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評價「騎虎難下」 還要繼續曲解影響因子嗎

來源：中國科學報

製圖 | 郭剛

中國科學報記者 | 胡珉琦

影響因子是聰明人可以玩轉的『遊戲』，影響因子排名也並非是純粹的學術公器。」

影響因子只代表研究熱點，不能直接代表研究水平。」

數字（定量）評價需和同行評議進行配合。定量評價可作為同行評議的補充和參考，而非替代。且數字評價的指標數不能過少，不能『唯影響因子是論』。」

前不久，中國醫學論文大面積被外國學術期刊撤稿事件，再次掀起學術界關於科研成果評價體系的探討。同一時期，在國外任教的一位科學網博主因發表博文，質疑「唯影響因子是論」的評價標準尤其對應用研究者不公，引起了諸多科研人員的共鳴。有博友質問，這樣的學術評價政策真的促進科學研究質量提高了嗎？

近年來，有更多的學術隊伍開始挑戰不恰當地依靠期刊影響因子進行科研評價的行為，可現實是，影響因子的影響力依舊是勢不可擋，對影響因子的曲解還在持續。

你真的認識「影響因子」嗎

在國內學術圈，「影響因子」已經叱吒風雲多年。因為其與學術影響力、職稱、基金、獎勵等息息相關，幾乎沒有科研人員對它是陌生的。但並非每一位科研人員或者科研管理者都真正了解它的內涵，知道它是如何而來又是如何發展的。

影響因子作為對學術期刊影響力評估的指標之一併非是湯森路透創造的。它的真正發明者是美國科技情報所（ISI），1992年併入了湯森路透。自1975年以來，ISI每年定期發布「期刊引證報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簡稱JCR），其中的一個核心指標就是期刊影響因子。

它是指一份期刊前兩年中發表的所有文本在當年度的總被引用數，除以該期刊在前兩年所發表的「引用項」文章總篇數。

一般來說，一本期刊的影響因子越高，證明它的學術影響力越大。因此，ISI最初的想法很簡單，就是用一種文獻計量學的工具來幫助圖書館評估和挑選期刊。後來，影響因子的數值逐漸變成為反映科學家和學者對於值得關注和有幫助的科學研究的判斷。

至此，對於影響因子的解釋仍是粗淺的。使用它的人必須懂得，究竟什麼因素能影響影響因子的高低，這就涉及它的具體計算方法。

從事文獻計量學研究的科學網資深博主武夷山解釋，根據它的定義，科研人員也許以為，被引用的一定都是研究論文和綜述，所以才把它們稱為「可引文獻」，而社評、讀者來信、新聞、觀點等則被定義為「不可引文獻」。但實際在計算影響因子時，分母是某期刊在統計年的前兩年發表的「可引文獻總數」，分子則是該期刊在統計當年獲得的所有引用數量，其中既包括了「可引文獻」，也包括了那些「不可引文獻」。

於是，影響因子就成了聰明人可以玩轉的「遊戲」。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院長江曉原說，一般來講，想要玩好這個「遊戲」有兩種方法。

第一種直接擴大分子。在學術雜誌上發表一篇綜述文章，往往引用率會非常高，於是綜述文章越來越受到青睞，目前影響因子排名前20的玩家中，有10家是綜述類雜誌，其中就有全世界影響因子最高的刊物。

第二種方法是進行雜誌的兩棲化改造。大量增加非學術文本的比重，也就是非引用項的數量，從而減小分母。以《自然》雜誌為例，目前通常有18個欄目，但只有3個欄目是屬於引用項，即學術文本，還有15個欄目裡面都是非引用項。此外，《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美國醫學會雜誌》《柳葉刀》等知名期刊也都是非引用項的「重災區」。

有意思的是，在影響因子誕生之初，計算公式相對合理，即分母部分是包括所有文本的。之所以修改成現在的樣子，還要從ISI的創始人加菲爾德說起。

江曉原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科學情報研究所」是加菲爾德在讀博期間就成立的私人商業機構，無論是SCI報告還是JCR報告本身都是企業的盈利點。

影響因子出現3年後，加菲爾德改變了影響因子的計算公式，《自然》《科學》雜誌的低排名有了顯著的上升。

對雜誌而言，影響因子也並非只關係到自身的影響力評價。江曉原舉例道，《自然》子刊《自然通訊》（Nature Communications）是2010年才正式出版的綜合性期刊，它目前的影響因子達到了12，甚至超過了已有百年歷史的美國國家科學院官方科學周刊《國家科學院院刊》。2015年，它在一年內發表了多達3192篇的論文，並且明文規定，每篇文章收費5200美元（摺合人民幣33000多元）。

「當然，影響因子的商業背景並不必然與公正性、權威性相衝突。但這至少說明，影響因子排名並非是純粹的學術公器。」江曉原說。

影響因子等於影響力嗎

2016年底，學術出版巨頭之一的愛思唯爾推出了自己的期刊影響因子評分系統CiteScore。實際上，就計算方法來說，愛思唯爾主要就是在兩方面做出了調整。一是分母不區分文章類型，也就是回到了影響因子誕生時的設定；二是將論文引用兩年的時間窗口延長至3年。

