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分心！為什麼「好家長」也會把孩子忘在車上！

（題圖來自《華盛頓郵報》，一起兒童在車內致死案的現場圖片）

前幾天，我們口袋育兒發了一篇文章，《媽媽面試把寶寶鎖車裡2小時！這事美國也發生過，結局完全不一樣！》。沒想到，不到一周的時間，全國又連續發生了多起把孩子鎖在車內的事件。比如5月12日，廣西宜州男童被遺忘在幼兒園校車內，高溫死亡，特別慘！孩子臨死之前拚命掙扎，試圖用頭撞車窗來自救，但沒有成功！而昨天又發生廣東一對夫婦，把1歲孩子鎖車內40分鐘，兩口子自己去逛商場了！！！幸好孩子被路人發現報警，而被及時解救！

無論是廣西校車的致命疏忽，還是廣東東莞夫婦的蓄意而為，即使新聞媒體反覆提醒，還是有很多家長對這個事情不上心。這些家長基本都是這樣想的：我是愛孩子的好父母，像這種把孩子忘在車上的腦殘行為，怎麼可能發生在我身上呢！

真的嗎？

說來也巧，在口袋君前段時間寫上面那篇文章時，我們發現了一篇非常好的報道：《華盛頓郵報》的記者金·魏恩加騰（Gene Weingarten）曾經深入採訪了美國孩子「高熱致死」現象，然後在2009年3月發表了一篇深度報道：《致命的分心：把孩子忘在車上，這是可怕的失誤，還是犯罪？》（Fatal Distraction: Forgetting a Child in the Backseat of a Car Is a Horrifying Mistake. Is It a Crime?）。

在這篇於次年獲得普利策新聞獎的長篇報道中，金·魏恩加騰採訪了多位懊悔終身的家長、以及法官、檢察官、生理學家、心理學家、公益網站創辦人等方方面面的人員，對把孩子忘在車上的現象，做出了深刻、全面的報道和分析！內容既讓人震撼（比如文章中，公益網站創辦人回答她所知道孩子死在車上的悲慘情況，創辦人只說了一句話，但口袋君看得毛骨悚然）；同時也非常專業深刻（比如解釋為什麼「好父母」也會把孩子忘在車上長達8小時）。

這是一篇非常值得看的文章！因此我們專門邀請了口袋育兒「編譯組」的Karla媽媽全文翻譯成中文。翻譯之後，整篇文章長達1.5萬字，全部讀完約需20分鐘！但是請相信我，這20分鐘的閱讀，不僅是非常值得的！而且這篇文章更應該轉發到朋友圈！讓更多認為自己是「好媽媽」和「好爸爸」的家長看到——真正的風險，恰恰是在我們這些「好父母」身上！

致命的分心：把孩子忘在車上，這是可怕的失誤，還是犯罪？

作者：Gene Weingarten

來源：華盛頓郵報，2009年3月8日

翻譯：Karla媽媽

（一）

這名被告是一位體重超過300磅的大塊頭男子，儘管沉浸在悲傷和羞愧之中，他身形看起來依舊很魁梧。他坐在一張堅固的但幾乎裝不下他的木製扶手椅上，駝著背身體向前傾，輕輕抽泣著，一張紙巾接著一張紙巾地抽泣，一條腿在桌子下方緊張地抖動。旁聽席上第一個坐著的是他悲痛欲絕的妻子，心不在焉地轉動著手上的結婚戒指。這個房間的氣氛就好像墳墓。目擊者們輕聲說出令人痛心的事實，許多人情緒崩潰。一個醫院急診室護士在描述被告被警方首次帶來時的場景，不禁潸然淚下。她回憶說，被告當時非常緊張，眼睛緊閉，身體前後搖晃，整個人沉浸在深不可測的悲痛里。很長一段時間裡，他都說不出話來，直到護士在他身邊坐下，握著他的手，這時他才開口。他說他不要鎮定，他不配從痛苦裡解脫，他想要一點點感受所有的痛苦，然後死去。

法庭上審判的是一起由弗吉尼亞州聯邦起訴的過失殺人案。案件的過程和事實沒有爭議。 49歲的邁爾斯·哈里森是一個和藹可親的人，一個勤勉的商人，直到去年夏天之前，他還是一個慈愛認真的父親。因為工作中一些問題的困擾，他不停用手機打電話，而忘記把他的兒子蔡斯送到日托所去。在炙熱的七月里，在赫恩登城一個辦公室停車場里，小寶寶被困在汽車座椅里將近9小時，因高溫悶熱致死。

（邁爾斯·哈里森抱著孩子的遺物玩具。Copyright: Rebecca Drobis）

這是一個令人費解、不可原諒的錯誤，但這是一種犯罪嗎？這是需要法官來回答的問題。

在休庭的某個時刻，哈里森搖搖晃晃地站起來，準備轉身離開法庭。然後好像是第一次看到有人正在見證他的恥辱，大塊頭男人垂下眼睛。他不停輕輕搖頭，直到有人扶住他，他失聲痛哭，「我可憐的孩子！」此時一群準備參觀法庭的中學生進入房間。帶團的老師顯然沒有預料到現場的情況，幾分鐘後，這群天真的孩子們就被急急忙忙趕出去了。

庭審將持續三天。而在法庭後排並排坐著的，是兩個花了幾小時行程遠道而來的女人。與旁聽席其他人不同的是，她們並不是被告的親戚、同事或者親近的朋友。

「…….死者下肢呈紅色和紅紫色的…… 」隨著法醫開始展示最讓人痛苦的證據時，後排的這兩個女人慢慢靠在一起。「…….腹部變綠…….器官自溶…….我們稱之為皮膚滑移…….死亡時身體的核心體溫達到華氏108度。」

年老並矮一點的瑪麗微微顫抖著；而年輕高個子的有著微紅金黃色頭髮的林恩把她攬過來，一隻手摟著她的肩膀，另一隻手跨過她們的身體，握著她的手。

庭審結束時，林恩·巴爾弗和瑪麗·帕克斯靜靜地離開了，沒有人注意到她們。她們本不想來的，但是她們覺得自己有責任來，無論是為了被告，還是更複雜些的，為了她們自己。這說起來很不常見：聚集在這裡的這三個人，都有過同樣撕心裂肺的經歷。他們三人都以同樣的、不可思議的「現代」的方式，誤殺了自己的孩子。

