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湖女俠秋瑾怎跟魯迅過不去

歷史上由於中國文人的軟弱性，關於他們的成見詞語層出不窮。諸如:文人無行。說得就是中國文人散漫而無操守。總得來看，這種成見當然屬偏見，至少它不適用於清末民初革命文人。因為他們是非常有行非常血性的。

當然，即便是革命的大本營里，也並非每個秀才都不怕死、願做死士。敢死的秀才和不願犧牲的秀才，他們的區別在哪裡呢？

讓我們在晚清留日生群里找兩個人。

看辛亥革命歷史，稍加留意，我們會發現，少了一個身影：「硬骨頭文人」魯迅。當時他正值血氣方剛的年齡（辛亥革命那年，魯迅才30歲），而且也是剛剛歸國不久的晚清留日生，但是自始至終，他都沒有染指革命。

是不是他找不到革命隊伍、苦於無法加入？

非也。革命隊伍就在他身邊，反清革命的大本營同盟會就設在日本首都東京，而自1904起魯迅就在日本仙台醫學院就讀，仙台離東京只有300公里，魯迅加入革命無需長途跋涉、更無需翻牆就可實現。何況兩年後魯迅還從仙台搬到了東京，所以參加革命不存在任何客觀條件障礙。據稱，魯迅還確實受到革命動員，但他最終還是避開了革命黨，選擇不革命，這是為什麼？

提起魯迅，不能不提他的同窗陳天華，這是我們要找的另一類秀才。

對今天中國大陸年輕人來說，陳天華似乎是遙遠而生疏的名字，其實他離今天並不遠，他的名字在海內外回蕩百年，其影響不亞於黃花崗七十二烈士。1905年12月8日，為抗議日本政府驅逐中國留學生、提振革命陣營一致對清的士氣，陳天華在日本大森海灣投海自殺，他臨死前留下的絕命詞震驚了當世：

「夫空談救國，人皆厭聞。能言如鄙人者，不知凡幾。以生而多言，或不如死而少言之有效乎？至於待至事無可為始從容就死，其於鄙人誠得矣，其於事何補耶？今朝鮮非無死者，而朝鮮終亡。中國去亡之期，極少須有十年，與其死於十年之後，曷若於今日死之！使諸君有所警動，去絕非行，共講愛國，更卧薪嘗膽，刻苦求學，徐以養成實力，丕興國家，則中國或可以不亡，此鄙人今日之希望也。」

陳天華這段絕命詞說的是什麼意思？陳天華說，那些高談闊論、卻在關鍵時刻貪生怕死的人，人人討厭。人終有一死，與其被動地做亡國奴死，不如為拯救國家主動犧牲。我今天就要主動為國犧牲，喚起中國人的血性，團結起來，對付我們的共同敵人，推翻腐朽的滿人皇室政權。

陳天華這段絕命詞，不啻於給千百年來奉行「好死不如賴活著」的中國人醍醐灌頂，讓同胞們明白：人之為人，還有比生命更重要的東西。那就是個人的自由、國家的尊嚴。

陳天華的死，給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極大觸動，其中就有周樹人（即魯迅）。陳天華死時年僅31歲。而魯迅當時只有25歲，此時的魯迅，已在日本留學了三年，在中國的留日生群中，幾乎沒有魯迅佩服的人，然而陳天華卻令魯迅汗顏。

他們是兩種不同的秀才文人。

陳天華雖被譽為「革命黨之大文豪」，有《警世鐘》《猛回頭》《獅子吼》等革命著作為證。但陳天華不同於一般文豪，他不是光說不練，而是大膽踐行，實言實行。在言論上，他鋒芒畢露；在行動上，他是死士，比日本武士道還武士道，重義輕死，「遇可死之機會而死之」。只要能達到喚醒民眾的目的，不惜以身相殉。

而魯迅是個只發表言語的「純文人」，他不主張行動。他在東京留學時期接觸過一些革命者，傾向革命，同情革命者，有反滿思想，但他並不贊成使用暴力手段，甚至不贊成激烈的言詞。革命黨要他參加組織，採取實際行動時，他表現了猶豫的態度，擔心自己的家人。他在東京聽了號召革命的反清演說，就表示了不滿。後人塑造他的革命家形象時，說他參加了光復會，但卻沒有實在的證據。

在比較陳天華和魯迅時，也有人認為陳天華是個徒撐「匹夫之勇」的「憤青」，而著作等身的魯迅才是「理智的人」。然而翻閱陳天華的言論，並不比魯迅膚淺多少。陳天華不是一個缺乏理智的人，他只是不想把理性當做膽怯的借口。

