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汪精衛的分岐與決裂

胡適與汪精衛都是中國現代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一為聲名顯赫大學者，一為臭名昭著大漢奸。然倆人均為民國時「文治」政界與學界的領袖人物，私交甚厚，曾是一對惺惺相惜的英傑，一對推心置腹的摯友。胡托汪辦過許多公私事務，包括請汪出面釋放陳獨秀。汪也邀胡出面請醫生為孫中山治病。尤其是共同的「文治」政治理想使倆人建立起極其密切的關係，但在對日問題上的認識出現分歧而使他們走上了天壤之別的人生道路。

汪精衛青年照

相　識

胡適與汪精衛初次見面是在1923年。當時，倆人都是叱吒風雲的社會名人，一個是新文化運動的啟蒙巨匠而聲播天下，一個是刺殺攝政王的革命家而名噪一時。這年，胡適在杭州煙霞洞養病。正在上海的汪精衛通過任鴻雋（字叔永）表示想見見胡適。9月28日，汪精衛與胡適、徐志摩一行人相約前往海寧、杭州兩地觀潮、遊玩。倆人都是英姿勃發、才華橫溢，因此一見如故。汪精衛貌美，胡適當時有「我見猶憐」的話。徐志摩在日記里更是風趣地記錄當時情景：「前天乘看潮專車到斜橋，同行者有叔永、莎菲、經農，叔永介紹了汪精衛。1918年在南京船里曾經見過他一面，他真是個美男子，可愛！適之說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地愛他，他是男子……他也愛他！精衛的眼睛，圓活而異光，彷彿有些青色，靈敏而有俠氣。」10月7日，胡適在上海收到汪寫給他的信，其間討論詩體的問題。12日，胡適在日記中寫下：「我同精衛回旅館，談政治甚久。」

這一年，胡適與孫中山因陳炯明事件而在政治上交惡，遭到國民黨的攻訐。此時，汪精衛正深得孫中山的信任，這年10月，被孫中山任命為國民黨改組委員，辦理國民黨改組事宜，並相繼擔任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兼宣傳部部長、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進入國民黨權力的頂峰。這期間，他主動與胡適聯繫，努力彌合胡適與孫中山之間的關係。1925年汪精衛陪孫中山北上途中，還與胡適保持密切聯繫，雙方頻繁通信，交流對時局和政治問題的種種看法。2月，孫中山在北京病重，汪精衛給胡適寫信，希望他請中醫陸仲安為孫中山治病，信中說「侍疾者均惶恐萬狀，莫不以挽救孫先生生命為第一，且孫先生對胡甚好，換一生人往說，或可採納」。胡適雖對孫中山心存芥蒂，但經汪精衛熱心勸說，他不但請出了陸仲安去給孫中山治病，而且還親自去看望了孫中山。可見，二人的私人關係已經相當密切。

1926年7月，胡適因交涉中英庚款事宜出訪美國、日本、蘇聯等國，直到次年5月回國。在出國前夕，胡適就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代表團赴廣東、香港等地遊歷之事，與汪精衛進行過聯繫與商討。大致在此期間，汪精衛也外出到法國等，直到1927年6月回國。回國後，胡適在《新月》上發表大量關於人權與約法的文章，遭到國民黨圍攻。汪精衛則在聯絡粵桂軍閥和馮玉祥、閻錫山等地方實力派與蔣介石進行權力鬥爭。最終，倆人都被蔣介石打得慘敗。此後的6年間，倆人忙於各自的現實政治生活而較少聯繫。

汪精衛1932年1月任行政院院長。汪精衛掌權後，很有政治抱負，鑒於中國軍閥強權，武人政府，他希望建立一個以「文治」為主的「文人政府」。面對軍閥割據，汪提出「以均權來求共治」「以建設來求統一」和「扶植民主政治來根本推翻各省的割據局面」。建立文治勢力與武治勢力相互制衡的政治結構也是胡適的自由主義政治理想。對此，胡適很快給予支持，在《獨立評論》上撰文稱讚汪的方案「是值得認真的考慮與試行的」。胡的讚揚在學界和政界影響都很大。此後，胡汪書信不斷，相商機要，共論國是，開啟倆人的政治蜜月期。