（二）

「高溫致死」是其正式名稱，當它發生在年幼孩子身上時，故事往往是一樣的：一個原本慈愛、細心的父母，有一天因為生活日常某件事，變得忙碌、分心、煩躁或困惑，然後......把孩子忘在車裡。這樣的事在美國一年大概會發生15到25次，分散於春天、夏天和早秋。季節幾乎沒有固定規律。

二十幾年前，這種事情比較少見。但在1990年代初，汽車安全專家宣稱副駕駛的安全氣囊可能會殺死孩子，他們建議將兒童安全座椅移到汽車后座；而且，為了新生兒的安全，安全座椅要後向安裝。如果這些人能預料到這樣會降低兒童被發現的悲劇後果……好吧，怎麼能怪這些安全專家呢？畢竟什麼樣的人會把自己的孩子忘在車裡？！

事實證明，富人會，窮人會，中產階級也會。各種年齡層和種族的父母都會。母親出現這種悲劇的概率和父親一樣高。總是心不在焉的人和高度有條理性的人都會。受過大學教育的和幾乎是文盲的人也沒有區別。在過去的10年里，悲劇在以下這些人身上發生過：牙醫、郵政工作人員、社會工作者、警察、會計、士兵、助理律師、電工、新教牧師、猶太學生、護士、建築工人、副校長。它發生於心理健康顧問、大學教授和披薩廚師身上。它發生在兒科醫生身上。它發生在彈道火箭科學家身上。

去年有一天，在一天里這樣的事在美國發生了三起！這是迄今為止，最糟糕的一年裡的最糟糕的一天，並且這種趨勢沒有好轉的跡象。

每個案件的過程都有些不同，但有一個可怕的時刻是一樣的，就是父母通常通過伴侶或保姆的電話，意識到自己的失誤時，他/她會瘋狂沖向汽車，等待他/她的是世間最可怕的場景。

每個案例都有各自駭人的特徵：一位父親將車停在一座集市旁邊，當他發現兒子屍體時，他身邊一架管風琴正歡快地演奏著樂曲；另外一個想要迅速了結一切的男人，試圖從現場一名警察身上搶槍自盡；有些人---包括布萊克斯堡的瑪麗·帕克斯—開著車從他們工作的場所去日托所接他們以為自己已經送到的孩子，卻沒注意到車后座的屍體。

而田納西州查塔努加市的一位業務主管，必須要面對的事實是：在炎熱酷暑下，他的汽車運動檢測警報器響了三次。但是當他看過去的時候，他看不到有誰在擺弄他的車子。所以他就遠程關閉了警報，並平靜地回去上班。

（三）

可能沒有什麼行為比人為疏忽更根本地挑戰我們社會對犯罪、懲罰、正義和憐憫的看法。根據國家兒童安全倡導小組的統計數據，約40％的這類案件，孩子的死亡被認定為可怕的事故-- 一個記憶差錯所帶來的終生愧疚遠遠超過任何法官或陪審團可能會給出的量刑。在另外60％的案例中，基於類似的事實，應用類似的法律，法官判定家長的疏忽如此之大，造成的傷害如此之慘烈，該行為應該被定為重罪，並嚴厲追責。

就在邁爾斯·哈里森把他蹣跚學步的兒子忘在頓市他新搬遷公司的停車場的五天前，在東南方几百英里處剛發生一起類似的案件。弗吉尼亞州朴茨茅斯市，一個衛生部門的電工安德魯·切普珀，在結束長時間的工作後，從他父母家把他正在學步的兒子接到車上，開回家，走進房間然後睡著了，忘記了他車上的兒子，將他留在房子外，被曬至死。

哈里森被起訴。而切普珀沒有。在不同情況下，是否被起訴取決於某個人的決定。

在哈里森事件中，這個人是費爾法克斯聯邦檢察官雷·莫羅。在用過失殺人罪發起起訴幾天後的一次訪問里，他解釋了原因。「我們需要重申很多人們保護兒童義務方面的事情，」他說，「當你有了孩子，你就要擔起責任。在保衛兒童安全方面，我的態度非常強硬。」

莫羅自己有兩個孩子，一個12歲，一個14歲。當被問及這種意外會不會發生在他身上時，這個問題似乎讓他很吃驚。他轉移了話題，10分鐘後，他回答道：「我不得不說，不可能，這種事不可能發生在我身上。我是一個警覺的父親。」

在朴茨茅斯，決定不起訴40歲切普珀的，是聯邦檢察官厄爾·莫布里。他說， 孩子的死很悲慘，但是警察調查顯示沒有犯罪行為，因為沒有任何動機；切普珀並非殘酷無情地拿孩子的生命去冒險—他只是忘記了他的孩子在那裡。

「像這種案子有個簡單的處理方式就是丟給陪審團去決定，但這樣做不對。」莫布里說。他認為，檢察官的職責是實現公正，而不是完成業績。「我不是非常確定我做了正確的決定」，他說，「但我相信它是正確的」。

在決定如何處理這些案件時可能沒有絕對的對或者錯；每個遇到這種事情的公務人員都會儘力去處理好這個兩難的問題。但公務員也是人，他們不可避免地把自己的意見帶進這種複雜的事件中。

「你知道嗎，我們今天討論這個話題也挺巧的」莫布里說。他有五個孩子。今天，他說，是他第六個孩子的生日。「她於1993年死於白血病，將近3歲。」

莫布里停住了，他不想繼續這個話題。他根據法律做出了決定，他說，「但是我知道當你失去一個孩子，感覺如何，會對你產生什麼影響。」

所以，在兒子去世後，安德魯·切普珀被送回家去，他的餘生將會生活在他所做的這件事的陰影里。而邁爾斯·哈里森則在兒子去世後，被起訴犯有重罪。他的入案照片被登在報紙上，被播在電視上。照片里他靠著牆，表情是為人父母者常有的那種心神不寧、疲憊不堪和無精打采。他聘請了一個昂貴的律師。幾個月來，雙方都為案子做準備。目擊者被召集並詢問。認罪協商的努力失敗了。庭審開始了。

