20世紀初斯坦因所獲簡牘殘片中，有管理人事簿籍殘文，記載了西域諸國往來人員的登錄：

（一）月氏國胡支 372——1689

（二）月氏國胡支柱，年卅九，中人，黑色 372——1703

（三）卅，中人，黑色，大目，有髭鬚 373——1714

（四）異，年五十六，一名奴，中人。 373

雖然這些殘簡文字已磨滅，但是仍能看出當時對西域月氏國胡人往來是登記造冊的。完整的名籍應該有國名、姓名、年齡、身高（短壯、高瘦）、膚色（白色、黃色）以及臉部特徵（面短）等等，例如《敦煌漢簡》683：「興客不審郡縣姓名。習字子嚴，年卅所，為人短壯，毋須，短面」。《居延漢簡甲乙編》334：「驪靬萬歲里公乘兒倉，年卅，長七尺二寸，黑色」。所以，我們才能理解東漢繁欽《三胡賦》中寫道：

莎車之胡，黃目深睛，員耳狹頤。

康居之胡，焦頭折頞，高輔陷無，眼無黑眸，頰無餘肉。

罽賓之胡，面象炙蝟，頂如持囊，隅目赤眥，洞頞卬鼻。頞似鼬皮，色象萎橘。

字眼裡充滿了對異族胡人的好奇與描述，但「鼬皮」「萎橘」也流露出不屑鄙視的態度。這也說明隨著中西交通的往來，從中亞到南亞的人種已經有了辨別的清晰認識。

漢魏時期西域賈胡和僧人中有不少粟特人。《諸葛亮集》所載後主劉禪建興五年三月詔書提到，諸葛亮第一次北伐時（227年），「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 如果說西漢時粟特人經商範圍僅限於塔里木盆地至河西走廊，那麼，東漢以後他們已深入到中國內地。《後漢書·馬援傳》有「伏波將軍類賈胡，到一處輒止」的譬喻，從另一方面說明「賈胡」走城竄鎮的印象深入人心。

一般來說，僧侶和商人不可分割的夥伴，但從出土漢簡來看，隊伍中沒有僧人相隨，當時佛教已經在犍陀羅地區傳播，並深入中亞，佛教的普世主義對傳教、交流和皈依非常重視，為什麼商人、貴人他們都沒有攜帶僧侶一起入華呢？令人驚喜的是，懸泉漢簡發現東漢初年的「浮屠簡」：「少酒薄樂，弟子譚堂再拜請。會月廿三日，小浮屠里七門西入」。不僅印證了早期佛教傳入的跡象，而且反映公元1世紀西漢末年很可能就有僧侶進入到敦煌民間。

《史記·大宛列傳》說：「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須髭，善市賈，爭分銖」。說明司馬遷記載西域時也是以胡人貌相和商貿為主導。漢簡裡面也沒有西域伎樂或樂舞人記載，反映當時還是以商貿人員最為重要。

胡奴或奴婢應是絲綢之路商隊不可或缺的人員，特別是將「奴婢」作為西域販賣人口的特產，這是值得關注的。可惜漢簡殘破斷失，只籠統地提到「從者」，目前還沒有發現專門的記錄，倒是居延、金關漢簡中有「奴」、「大奴」的名籍，跟隨使者、貴人的「奴侍」也許身份低下忽略不計。我們在中原各地見到胡人舉燈、胡人守門、胡人吹簫等藝術造型的文物，正說明漢代入華胡人已經漸成群落。

懸泉漢簡上記錄了一些物品，「移護羌使者移劉危種南歸責藏耶茈種零虞馬一匹、黃金珥懸青碧以」，胡商到來必定攜帶物品，這是貿易的基本規律，從印度到中亞諸城邦公元1世紀前後來自西亞的提花亞麻布（figured linens）、黃玉（topaz）、珊瑚（coral）、蘇合香（storax）、乳香（frankincense）、玻璃器皿、金銀盤、葡萄酒等已經流行。由此出口的物品有：香草（costus，又譯「生薑」）、沒藥樹脂（bdellium）、枸杞（lycium）、甘松香（nard）、綠松石（turquoise）、青金石（lapis lazuli）、賽里斯獸皮（Seric skins）、棉布（cotton cloth）、絹紗（silk yarn）、靛青染料（indigo）等。公元前2世紀，河中地區沙漠綠洲的布哈拉和撒馬爾干城主開始發行銀幣，主要模仿塞琉古和希臘大夏銀幣，並在錢幣上採用粟特文。西安發現的希臘鉛幣或許就是這時沿著絲綢之路進入漢城的。

最後懸泉漢簡還有一條貢獻獅子的簡文：「其一只以食折垣王一人師使者，只以食鉤盾使者迎獅子，以食使者弋君」（Ⅱ90DXT0214S:55）；雖然我們不知折垣王為何國，但卻使人知道早在西漢就開始接受異國貢獅，這無疑是絲綢之路上一個饒有興趣景觀。

關於漢帝國宏觀歷史下「胡風漸入」的微觀變化，筆者曾專門論述過。我們不能將絲綢之路僅僅理解為一個歷史符號或遙遠的歷史記憶，作為一個形象概念它可能有簡單化的傾向，硬要糾纏概念而不重視內容無益於研究自漢代以來的中西交通，從敦煌懸泉漢簡來看，雖然有些外來官名還不清楚其職守，祭越、鈞耆、披垣等國位置至今還未破解，但漢代絲綢之路涉及人物與物品都是實實在在的，它體現了以官方使節與民間客商混合為代表往來的真實狀況，可以下結論的說，出土簡牘無疑為我們確定漢代絲綢之路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珍稀證據。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