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廣濤：日本國際關係學研究的譜系

日本國際關係學研究的譜系

內容提要：

中國學術界關於日本的研究多側重對政治外交進行對策分析的時政研究，缺少對作為一門學科的日本國際關係學的關注。本文意在彌補這一不足，嘗試對日本國際關係學研究的譜系進行綜述。本文首先梳理了日本學術界關於國際關係「日本學派」的討論，認為日本同行雖然對「日本學派」持審慎態度，但是也在積極地謀求通過日本的傳統以及哲學思維來解釋當前的國際關係，這與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建構主義呈現出一定的親和性。其次，本文對戰後日本國際關係學研究的四種傳統(國家學說、馬克思主義、歷史主義、實證主義)以及當前日本國際關係學爭論的核心焦點(歷史與理論之爭)進行了比較翔實的敘述。最後把國際關係(理論)與日本研究相結合，著重考察了理論如何解釋日本的外交行為，以及區別其他國家的一些特色研究議程。

關鍵詞：國際關係理論；日本學派；日本研究

長期以來中國學術界對日本的研究(此處主要指政治、外交和安全)，多集中在作為政策科學(policy science)的對策研究領域，即日本的政治局勢變動以及對外政策的變化可能給中日關係帶來的影響，反而忽略對作為政治科學(political science)的「日本國際關係學」(當然也包括日本的政治學)進行動態的分析。實際上，日本的國際關係學與日本的對外政策制定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該國的國際關係學者亦不乏為政府服務的政治智囊(political advisors)，而其國際關係學研究導向與外交政策也有著密切的聯繫。中國作為日本的鄰國同時也是利益攸關國，無論是政策研究還是基礎研究，對日本國際關係學的歷史、理論以及現狀的考察尤其必要。

就中國學界對日本國際關係學研究的關注而言，目前尚無學者對日本的國際關係學研究狀況進行系統的介紹。中華日本學會在2011年年會上，曾以「中國的日本研究」為專題探討了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的日本學研究狀況，該綜述涉及政治、經濟、外交、安全、文化、社會以及思想史等多個領域，但是對於日本政治學和國際關係學的學科研究狀況卻沒有提及。其實中國並不缺乏對日本進行研究的綜述和回顧文章，只是研究的視角和問題領域並沒有將作為一門「學問」的國際關係學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是側重於「應用性的對策研究」。

本文對日本國際關係學的綜述主要參照日文文獻，但是為了讓中文讀者更好地了解和認識日本國際關係學研究的歷史和現狀，亦在可能的前提下參照英文文獻，並提供一些與日本國際關係學相關聯的中文譯著。就筆者所知，中國開始系統地介紹和引進日本政治學(包括國際政治學)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日本政治學者豬口孝主持編寫的「現代政治學叢書」曾在日本學術界廣受好評，該套叢書隨即被完整地翻譯成中文，叢書中涉及國際關係的內容，比如田中明彥對世界體系的考察、山本吉宣對國際相互依賴的考察、佐藤英夫對對外政策的考察，以及豬口邦子對戰爭與和平的考察，都融入了新鮮的日本視角和分析原型。20世紀90年代以後，日本國際政治學學者代表，比如豬口孝、山本吉宣、星野昭吉以及大岳秀夫等人對日本政治學和國際政治學進行總結和反思的著作相繼被翻譯成中文。這類學術著作的引進雖然增進了中國學術界對日本國際政治學研究的了解，但是對核心問題領域的論爭和日本特色理論的反思並沒有過多涉獵，筆者希望藉此文予以補足。

在進入論述之前，本文對日本的國際關係研究做如下解釋與說明。相較於中國學術界對「國際關係學」(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這一表述的青睞，日本同行並不太傾向於這一說法，而是採用更為傳統的「國際政治學」(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ory)這一表述。日本學界也普遍認為「國際政治學」只是國際關係學中的一個研究領域，但是鑒於國際關係學與政治學的不可分割性，將國際關係學視為擴大了的「國際政治學」似乎並不為過。當然，日本學術界並不介意二者的混用，只是在系統的學科設置上「國際政治學」這一表述更具有正統性。值得留意的是，日本最權威的國際關係研究協會——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其英文名稱為「The Japan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這樣可以兼具二者的平衡。由於本文的閱讀對象為中文讀者，以及筆者中文學術研究的背景，在接下來的論述中如無特別指出均採用「國際關係學」這一表述。