法庭聽取了哈里森和他的妻子作為一對將近五十歲的無子女夫婦如何拚命想成為父母，以及他們如何三次訪問莫斯科，每次都長途跋涉坐10小時的火車到俄羅斯內陸，最終找到並領養他們18個月大的兒子。他當時在一個孤兒院里，連床都很少被允許離開。哈里森的隔壁鄰居作證說，她如何看到這個新父親和兒子一起在草坪上嬉戲。哈里森的姐姐作證她如何和她弟弟和弟妹花幾周的時間尋找日托，以適合因從這一歲半來的困苦開端恢復過來而需要特殊關注的男孩。

證人席上，哈里森的母親堅定地宣稱，邁爾斯一直是一個好兒子，一個完美而富有愛心的父親。哈里森的妻子卡羅爾，悲痛欲絕但鎮靜地描述，她丈夫在發現自己所做的事之後立刻打給她的電話，她是在從家裡到工作地方去的公交車上接到電話的，他幾乎是歇斯底里地吼叫。

最後，費爾法克斯郡巡迴法院法官特倫斯·奈判定邁爾斯·哈里森無罪。他沒有犯罪，他說，引用了厄爾莫布里一開始所引用的不起訴安德魯切普珀罪的法律條文。

在宣判的時候，哈里森喘息地抽泣著，然後試著站起來，但是他沒有什麼支撐，雙腿彎曲，他的膝蓋可悲地癱軟跪了下去。

（四）

那麼，如果這不是誤殺，那這是什麼呢？一次意外？

「不，這樣稱呼也不妥當。」

馬克華曉爾如是說，他是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教授語言學習和技術的國際知名專家。

「 『意外』這個詞聽起來像是無法預防的，」華曉爾說，「但是『事故』讓它變得微不足道。但這不是微不足道的。」

華曉爾是富布賴特學者（譯者註：富布賴特學者是美國的一項學術資助計劃，資助來美研修的境外學者），專門研究如何利用筆記本電腦教導兒童讀書認字。在2003年的夏天，他吃完午餐回到辦公室，在停車場看到一群人圍著一輛汽車。警方已經用撬棍將窗戶打開。只有當他越來越近的時候，華曉爾才意識到這是他的車。那是他第一次意識到，他早上忘了把他十個月大的兒子米奇送去日託了。米奇已經死了。

華曉爾沒有被起訴，但是幾個月後他考慮自殺。他說，漸漸地，這種衝動消失了，剩下悲慟和內疚。

「我們缺乏一個術語來稱呼這種事，」華曉爾說。而且他也說，我們需要了解為什麼這種事會發生在這些人身上。

大衛·戴蒙德在華盛頓的一家酒店一邊吃早餐，一邊試圖解釋，「記憶是一台機器，」他說，「它並不完美。我們有意識的頭腦會按重要程度把事情按優先順序排列，但是在細胞層面上，我們的記憶不是。如果你會落下你的手機，你就有可能會落下你的孩子。」

戴蒙德是南佛羅里達大學分子生理學教授，也是坦帕市老兵醫院的顧問。他來這裡參加國家科學會議，就他的研究發表演講，介紹情緒、壓力和記憶的相互關係。他發現在某些情況下，我們的思想處理中心最複雜的部分可能被「劫持」到一個相抵觸的記憶體系，這是大腦的一個原始部分，它是一種與恐龍一樣古老的設計– 疏忽的、頑固的、非分析的並愚蠢的。

戴蒙德是記憶專家，但他記憶力不好，最近有一次他把車開到商場時，才意識到他還是嬰兒的孫女在車后座睡著了。他能記得他孫女，只是因為幸好坐在他旁邊的妻子提到了這個孩子。他明白如果當時只有他和孩子兩個人，可能會發生什麼。更糟的是，他明白髮生這種情況的原因。

他說，人類的大腦是一個宏偉而又充滿爭議的裝置，其中進化的最新和更複雜的結構坐落在仍然被低等物種使用的原型大腦的「老舊破車」上面：大腦最上方是最聰明和最靈活的部分：前額葉皮層，用來思考和分析；海馬，用來創造並保留我們的瞬時記憶。而底部是基底神經節，與蜥蜴大腦幾乎相同，控制自發但幾乎沒有意識的行為。

戴蒙德說，在熟悉的日常線路上開車的情況下，人類將基底神經節按壓作為一種輔助自動駕駛儀。當我們的前額葉皮層和海馬正在計劃我們的上班路上，無知但有效的基底節正在開車；這就是為什麼你有時會發現自己從A點到B點，卻回憶不起來你走了哪條路，拐了哪些彎，或看到了哪些風景。

通常，戴蒙德說，這種責任分工運作得很棒，像交響樂。但有時，它會變成《1812序曲》，大炮轟隆隆的聲音會掩蓋一切。

他做了個實驗，將老鼠暴露於貓面前，然後記錄老鼠大腦中的電化學變化，戴蒙德發現不管是突然的還是慢性的壓力都會削弱大腦更高功能的中樞，使他們更容易受到基底神經節的壓制。他在遇到涉及嬰兒死亡於車內的情況下，看到了同樣的事情。

「悲劇的發生和以往家長照顧孩子的質量應該是不相關的。」他說，「重要的相關性因素是壓力、情緒、睡眠不足和日常生活中的變化，其中基底神經節試圖做應該做的事情，然而有意識的理智太弱了抵抗不了。於是，易受攻擊的海馬體里的記憶電路會被覆蓋，就像一個電腦程序一樣。除非記憶電路重啟 - 例如，如果孩子哭了，或者你知道，如果妻子提到孩子在後面– 否則記憶可以完全消失。」

戴蒙德停住了。

「弗吉尼亞州有一起這樣的事情，完全是整套壓力因素引發的。幾年前有人來諮詢我。這個女人叫……」

他放下叉子，眼睛掃過天花板、牆壁和地板，然後搖頭。他說，他會議上壓力太大，他的記憶檢索能力出了問題。他想不起她的名字。

林恩·巴爾弗？

「對，林恩·巴爾弗！完美的頭腦風暴。」

（五）

十月中旬，林恩·巴爾弗正在打電話，為新生嬰兒訂購一個彈性座椅的替換帶，同時試圖安排臨時保姆，因為她必須馬上去婦科診所。她剛剛獲得檢查報告，她正在排卵，她的丈夫在伊拉克，她想要立刻用他的精子進行人工授精。但臨時保姆在忙。所以她抱起孩子，抓起鑰匙和媽咪包，出門並開車走了。但現在寶寶在吵鬧，所以她回頭給了他一瓶果汁，一邊看著他，一邊看著自己熟練地轉過的似乎沒完沒了的急轉彎。

