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省官員貪污，皇帝無奈之下定下一條死亡線，四品以上幾乎全殺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肅有一個叫做蘇四十三的人率領回族起義，乾隆帝得知後，馬上派兵進行鎮壓。由於事發突然，甘肅一時難以籌集大量軍餉。時任甘肅布政使王延贊為了向皇帝表示忠心，主動向乾隆帝捐出四萬兩銀子。

在接到王延贊這個表忠心的奏摺後，乾隆的第一反應並不是大加讚賞，而是心中生疑，他知道，甘肅是一個窮省，官員收入遠低於其他省份，一個布政使一下拿出這麼多銀子，會不會來路不幹凈？

在布置鎮壓起義的同時，乾隆也派人暗查王延贊的個人問題。結果這一查，掀開了甘肅省的一個驚天大案。

原來，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王延贊的前任山西人王亶望任甘肅布政使。他上摺子對乾隆說，甘肅連續多年大旱，百姓衣食無落。因此他懇請朝廷，在當地展開捐糧活動，讓那些富戶通過此舉取得「監生」資格。

對救災一向大力支持的乾隆馬上就批准了王亶望的奏摺，不過在實際操作中，王亶望卻是只收銀子而不收糧食。數年之間，就籌集了上百萬兩銀子。這筆錢沒有一分花在救災上，而是命令各地政府編造假賬報銷後，與各級官員私分了。

在貪污大量銀子的同時，王亶望不斷上奏朝廷，說他辦理捐糧事宜，救了多少災民，災民如何感謝皇帝、感謝朝廷、紛紛稱讚。這樣的奏摺哄得乾隆心花怒放。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五月，因王亶望賑災「有功」，乾隆一道上諭將其調往浙江升任巡撫。王延贊接任布政使，按前例繼續貪污。

據事後統計，從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六年，甘肅省共有二十七萬人捐了監生，收銀一千五百多萬兩，全省官員合計侵貪贓銀二百九十餘萬兩。

這樣嚴重的貪污案件，在中國歷史上極為罕見，它反映出大清政治體制的諸多致命問題。

首先是監察機制形同虛設。有清一代，放賑過程有著嚴格而細緻的規定：發放糧米時，官員必須親自到場，每日發放後，官員要親自簽字畫押，以為憑證。全部發放完畢之日，還要在發放冊首尾簽上名，以備上司檢查。

然而，王亶望命令全省官員自行捏造災情，所有報災、勘災、監放規定均視為一紙虛文，無一執行。數年之間，不但從來沒有人檢查核實，也沒有人舉報揭發。

更為嚴重的是，這一案件反映出大清王朝貪腐已經由局部發展到全局，由變態發展成為常態。這個案子涉及甘肅官員二百餘人，其中布政使以下縣令以上官員一百一十三人，可以說將甘肅全省「處級」官員幾乎一網打盡。

這些讀四書五經出身的朝廷官員，無一例外廉恥喪盡。面對這樣明目張胆的罪行，居然無一拒絕，反而爭先恐後。他們形成了一個有組織的貪腐集團，案前有預謀、有計劃，案中有分工、有組織、有步驟，案後有攻守同盟。

這樣一個涉及全省的巨案，不但在甘肅是公開的秘密，在全國，也為許多人所知，但是七年之中居然無一人舉報告發，最終還是貪污者自我暴露，一省如此，其他各省官風可以想見。乾隆自己也不禁嘆息：「甘肅此案，上下勾通，侵帑剝民，盈千累萬，為從來未有之奇貪異事。」

其次是地方腐敗與中央高層直接關聯，已經蔓延到政治中樞。

王亶望當初向朝廷建議開捐的時候，乾隆本來也很猶豫。正是朝中管理戶部的大學士、首席軍機于敏中在一旁不斷慫恿，才最終獲得批准。

于敏中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去世，生前號稱廉潔，死後家人卻為分財產而鬧得沸沸揚揚，甚至傳到了乾隆的耳中，皇帝以幫助分家為名，調查于敏中的財產，居然達二百萬兩之多。乾隆一直沒弄明白這樣豐厚的家產是從哪裡來的。

直到甘肅案發，乾隆才恍然大悟，腐敗蔓延到首席軍機大臣級別，這個國家水有多深也就可以估量了。

如果嚴格按照大清律法查處，甘肅全省處級以上官員腦袋幾乎都要搬家，如此一來甘肅政府運作將會立刻癱瘓。因此，乾隆不得已定下了一條兩萬兩的死亡線。

即使如此，前後被處決的官員仍達五十六名之多。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秋，皇帝降旨：總督勒爾謹、兩任布政使等五十六名貪官正法。免死發遣四十六人，革職、杖流、病故、畏罪自殺數十人。

這就是乾隆朝典型的貪腐「窩案」，其實類似這樣的案件還有不少沒被揭發出來，毫不客氣的說，大清這個時候，已經爛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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