本文對日本國際關係學研究的綜述主要包括如下五個部分：第一，中國學術界對日本國際關係學的既有研究；第二，國際關係學「日本學派」的言說空間；第三，支撐日本國際關係學研究的傳統；第四，日本國際關係學的理論與歷史之爭；第五，國際關係理論與日本研究。

一 、預備性考察：中國語境下的日本國際關係學

如前所述，中國雖然產生了大批對日本政策研究的相關成果，但是對日本國際關係「學」的研究關注甚少。日本的國際關係學如何與日本的現實政治和對外政策發生聯繫，日本的國際關係學者如何解讀和定義日本的對外政策，以及對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日本國際關係學的歷史、現狀及其未來的解讀，顯得十分不足。本文作為對日本國際關係研究的預備性考察，筆者將首先介紹中國學術界(包括中國台灣在內)對日本國際關係學的研究和評述。

進入21世紀以來，關於「非西方」(non-western)國際關係理論的討論成為國際關係學研究的新動向之一。中國學者在關注「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學派」生成的可能性的同時，也開始關注日本國際關係學的動向和發展。中國學者對日本國際關係學的研究，主要採用知識人類學的研究方法，該研究方法注重個人化(individualized)的研究模式，主要以特定知識分子為案例，對其思想來源、生活環境以及國際形勢進行分析，從而探討日本原生的國際關係理論或思想。

例如，張帆對日本著名現實主義學者高坂正堯(Kosaka Masataka)的國際政治思想進行了比較系統的評述。高坂作為日本現實主義國際關係流派的代表性人物，他對日本作為「海洋國家」的定位不僅為後繼日本國際政治學者所推崇，更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日本的對外政策走向。朱光明則對日本自由和平主義代表人物坂本義和(Sakamoto Yoshikazu)的和平主義思想進行了評析，坂本提倡非武裝中立的和平主義構想，對戰後日本的外交政策則多有批評。坂本義和與高坂正堯之間「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論戰也激活了戰後日本「學術」與「政治」的僵硬關係，為日本國際政治學的研究和應用指出了方向。但遺憾的是，對這兩位分別代表戰後日本國際關係理論不同流派的中堅人物的介紹，除了上述兩篇文章較為系統之外，卻鮮有中國學者問津。

相較於日本國際關係理論形成的可能性，中國學者似乎更加關注日本知識分子國際政治思想(外交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例如唐永亮對中江兆民(Nakae Chomin)國際政治思想的研究，以及苑崇利對石橋湛山(Ishibashi Tanzan)「小日本主義」思想的研究。蘇翊豪、石之瑜和李廷江等人則將平野健一郎(Hirano Kenichiro)的「國際文化理論」作為探究日本國際關係理論的一個嘗試。追究日本國際政治學的源頭，舉凡日本的政治學者都會提及中江兆民的《三醉人經綸問答》等經典著作，但是嚴格說來，這種對國際政治思想的研究到底應該算是思想史的範疇還是國際關係學的範疇還存在爭議。日本學者酒井哲哉、芝崎厚士將這類研究稱為「國際關係思想史」，並通過對日本國際關係思想史的追溯來探討日本國際關係理論形成的可能性。(11)就研究本身而言，中國的學者側重對日本知識分子的思想淵源和形成發展進行分析，並沒有產生將其與日本的國際關係學相掛鉤的問題意識，更無所謂對理論原創性的探討。

台灣學者石之瑜、陳柏宇等人在考察國際關係學的亞洲地方性學派時指出，日本的國際關係學應當佔有一席之地。(12)他們將「京都學派」(Kyoto School)的哲學基底應用到對國際關係學「日本學派」的分析上，特別是「京都學派」哲學的代表性人物西田幾多郎(Nishida Kitaro)關於「場所」的分析，為之後日本國際關係學特色(對規範的青睞)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同時，西田哲學中的「場所」理論，也為戰後日本政府外交政策中希望「成為東西方溝通的橋樑」的立場提供了理論依據。

那麼在具體的研究方向上，中國學者目前尚未有人跟進研究，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學者基本上不認為日本能夠在國際關係經典理論創新上有所突破。唯一的可能性在於從日本的歷史、哲學以及文化中去吸取養分。如下文所述日本本土學者也基本持這一主張。