「其實，」她笑道，「我在一次不同時做太多事這方面變得越來越好，我一直在簡化我的生活。」

林恩·巴爾弗是通常被稱為A型性格的人。她是第一個承認自己的性格與她兒子布萊斯兩年前死亡有關聯的人。事情發生在2007年3月30日，當時她不小心將9個月大的兒子落在夏洛特維爾軍法學校辦公室的停車場里，在那裡她擔任運輸管理員。當天的高溫僅有華氏60度，但嬰兒和汽車的生物統計學和熱力學無情地結合在一起：年幼的孩子們恆溫系統沒發育好，並且在陽光下的封閉車輛會迅速升溫。當天巴爾弗汽車的氣溫高達華氏110度。

對於2007年3月30日林恩巴爾弗身上發生的事情，有一個沮喪的形象化比喻。英國心理學家詹姆斯·賴森在1990年代，提出了「瑞士乳酪模型」一詞，通過類比來解釋為什麼在大腦多層次的防禦中，組織中可能會發生災難性的失效。賴森把大腦層次比擬成瑞士乳酪的切片，五個或六個多地堆積起來。乳酪的洞代表小的、潛在微不足道的漏洞。這種防禦系統幾乎不可能出錯，他說，但當它們真的崩潰，這是一種巧合—當所有的洞都剛好重疊在一起，整個系統就被攻破了。

在巴爾弗把布萊斯落在車裡的那天，她一直忙到很晚。首先是幫一個要帶狗去獸醫急診室的朋友照看孩子，然後照看因為感冒很吵鬧的布萊斯。因為寶寶也累了，所以他一反常態地在車裡打瞌睡了，沒有發出聲音。因為巴爾弗原打算帶著布萊斯常用的安全座椅到消防站進行專業安裝，所以當天布萊斯坐的是另外一個安全座椅，不是安裝在副駕駛座後面，而是安裝在駕駛座後面，因此從後視鏡看不到。因為家裡的第二輛車借給了一個親戚，巴爾弗那天送她丈夫去上班，這意味著媽咪包是放在后座，而不像平時那樣放在她可以看到的副駕駛座。因為在和一個有麻煩的年輕親戚打電話，以及和老闆打電話討論工作上的一個危機，巴爾弗整個行程幾乎都在打電話，壓力很大地試圖解決其他人的問題。因為保姆換了個新手機，還沒存巴爾弗辦公室電話號碼，只存了她的手機號碼，這也意味著當照看者打電話問為什麼巴爾弗那天早上沒把布萊斯送過來時，電話在錢包里響，巴爾弗沒聽到。

所有的小漏洞，湊巧重疊在一起了。

將孩子忘在車上的父母沒有一致的性格特徵。為這篇文章採訪的13人中，有內向的，有外向的，有溫柔的，有悶悶不樂的，有堅強的，也有極度脆弱的。沒有一種性格特徵的描述與林恩·巴爾弗完全一致，她是一名37歲的陸軍後備人員，曾在戰場服役，並且至少對於兒子死亡這件事，她依然在戰鬥。

「我不覺得我需要原諒自己，」她平靜地說，「因為我所做的並不是故意的。」

巴爾弗個子很高，站起來就更高了。走路帶著一股剛強和搖擺的節奏。她下巴薄薄，但嘴巴很厲害，說出的話都不加修飾。她風趣而聲音洪亮，是那種在你面前你會立刻覺得喜歡或者不喜歡的人。

去看邁爾斯·哈里森的審判是巴爾弗的主意，也是她在休庭期間走到走廊哈里森身邊，擠過人群，用手摟住他的脖子把他拉近，在他耳邊低語了將近一分鐘。他的眼睛越睜越大，然後像個孩子靠在她肩膀上抽泣。她告訴他自己的經歷，她知道他是一個慈愛的好父親，他不應該感到羞愧。

巴爾弗在密歇根州中等貧困家庭長大。那個她一直被告知是她父親的男人並不是她的父親，她後來才知道，她的父親實際上是一個和她家很親近的男人。她祖父母們和外祖父母都離婚，並且交換了伴侶。她的童年裡充滿酗酒、離婚和監護權爭奪。當巴爾弗滿18歲後，她就參軍了。

她有一次在波斯尼亞，兩次在伊拉克的服役經歷，當時她專門從事情報分析和施工管理，並在那裡發展了一次同時做十幾件事的技能。因管理一個4700萬美元的項目卻一分錢都沒有記亂，她獲得了一枚青銅星章。她後來結婚，有了一個兒子，又離婚，然後遇到了賈勒特·巴爾弗，並在一個月內決定讓這位英俊而且更年輕的男子成為她的丈夫。一年半後，他們結婚了。布萊斯是他們的第一個孩子。之後，賈勒特在伊拉克時，他們靠人工授精有了第二個孩子布萊登。今天，以同樣的方式，他們正備孕第三個孩子。

巴爾弗已經在婦科診所做好了她的事情，現在她正開車去軍法學校，以演示她兒子的死是在哪裡以及如何發生的。道路右邊是她放下丈夫賈勒特去上班的地方，往常她不用送他去上班的。她理論上在她的大腦中做了一個潛意識的標記：人已經送好了。然後她又指出保姆家所在的位置，當天她和老闆在討論安排一個大變動以及和她侄子討論幫助他還清賭博債務的時候，她明顯錯過她的房子。然後她開到了弗吉尼亞大學的軍法辦公室的停車場。她把車停進她那天停的車位，這是布萊斯死亡的地點。

「就像這樣，除了我們旁邊的這兩個車位當時是空的，」她離開車後輕輕地說，收起鑰匙，身子探進去拿起媽咪包。

這是林恩·巴爾弗那令人不安的故事。特別是如果你對於一個人在她所處的環境下應該怎麼面對世界有自己的偏見的話。

例如，你可能會猜測，她應該換一輛車。但這個裝有粉色奇妙仙子方向盤套的黑色本田飛行員車就是布萊斯死去時坐的車。他當時死去的位置離現在巴爾弗彎腰解開布萊登的位置只有幾英寸遠。