當時民族危機日甚一日，處理中日關係是首要問題。汪採取「一邊抵抗，一邊交涉」的對日政策，希望能從抵抗中獲取對日和談的有利條件。不過，在汪看來，無論是抵抗還是交涉，都是為了達到「鳴鉦求救」的目的，即獲得進行和談的國際援助。然而，由於兵權不在汪手裡，抵抗無從談起。交涉的結果是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淞滬協定》。

8月6日，汪精衛發表通電，以張學良對日不抵抗，且向中央索要巨款為由辭去行政院院長職務，並要求張學良辭職。胡適為此致函張學良，並在《獨立評論》上發表《汪精衛與張學良》一文，支持汪精衛的電令，要求張學良下野。同時，責備汪精衛的辭職有失政體，希望汪「早日打消辭意」。

1933年3月，汪精衛復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併兼任外交部部長。3月31日，汪精衛親自致信邀請胡適入閣出任教育部部長，信中說：「我想之至再至三，專誠求你答應我擔任教育部長。明知此是不情之請，但你如果體念國難的嚴重，教育前途的關係重大，度亦不能不惻然有動於衷。」4月8日，胡適回信，對汪精衛「在這樣十分困難的時期，肯出來擔負國家的重任」，表示「十分感動」。但是，胡適拒絕出任教育部部長，他希望「留在政府之外，為國家做一個諍臣，為政府做一個諍友」。汪精衛給胡適的回信中，坦陳「待決問題之未解決者甚多，尤其是當前待決的最大問題，即是對日問題」，並附上一封密電詢問胡的意見：「如今出復某先生電一通，請先生閱看。這是密電，望先生為我保守秘密」。可見其對胡適的信任非同一般。

4月28日，汪精衛又邀請胡適出任國民政府駐德大使，言辭懇切地說:「以先生之才學識望，應該愛惜此身，為中國將來時局收拾作一番打算。如此，目前在外，最為適宜。」「先生雖不是外交界的人才，但先生對於政治外交，運用豐富的學識與銳利的眼光，極真極遠，無所不燭。試問今日，政治界、外交界的老手，有幾個及得先生？」次年11月20日，汪精衛再次通過唐有壬寫信邀請胡適出任駐美大使。對這兩次邀請，胡適都婉然拒絕了。

1933年6月13日，胡適與王世傑一起去拜見汪精衛，談論華北局勢。胡適日記中寫道：「精衛已是五十一歲的人了，距我們初見時（1923年）恰恰十年。他此時頗憔悴，不似從前豐滿了。」在談論華北停戰問題時，胡適向汪精衛指出了三個值得特別注意的問題：第一，華北停戰「表明中國政治家還有一點政治勇氣」。第二，華北停戰「與上海協定都足以證明『汪蔣合作』的政策是不錯的。若沒有一個文人的政府當正面的應付，蔣介石先生的苦難更大」。第三，于學忠提用得對。會見結束時，汪精衛說「日本形勢似有小變動，其間似有和平勢力漸漸抬頭的可能」，希望胡適「特別注意」。第二天，他們繼續會談，汪精衛把一些重要文件拿給胡適閱覽。

