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聖旨為什麼像村幹部講話

明太祖朱元璋的聖旨滿篇都是通俗的大白話，是因為他出身貧寒、教育程度低嗎？他白話文里那些看不懂的奇怪句子，又是從哪裡學來的？

文｜施島夷 韓索虜

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只）是戶口不明白俚……我這大軍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縣裡下著繞地里去點戶比勘合，比著的便是好百姓，比不著的便拿來做軍……

▍洪武三年（1371 年）朱元璋下詔清查戶口

這段通俗且有些粗糙的文字，出自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詔書，與傳統中國皇帝工整、典雅的文言文詔書差別巨大。即使在文言衰落的當代，朱元璋都因為詔書過於通俗而不時遭到網民恥笑。

在很多人看來，這似乎並不難解釋：朱元璋出身貧寒，做過和尚、乞丐，這種用大白話寫成的詔書，正好符合他的老粗底色。

然而這種說法明顯不合情理，身為皇帝的朱元璋，不可能找不到文人打理文字工作。他以白話發布詔書，顯然有更為深刻複雜的原因。

第一次白話文運動

明初皇帝中，並非只有朱元璋文風粗糙，他的兒子朱棣也有粗淺直白的文字作品傳世，如他的永樂二年詔：「奉天承運皇帝制曰：俺漢人地面西邊，西手裡草地西番各族頭目，與俺每好生磨道……」

▍朱棣：「……本族西番聽管領著。若有不聽管屬的，將大法度治他，爾兵曹如敕毋怠。」

朱氏父子的大白話，與他們個人的教育水平並無關係。

傳統中國歷來重視詞章雅馴，詔書的寫作早已被納入官僚制度，通常在皇帝提出旨意後，由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等飽學之士兼高級文臣擬定成典雅的文言文。

明朝開國後，皇帝也不缺人潤色文字，有宋濂、解縉等詞臣為朱氏父子服務，都以辭章華美優雅而享譽文壇。

▍上官婉兒、元稹、白居易、王安石、蘇軾都曾擔任詞臣

而且，朱元璋的詔書雖然淺白，但也不像後世張獻忠「咱老子叫你不要往漢中去，你強要往漢中去」、動輒出現生殖器粗口的聖旨那樣不堪入目。

朱元璋也並非標新立異的皇帝，即使有所創舉，也儘力從前朝發掘先例，甚至不惜附會。如廢除宰相後，就依照《周禮》實施春官夏官，還在《道德經》中尋找嚴刑峻法的依據。他登記時祭告天地的禮儀，也是由投降明朝的元朝大臣參考宋元兩代先例制定的。

大白話詔書也並非例外，它其實是繼承自前朝蒙元的一項制度創新。

蒙古人征服中原後，由於統治階層的成員多不通漢語，語言文字政策自然以蒙古語文為先。

▍至元六年（公元 1269 年）二月，朝廷下旨：「凡有璽書頒降，並用蒙古新字。」強調用國師八思巴創製的八思巴蒙古字「譯寫一切文字」。

然而，直接用蒙古語治理廣闊的漢地，難免困難重重，這就需要數量龐大的翻譯員。在漢語文獻里，這些人被稱為「舌人」或「通事」，蒙古語稱「怯里馬赤」。用當代中國人熟悉的詞來說，就是「翻譯官」。

忽必烈初入中原，即在宣政院、宣徽院、中政院、儲政院等機構設置怯里馬赤，此後朝廷中樞機構、省路地方機關都設有通事翻譯。

這些「通事」往往漢語素養有限，整體教育水平也不太高，難以深入學習文言文，只得採用簡明易懂的早期白話，這樣就形成了「白話講章」、「白話公牘」。這種背景下，整個蒙元時期，聖旨和高級公文往往是用漢語白話文傳達。

到後來，為了讓皇帝能夠聽懂自己的意思，不少高級文臣和飽學大儒主動放下身段，捨棄了典雅的文言文，用上了大白話。當時的著名理學家吳澄給蒙古皇帝講《資治通鑒》時所寫的《經筵講義》，使用的便是當時流行的白話文。白話文地位之高，甚至超過民國。

▍馬英九回信

朱元璋在青少年時代，見識到的中央朝廷的恩澤，恐怕均由這種文字承載。

與後世的民族主義想像不同，朱元璋等明朝開國君臣，對蒙元王朝並無太多惡感，甚至常懷感念之情。朱元璋自稱「朕本農家，樂生於有元之世」，「元世祖肇基朔漠，入統中華，生民賴以安靖七十餘年」，甚至「元雖夷狄，然君主中國且將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

15 世紀中葉後，明代人的民族主義意識才隨著越發嚴重的「北虜」之患而高漲起來。在那之前，「樂生於有元之世」、且非常重視制度延續性的朱元璋，以繼承元朝皇帝聖旨文體來顯示新王朝的正統性，是合情合理的做法。

▍朱元璋書法《大軍帖》，可見其並非胸無文墨

孔夫子的話，越來越蒙古化

不過，朱元璋的「大白話」雖然比文言文淺白，但現代人讀起來，不會比讀文言文容易，且會感到語法有些怪異，比如下面的《諭西番罕都必喇等詔》選段：

俺將一切強歹的人都拿了。俺大位里坐地有。為這般上頭諸處里人都來，我行見了。俺與了賞賜名分，教他依舊本地面里快活去了。似這般呵，已自十年了也。止有西番罕都必喇拜桑他每這夥人，為什麼不將差發來，又不與俺馬匹牛羊？