她說：「買新車沒有任何經濟意義。」

巴爾弗的眼神無動於衷。她的態度很清楚：你對這有問題嗎？

（六）

不是所有發生在汽車裡的嬰兒高溫致死的案例都像本文描述的那樣：平時顯然是好家長的令人困惑的記憶失效而導致的。在其他類型的案例中，家長有疏於照顧或濫用藥物的前科。有時，父母明知有潛在危險而有意把孩子留在車裡。有一個特別令人震驚的案例，有一個母親把她鎖上的車當做日托的廉價替代品。當高溫致死被立案起訴時，這些人都是更傾向於會被判刑入獄的。

像林恩·巴爾弗這樣的案件在被起訴時，通常會以某種妥協的方式結束：要求減罪，有時是緩刑，有時是社區服務。一路走上審判是相對罕見的。

發生在巴爾弗身上的甚至更罕見。她被指控的不是過失殺人罪，而是二級謀殺罪，可能被判處最高40年徒刑。保釋的條件是，法院禁止她與任何未成年人，包括自己十幾歲的兒子獨處。

所以巴爾弗聘請了約翰·茨維林，一名來自亞歷山大的頂級刑事辯護律師。這意味著軍事承包商的僱員賈爾特·巴爾弗別無選擇，只能接受在伊拉克的一項任命。他們需要額外的戰爭補貼來支付法律費用。林恩·巴爾弗必須單獨面對整件事情。也就是從這時起，她從悲傷、內疚以及極度的自我懷疑過渡到一種非常具體、非常集中的憤怒。

約翰·茨維林是集合了偵探小說界的尼洛·伍爾夫和雷克斯·斯托特的怪異的天才英雄。茨維林的律師事務所位於一個美麗的老城鎮聯排別墅，內有黑胡桃木模型和百葉窗。老闆是坐在皮質上有個洞的椅子上的留聖誕老人鬍子的男人，他穿著牛仔褲和一件有個大污點的襯衫，前排紐扣勉強扣起來。

他說，茨維林的第一項任務就是，將這個案子的二級謀殺罪控訴變成一個荒謬的指控，因為在這個案子中，缺乏哪怕是一點點的動機。這，他做到了。經過初步聽訊，罪名被減為過失殺人。 茨維林的第二個更艱巨的任務是為這起被戲劇化狂熱的案件辯護

聯邦助理檢察官伊麗莎白·基林在陪審團之前的陳詞是這樣的：「這個小男孩的生命不是以這種正常的方式結束——老了躺在醫院的病床上，消逝、死去。他的生命被浪費了，永遠消失了。」

最終，茨維林有一個關鍵的決定。在刑事案件中，陪審員想要聽取被告的陳述。 茨維林喜歡並尊重巴爾弗，但他應該把她送到被告席上嗎？

「你們見過她嗎？」他問。

是。

「那麼你看到她穿的那條精神盔甲，對世界的防護裝甲，以及她如何封閉自我，成為一名戰士。這可以幫助她生存下去，但如果你是想要看到她是如何被壓垮的人，那你應該會失望的。」 茨維林決定不冒險。

「我以不同的方式把她放在被告席上，」 他說，「所以人們可以看到真正的林恩—脆弱的，沒有任何詭計，沒有任何姿態。」

茨維林所做的是給陪審團播放了兩個錄音帶。一個是：在布萊斯去世後大約一個小時，一名警察在醫院進行的審問；她的回答無限悲傷，幾乎聽不清楚，一半啜泣，一半喃喃低語：「我殺了我的寶貝，」她顫抖地說。「哦，天啊，我很抱歉。

第二個磁帶是由路人打911的電話錄音，在巴爾弗發現屍體並懇求陌生人幫助之後的最開始幾秒鐘。

茨維林轉向他的電腦，打了一個音頻文件。

「想聽嗎？」

下班後，巴爾弗正在重演她當天的動作。她從軍法學校的153A室的小屋走出大樓前面。到下午三點左右，她終於有空檢查了她的手機，發現她錯過了一個她的保姆的來電。她回撥，但是被轉到語音信箱。她沒有擔心什麼。她們是朋友，經常談論各種各樣的事。巴爾弗留了條信息叫她回電。

當她站在現在的地方，在學校前面的一個寬敞的石頭露台上，朝向停車場。事實上，有一個內戰時代的大炮瞄準著的，令人不安的諷刺是，那正是她所站的位置。

保姆問巴爾弗，布萊斯在哪裡。巴爾弗說：「你什麼意思？他跟你在一起啊。」

整個露台長60英尺，然後下樓梯有11步，走兩步，然後是第二個樓梯，12步，再一步到路邊，然後是30英尺的衝刺到車上。巴爾弗估計跑過去花了半分鐘或更短的時間。當她透過窗戶看到布萊斯無力的手，他的臉，蒼白無暇、了無生機和光澤，她知道太晚了，巴爾弗說，「他就像一個瓷娃娃。」

幾秒鐘後，路人撥打了911。

磁帶的內容讓人無法忍受。 你聽到的大多數是一個女人的聲音，緊張但準確地向警察調度員解釋她所看到的。 最初，背景沒有什麼聲音。然後是巴爾弗撕心裂肺嚎叫，「哦，我的上帝，不要！」

然後有幾秒鐘，什麼也沒有。

再然後有個震耳欲聾的尖叫：「不，不，求你了，不要！」

再三秒鐘，然後：「求你了，上帝，不要，求你了!!!」

巴爾弗當時正在做心肺復甦術進行搶救。在那一刻，她回憶說，她覺得兩個人佔據了一個身體：林恩，高效認證的戰鬥救生員，林恩，永遠不會再幸福的無能的母親。吹氣，按壓，吹氣，按壓。她每次抬頭呼吸空氣的時候，她崩潰了。然後，她又繼續回到兒子身上進行搶救。

聽完這段錄音，陪審團審議了90分鐘，包括午餐時間，做出了一致的無罪判決。一名退休的無線電執行官陪審員科林 · 羅斯說：「我覺得這個案子不應該被起訴。這可能是疏忽，但這確實是一個錯誤。」

陪審團主席詹姆斯·施洛紹是縣政府的檢查官員，沒有對檢察機關提出異議；巴爾弗的案子很複雜，他說，過程事實需要公之於眾。但這些事實，他說，也使裁決取得勝利。這是一個「大意外」，他說，任何人都可能遇到這樣的事。