這次會談奠定了胡適對汪精衛所抱有的兩個希望：一是汪精衛應該切實擔負起通過對日交涉解決中日問題的歷史重任；二是汪精衛應該切實代表文人、文治勢力與武人、武治勢力相結合，鑄造出一個文武和諧的、強固的政治格局。胡適一直認為：「中國政治要上軌道，必須走三步：第一，文治。第二，法治。第三，民治。」因此，他希望南京政府形成汪精衛的文治勢力主持中央政治會議和行政院，蔣介石的武治勢力主持軍事委員會政治格局。由此看出，汪精衛在胡適的政治理念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兩天後，汪精衛致信胡適，稱其外交態度由「鳴鉦求救」轉變為「默守待援」。早在1933年1月山海關淪陷時，日內瓦會議決議雖譴責日本卻未制裁侵略，汪精衛從此不再對國際援助報有希望，並逐漸落入無限悲觀之中。8月，汪以親日的唐有壬任外交部常務次長，開始「在外交上致力於與日本妥協」。11月22日，他寫信給胡適，悲觀地認為，但凡中日開戰，無論勝負如何，其結果中國要麼提前淪為「炮灰」，要麼徒增匪患。對此，胡適頗不以為然：「外交要顧到世界的局勢，而不可限於一隅的形勢；外交要顧到國家百年的大計，而不可限於一時的利害。」汪精衛擔心中國連做比利時（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被德佔領，四年後復國）的資格都沒有。胡適則認為，我們要學比利時就不能不培養點兒信心。胡適的樂觀態度和汪精衛的悲觀論調使倆人逐步走向疏離。

相　惜

1934年開始，汪精衛的「默守待援」又逐漸陷入「消極應付」。汪的政策更是遭到政界和學界許多人的非議，也使胡適逐漸對「文人主政」感到寒心，他批評汪「南京政治的大病在於文人無氣節，無肩膀。前夜我對精衛老實說，武人之橫行，皆是文人無氣節所致。」

當時，許多知識分子對日問題的主張與胡適比較接近，方法是通過外交手段，避戰求和，準備好了再打。胡適認為，「中國的外交路線必須顧到四條路線：一是日本，二是蘇俄，三是美國，四是國聯（代表西歐和英國）。最上策是全顧到這四線；不得已而思其次，也要顧到四線中的三線。」因此，汪精衛及其助手唐有壬已經不是執行上述外交政策的最佳人選。他四次寫長信苦勸老友退出外交部：「先生以政府領袖首當外交之沖，甚非所宜。而先生的助手（有壬兄）在五六月間為最有用，在今日則似不甚相宜。」

胡適依然想挽回汪精衛政府此時已非常明顯的單邊親日傾向，汪及其助手唐有壬不擅於同蘇、英、美等西方國家打交道，對胡適設想的「四線」外交毫無幫助。

面對社會各界的聲討，汪精衛感到委屈，他給胡適寫信解釋他的外交政策，還問到：「守二門（指華北）的人，還是守牢著老主意呢？還是準備做高仙芝，抑做哥舒翰呢？」

比較他倆的外交思路，倆人都主張對日和談，但胡適重視美、蘇、英等所謂「四線」外交路線，是個積極的樂天派；汪精衛多行對日敷衍政策，面對現實比較消極。儘管胡適的「四線」外交可能是一廂情願，但汪精衛更有可能在「默守」之間誤人、誤事甚至誤國。在汪看來，放棄默守，英勇出擊，必然會釀成悲劇。更可悲的是，作為大國的政府首腦，竟將選擇做英勇迎戰以身殉國的高仙芝，還是兵敗被俘屈膝投敵的哥舒翰看作一個問題，可見其「文人無肩膀」「無主心骨」。

1934年9月17日，國聯大會，蘇聯加入，中國連任非常任理事的要求被否決。汪精衛政府的消極不作為，使胡適越來越難以忍受：「政府明知道今年日內瓦的大會有蘇俄入盟和我國自身競選理事的重大事件，而不命顏大使與顧公使早日回任，只派了幾位在國外說話不夠斤兩的公使去敷衍國聯大會，這是政府很大的失職。」而「汪先生除對日敷衍外，別無活動，此刻在歐美的外交完全停頓。這不是辦法。外交決不能是單軌的。」

幾天後，胡適寫信給汪精衛：「今日的外交局勢直是一事不做，閑中不布一子，萬一又有大危急，與三年前王儒堂時代（指「九一八事變」）的局面有何分別？為國家前途設想，我終不願避嫌不說話，我很盼望先生在思我的老話，與有壬兄同退出外交部，慎選一位能實行所謂『同時顧到外交四條路線的繼任者。』」