在業內，它被看成是ISI影響因子的挑戰者。就在2017年2月26日，91歲的加菲爾德在美國去世，人們一定不會懷疑，會有越來越多的機構樂於參與制定新的影響因子「遊戲規則」。

但在江曉原看來，看似不同的影響因子規則其實都是「換湯不換藥」。如果管理者用它來評價某一篇具體的論文，無論用哪一種規則，都存在先天不足。

武夷山提到，影響因子反映的其實是期刊所登載論文的平均被引次數，實際上，每本雜誌都是少量論文佔據了大部分的被引量，影響因子被相對高被引的論文帶上來的。統計發現，從1900～2005年被引用的3800萬篇論文中，僅有0.5%的論文被引200次以上，有一半的論文根本沒有被引用過。這就意味著，即便是一篇發在高影響因子期刊的文章，它也很可能無人問津。

此外，不同學科、領域間研究的熱度差異巨大。有時，不在於研究質量，而是內容是否熱門就能決定一篇文章的被引率。一些冷門、偏門、規模較窄的學科本身受關注程度低，得到認可、被引用所需要的時間周期遠超過影響因子規定的時間窗。因此，用同一套標準對這些研究進行評價是不合理的。這也是北京大學學科建設辦公室研究員、科學網博主賀飛在博文《影響因子的前世今生》中早就指出的，「影響因子只代表研究熱點，不能直接代表研究水平」。

實際上，湯森路透也強調，影響因子是衡量期刊影響力的指標，而不是作為評估作者或機構的替代品。這不是一個文獻計量學工具產生的初衷，但當它的影響力在不斷擴大，對它的扭曲和濫用也愈演愈烈。

國外同樣存在這樣的現象，教師的任命、晉陞以及科研項目的獲取，會把研究工作發表在所謂的「高影響力」期刊上作為重要依據。例如，有的機構在給予tenure（終身教授）時也會考核申請人所發表論文的累積期刊影響因子是否達到一個閾值。

2012年美國細胞生物學年會發表了一份《科研評價的舊金山宣言（DORA）》，當時，它的聲明就非常值得深思。它認為，科學界不應該使用影響因子等評價期刊的指標作為評價單篇研究論文質量的代替指標，也不應該用來評價某位科學家的貢獻，決定是否聘用、提職或經費資助。在決策經費資助、聘用、tenure或晉陞時，應基於論文的科學內容而非所發表的期刊指標來做出評價。

敢於挑戰不恰當地依靠期刊影響因子進行科研評價的這種行為令人讚賞，但是，影響因子的影響力似乎依舊勢不可擋。

數字評價「騎虎難下」

既然一個指標並不適合進行科研影響力的評價，為什麼不直接從評價體系中剔除？

武夷山認為，這是「騎虎難下」。從科研管理的角度，定量評價的好處是統一、便捷，在處處是競爭的學術圈，體現了某種程度上的公平和實用性。因此，有些管理者往往沒有動力去制定一套適合本單位本學科的科學評價體系。

賀飛在《誘惑與困惑：「影響因子遊戲」該如何繼續？》一文中指出，客觀上，影響因子在同一學科內作為一般性評價指標還是有價值和意義的。一般來說，同一學科內影響因子高的刊物的論文發表要求相對較高，文章的總體質量和平均水平也是相對較高的。雖然影響因子並不能完全反映一個科研工作者的水平，但從統計學的意義上講，同一領域內，發在高影響因子雜誌上的文章水平還是要普遍高於低影響因子雜誌上的文章。

這個問題還涉及到現階段是否存在比數字評價更好的方法。在江曉原看來，學界公認的評價方法是小同行的同行評議，這才是回歸學術評價的本真。

武夷山卻表示，目前的同行評議也未必能做到完全客觀和全面。且不論具有小同行評審資格的人力資源稀缺，對於涉及跨學科的研究領域，甚至找不到真正的同行。而且，同行評審受限於主觀判斷和偏見、缺乏透明度，如果是在一個缺乏學術誠信的環境中，同樣存在被濫用的風險。

反之，江曉原認為，同行評審即使出現誤評問題，至少是可以被追責的。「事實上，評審專家並不能隨心所欲，因為他們需要承擔必要的責任。而在所謂『客觀』的評價體系中，也就意味著，沒有任何人需要對一項錯誤的評價結果負責。」

可見，學術評價本身就是如此複雜，這也是為何針對影響因子依然爭議不斷的原因。

不過，一個相對被認可的觀點是，合理化地使用這一指標，數字評價需和同行評議進行配合。對此，武夷山還特彆強調，全世界的文獻計量學研究人員都認為，定量評價可作為同行評議的補充和參考，而非替代。

而且，數字評價的指標數不能過少，不能「唯影響因子是論」。實際上，針對期刊的評價還涉及期刊影響百分位、標準化特徵因子、期刊規範化引文影響力、期刊期望引文數等更多指標。更為關鍵的是，不能將數字評價直接與利益相捆綁。(生物易構 | 更人性的生物化學試劑採購平台 -bioe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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