任何人？施洛紹猶豫了，「嗯，也發生過在我身上。」結果並不是災難性的，施洛紹說，但潛在的失誤是類似的：因為忙碌和壓力大，他和妻子有一次職責分工沒有說清楚，在一天結束後，兩個人都沒有去日托接他們的女兒。

「我們都回家了，然後開始說，『等等，莉莉在哪裡？』『我以為你去接她了！』『我以為你去接她了！』如果這種混亂髮生在早晨的時候，會怎麼樣呢？

「任何人都可能遇到這樣的事。」施洛紹說。

（七）

針對嬰兒高溫致死案例，沒有權威信息，也沒有政府機構負責數據收集和監督。最接近的一個機構是堪薩斯州堪薩斯城郊區一個舒適的車庫辦公室，前銷售和市場部主任珍妮·芬耐爾經營著一個叫「兒童與汽車」的非營利性組織kidsandcars.org。「兒童與汽車」為提升兒童汽車安全性進行遊說，因此保留了美國最悲慘的資料庫之一。

芬耐爾光腳盤坐在沙發上，翻閱著文件。她的大學實習生安布爾，走上前，在桌上放下一個新的通訊社傳真。 「前碾，」安布爾說， 「北卡羅萊納州的停車場」。

這一行有一個詭異的術語。「後碾」發生在你倒車的時候，看後視鏡，看不到車後面的孩子，或者從來沒有看過。「前碾」幾乎全部出現在皮卡或者SUV上，駕駛員坐在高處。此外還有「電動車窗扼殺」，「兒童啟動車輛」，最後是「高溫致死」。

在芬耐爾牆上的拼貼是幾十名嬰兒和幼兒的快照，有些自豪地舉起手指，好像說「我兩歲了」，或者說「我三歲了！」這些照片通常來自他們生前最後的生日。

（上面都是kidsandcars網站刊登的遇難寶寶的照片。原圖是清晰無碼的，我們截了部分，專門打了碼。你可以看到，有幾張照片是兩個寶寶同時遇難！）

芬耐爾曾與許多在高溫致死案例中的父母進行過會面或會談，有些人現在也在和她的組織合作。不是她去找的這些人，是這些父母找到她的，通常是在深夜，睡不著在網上搜索其他也生活在同樣地獄並掙扎的人。芬耐爾說，對於這些父母通常有一個普遍的誤解。「其實他們大多是那種會買嬰兒鎖和安全門的慈愛的父母。」這些案例，她說，是記憶的失效而不是愛的失效。

「有些人認為，『好吧，我可以理解忘記一個孩子兩分鐘，但我實在不能理解怎麼可能把孩子忘記了八小時，』他們不明白的是，在那些父母的心中已經把寶寶送到日托，並認為寶寶快樂而且被照看著。一旦這種想法在你的大腦里，你這天的其他時間是沒有理由去擔心或檢查寶寶的。」

芬耐爾認為，在這種情況下，起訴父母既殘酷又毫無意義，然而害怕監禁的恐懼並不能讓父母避免那樣做。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芬耐爾認為，在於改善汽車安全功能，並提升公眾對這種情況的認識，即使記憶短暫疏忽也可能導致很可怕的結果。

她所知道的最糟糕的案例是什麼樣的？

「我真的不想。 。 。「 她說。她看向遠方。這刻，她不敢有眼神交流。「有個孩子在死前，把所有的頭髮都拔出來了。」

多年來，芬耐爾一直在遊說通過一項法律：要求在新車上設置后座感測器，如果在熄火後后座依然感應到孩子的體重，感測器就會發出警報。她去年幾乎成功了。2008年卡梅倫古爾布蘭森兒童交通安全法案中，要求改進電動車窗的安全性和后座的能見度，以及防止兒童意外將汽車啟動的保護措施，原本還有后座感測器要求。它沒有通過最終的法案；支持者去掉了這個條款，擔心強大的汽車製造商因此遊說抵制整個法案的通過。

有幾種零部件市場產品是用來提醒父母，如果孩子仍然在關閉的汽車上。這些產品賣得並不好。它們可能與幾年前三名NASA工程師面臨同樣的市場問題。

2000年，克里斯·愛德華茲，特里·馬克和愛德華·莫德林在他們的一位同事凱文·雪爾頓不小心把他9個月大的兒子落在維吉尼亞州漢普頓NASA蘭利市研究中心的停車場而致死之後，開始研發一種產品。發明者對具有重量感測器和鑰匙扣報警器的設備申請了專利。基於航空航天技術，易於使用；這款產品相對便宜，而且有效。

珍妮特·芬耐爾對此產品抱有很高的期望：她認為，這個產品背後戲劇性的故事，以及來自美國航空航天局的事實，創造了它可以被廣泛宣傳和高公眾接受度的可能性。

五年過去了。現在該設備仍然不在貨架出售。發明者們找不到願意製造它的商業合作夥伴。一個大問題是責任。如果你做出這個產品，一旦它發生故障並且孩子死亡，你可能會面臨巨額的訴訟。但另一個大問題是心理上的：市場研究表明它不會賣得好。

問題就這麼簡單：人們認為這可能永遠不會發生在他們身上。

「我以前就是那樣的，如果我讀到這種事情，我會想，『這些父母在想些什麼？』米奇特里是來自德克薩斯州梅派爾的一個承包商，這是一個眼神溫柔的大個子男人。當他意識到他做了什麼時，他正開著一輛卡車。而他六個月大的女兒米卡，正在四十英里遠德克薩斯州酷暑下一個停車場的一輛封閉的車裡。所以他開著30英尺長卡車拖著數千磅重的電線杆尺寸的木材，以每小時100英里的速度沖向那輛車。

在2005年6月的那一天，特里剛被解僱，他在城外一個天主教堂的禮堂里砌了一天的牆。他記得把他的大女兒送去日托，但是當他開車把寶寶送到另一個日托地時，他接到了關於一份新的長期工作的電話。這完全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引起了致命的分心。

35歲的特里沒有被起訴。他的懲罰更加微妙。特里一家是南浸信徒。在米卡去世之前，米克·特里說，他們每周天都去教會一整天，從早上的聖經學習待到晚上的晚餐。他和他的妻子現在不再去了。這太困擾了，他說。「我對教會裡的每個人都感到有罪，他們曾經說我們有多麼幸福。我不再覺得有福了。我覺得我被上帝錯怪了。我也錯怪了上帝。我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四年過去了，但他仍然不會去那個當天工作的天主教教堂附近。就在他的女兒在教堂外死去時，他正在教堂里砌一堵牆，牆上掛著一個巨大的十字架。

