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東亞變局與近代「外交」一詞的起源——以中朝關係為中心的考察

時至今日，「外交」作為主權國家彼此交往的慣用詞語，早已耳熟能詳，盡人皆知，以至當我們不假思索地將其用以描述19世紀60年代以前的清代中外關係時，可能絲毫意識不到，其時近代意義上的「外交」一詞尚未出現，更遑論其現代意義了。當然，無外交之名不等於無外交之實，這是常識。不過，值得深思的是，近代「外交」一詞的緣起與流變，不單單具有語言學意義，更為重要的是，它是西方主導下東亞變局的直接產物，並與中朝關係的近代轉型密切相關。限於篇幅，本文對於前人的研究不做評述，但文中會有涉及，以下主要從文獻學和中外關係史的角度對這一問題做簡要考察，以期有所發微，便於學界對相關問題做更深入研究。

一、朝貢體制下的「人臣無外交」

明清鼎革之後，清朝在對外交往中承襲明代朝貢體制，先後與朝鮮、琉球、安南、暹羅、蘇祿、南掌、緬甸建立了朝貢關係，隸禮部職掌。除上述禮部所轄朝貢國外，在清朝向西北方向拓疆置土的過程中，中亞、南亞的一些國家或地區亦與清朝建立朝貢關係，並被納入理藩院管轄之下。乾隆中葉，理藩院所轄的朝貢外藩有：「哈薩克左、右部，布魯特東、西部，安集延，瑪爾噶朗，霍罕，那木干四城，塔什罕，拔達克山，博羅爾，愛烏罕，奇齊玉斯，烏爾根齊諸部落汗長」。[1]迄乾隆末年，相繼與清朝建立朝貢關係並屬理藩院管轄的國家和地區包括布魯克巴、廓爾喀、哲孟雄、哈薩克、布魯特、塔什干、浩罕、博羅爾、坎巨提、巴勒提、巴達克山、愛烏罕等。

朝貢體制下的中外交往，以禮儀上的君臣尊卑關係為主要表徵，與基於條約體制的近代西方外交有所不同。是以成書於1912年的《清朝續文獻通考》謂：「迄乾隆五十年，我為上國，率土皆臣，無所謂外交也，理藩而已……國朝尚遣使冊封朝鮮、琉球、越南等國矣，此自撫其藩屬，非外交也。」[2]在朝貢體制業已崩解、西方外交觀念日益深入人心的背景下，後人追述往事的這段文字雖有誇大失實之處，難以涵蓋清代前期對外關係的全貌，但畢竟有其真實依據。清朝與藩屬之間的關係，的確不具西方意義上的外交特徵，也是近代西方列強難以理解和意欲打破的一大障礙。

從詞源上講，現代意義上的「外交」一詞，不僅在中國出現甚晚，在西方亦復如此。1648年簽訂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雖在歐洲範圍內確立了主權國家作為國際關係和國際法的主體地位，也明確了主權國家的對外交往在國家關係中的作用，但當時現代意義上的「外交」一詞尚未產生。英語「外交」（diplomacy）一詞源自希臘語，原意為「一折為二」，本系古代希臘公使出使時由君主或元老院授予的摺疊式證書之謂，至18世紀末，英語「diplomacy」方有今天「外交」的含義。[3]

在中國，「外交」本是古已有之的辭彙，但其含義顯然有別於今日「外交」一詞。先秦秦漢文獻中的「外交」，有「與之交往的外國」、[4] 「人際交往」、[5] 「結交外國」、「人臣私見諸侯」等不同含義。其中，最接近現代外交含義的是「結交外國」，語出《淮南子·詮言訓》：「外交而為援，事大而為安，不若內治而待時。」不過，語中「外交」一詞雖指涉國與國之間的交往，但主要是作為一種策略。而流傳最廣、對後世中外關係影響至深的則是「人臣私見諸侯」之意，源自春秋時代諸侯彼此相見的行為規範。其典據有二：一是魯隱公元年（前722）祭國君出訪魯國，《春秋》載其事為「祭伯來」，而非「祭伯來朝」。對此，《轂梁傳》釋曰：「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一是《禮記·郊特牲》所載的違禮私覿行為：「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及秦漢一統帝國建立之後，隨著對外交往範圍的不斷擴大，先秦時期諸侯與天子之間的朝聘制度遂延伸至對外關係領域，形成歷代相沿的朝貢體制。這樣，先秦特定語境下的「人臣無外交」，成為中外關係的專用詞語，不時出現於後世的文本之中。

