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資源不是負擔——日本為何沒有留守兒童

文 | 劉新宇

提起上野，一般人會想起櫻花和博物館，但對於很多年長的東京人來說，它還是「東京玄關」——在1954年起的21年間，從日本各地鄉村滾滾而來數以百萬計的農民工，大多從此進入東京，開始了他們「農轉非」的人生。

二戰結束後10年，進入高速發展期的日本，呈現出與以往截然不同的社會景象——以東京為代表的大都市開始形成都市圈，其中的企業和商店為了應付高速增長，產生了「用工荒」，最嚴重的時期勞動力供求比達到1：3。而在鄉村，日本特有的「長子繼承製」依舊，二男三男沒有土地和房屋可繼承，過去他們還可以去參軍或者進勞動力密集的煤礦，但戰後由於軍隊不復存在，加上石油和電力逐漸替代煤炭成為主要能源，因此日本鄉村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勞動力過剩，特別是在家中平均兄弟數6個以上的東北地區，這一問題更加突出。

因此，自然而然的，從1950年代開始，大批鄉村年輕人自發湧入城市，而政府順應這一趨勢，也出台了一系列措施。

當年的歌星井澤八郎有一首流傳頗廣的歌：《啊，上野站》——「上野是心中的車站，假如人生必須從哪裡開始，我寧願是這裡，因為車廂里還有故鄉的氣息」。當年，成千上萬的打工者，懷著思鄉之情和對未來的忐忑，唱著這首歌，從全國各地來到東京。

《啊，上野站》歌碑

1954年4月5日下午3點33分，第一列專門運送農民工的臨時夜行列車從青森發出，開往東京上野，拉開了長達21年的日本城市化大幕。

從1950年代初到1970年代，日本用20多年的時間即完成了城市化改造，城市化率從30%一躍而成70%，這期間，東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人口持續增長，其中以東京為最，目前東京都市圈人口為3700萬，占日本總人口的30%，相當於紐約和倫敦之和。如此迅捷的社會轉型是否產生過問題，特別是像「留守兒童」這類對於鄉村家庭的親情撕裂現象？——這是我此次赴日的主要課題。

▍戶口

日本有戶籍管理，但沒有限制；只有「謄本」，沒有戶口本，任何人（包括取得居留權的外國人）準備長期出行到外地的時候，只要把自己的「謄本」從當地登記遷出，再於14天之內到所在地登記即可，不存在城市和農村的差別——這一點從根本上消除了以戶口劃線，制定各種「區別對待」的可能。任何人在本國國土上，自由遷徙，並且能夠隨處享受到同等的國民待遇。

為了對接城市和鄉村的用工需求，1960年代，日本政府在全國設立了「公共職業安定所」，由政府出面一邊搜集企業用工信息，一邊跟學校合作，將整批的中學畢業生集體送至城市就業，史稱「集團就職」。

到達大阪的集團就職青年

在一部攝於1959年、名為《就職第一年》的紀錄片中，我們看到了那個時代日本典型的「農民工」，他們是來自鹿兒島中學的「集團就職者」。作為戰後教改一個重要內容，義務教育從6年延長至9年，影片中的這些年輕人恰好趕上了勞動力市場上的緊缺。根據《高速經濟增長期的集團就職者》的數據，從1950年開始，城市勞動力的充足率（就職者人數/需求數）從接近80%，一直降到1965年的不足25%.也正因為此，這些被稱為戰後「金卵一代」的打工者受到了政府、社會和僱主的高度重視和呵護——雖然在早期也發生過社保不健全、工資拖欠和勞動條件惡劣等情況，但在一個勞動力賣方市場中，這些都通過市場和行政手段迅速得到了糾正，從而也保證了日本沒有像拉美國家一樣，出現由於工資低、保障差形成的大量城市低收入階層和貧民窟。

▍住房

《就職第一年》記錄了這些年輕的集團就職者們在大阪的日常生活，除了嚴格的入職教育、體檢外，為了讓打工者居有定所，無論是紡織廠、建築公司、機械廠還是商店，都為初來乍到的打工者安排了宿舍。當這些打工者進入到成家立業的年齡，由都市再生機構（UR）建設的大規模高層公屋開始接力，這些住宅被稱為「團地」，因為設計時配套了當時時興的三大件：冰箱、洗衣機和電視機，比起老舊的木質單門獨戶的房子，團地成為當時人們心目中時髦和理想的住房。