「吾無可亡之道，彼能亡我乎？」

——這是面對「日本亡華」的憂慮，陳天華給出的深刻見解。說人人都說日本有滅亡中國的野心，但倘若中國自身不走亡國路，誰想滅就滅得了嗎？

「奉勸讀書士子，明是會說，必要會行。」

——這句話是陳天華在他的名作《警世鐘》中的「十勸」章講的，系陳天華之魂：既然統治者不相信語言，那麼我們這些明是非的學子，就應該拿出行動來，讓他們不得不信服！

革命的時候，需要硬漢子，不需要空嘆的文人。陳天華堪稱同盟會的文膽與魂魄，他的精神與膽量影響感染了到當時很多青年人。在這一群體中，年輕人胸懷大志，指點江山，敢作敢為。成為一代風尚。

為什麼不選擇慢慢啟蒙而選擇冒死革命？且看陳天華所說：

「國勢墮落十丈，比如一爐火，千個人添柴添炭，一個人慢慢運水，那火能打滅嗎？兵臨境上，你方才講學問，講教育，能開通風氣，猶如得了急症，打發人往千萬里之外買滋補的葯。直等到病人的屍首都爛了，買葯的人才回來，怎麼能救急?為今之計，唯有不顧成敗，節節打去，得寸是寸，得尺是尺。」

「只有現在舍死做幾次，實在無可奈何了，那後輩或者體諒前輩的心事，接踵繼起，斷沒有自己不肯死，能使人死的……人所不為的，我便當先做，這方算是真讀書人。」

雖然魯迅在陳天華自殺之後也說，滿人入關殺盡了漢人氣節，從此，漢民族失去血性和膽氣。陳天華的出現，實現了漢民族血性和膽氣的回歸或重建（大意）。但他還是堅持以文字救國、而不願付諸行動。

於是，就在陳天華自殺的第二天，在留學生會館中的錦輝館召開陳天華追悼會上，出現了周樹人、許壽裳等人反對集體冒死回國的一幕。被留學生們公推為召集人的秋瑾義憤填膺，宣布判處反對集體回國的周樹人和許壽裳等人「死刑」，還拔出隨身攜帶的日本刀大聲喝道：「投降滿虜，賣友求榮。欺壓漢人，吃我一刀。」

魯迅與陳天華終究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秀才文人。陳天華是文人，也是實際的戰士。而魯迅不是實際的戰士，只是文人中的戰鬥者。他們的不同，不是戰鬥方式不同，而是對死亡的態度。

陳天華認為大家都畏懼死亡，這是無可非議的，人人都有畏懼死亡的天性。但他主張撞著可死的機會，就一定不要害怕。他為自己規划了兩條人生道路：「將來自處，惟有兩途，其一，則作書報以警世；其二，則遇有可死之機會則死之。」

陳天華、史堅如之舉，以及對死亡的態度，令世人敬佩。當時就連日本文人武士，也對他們感佩有加。

日本人與中國人的最大不同是什麼？不少日本學者認為是對死亡的態度。

活躍於20世紀上半葉的日本著名學者德富蘇峰曾將日本人和中國人的生命觀作了對比，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日本人珍惜生命，但不怕死。中國人把人命看得不值錢，卻又怕死。

如此結論，不免有厚此薄彼之嫌。他們的依據在哪裡呢？

對此，他們舉出了中日兩國的改革實例對比。

日本的明治維新為什麼成功，中國的戊戌變法為什麼失敗？他們認為，要因之一，就在於中國的維新黨太怕死，而日本的改革者則非常敢於犧牲。日本明治維新，有多少義士拋頭顱撒熱血，豁出性命與頑固勢力做武裝和暗殺大戰。而反觀中國，那些「公車上書」的書生，大都動口不動手、紙上談兵，只有一個譚嗣同慷慨赴死，其餘都是被動地死。那些四散而逃的維新文人們，之後玩起了保皇的「非暴力」的政治遊戲，再難成事。

德富蘇峰們的話雖然有些自戀，但不無道理。不怕死的民族實言實行，一旦把握住了正確的方向，幹啥啥成。

試想一下，在滿清統治中國近三百年的黑夜中，如果不是後來出現不怕死的非常書生，組成了武裝起義的革命黨，這個近代「最美奴隸王朝」，不知還垂而不死到什麼世紀。

大義赴死的陳天華史堅如，令那些動口不動手的「純文人」躲不開擔當的責問。就如當時的魯迅。他沒參加革命，並不影響他成為偉大的文學家，只是彼時國家更需要的是革命家而不是文學家。而辛亥革命前的魯迅，從經濟到精神都很困頓，是後來革命成功改變了他的處境，使之得到了史無前例的相對自由語境、成為無所顧忌的獨立撰稿人。這恐怕也是魯迅直面陳天華亡靈，感到些許愧疚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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