有清一代，「人臣無外交」主要作為一種觀念而存在，實踐層面並無多少事例可尋。通過檢閱《清實錄》、《上諭檔》、《宮中檔奏摺》等清代官方檔案文獻，筆者發現，清初至19世紀40年代，與古典外交含義相關的事例只有乾隆朝和道光朝兩例，且都屬人臣私交外國的違禮違禁行為，茲徵引相關文獻如下。

乾隆五十六年（1791），兩廣總督諭福康安奏稱接到安南國王阮光平咨文，並以其母年屆七十，附帶禮物致送。福康安以人臣義無私交，有違體制，欲婉詞照會，卻而不納。為此，乾隆帝特令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

阮光平備位藩封，恪恭侯服，渥承恩眷，比於近臣。上年該國王祝嘏來京，福康安仰體朕撫育深仁，盡心照料，途中往返數月，朝夕相晤，結契良深。友朋交際往來，原屬人情所不廢，況系因福康安之母七旬生辰，備儀稱祝，尤不應固辭，拂其美意。所有阮光平送給儀物，福康安竟當收受，優加酬答，以見投報之情，不必以人臣無外交之義，過於拘執也。[6]

道光十五年（1835）正月，內閣奉上諭：

前據理藩院奏稱，浩罕夷使在該衙門呈遞稟詞，懇求奏請恩施，該衙門撰給駁飭諭帖，一併進呈，辦理尚屬得體。昨日召見大學士長齡，奏稱該夷使曾到伊寓所，饋以土物，僅收受葡萄一盤。該夷使復向長齡呈遞稟詞，經長齡接受，繕寫呈覽。人臣義無外交。長齡身為大臣，自當深知國體，該夷使饋贈土物時，長齡即當諭以天朝體制，概行拒絕。至所遞稟詞，亦應當即駁飭，令其向理藩院衙門自行呈遞。乃長齡並不正詞曉諭，絕其妄瀆，率行收受葡萄，並將原呈代奏，殊屬不合。長齡著交部議處。[7]

以上兩個相似的事例，結局卻迥然有別，耐人尋味。事實上，清代屬國使臣向清朝封疆大吏、朝中大臣呈遞稟文，饋貽規禮，乃至與各級官員詩文酬答，事屬常態，並未因此受到責罰。故福康安的行為不過故作姿態罷了，乾隆帝亦非格外開恩。鑒於安南西山朝統治者阮光平剛剛受清廷冊封為安南國王，且曾親詣闕下為乾隆帝祝壽，則乾隆帝鼓勵臣子與藩臣之間的交誼就更容易理解了。與此相比，道光年間清朝與浩罕的封貢關係則日顯緊張。自道光十三年（1833）開始，浩罕多次對喀什噶爾所屬帕米爾地區用兵，並在喀什噶爾對外國商人自行徵稅。而上述浩罕貢使向長齡所遞稟帖之意，即為要求清廷允其在巴達克山和克什米爾兩地徵收商稅。[8]因事關國體，清廷斷然拒絕。所以，道光帝祭出「人臣無外交」的古訓懲治長齡，本不在於他收受了一盤葡萄和一封稟文，而是他不識時務，代奏稟文。如此一來，他也就成了道光帝的出氣筒。如果不對中外關係的實際形態予以考察，僅作語義上的訓詁解讀，並以 此作為清廷是否恪守古訓的依據，恐難揭示不同時空下中外關係的多重面相。

儘管朝貢體制下屬國彼此之間的交往一般不受限制，但在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朝鮮，基於春秋大義的「藩臣無外交」作為一種事大理念，成為約束其對外交往的行為規範，即便在其以「小中華」自居、視清人為文化「胡虜」的時代，亦是如此。康熙五十六年（1717），有朝鮮漁民遭風漂至琉球獲救送還，朝臣中有人援引萬曆年間事例，建議借進京朝貢之機，向琉球貢使遞送謝咨，轉付其國王。禮曹判書宋相琦疏言不可：

皇朝時則視我猶一家，凡於朝聘交際之間，不甚拘禁。臣未知即今彼中之坦然無疑阻，果如皇朝耶？若謂藩服之自相通書，犯外交之戒，或有嘖嘖之言，則其將以皇朝時亦有此事為解，而可以杜彼之說耶？且萬曆時，則我使值彼使朝貢之日，仍為傳之，譬如列國縞紓之贈，初非王室之所禁也。至於公移禮部，竊恐當時亦不敢為此也。[9]