在江戶東京博物館的一角，可以看到按照1：1的比例還原的典型團地「一戶建（供一家人居住的公寓）」，雖然平米數不大，但小巧緊湊，一應俱全。根據博物館展出的資料，這些在團地生活的外來務工家庭，除了上面提到的三大件，在收音機、電視機、電飯煲等小家電擁有量上也都領先東京平均水平，可以說率先進入現代化生活。此外，所有公營團地都是出租房，入住順序不再像之前公屋一樣排隊，而由抽籤決定。並且門檻極低，無需保證人，雖然有年薪和儲蓄的門檻，但如果提前付清並不昂貴的1年以上的房租和押金，任何人都可以入住。

典型的團地一戶建室內

▍孩子入學

住房解決了，那麼孩子的入學怎麼辦？當時的東京等大城市，實際上並沒有對於大量務工人員的湧入做好準備，日本雖然不是一個移民國家，但對於城市人來說，因為戶口的不存在，沒法展現「原住民」的傲嬌。

當大量的集團就職者結婚生子，本地學校的容納力迅速出現問題，城市政府沒有選擇限制「外來人口」，而是一方面在已有學校中擴容，加大班級學生數，開設更多班級，另一方面通過借用、租用等方式，動用力量大量建立應急式公立學校。因為日本的公立學校教師會按照一定的周期流動，不存在新老學校間的師資差別，因此不論臨時急就的學校教學硬體如何，在師資能力、教育理念等軟體上，同其他城市學校基本不存在差別。

隨著城市的逐步擴張，一些原本位於邊緣地帶的街區演變為「中心區」，到1970年代，新開設的「農民工子弟學校」由於後發優勢甚至後來居上。當年人滿為患的大班教育、臨建設施不僅追上甚至趕超老校，當年農民工的子女也順利完成教育，在升學就業和心理上與城市原住民孩子沒有差別。

▍善待

即便如此，大量的日本已婚農民也並沒有迫不及待的沖入城市。其原因主要是日本農民「不那麼差錢兒」：首先，戰後日本政府對農村一直採用傾斜政策，1961年開始實施的《農業基本法》，其重要目標之一就是糾正戰前工業和農業長期的收入不均衡。其中，以池田內閣對於米價的大規模支撐和提高農業補貼最為典型；其次，日本農民一直有著「兼業」傳統，在從事農業之餘，利用農閑時間進城做短工是東北和北海道等地區農民的特點。

因此，日本農村收入水平並不低，甚至有人說，日本農民是全世界最富裕的農民，而且迄今為止，日本農村家庭的平均收入水平一直高於城市，也是全球絕無僅有的現象。

而這一切，事實上提高了農民進城務工的期待值，這也倒逼了日本城市政府和企業，為了吸引農村勞動力必須更要「善待」打工者。

從《高速經濟增長期的集團就職者》中的研究數據看，雖然大部分打工者學歷不高，而且多是進入中小企業，但這些年輕人並沒有遭遇「工具化」——他們大多被企業悉心培養，希望這些小藍領能夠成為成為企業的中堅力量。在《三丁目的夕陽》這部膾炙人口的影片中，1960年代來東京的汽車維修廠打工的星野六子可以說就是這樣一個縮影，而影片中那種親如家人的工作氛圍也確實不是導演的人文想像。

《三丁目的夕陽》里堀北真希飾演的打工妹星野六子

於此同時，一些企業還在鄉村就近建廠，這樣不僅使得農民可以就近入職，同時也降低了租地和人工成本，可以說實現了多贏。而這一趨勢在1972年6月，田中角榮提出「日本列島改造計劃」後甚至成為一項國策。

▍農協

不得不提的是，在這種善待的背後，日本農協（JA）的作用巨大。

跟世界上其他國家不同，JA可以說是個全產業機構，從上游的金融（貸款、存款）、到中游的保險，一直延伸到生產和銷售。這種模式不僅使得農民的農業生產和生活獲得了保障，同時由於其組織機構的細密和龐大，JA也在具備了政治博弈的能力。