（八）

「這是一個最糟的那種純粹的惡意疏忽的案子……他應該被判死刑。」

「我想知道這是否是他告訴他妻子他真的不想要孩子的方式。」

「他太忙於追逐房地產業績，這顯示了房地產這一行業的人有多麼道德腐敗。」

這些是2008年7月10日「華盛頓郵報」新聞文章的讀者在線評論，該文章報道了邁爾斯·哈里森的兒子死亡的情況。這些評論是許多其他評論的典型代表，也是在不同社區不同年份一次次發生的案子中的典型評論。相當大比例的公眾的反應不僅僅是憤怒，還帶著尖酸刻薄。

埃德·希克林認為他知道為什麼。希克林是來自美國紐約州奧爾巴尼的臨床心理學家，他研究了致命的汽車事故對倖存司機的影響。他說，公眾經常會不成比例地嚴肅批判這些人，即使是明顯的事故，甚至明明不是他們的錯。

希克林說，人類本質上需要在冰冷無情的宇宙里，對他們的生活創造並保持一個說法：只要你保持警惕和負責，那些可怕的事不會隨機發生，災難也可以避免。

在高溫致死案例中，他認為，那些父母因為同樣的原因被妖魔化。「我們很脆弱，但我們不想被提醒。我們想相信，這個世界是可以理解、可控的並且沒有威脅的，如果我們遵循規則，那我們就沒事。所以，當這種事情發生在別人身上時，我們需要把他們放在與我們不同的類別中。我們不想像他們一樣，事實上我們可能太害怕面對了。所以，他們必須是怪物。」

在林恩巴爾弗無罪釋放之後，這個評論出現在夏洛茨維爾新聞網站上：「如果她心裡有太多的事情，那麼她應該把腿合上，不要生孩子。他們應該在炎熱的日子裡把她鎖在車上，看看會發生什麼。」

（九）

林恩巴爾弗在拉克斯維爾的家，因為點著香薰蠟燭而芬芳四溢。布萊登在一個嬰兒搖椅中高興地跳起來，這個嬰兒搖椅曾經是布萊斯的，他爬上了一個同樣也曾是布萊斯的一個拼接的被子。巴爾弗一邊給在伊拉克賈勒特發簡訊，一邊檢查布萊登的尿布，一如既往地進行多任務處理。

「人們說我是一個堅強的女人，」巴爾弗說，「但我不是。只是當我悲傷的時候，我獨自悲傷。。。」

奶嘴從布萊登的嘴裡彈出來。巴爾弗沖洗它，並塞回去。

「。 。 。因為我內心深處覺得，自己沒有在別人面前悲傷的權利。」巴爾弗說她精心製作了自己展示給世界的表情。「我想消失，搬到一個沒人認識我，沒人知道我做了什麼的地方。我想迅速這樣做，但我不能。我必須說出我的名字，我是那個殺死自己孩子的女人。我也必須做這樣的女人，因為我答應了布萊斯。」

這個承諾，她說，是在醫院她抱著兒子的身體時許下的。「我最後吻了他，我告訴他我很抱歉，我說我會竭盡所能，確保這不會發生在另一個孩子身上。」

巴爾弗以適合她個性的方式做到了這一點；她已經成為古代水手的現代母親版本，不時地向山姆俱樂部等地的陌生人坦然對話，並開始談論起孩子們，這樣她可以告訴他們她對她其中一個孩子所做的事。一個震撼人心的警示。

不像發生這種事情的大多數父母，巴爾弗隨時會和媒體交談。她與「兒童與汽車」組織合作，反覆講述她的故事。她的觀點總是一貫的，永遠堅定，總是有點憤怒，總是有點自我，有時有點磨難：這可能發生在任何人身上。這是一個失誤，而不是犯罪行為，不應該被起訴。汽車需要安全裝置來防止這種情況。她很少有疑問或特別痛苦。沒有人看過她哭。

「事實是，」她說，「痛苦永遠不會減少。它從來沒有消失。我只是把它放在一邊，直到一個人獨處。」

巴爾弗不喜歡去思考布萊斯最後經受的折磨。一個善良的醫生曾經告訴她，她的兒子可能沒有遭遇非常大的痛苦，她堅決地相信這一點。在她的腦海里，布萊斯死的時候沒有恐懼，被一群慈愛的天使包圍著。巴爾弗信仰的神無條件地愛我們，並掌管我們的生活；這給了她安慰，也給了她困惑。

「當我16歲讀高中的時候，」她說，「我在約會時被強姦了。我墮了胎，我從來沒有告訴任何人，包括我的朋友和我的母親。墮胎的時候，我向上帝祈禱，請求他把寶寶帶走，在我可以照顧他的時候，再把寶寶還給我。」

所以。 。？「所以，我有時候會想。。 。」巴爾弗擦掉了一滴眼淚。「在我意識深處，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是上帝的懲罰。我曾經殺過一個胎兒，然後在我最幸福的時候，我的孩子從我身邊溜走了」

布萊登在地板上被一個艾蒙娃娃所吸引。「有時候，」巴爾弗說，「我希望我在生布萊登的時候死去。。 。」她現在哭了，在這一刻，她身上那個士兵不在了「那麼賈勒特可以和布萊登在一起，而我可以和布萊斯在一起」

邁爾斯·哈里森坐在利斯堡星巴克里，坐在調料台旁邊，一張張抽著餐巾紙來擦乾眼淚。

「我太傷害我的妻子了，」他說，「因為她內在無以倫比的優秀品質，她已經原諒我了。這讓我感覺更糟，因為我無法原諒自己。」

在他兒子死後他被無罪釋放的幾個月後，哈里森的公眾痛苦還在繼續。在俄羅斯外交部正式抗議他的無罪釋放並威脅中斷與美國的收養項目後，他的入案照片又被登上報紙，這是一個國際事件。幾個月來，哈里森拒絕對這篇文章發表評論，但是在二月初他說他準備好了。

