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康有為竟提出中日合邦論，倘若成功了，後果無法估計

導讀：康有為很小的時候就以「聖人」自居了。 按照《康南海自編年譜》所記，康有為生於十三世書香門第，幼隨祖父讀書，4歲，外祖即「期以將來大器」。6歲，長輩皆稱譽「謂此子非池中物」。12歲，享有「神童」之名。20歲，徹底放棄詞章考據之學，效仿明朝大聖人王陽明，靜坐養心。

——————————分————割————線————————

如果現在有人提出中日合并的觀點，恐怕會被人噴。沒錯，抗日戰爭是一條艱苦的路，我們的同胞，經過多年的浴血奮戰，才將這些侵略者趕出我們的國家。現在中日兩國雖然不再開戰，但有句話說得好，歷史是不能被遺忘的，遺忘等於背叛。如果在這個時候，提出什麼中日合并的觀點，那至我們曾經千千萬萬浴血奮戰的戰士們，又於何地？

而這個觀點，卻原來是在一百多年前就被提出了，提出它的還是戊戌變法的主要發起者，康有為。

在戊戌變法中，康有為曾經提出過一條重要的救亡之策，那就是中日合邦。

戊戌年，康有為及其黨徒積極推動光緒搞「中日合邦」

甲午之敗將「康（有為）黨」推上了改革前台。「康黨」名義上雖高舉「維新」旗幟，但其政治傾向「反滿反清」，其具體政治行為，更有濃重的「革命」嫌疑。

「維新」抑或「革命」，自然並無對錯可言。真正可議者，乃在其具體內容。如康有為意欲鼓動光緒設立「制度局」，以架空、取代清廷自中央到地方的現有各級官僚行政機構，即屬異想天開，斷難實現。而戊戌年最荒唐的政治構想，莫過於所謂的「中日合邦」。

關於「中日合邦」，康有為在《自編年譜》並不諱言：「(我當時)與日本使矢野文雄約兩國合邦大會議，定稿極詳，請矢野君行知總署答允，然後可以大會於各省。」同時，康還曾讓其心腹楊深秀向光緒上奏，建議「我皇上早定大計，固結英、美、日本三國，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誠天下蒼生之福矣」。

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曾要價一百萬兩，向張之洞、李鴻章等兜售救國「妙策」——「延請外國監管中國的外交和政治」。

較明確透露「合邦」之具體內容者，乃康黨骨幹宋伯魯之奏摺。奏摺稱：「英國教士李提摩太來京，往見工部主事康有為，道其來意，……擬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別練兵若干營，以資禦侮。……今擬請皇上速簡通達外務、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學士李鴻章者，往見該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與之商酌辦法，以工部主事康有為為參贊，必能轉禍為福，以保乂我宗社。」

所謂「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意即參與「合邦」之國，其現存政府架構完全作廢，須另由康有為、李提摩太、伊藤博文等人挑選百名外國顧問，全面接管中國的政治、軍事、財政、外交等一切事務。

維新喋血後，因其「排滿反清」立場，康黨仍未放棄「中日合邦」

上述材料，一方面證實康黨當日確曾積極運作「中日合邦」乃至「中日美英合邦」，另一方面，又透露出康黨意在誇張其辭以欺玩光緒。如茅海建先生披閱史料甚廣，亦坦承：「康稱與日本公使矢野文雄已『約兩國合邦大會議』，我卻尚未查到相關的史料」；至於楊深秀、宋伯魯之奏摺，稱美國亦涉入其中，則毫無史料可證；惟有英國傳教士、政治投機分子李提摩太，倒確實在「合邦」問題上與康有為一拍即合——事實上，早在與康黨合流之前，李提摩太就曾要價一百萬兩，向張之洞、李鴻章等人兜售其「延請外國監管中國的外交和政治」，以抵禦列強瓜分的「妙策」。