既有的中文研究文獻，雖然對日本國際關係學做了提綱挈領式的介紹，但是一些更具有張力的問題卻沒有得到解答：例如，當中國學者普遍聲稱要構建國際關係理論的「中國學派」時，日本學者是否也有類似的主張？日本學者的原創性努力體現在哪些地方？雖然中國學者在研究日本的國際關係學時嘗試貼上了「日本學派」的標籤，但這種學派的主張在日本國內學界是否引起了反響？戰後日本國際關係學的形成、發展和學科設置對當前日本國際關係學的現狀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日本國際關係學界是否也存在類似西方同行那樣的「論戰」？日本的國際關係學研究與日本的外交政策如何銜接？

隨著國際關係學界對學科領域的普遍反思，日本也開始了對國際關係學學科體系的研究和反思，本文則主要基於日本方面的既有研究成果對日本國際關係學的知識譜系進行梳理和總結，因此，研究方法以文本分析為主，主要涉及對日本國際關係學科發展史相關的既有研究文獻的介紹，同時筆者主要以日本國際政治學會以及其出版的刊物《國際政治》為參考，通過統計數據明確戰後日本國際關係學研究的發展和變遷。

二 、國際關係學的「日本學派」？

相較於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學派」各類主張的濫觴，日本同行對國際關係的「日本學派」的提法普遍持慎重態度。日本國際政治學會雖然有過對日本國際關係研究進行系統性總結的集大成之作，但是這些研究很少使用「日本學派」或類似表述。(13)這並不意味著日本沒有原創性的國際關係理論，也不意味著日本的國際關係學是對歐美學說的亦步亦趨，只是日本並不把具有「日本特色」的東西視為「日本學派」的必然產物。那麼日本國際關係學的核心是什麼？日本學者對「日本學派」又持什麼樣的見解？本節在分析日本政治學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基礎上，對「日本學派」生成的可能性進行探討。

(一)日本政治學研究的特殊性和普遍性

豬口孝是推動日本國際關係學研究的代表人物。他在一系列著述中都試圖推進日本國際關係學的研究議程，但是他本人並不強調「日本學派」或者日本特殊性可能對國際關係理論做出的貢獻。相反，他探索的是日本哪些學者和理論能夠具有普適性意義，或者對於解釋當前國際關係現象具有積極作用。(14)清水耕介(Shimizu Kosuke)等人的研究也是基於從日本特殊性中挖掘普適性的嘗試而去檢驗是否存在一種「日本的」國際關係理論，他們認為日本的歷史可以提供將日本與國際關係學溝通的橋樑，但也不認為「日本的國際關係學」應該過分強調日本的文化、地緣、歷史特色等明顯區別於其他國家的地方。(15)新加坡學者葛拉漢·翁(Graham G.Ong)雖然討論了具有日本特色(Japanese Characteristics)的國際關係理論的構建問題，但沒有使用「日本學派」或類似表述，也不認為日本特色與日本學派有著必然的聯繫。(16)

其實戰後特別是日本經濟發展走向頂峰的20世紀70～80年代，學術界(無論是日本國內還是國際學術界)都開始將日本作為一個特殊案例，來反思日本經濟奇蹟的根源。查爾默斯·約翰遜(Chalmers Johnson)、傅高義(Ezra F.Vogel)等學者對日本的研究更多是基於日本特殊性(Japanese exceptionalism)的立場予以考察的。(17)在日本國內學術界也出現了對日本的國民性以及能夠表現日本優越特質的考察，比如南博對「日本人論」和京極純一對日本政治特殊性的考察都是專註於特殊性的研究。(18)這種對日本特殊性的關注本身並無值得詬病之處，作為嚴謹的學術著作體現出了上乘的研究水準，但是這類研究如何置於普遍性的解釋框架中，則是迫切需要解決的任務。(19)