此議為肅宗採納。可見，朝鮮君臣對於是否恪守藩臣之禮，還是相當慎重的。

清朝與朝鮮的封貢關係賴武力高壓確立，康熙至雍正年間，清廷先後九次減免朝鮮歲貢，兩國關係隨之緩和。據朝鮮史料記載，雍正元年（1723），朝鮮朝貢使臣歸國後，向景宗國王奏報說，清廷主動示好的這一舉措，得力於一個名叫常明的朝鮮人後裔。其曾祖於「丁卯之役」（1627）被擄，從此世代為清朝子民。其母對康熙帝有養護之恩，憑此「阿保之功」，常明受寵於康熙、雍正二帝，並與王公大臣過從甚密。正是他從中斡旋，才有清廷的一次次蠲貢之舉。不過，撰修《朝鮮景宗實錄》的史臣言及這段史實時，卻有以下評語：「前後奉使之臣，輒因常明，雖得濟事於一時，而私交鄰國之嬖臣，已非正大之道。且常明雖曰我人之後，既為他國之臣，而敢有外交，其為人之不能謹重，亦可知矣。如或彼我之間，利盡釁開，君臣之際，寵衰疑生，則安保此等事，不為常明之罪，而患及我國乎？吁可戒也已！」[10]在此，藩臣義無外交，又作為朝鮮正統史觀的內涵之一而載諸史冊。這一理念在朝鮮可謂根深蒂固。

道光十二年（1832）六月，英國東印度公司僱員胡夏米乘船駛抵朝鮮古代島，欲求通商，當地官員以「藩臣無外交」拒之，朝鮮國王隨即咨文清朝禮部，言其始末。[11]為此，道光帝特頒諭曰：「該國王謹守藩封，深明大義，據經奉法，終始不移。誠款可嘉，宜加優賚。著賞賜該國王蟒緞二匹，閃緞二匹，錦緞二匹，素緞四匹，壽字緞二十匹，用示嘉獎。」[12]至同治年間，清朝已與多國立約通商，洋務事起，而朝鮮則仍持閉關鎖國之策。同治五年（1866），法國借口朝鮮迫害傳教士而派軍艦入侵朝鮮江華島，是為「丙寅洋擾」。事後，朝鮮政府不僅以「藩臣無外交」為憑拒與法國交涉，且以此為罪名，將曾以貢使身份向清朝禮部尚書私自投書談論此事的李興敏「譴罷」。[13]

二、近代「外交」一詞之起源與早期流通

有論者指出，將近代「外交」一詞用於國際關係討論，在中國始見於光緒五年（1879）薛福成的《籌洋芻議》。[14]揆諸史實，儘管近代「外交」一詞的起源與西力東漸有關，但將薛福成所言「彼西人之始至中國也，中國未諳外交之道，因應不盡合宜」[15]之語作為近代「外交」一詞發端的標誌，未必精當，故有必要進一步申說。

如果說西方列強對東亞的侵略改變了近代東亞政治版圖的話，那麼，基於西方區域性經驗的國際法的傳入和流通，則蕩滌著東亞固有的秩序觀念，朝貢體制的瓦解僅僅是時間問題了。在此背景之下，近代「外交」一詞的初見，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西方意識的印記。

如所周知，談及國際法的傳入，美國人丁韙良於同治三年（1864）所譯其同胞惠頓的《萬國公法》一書，是一個重要節點。正是在該書中，近代意義上的「外交」作為一個譯詞，首次出現於漢語辭彙之中。該書在論諸國「自然、自主之權」時，援引1827年英、法、俄三國所訂敦促希臘、土耳其兩國複合之約，其中第二條「略述英、俄前議希臘之內政、外交也」。[16]有趣的是，作為古詞新意或古詞轉義的這一譯詞的初見，與「內政」一詞對舉並用，與今天的漢語表述習慣並無二致。這恐怕是譯者當初始料未及的。不過，「外交」一詞出現於漢文版《萬國公法》，僅此一例，若用現代漢語翻譯，文中本該譯為「外交」的，則多用「交際」一詞。例如，劉禾注意到，《萬國公法》中有這樣一段文字：「歐羅巴、亞美利加諸國奉耶穌之教者，與中國邇來亦公議和約，中國既馳其舊禁，與各國交際往來，無論平時、戰時，要皆認之為平行自主之國也。」[17]對照英文原文，文中的「交際往來」，便可用現代白話譯作「外交往來」。[18]

近代「外交」一詞雖已啟用，但似乎並未立即引起人們注意。兩年後的同治五年（1866），它才再次出現於漢文文獻，其使用者是英人威妥瑪，並有清朝官員予以回應。

同治四年（1865），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遞交《局外旁觀論》，翌年年初，英國駐華公使阿禮國以照會的形式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遞交其使館參贊威妥瑪所撰《新議略論》。應該說，「兩論」是中西關係一度緊張的產物。當時，依據中英《天津條約》議定的條約口岸，唯獨潮州因當地官員極力抵制，尚未開放，致使中英紛爭不斷；而同治初年發生的法國傳教士被殺的貴州教案，也一直懸而未決，招致列強不滿。故「兩論」勸言清政府改革弊政，信守條約。赫德陳詞中未用「外交」之詞，使用「內政、外交」稱謂的是威妥瑪。至於威氏用詞是否受丁譯《萬國公法》的影響，不得而知。