胡適的苦勸沒有收到效果，汪精衛在對日妥協的道路上越陷越深。1935年1月2日，日本外相廣田弘毅提出所謂「中日親善、經濟提攜、共同防共」的外交三原則。隨即，汪精衛在演講中引用孫中山1924年的泛亞細亞講話，強調中日合作。2月20日，汪出席國民黨中央政治局會議稱：「讀了廣田外相的演說，認為和我們素來的主張，精神上是大致吻合。」4月2日，汪在接受美聯社記者採訪時，在談及中日關係時，不惜以犧牲中美關係為代價取悅日本，並稱中日關係已趨好轉。然而，汪精衛的示好並沒有擋住日本侵略的步伐。《何梅協定》《秦土協定》、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建立，日本步步進逼，正在逐漸突破中國朝野接受國民政府與之和解的底限。

汪精衛的妥協外交遭到了抨擊。6月19日的中政會上，蔡元培質問汪的對日政策，于右任、戴季陶、孫科大罵汪精衛賣國。社會上，民族主義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汪精衛等人威信掃地。11月1日，汪精衛遇刺受重傷。一個月後，唐有壬被暗殺身亡。

動蕩的時局，更加激起了人們對汪精衛妥協外交的不滿。在這種情況下，胡適依然力挺汪精衛。他不僅專程看望遇刺的汪精衛，還公開發文說：「近兩個月之中，汪精衛院長被槍傷於南京，唐有壬次長遭慘死於上海，他們的愛國心本是無可疑的，他們的為國事任勞任怨的精神也是將來史家一定原諒讚許的。」

在胡適看來，外交的不公開是汪唐遇刺的主因，也給中日外交政策的制定陡增後患。他多次在給汪的信中提到此事。他在《大公報》上撰文《我們要求外交公開》：「我們總疑心汪唐兩先生所以不蒙一部分人的諒解，至少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近兩年外交的不公開，所以人民不知道究竟喪權辱國到了什麼地步。交涉經過詳情不公開，所以人民不能充分了解政府當局處境如何困難。」文章的最後，胡適告誡汪精衛：「一二個人擔負不起的壓力，當然只有整個國家來共同負擔。外交不公開，就是當局者願意單獨擔負屈辱的責任。」

抗戰爆發後，胡適和汪精衛都想謀「最大的和平努力」，但雙方的分歧越來越明顯。胡適告訴汪精衛「和比戰難百倍」。汪精衛於1937年8月4日寫信給胡適，透露出倆人為謀求「最大的和平努力」曾經交換過意見，但因觀點不同而發生過爭執。

1938年初，胡適與汪精衛在重慶分別。此後，倆人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胡適放棄了與日本謀求和平的幻想，發誓不從政的他，9月出任駐美大使，積極投入外交抗日的道路。而汪精衛則失去了抗戰的勇氣和對國際力量的信心，走向了投降主義。

汪精衛投敵後，胡適沒有詆毀過汪精衛，甚至對汪的賣國行為也一直保持沉默。1944年11月10日，汪精衛病死。他的死遭到人們的唾棄和責罵。在得知汪的死訊後，胡適在日記里記下他的心情，不但無隻字譴責汪叛國當漢奸之罪，相反大動憐憫之心，他寫道：「汪精衛死在日本醫院裡，可憐。精衛一生吃虧在他以『烈士』出名，終身不免有『烈士』情結，他總覺得『我性命尚不顧，你們還不能相信我嗎？』」

胡適在11月18日寫信給高宗武，說:「精衛之不惜犧牲一切，名譽生命都非所顧惜，而終於走上一條死路上去，……在二三十年中，他的『惡名』恐難洗刷。一個很可愛的人，一生最有血性而不能不負『惡名』而死，真可惋惜！」

從胡適的話里，不難看出，他對汪持有同情態度，甚至間接接受了汪精衛自我辯解的他投敵是一種以身飼虎的犧牲。也許，這多少有些寬容多於理智，但這也正是胡適為人的一貫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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