換言之，目下尚無任何材料，能夠證實康黨在攛掇光緒搞「中日（美英）合邦」之前，曾與各國官方人物有過任何實質性的接觸、達成過任何實質性的共識，其「挾洋自重」以欺玩光緒之意，至為明顯。但這是否意味著：康黨搞「合邦」，如某些學者所辯護的那般，僅系「挽救新政」的權宜之計？

答案是否定的。首先，早在1898年初，梁啟超就曾命康黨經營之「大同譯書局」翻刻、出版了日本人森本藤吉所著之《大東合邦論》，該書之主旨，乃是宣揚日本應該與朝鮮合并為「大東國」。梁氏並親撰序文為之宣傳。

其次，「合邦」之「邦」，在晚清翻譯語境中，明確系指美國之「state」（州）。如1868年張德彝出使美國，其遊記稱：「合眾國議事廳，……排座各邦紳士二百七十餘名」。因「state」擁有較高的自治權，故康黨骨幹洪汝沖，才敢在勸說光緒「合邦」時說：「此事若在歐西，即合為一國，亦不為怪。」

再次，也是最值得注意的，戊戌喋血之後，康黨仍未放棄「中日合邦」的構想。如1899年11月，康黨「自立軍」領袖唐才常在《亞東時報》上刊文，宣稱：「日人保支，而有異於英、美各國用心……斯乃天所以成將來二國合邦之局。」

簡而言之，戊戌年前後康黨運作「中日合邦」，乃是其固有「排滿反清」之政治立場的產物。在該立場下，康黨之舉措，往往不擇手段，乃至於除「制度局」、「中日合邦」之外，尚有「盡賣西藏於英吉利」、「可得善價供新政用」等等荒唐想法。

這是之前發生的，那時，康有為還沒有得到光緒的召見；1898年7月，刑部主事汝洪衝上書光緒皇帝，提出了遷都，借才，聯邦三條建議，他的建議中，除了遷都荊襄之外，他的借才／聯邦二策，都和康有為的中日合邦友異曲同工之處，據史學家孔祥吉先生考證，這份奏摺應該是康有為代擬的。

當然，康有為沒有讓這個中日合邦的理念，僅僅停留在口號上，他和光緒碰上面後，也極力促進光緒見日本前首相伊藤。然而，引入外國人進入中國官員系統執政，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引起了很多官員的恐慌。他們認為，這是一種在無形中吞併國家的行為。

不過後來的結局，大家也都知道了，戊戌變法失敗中日合邦自然也成了泡影，但中日合邦的流毒，卻一直延續了下來，到後來，日本入侵中國，建立的大東亞東榮圈，乃至汪精衛政權的建立，都是中日合邦的變種。

想像，如果當時這個中日合邦的提議被付諸實踐，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恐怕更是愈加囂張，無異於賣國。就像是抗日時的一句口號：談中日合邦者，均按漢奸罪處置。

結束語

台灣學者雷家聖對康黨的「合邦」計劃有過一段議論：

「戊戌變法期間，尤其是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來華之後，伊藤博文與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遊說康有為等變法派官員，接受其『借才』之提議，並利用變法派官員掌握決策核心的便利， 意圖實行其『合邦』的陰謀。對於可能阻礙『借才』、『合邦』計劃的慈禧太后與榮祿，康有為、譚嗣同等人則打算利用袁世凱的軍隊『殺榮祿、兵圍頤和園。』慈禧太后是在明了情勢險峻之後，才當機立斷髮動政變，挽救了此一危局。」

此論是否中肯，不妨見仁見智。筆者亦有一種「見仁見智」——戊戌年慈禧之所以不經過任何審訊、匆忙殺掉「六君子」，背後即有恐公開審訊引出「外國干涉」的隱憂。慈禧對「合邦」一事很可能判斷為光緒不惜借外力與其爭權，故而在1899年有廢除光緒的計劃；這一計劃卻又被外力所阻。次年，慈禧鼓動義和團驅逐洋人，與戊戌年的這條線索顯然有密切聯繫。

後事姑且不論，1899年，中日沒有合邦，已實乃莫大之幸事。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