這一段詔書中，大略意思雖然還算明了，卻存在著諸如「俺大位里坐地有」、「我行見了」這樣奇怪的句子。

這種怪腔怪調同樣繼承自前朝。

元代的翻譯官們不僅把白話發展成了公文用書面語，還獨創了一種與宋代早期白話完全不同的「翻譯腔」。其主要特點，就是雖然以漢語白話寫作，但很多漢人卻看不懂。寫於 1314 年的「元氏開化寺聖旨碑」碑文就是其中的典型：

長生天氣力里，大福蔭護助里，皇帝聖旨……和尚、也里可溫、先生每，不揀甚麼差發不著，告天祝延聖壽者……這的每宮觀里，他每的房舍里，使臣休安下者，鋪馬、袛應休與者，稅休與者。但屬宮觀的水土、園林、碾磨、店舍、鋪席、解典庫、浴堂，不揀甚他每的，不揀誰休倚氣力者。更這和尚每道有聖旨么道，沒體例的勾當休做者。做呵，他每不怕那甚麼！

▍「元氏開化寺聖旨碑」碑文強調要免去包括佛教僧人在內的所有宗教神職人員的差役和賦稅，並保護他們的財產。這些宗教人員也不得仗著有聖旨保護而去違法亂紀。

為了保留原意，避免紕漏，元朝翻譯官在把蒙古語譯成漢語時，並沒有使用漢語中常用的「主-謂-賓」結構，而是機械套用了蒙古語最常見的「主-賓-謂」結構，從而生造出「沒體例的勾當休做者」這樣令人費解的句子。

具體用詞中，強行翻譯的痕迹也不少，如蒙古語中存在、漢語中卻不存在的名詞複數，就被強行翻譯成「每」。

翻譯官或偷懶、或能力低下，把當時北方地區流行的白話辭彙直接硬塞進了蒙語語法結構中，便形成了我們所看到的「XXX 每」、「XXX 有」、「XXX 呵」、「XXX 那般者」這樣奇怪的語言。

這種「硬譯」的翻譯方式，十分類似於日本人和他們的翻譯官所使用的「協和語」。如「俺大位里坐地有」這一句，就與「你的皇軍的幫助，我的錢的大大的給」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熒屏上的「近代通事官」

元朝版「協和語」的影響與通行程度，大大的強於後世日軍翻譯官搞出的「協和語」。

在今天漢族視角史觀里，1000 年以來的中國王朝為「宋元明清」，宋明之間只有不足百年的少數民族統治。但對於元大都一帶生活的漢人而言，直到元皇室北逃，他們經歷的王朝是「遼金元」，四百餘年裡，各族往來早成了日常，而居統治地位的族群都來自阿爾泰語系。

因此，諸阿爾泰語融進漢語，從五代十國時期就開始了，在蒙古辭彙進入前，中國北方很多地區早已形成了所謂「漢兒言語」。與我們理解的漢語不同，「漢兒言語」中已經出現了「主-賓-謂」結構這樣的語法。

到了元代，它甚至被收入高麗的漢語會話教材，因為「如今朝廷一統天下，世間用著的是漢兒言語」，在多民族雜糅的大都，不通「漢兒言語」，做買賣都會遇到障礙。

▍朝鮮流行的漢語會話讀本《老乞大》中的「漢兒言語」

不過，北方的「百姓每」用慣了的「協和語」，南方人就不太容易接受了。至元三十一年（忽必烈在位最後一年）春節，江南鹽官縣學教諭黃謙之就創作了一副春聯，諷刺到處通行的「協和語」：「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

「協和語」影響之廣泛，即使在漢人創作、欣賞的元代文學作品中都能看出其影響。關漢卿的名作《竇娥冤》，即出現過典型的「協和語」句子：

你如今在這裡。早晚若頑劣呵。你只討那打罵吃。

甚至看重文字優雅的儒家學者，也會在作品中寫出「協和語」特徵明顯的詞句。

如著名理學家許衡，在他進呈忽必烈御覽的理學著作《大學直解》里，就一改 「之乎者也」的刻板形象，非常「協和」地使用起了蒙古皇帝能夠看懂的漢文，用詞之淺白，幾乎超過為中學生講解文言文課文的當代語文教師：

如人身上有塵垢，今日洗了，明日又洗，每日洗得身上乾淨，若一日不洗呵，便塵垢生出來。恰似人心裡常常地思量呵，好公事每日行著，不教錯了，若一日不思量呵，恐怕便行得錯了。

▍引文來自許衡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句

包括朱氏父子，使用白話文除了依襲前朝制度外，可能也有方便溝通的考慮。朱元璋發給戶部、軍戶的文書常用白話，而供全國人民閱讀的《大誥》就以文言寫成。

▍《大誥》

更別提在特殊的歷史時刻，用白話文下達命令更能簡明扼要，如朱棣在處置建文帝遺臣的妻女時，就用白話文向錦衣衛作出指示：「抬出門外著狗吃了。欽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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