「我請求俄羅斯人民的寬恕，」他說。 「這個國家有很多好人值得擁有孩子，俄羅斯有孩子需要父母。請不要因為我的錯誤而懲罰每個人。」

哈里森是羅馬天主教徒。在蔡斯死亡幾周後，他回到當地的教會，牧師和教區居民讓他獨自哀悼。後來，牧師擁抱他，在他耳邊低語：「我會永遠在你身邊。」那是鉑賽爾維爾的聖弗朗西斯·德薩利斯教堂。牧師是邁克爾·凱利神父。在新年的前夜，在大雨之後被風狂掃的一條道路上，邁克爾神父停下來移動一棵倒下攔在路上的樹木，他被另一棵落下的樹木砸死了。

哈里森不知道這是什麼回事；沒有什麼還會在一起，除了，讓他驚訝的，他的婚姻。

在他們的家裡，卡羅爾和邁爾斯·哈里森把蔡斯的嬰兒床原樣保存下來，孩子的照片也到處都是。「有時我們會一起看一張照片，」哈里森說，「我會看到卡羅爾哭。她試圖不讓我看到，但我看到了，我感到非常的內疚和痛苦。」

哈里森說他知道他和卡羅爾不太可能被允許再次領養。他身體向前傾，他的聲音變成了一啜泣聲，就像在法庭上他更糟糕的恥辱的時刻。

「我讓她再也不能做母親了。」星巴克里，有人回頭來看。「她會是世界上最好的母親。」

第一次有人接電話，但什麼也沒說。只有電視的聲音開得很大聲，過了一會兒，電話掛了。幾天後，他接電話了，電視聲音沒有降低。晚點再打，他說。第三天，他接了電話。

你還好嗎？

「我也不知道。一天天熬。」

安德魯切普珀語調平坦，像一個昏睡的人。他說的句子少而短。這是朴茨茅斯的衛生部門電工，幸運的是，他沒有被刑事起訴，而當邁爾斯·哈里森有。他從來不需要在法律上為自己辯護。

你現在一個人嗎？

「是啊。 」

她離開了你？

「是啊。她受傷了。她正用自己的方式處理傷害，我想。

你感謝你沒有被起訴嗎？

沒有答案。

安德魯？

「為我自己，沒有。為我父母，有。他們怎麼對我沒有關係，每天我自己過得也不好受。」

你真的還好嗎？

「我試著不去想它，當我開始想它，我就會。。。」

怎麼樣？

長長的沉默。

「像現在這樣。」

（十）

作為簡化她生活計劃的一部分，林恩巴爾弗已經辭掉了自己的工作。生活稍後會有點複雜，因為她再次懷孕了：10月份那天的授精是成功的。寶寶預產期在7月。

巴爾弗的律師請求法庭將她的檢控記錄刪掉。這種請求通常在無罪釋放後是無可反駁的。畢竟一個法律上無辜的人有權利要求法律清白地重新開始生活。但在這個案子中，英聯邦律師戴夫·查普曼提出異議，並非比尋常地，親自參與這相對小的法律辯論。

在法院外，查普曼解釋道：「反對刪記錄是非常罕見的。但我們反對，因為這個案子的嚴重性，因為這是一個完全沒有防備能力和無助的嬰兒死亡的唯一備案記錄。經過半天的聽證會後，法官裁定聯邦贏，表示，如果法庭的記錄仍未開封，巴爾福未能證明她將遭受「明顯的不公正」。

之後，巴爾弗一如既往冷靜地回答了新聞媒體的問題。她看起來面無表情且毫無悔意。她會考慮上訴。她會繼續發言，以提高公眾對將孩子一個人留在汽車上的危險的意識。她聽起來像往常一樣，只是有點冷漠。

在伊拉克呆了一年半後，加勒特巴爾弗終於回家了。他在那的工作是分析查封的叛亂分子所製造的爆炸裝置，並試圖識別他們的技術並追溯他們所在地。隨著法律費用單增加，他延長了兩次他的任期時間，加勒特30歲，他身材高大，瘦長，非常帥氣，淡茶色頭髮全部向後梳。他看起來是一個氣場很強大的男人。

起初，他回到家後，加勒特說，很尷尬，在溝通中有些問題。他會對布萊登正在做的事情發表無傷大雅的陳述，林恩會反應過度，好像他在指責她的育兒技巧。後來變得越來越好了，他說。

布萊登現在9個月半大，正是布萊斯死時的年齡。林恩又開始做惡夢。

回想起來，在悲劇之前，她有兩個似乎是預言的夢，一個是，她不小心淹死了布萊斯;另一個是火災死亡。巴爾弗認為，這些夢是由上帝安排的，以幫助她準備好她將要忍受的悲劇。最近，她夢見她控制不住布萊登的嬰兒推車，然後它沖向了車流中。不，她不認為同樣的事會再次發生。

「我無法再忍受一件這種事，」加勒特靜靜地說。所以他們之間很緊張。他們正在努力解決。他們都說他們有信心這個婚姻會持續下去。在加勒特出門去工作之後，林恩在談論布賴登的存在幫助他們治癒了多少。她認為她的家人是被祝福的，因為他們能夠有其他的孩子：

「你能想像失去你唯一的孩子，沒有希望有另一個孩子嗎？你能想像那種絕望嗎？」這就是為什麼，她說，她決定了。她查過了，這是合法的。沒有任何權力可以阻止它，因為它將屬於私人收養層面。她需要一個精子捐贈者和一個卵子捐贈者，因為她不想使用自己的卵子。這將使它太個人化了。

她到底在說什麼呢？「邁爾斯和卡羅爾·哈里森值得擁有另一個孩子」，巴爾弗有條不紊地解釋。他們會是很好的父母。這種女人，就是你能一眼決定你會喜歡或者不喜歡的。她聲音洪亮、意志堅強，並且根據你的觀點，相當開明或堅強向前。最重要的是她很果斷。

巴爾弗說她決定了：如果邁爾斯和卡羅爾·哈里森被拒絕允許再收養孩子，如果他們用盡所有的選擇，還沒有孩子——她將為他們懷一個，作為禮物送給他們。

｜參考資料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lifestyle/magazine/fatal-distraction-forgetting-a-child-in-thebackseat-of-a-car-is-a-horrifying-mistake-is-it-a-crime/2014/06/16/8ae0fe3a-f580-11e3-a3a5-42be35962a52_story.html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