在《新議略論》中，威妥瑪以「中國內患甚深，外交或有未至失和，大概亦皆冷淡」為詞，勸說清政府派遣駐外公使，進而指出內外形勢的古今之別：「蓋其內政、外交兩節，今已互結，不能分論，此系今時與古不同之要處也。」[19]該文的主旨是希望清政府「內改政治，外篤友誼」，以此而論，威氏所用「外交」一詞的內涵，承續了「結交外國」或「對外交好」的古典外交語義。時過境遷，這一古詞新用，竟出自西人之手，可謂意味深長。

隨後，恭親王奕以「兩論」入奏，稱其「所陳內治、外交各種利弊，反覆申明，不無談言微中」。提出「由該督撫大臣各就各地，亟早籌維，仍合通盤大局，悉心妥議」。[20]又「請預籌遣使之道，並與各國君臣相見禮節，密慎妥定，切宜周備，此外交第一要義」。[21]這是清代奏摺中首次出現近代「外交」一詞，且所指並不限於一般意義上的對外交往，而將清廷所面臨的派遣駐外使節及其相關禮節等問題納入其中，並視之為外交第一要義。自此，近代外交的內涵逐漸豐富。針對奕所奏，清廷諭旨中將赫德所論歸為「內事、外事」兩端，並在提及威妥瑪《新議略論》時謂：「所論外交各情，如中國遣使分駐各國，亦系應辦之事。」[22]這是清代上諭中首次出現近代「外交」一詞。接著，清廷命封疆大吏對「兩論」條分縷析，悉心妥議，速行密奏。但在所有奏議中，惟有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言及「外交」一詞：「外交之道，我處心信而是彼不疑。守信之法，務在中國官民，均以條約為準。」[23]這似乎表明，當時清朝官員對這一概念並不熟悉，而且崇厚筆下的「外交」，語義仍屬古意的策略範疇。

此次圍繞《局外旁觀論》和《新議略論》的討論，範圍僅限於恭親王奕和少數督撫大臣之間，且系專折密奏，故「外交」一詞雖為數人多次使用，卻未流通。彷彿突然間來了一場偏東雨，來也快去也快。此後近十年間，無論是官方檔案還是精英文獻中，皆無其蹤跡。

進入19世紀70年代，隨著西方列強入侵的加劇，東亞朝貢體制岌岌可危。時人王之春曾從「理藩」的角度，談及這一態勢：

固邊者不可不恤藩，以藩服即邊疆之屏障也。國朝邊藩有四：曰安南，曰緬甸，曰暹羅，曰南掌；海藩有二：曰高麗，曰琉球。緬甸見侵於英，國勢日蹙；暹羅依附於英，朝貢不入；南掌介於暹羅之間，已有不能自存之勢。是三國者，無庸高論矣。安南屢為法人所侵削，現雖割地求和，而西貢不復，東京堪虞，勢亦岌岌矣……琉球既為倭人所滅，夷為縣鄙，幸此案至今未結，尚有轉機……高麗歷遵聖教，恪守藩封，而北逼於俄，南迫於倭，式微之嘆，幾不能免。[24]

在此背景下，「外交」作為討論國際關係的一個詞，逐漸引起時人關注，並通過國際法和中朝關係兩條途徑得以流通。

光緒元年（1875）二月，直隸總督李鴻章奏請向日本派駐公使，認為「自來備邊馭夷，將才、使才二者不可偏廢。各國互市遣使，所以聯外交，亦可以窺敵情」。[25]文中的「聯外交」之說，置於現代漢語語境下，語義較前已有模稜之感，蓋為本自古意的「聯外國」。數月後，日本挑起「江華島事件」，朝鮮局勢的走向日益引起清廷關注。是年年底，李鴻章在給朝鮮領中樞府事李裕元的復函中詢及韓日交際情形，並於次年致函總理衙門稱曾藉此「略及外交之意」。[26]這是有關中朝關係的中方文獻首次使用近代「外交」一詞。此後，李鴻章與李裕元多次書信往還，並為兩國當局所認可和鼓勵，其行為本身頗合現代國家高層政治外交的慣用做法。[27]至於朝鮮漢文文獻中的近代「外交」一詞，據筆者目力所及，最早出現於光緒五年（1879）李裕元致李鴻章函中。是年七月，李鴻章致函李裕元，勸言朝鮮「與英、德、法、美、通商，欲為牽制日本，防止俄人窺伺」。李裕元則在復函中以「敝邦僻在一隅……自治方內，未暇外交，而況泰西之學，有異吾道」[28]為詞婉拒。