總之，日本學術界對日本國際關係學的關注焦點並不在於強調其特殊性和解釋力的限定性(日本或者東亞區域)，而是強調其普遍適用的可能性。一直以來，日本乃至國際學術界都存在著將日本這個國家及其學術研究體系予以特殊看待的現象。在此基礎上也發展出來很多只有日本才通行的概念，這也是上述20世紀80年代日本國民性研究泛濫的主要表現。大約在同一時期，豬口孝(東京大學)、村松岐夫(京都大學)、大岳秀夫(日本東北大學)三人創立了《利維坦》學術期刊，其主要目的就是消除學術研究中對日本特殊性的過度關注，他們認為這種對特殊性的強調不僅不能夠對國際學術共同體的進步提供任何幫助，而且這種特殊性也不能足以解釋日本人、日本這個國家和她的歷史。(20)以豬口孝、村松岐夫和大岳秀夫為代表的《利維坦》學派也開創了戰後日本實證政治學和比較政治學研究的新風，為包括國際政治學研究在內的日本政治學研究的普適化和比較可能性做出了重要貢獻。

(二)「日本學派」的可能方向

由於美國標準化社會科學在當今學術界佔據強勢地位，日本國際關係學要想挖掘日本特色的國際關係理論，一種可能的方法來自對日本傳統和歷史的重新發現。豬口孝指出，如果被問及是否有日本特色的國關理論存在，他給出的回答是「有條件的肯定」(a qualified yes)。(21)例如，豬口孝給出了隸屬於實證主義理論譜系中的「雁型發展模式」以及規範理論譜系中被認為是建構主義理論雛形的集體身份理論，但是由於日本並不具備全球大國的地位(豬口孝認為國際關係理論大多出自大國)，這種中觀意義上的理論是否具有普適性以及能夠為國際關係理論做出何種貢獻還存疑問。

池田丈佑(Josuke Ikeda)總結了日本國際關係學成立的四個判斷準則。他將當前與日本相關的熱門理論應用到判斷準則中，以此來判斷這些理論作為日本的國際關係理論是否成立。(22)

判斷標準A：該項研究由日本學者展開

判斷標準B：至少滿足如下三項中的其中一項，即該研究

(B1)是與日本國際關係學相關的

(B2)應該建立在日本的外交經驗上

(B3)應該建立在日本的思維方式或者哲學邏輯上

判斷標準C：必須全部滿足如下兩項標準，即該研究

(C1)可以超出日本語境得以普遍化

(C2)可以基於一般國際關係理論的基礎上對其評價或批判

判斷標準D：除日本以外不應該存在(如果有的話只是極少數)類似的研究

根據以上標準，池田丈佑以及豬口孝等人將「日本學派」出現的可能性寄托在戰前理論學者身上。例如，豬口孝認為如果非要按照嚴格的標準來審視日本國際關係學的話，那麼具有這種可能性的理論學家恰恰不是來自政治學界。豬口孝將西田幾多郎、田畑茂二郎、平野義太郎視為日本國際關係理論的先驅，他們分別出身哲學、國際法學以及經濟學(殖民政策學)，這也在客觀上說明了戰前國家學說對日本學科體系的重要影響。(23)而芝崎厚士在追溯日本國際關係思想史時則集中考察了田中耕太郎(法哲學)、朝永三十郎(哲學)等人對戰後日本國際關係形成產生的影響。(24)此外，葛拉漢·翁也把西田幾多郎的思想作為探討日本特色國際關係理論的基礎。(25)池田丈佑則把臘山政道(政治學)、大澤章(國家法學)、神川彥松(國際政治學)、田中耕太郎(法哲學)、安井郁(國際法)、田畑茂二郎(國際法)等學者視為日本國際關係理論思想的原型。(26)

以上先行研究不難看出日本學術界的努力集中於對戰前國家學說(關於國家學說將在下一節詳述)的剖析，如果再聯繫前文中國學者對日本國際關係學的考察，可以看出西田幾多郎和他所創造的京都學派在當前學術界探討日本學派可能性時佔據的重要地位。故本文將對西田幾多郎的學術思想與日本國際關係學的相關性進行簡單闡述。

西田幾多郎是日本戰前著名哲學家、「京都學派」創始人，其學術思想兼容東西，博大精深。其中關於哲學中「場所」「空無」的概念，給後人研究日本國際關係理論提供了眾多啟發。比如西田指出，西方文明重視時間觀念，他則主張把空間(即「場所」和「空無」的概念)融入主體性意識中，意圖打破西方一元的線性史觀。(27)在思考日本的前途時，西田指出必須將日本放到世界這個場所中思考，即「世界的日本」，而不是「日本的日本」，同時他還提出「所謂日本人的特殊性只在地域意義上有價值，如果能夠將其核心抽離出來並將其置於世界視域內的話，這才具有意義」。(28)同時西田哲學中強調自我與他者的對立統一性也為後來學者探討身份認同問題給予重要啟示，在這種對立統一的條件下，日本可以展現其作為東西方「文明橋樑」的作用，這種「中間性」(in-betweenness)不僅體現在西田的哲學思想中，而且也被應用到戰前以及戰後日本的外交政策實踐中。