特別是在出身農家的田中角榮時期，JA主導的農村成為自民黨的「票倉」，甚至一度成為能夠左右競選的絕對力量。因此，農民作為一個群體通過農協具備了政治博弈的能力，而農協則成為農村的政治代言人。這種代言對於農村的利益保障，不僅可以實時反應農民的真實需求，同時在遇到同城市、資本等利益集團的衝突時，不會各自為戰。因此從效果上說：博弈所得大大優於政府從上至下給予的支持，哪怕這種支持是冠以「惠農」的名義。

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日本政客們不管誰上台，都不惜動用各種政策、頂著國內和美國的壓力，保護本國農業、維持高米價（曾是美國米價的2.7倍）、限制進口糧食。因此，即便需要讓農民進城務工，需要迅速的推進城市化，政府也不得不考慮「票倉們」的感受，不僅不可能有半點歧視和差別待遇，而且還要全心全意的改善農民工的社保、收入、住房、醫療和教育。

▍麥克阿瑟和日本人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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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從1945年至1952年，美國對日本實行了長達6年零8個月的軍事佔領。佔領期間，麥克阿瑟通過強硬手段，分拆財閥、進行土改、設立新聞自由、並建立了包括工會和農協在內的社會組織，一方面抑制了政府權力，並打破了既得利益集團的壟斷，重構了已經固化的社會階層結構，使階層流動成為可能，這一切也為日本社會後來的自我治理改變奠定了基礎。

這種改變從日本社會對於戰前發展模式的反思開始，對於戰前兩個重要的結論——「日本資源貧乏」和「日本市場狹小」給出了完全不同的結論。

對於「資源貧乏」，日本人認為過去是把眼光局限於自然資源，卻沒有將「人」列入。而如何將人從負擔變為資源，教育成了核心要素——因此，從明治維新以來就已經非常重視教育的日本再次在教育上加碼，仿照美國改造教育體制，保障100%義務教育的同時，一方面加強高等教育（特別是工科）和專業教育，並且在企業施行的技能教育和現場教育上，同樣不遺餘力。其結果就是，日本國民文化水平再次提升，受過深度教育的人不僅能夠勝任高級產品和服務，獲得體面的收入，同時也打開了社會階層的向上流動的通道，即便是藍領，也可以通過技術創業成為中產階級；即便是再小的企業，也能成為全球某一技術領域的頂級生產商。

對於「市場狹小」，日本人認為過去是沒有解決好分配問題，造成貧富差距過大，導致大部分的民眾沒有購買能力——所以，解決辦法就是實現均質發展，讓勞動階層不僅成為生產者，而且成為消費者。1961年池田內閣提出10年期「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並且僅用6年就提前完成，1968年日本已經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對於普通民眾來說，切身感受就是著名的「一億總中產」——幾乎所有人都認為自己成為了中產階層，消費是美德——這也是日本歷史上第一次在全社會消滅了絕對貧困。

▍三丁目的夕陽和中等收入陷阱

這些社會改變幾乎與農民工進城同步發生，而相對於城裡原住民，他們這種從鄉村到城市，從底層到中產的感受更加強烈。根據1965年《高速經濟增長期的集團就職者》報告調查，進城務工人員對於「未來生活會更好」的預期比例達到40%，不僅遠高於留在鄉村者（22%），甚至比城市原住民也高了7個百分點。可以想見，一個口袋裡有錢，福利有保障，工作有未來，眼前有希望的人，誰還會把孩子留守鄉村，誰還會讓家庭親情撕裂？

《三丁目夕陽》里建設中的東京塔

在《三丁目的夕陽》里，作為背景的東京塔越建越高，逐漸從地平線上升起，它像是一個里程碑，更像一個平民的紀念堂——從某種意義上說，戰後日本民眾是幸運的，不僅實現了發展的效率，同時實現了發展的公平；不僅迅速恢復了經濟，同時輕鬆逃逸了「中等收入陷阱」，聯想到近期中國國內對於中國是否已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方面的討論，半個世紀前，日本對於公平和效率並舉的發展模式，確實值得我們深思。

（本文原標題：《日本為何沒有留守兒童》）

【作者簡介】

劉新宇 |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資深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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