與此同時，近代外交概念又憑藉國際法的傳播而漸為時人熟悉。繼《萬國公法》之後，光緒二年（1876），丁韙良又與其同文館弟子合譯了德人馬頓斯的《星軺指掌》一書。該書已在多處使用西方意義上的「外交」一詞，如第一章第一節的標題為「論外交緣由」；第二節「論總理大臣之職」時提到：「該大臣務須熟悉萬國公法、近代政治、天下權勢、通商利弊、以及富國強兵之策，立約聯盟之法，內治外交之道。」第二章第二節對「半主之國」解釋說：「凡邦國能自理內政，而無外交之權者，謂之半主之國。」[29]同年，清朝開始派遣駐外使臣，《萬國公法》、《星軺指掌》以及此後譯刊的《公法便覽》（1877年）、《公法會通》（1880年）等，成為駐外使臣的必讀和必備書，駐各國公使、領事等由此成為最早通曉和使用近代外交概念的一個重要群體。

《星軺指掌》刊印的第二年即1877年就已通過日本駐朝公使花房義質傳入朝鮮，一同傳入的還有《萬國公法》。[30]自此，「外交」、「萬國公法」等近代新名詞漸為朝鮮士人所知，並出現於官方文獻中。令人感嘆的是，朝鮮最早使用「外交」新名詞的李裕元，儘管其與李鴻章的通信聯繫出自高宗國王之意，然因頑固守舊，拒與歐美立約通商，於1881年經各府司聯名參劾，遂被流配平安道，其罪名依然是違背「人臣無外交」的君臣大義。[31]

19世紀80年代以降，日本將琉球廢藩置縣的前車之鑒，使清政府更加關注朝鮮局勢，以防其步琉球後塵。在此背景下，清朝開始干預朝鮮的內政外交，「外交」遂為中朝兩國討論朝鮮對外立約通商問題時的常用詞語。

光緒六年（1880）十月，駐日公使何如璋以朝鮮願與美國通商函告總理衙門，並附送自擬《主持朝鮮外交議》，其中說道：「應請朝廷會議，速遣一幹練明白、能悉外交利害之員前往朝鮮，代為主持結約，庶屬國之分因之益明。」[32]總理衙門以此徵詢李鴻章的意見，李於復函中指出，何議「慮及聽朝鮮自行結約，他國皆認其自主，而中國之屬邦忽去其名，固不為無見。但使朝鮮能聯絡外交，以自固藩籬，則奉吉東直省皆得屏蔽之益」。[33]次年年初，總理衙門以「朝鮮近日情形，亟宜聯絡外交」，奏請「嗣後遇有洋務緊要之件，請由北洋大臣及出使日本大臣與該國通遞文函，相機開導」。[34]文中「聯絡外交」一詞，顯系照搬李鴻章用語。不僅如此，這一用詞還出現於其他官員的奏牘中。是年七月，會辦南洋海防大臣丁日昌致函總理衙門稱，越南近為法人蠶食，當派人與其君臣密商「自強事宜並聯絡外交之法」。[35]這是「外交」一詞用于越南對外關係討論的最早記載。

也是在光緒七年（1881），朝鮮吏曹參議金允植奉國王之命，率70餘人赴天津學習兵器製造，其間他在與李鴻章會晤筆談時，曾多次使用近代「外交」一詞。[36]光緒八年（1882）年，在中方馬建忠的主持下，朝鮮與美國簽訂《朝美修好通商條約》，同時，朝鮮政府以照會形式向美方聲明：「朝鮮素為中國屬邦，而內治、外交，均由大朝鮮國君主自主……至大朝鮮國為中國屬邦，其分內應行各節，均與大美國毫不干涉。」[37]至此，「內治、外交」概念出現於朝鮮官方的對外關係文書。隨後，朝鮮相繼與英、法、德立約通商，並援朝美條約先例，向各國遞交「屬邦宣言」的照會。

三、晚清「外交話語」及其思想史意義

現行各種版本的外交學和國際關係學著作，在討論外交概念時，一般皆從其古典語義直接跳轉到現代語義。與20世紀初年英國外交官兼學者薩道義的經典外交定義[38]相比，今人的外交釋義更加精細和多元，但即便如此，用以衡諸近代外交的具體形態，很可能捉襟見肘，難盡本意。事實上，自近代「外交」一詞起源到現代外交概念固化並成為常識之間，曾長期存在一個無論現代語言學還是國際關係原理難以觀照的「中間地帶」。借用語言學的概念，這一地帶是一個新舊辭彙雜糅的「語義場」，其構成要素可稱之為由近代外交概念衍生或相伴而成的「外交話語」。新名詞在中國近代大量湧現，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更重要的是，其流通與流行，在某種程度上影響著人們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對此，已有學者論及並且指出，「就中國近代新名詞的整體結構而言，僅僅將其理解為單純語言學含義上的辭彙，還遠遠不夠。實際上它們乃由三個層面的內涵構成，即：語言學意義上的辭彙本身；它們各自表示的特定概念和直接凝聚、傳達的有關知識、觀念、思想和信仰；以及由它們彼此之間所直接間接形成或引發的特定『話語』」。[39]晚清「外交話語」，就具有這樣一種特定「話語」的特徵。

在「人臣無外交」的語境下，一提到「外交」，人們總會不由自主地聯想到這樣一些詞語：違禮、欺君、懲戒、恐懼等。現代漢語的「裡通外國」，亦隱約與之存在某種關聯。光緒末年，由近代「外交」一詞衍生而來的「外交官」、「外交方針」乃至「國民外交」[40]等辭彙已頻頻出現於各種文獻。它們雖然屬於晚清「外交話語」的範疇，但本文所探討的，主要限於近代「外交」一詞起源至19世紀八九十年代之間的特定語境之下，與「外交」概念相伴共生、新舊詞語雜陳的如下概念：交際、交鄰、交涉、內政、內治、自主、獨立、干涉、宗主、屬國、事大、進貢等，它們彼此之間構成了當時以中朝關係為中心的典型「話語」，或謂話語體系。而對這一問題的討論，可從不同側面揭示東亞朝貢體制與近代外交體制之間的「過渡相」。

晚清外交話語中，有兩個不易為人察覺且於今天難以理解的現象。其一，如前所述，「內政、外交」對舉並用，最早見於《萬國公法》，且為當代慣用表述方式，但在對赫德《局外旁觀論》和威妥瑪《新議略論》討論時，官方檔案文獻將「內政」一詞改換成「內治」，這一用法一直持續至清末並影響到朝鮮。「內政」、「內治」作為兩個涵義相近的概念，同為古詞，[41]而今，「內治」一詞早已失其本意。至於為何如此置換，於史無征。或許，一個不太牽強的解釋是，晚清對國內事務的戡亂治理，事關中外關係大局，故改用含義具有動態特徵的「內治」一詞。而這一做法，很可能受英國駐華公使阿禮國的影響。阿禮國在向總理衙門呈送威妥瑪《新議略論》的照會中，對中國內外局勢分析說：「更思外交增減，全在內地治亂能否速平。」[42]若此說成立，則恭親王奏摺中首用並於此後流通於檔案文獻的「內治」一詞，便可視為阿禮國筆下「內地治亂」的縮寫，而非對古詞的借用。

其二，李鴻章於1876年致總理衙門函中所用「外交」概念，在此後的上諭中改成了「交鄰」。1879年，清廷以「泰西各國欲與朝鮮通商，事關大局……朝廷不便以此明示朝鮮」，允准總理衙門奏請並傳諭李鴻章，略言：「據該衙門奏，李鴻章與朝鮮使臣李裕元曾經通信，略及交鄰之意，自可乘機婉為開導。」[43]這顯然不是簡單的筆誤所能解釋。「交鄰」一詞出自《孟子》的「交鄰國」。齊宣王曾問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勾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於時保之。」[44]此即後世朝貢體制所本的「事大字小」觀。上諭中對「外交」一詞的改寫，一方面與當時「外交」概念生僻有關，另一方面似乎提示著，朝鮮與歐美的交往，只是中朝朝貢體制的延伸，與中西關係判然有別。而在朝鮮，即使在19世紀80年代末派駐美國公使成行之後，時人仍然認為「交鄰」與「事大」可以並行不悖，但前者已屬古詞新意，用以指稱條約體制下朝鮮與歐美的關係；後者則承載了原屬前者的本意，用以指稱朝貢體制下朝鮮與中國的關係。[45]

近代「外交」一詞起源之後，因其主要是官方和精英所用術語，傳播渠道不暢，故很長時期內，使用而不流通，流通而不流行。直到19世紀90年代之後，它才成為社會各界廣為接受和流行的一個詞語。其間，頻頻見諸各種文獻並可與「外交」置換的是「交際」和「交涉」。前者典據《孟子·萬章下》：「敢問交際，何心也？」朱熹注謂：「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後者則主要是晚清的一個流行詞。基於禮尚往來古意的「交際」一詞的使用，顯示了對外交往的平等意識，這在朝鮮與歐美的交往中亦有所反映。而「交涉」之所以在晚清成為流行詞，是西力衝擊的必然產物，舉凡通商、邊務、簽約、遣使乃至禮制的更張，皆屬「交涉」範疇。其中，同治年間中西雙方圍繞西使覲見禮儀問題曠日持久的交涉表明，清人對傳統禮儀的重視和執著，遠遠超出今人的想像。正是由於這兩個詞語的廣泛使用，薛福成才將近代「外交」的內涵分為交際與交涉兩途，繼1879年刊行的《籌洋芻議》作如此區分之後，他又在1890年奏疏中更明確地解釋說：「查外洋各國風氣，交際與交涉，截然判為兩事。交際之禮節，務為周到，交涉之事件，不稍通融。唯其厚於交際，故可嚴於交涉。」[46]此前薛福成在《籌洋芻議》中謂：「蓋尚考西人之俗矣，西人以交際與交涉判為兩途，中國使臣之在外洋，彼皆禮貌隆洽，及談公事，則截然不稍通融。中國之於各使，亦宜以此法治之，是讓以虛而不讓以實也。」

具體到中朝關係，日本學者岡本隆司已從不同層面對「屬國（屬邦）」與「自主」之間的關聯與抵牾做了詳盡而富有啟迪的論述，[47]無須復言。需要強調的是，「屬國自主」概念提出時，清廷所重的只是朝鮮的屬國名分，它不僅是清廷對中朝關係以往形態的如實描述，亦是藉以對列強宣稱不欲干涉朝鮮事務的託詞。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在朝鮮局勢緊張的壓力面前，清廷從「保藩固圉」的立場出發，開始干涉朝鮮的內外事務，並從國際法中找到依據，將傳統意義上的屬國概念，置換成西方意義上的屬國概念。朝鮮同樣以《萬國公法》和《星軺指掌》的相關闡釋為據，欲爭其自主權利，從而凸現了兩國現實利益之間的衝突，並由此引發朝鮮獨立意識的反彈。這顯然是西方語境下難以理解的東亞獨有現象。朝鮮「事大派」的代表人物金允植曾從傳統與現實調和的角度，談及中朝關係的走向：「我國服事中國，自有數百年相守之典禮。然海禁既開，我國亦以自主自立於萬國之中，則內治、外交，中國不便干涉。而我國素昧交際，若無中國襄助，則必隨事失誤。故中東（指中朝——引者注）兩國須加意親密，隨機暗幫，如一室無間，則亦可以御外人之侮。此親中國之利也。」[48]然而，事實證明，如此「話語」，理想化的成分太濃。

1901年李鴻章去世後，正在日本流亡的梁啟超隨即撰寫《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一名《李鴻章傳》）以言事抒懷。其中說道：「李鴻章之負重望於外國也以外交，李鴻章之負重謗於中國也亦以外交，要之李鴻章之生涯，半屬外交之生涯也。」[49]其時，「外交」已為社會各界廣為使用的流行詞語，然李鴻章作為使用近代「外交」概念已達幾十年之久的清朝重臣，臨終前卻將剛剛取代總理衙門的一個新機構命名為「外務部」。他為什麼不選用「外交部」而是「外務部」這樣一個稱謂，究竟是從「夷務」到「洋務」再到「外務」的固有思維模式的延伸，還是「半屬外交生涯」觸發心中的憤懣所致？個中緣由，已無從查考，只能憑後人不無想像地予以解讀了。

美國天才歷史學家列文森曾沿著費正清「衝擊—回應」模式的研究思路進一步發揮說：「一個社會的語言變化，從客觀方面看，它是外國全面入侵，而不僅僅是純粹的思想滲透的背景下作出的新的選擇；從主觀方面看，它是日益增長的思想緊張的背景下作出的新的選擇，這是一種迫使外國思想本土化和本土思想理性化的強大力量的努力所造成的緊張，一種在普遍的理性要求和特殊的理想要求之間永遠存在著的背離所造成的緊張。」[50]或許，這可以成為後人對包括語言變遷在內的近世東亞世界的解讀，提供思想史意義上的腳註。

注釋：

[1]乾隆《大清會典》卷80。

[2]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卷337，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總第10781頁。

[3]張世明：《新歷史法學的取向：清代宗藩關係多維透視分析》，楊念群等主編：《新史學：多學科對話的圖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613頁注釋。

[4]如《國語·晉語八》謂：「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韋昭注曰：「謂賂其所適之國，厚寄託之而勸勉焉。」

[5]如《墨子·修身》云：「近者不親，無務求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再如《史記·鄧通傳》所言鄧氏「不好外交」，意指不喜交際。

[6] 《清高宗實錄》卷1384，乾隆五十六年八月丁巳。

[7]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第30冊，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頁。

[8]事見《清宣宗實錄》卷236，道光十三年四月壬戌；卷249，道光十四年二月丙申；卷261，道光十四年十二月癸巳。

[9] 《朝鮮肅宗實錄》卷59，肅宗四十三年正月丁巳。

[10] 《朝鮮景宗實錄》卷13，景宗三年九月丙戌。

[11] 《朝鮮純祖實錄》卷32，純祖三十二年七月乙丑。

[12] 《清宣宗實錄》卷222，道光十二年閏九月壬寅。

[13]參見權赫秀：《東亞世界的裂變與近代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46—147、180頁。

[14]前引張世明文。該文經修改刪節後發表於《清史研究》2004年第1期，題為《清代宗藩關係的歷史法學多維透視分析》。

[15]薛福成：《籌洋芻議》，徐素華選註：《籌洋芻議——薛福成集》，遼寧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頁。

[16] ［美］惠頓著、丁韙良譯、何勤華點校：《萬國公法》第二卷第一章第九節，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頁。

[17] ［美］惠頓著、丁韙良譯、何勤華點校：《萬國公法》第一卷第一章第十節，第20—21頁。

[18]劉禾：《帝國的話語政治》，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182頁。

[19]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0，第24、26—27頁。

[20]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0，第11頁。

[21]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1，第28頁。

[22] 《清穆宗實錄》卷169，同治五年二月庚戌。

[23]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1，第28—29頁。

[24]王之春：《清朝柔遠記》，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374—375頁。

[25]王彥威、王亮編：《清季外交史料》卷1，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頁。

[26] 《李文忠公全書》譯署函稿卷4，第31—32頁。

[27]關於李鴻章與李裕元的書信往來，參見權赫秀：《中韓關係近代轉型視野下的李鴻章——李裕元書信聯繫始末及其意義》，《東亞世界的裂變與近代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8—37頁。

[28] 《朝鮮高宗實錄》卷16，高宗十六年七月辛巳。

[29] ［德］馬頓斯著，聯芳、慶常譯，丁韙良校核：《星軺指掌》，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6—7、11頁。

[30] ［韓］金容九著、權赫秀譯：《世界觀衝突的國際政治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88頁。

[31] 《朝鮮高宗實錄》卷18，高宗十八年閏七月辛巳。

[32]全文見郭廷以、李毓澍主編：《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第2卷，「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版，第437—442頁。

[33]郭廷以、李毓澍主編：《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第2卷，第449—450頁。

[34] 《清德宗實錄》卷126，光緒七年正月戊子。

[35]郭廷以、王聿均主編：《中法越南交涉檔》（一），「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年版，第158頁。

[36]筆談內容見［韓］金允植：《天津談草》，［韓］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卷93，韓國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年版。

[37] 《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第3卷，第13頁。

[38]「外交是運用智力和機智處理各獨立國家的政府之間的官方關係，有時也推廣到獨立國和附庸國家之間的關係；或者更簡單地說，是指以和平手段處理國與國之間的事務。」楊立義等譯：《薩道義外交實踐指南》，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頁。

[39]黃興濤：《近代中國新名詞的思想史意義發微——兼談對於「一般思想史」之認識》，楊念群等主編：《新史學：多學科對話的圖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24頁。

[40]關於清末民初「國民外交」概念的討論，參見周斌：《清末民初「國民外交」概念的形成及其含義述論》，《安徽史學》2008年第5期。

[41] 「內治」的出處，一如前述。「內政」出自《後漢書·陳蕃傳》：「臣聞齊桓修霸，務為內政……內政不理，心腹之患。」

[42]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0，第22頁。

[43]郭廷以、李毓澍主編：《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第2卷，第361頁。

[44] 《孟子》卷2《梁惠王下》。

[45]參見［日］岡本隆司著、黃榮光譯：《屬國與自主之間——近代中朝關係與東亞的命運》，三聯書店2012年版，第442—443頁。

[46] 《預籌各國使臣和請覲見片》，《庸庵文別集》，上海古籍出版社985年版。

[47] ［日］岡本隆司著、黃榮光譯：《屬國與自主之間——近代中朝關係與東亞的命運》，三聯書店2012年版。

[48] ［韓］金允植：《天津談草》，［韓］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卷93，韓國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年版，第209頁。

[49]梁啟超：《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飲冰室合集》專集第2冊，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版，第42頁。

[50] ［美］列文森著，鄭大華、任菁譯：《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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