西田幾多郎的思想也被戰時日本軍方所利用，西田所開創的京都學派門下的哲學家如高山岩男、高坂正顯等在二戰時提出了「世界史的立場」這一主張，意圖克服世界史學中的西歐中心主義。所謂「近代」乃是「西洋的近代」，而日本這場戰爭的任務則是要實現「近代的超克」。從學理來說，京都學派哲學家這種打破「西方一元論」和「優越論」的主張是無可厚非的，但是這些主張被日本軍國主義者視為其戰爭正當化的借口，最終結果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近代的超克」虛構一場。

從本質上來講，西田哲學同當前國際關係學界盛行的建構主義有著某種親和性，特別是在強調「自我」和「他者」的對立統一以及關於「文明橋樑」的相關言說中，更能體現這一點。也因此，豬口孝稱西田為本質上的建構主義者，而葛拉漢·翁則認為西田哲學所體現出來的建構主義思想可以視為國際關係日本學派一種可行的路徑，當然類似的主張還可見諸清水耕介、陳柏宇、石之瑜等人的研究結論中。(29)

日本對於文化(culture)或者認同(identity)的偏好由來已久，西田幾多郎只是將這種精神性的東西抽象化並用哲學的語言進行總結。戰後日本國際關係學界所做的是用更接近理論化的方式將這種傳統延續下來。早在歐美之前，日本國際關係學者就已經開始了對文化及其認同的研究，只是囿於研究視野以及使用語言上的限制，這些有創見的研究並沒有獲得太多國際同行的認可，但是不能否定建構主義在日本的存在。比如，平野健一郎基於文化視角對「滿洲國」的考察以及他發展出來的「國際文化論」，再比如馬場伸也對國際政治學中身份認同的考察，都堪稱日本建構主義研究的代表著作。(30)在建構主義理論大行其道的20世紀90年代以後，日本學者也開始積極將他們的研究與建構主義相銜接，並且產生了大量有關建構主義研究的學術作品，這也證明了建構主義在解釋日本國家行為時的自洽之處。(31)

總的來說，日本學者在嘗試發現或者建構國際關係學的「日本學派」時，其出發點基本上建立在對戰前學者言說的分析上。從理論的親和性來看，以提倡文化、身份以及規範等要素的建構主義對於重新發現日本的國際關係理論具有重要啟發意義。當然日本學者也先於歐美從學術和政策兩個領域開始類似於建構主義理論的實踐，雖然這可能跟我們當前所謂的建構主義有所差別，但是這種新鮮的嘗試也從側面說明了通過建構主義發現「日本學派」的某種可能性。

三、日本國際關係學研究的四種傳統

日本是一個善於借鑒、總結和反思的國家，就戰後日本的國際關係學而言，日本學者在結合本國經驗和跟進西方理論進行創新的同時，也不時地會對本國的國際關係學研究做出系統性的總結和反思。例如，在日本國際政治學會成立伊始，當時具有代表性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者川田侃就對戰前和戰後日本國際政治學的繼承和發展進行過文獻綜述性質的研究。(32)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在成立20周年《國際政治》特集上，對戰後日本國際政治學從歷史、理論和區域三個領域進行了全方位的回顧，2009年國際政治學會成立50周年的，學會又分別從理論、歷史、區域以及非國家行為體等四個領域對戰後日本的國際關係學進行了全方位的回顧。(33)

除日本國際政治學會這類組織性機構之外，研究者個人對日本國際關係學的總結和反思似乎更值得關注，這是因為日本國際政治學會作為統一性學術共同體更重視學科的體系性和協調性，而個人研究更重視問題意識和對問題領域的批判性，其學術立場和批判精神可以更鮮明地體現出來。

本節主要以豬口孝的研究為中心對戰後日本國際關係的四種研究傳統進行介紹。豬口孝認為明治維新以來，如下四種研究傳統對塑造當前日本國際關係理論發揮了重要作用，它們分別是國家學說、馬克思主義、歷史主義以及實證主義。(34)這四種傳統雖然並不具有時間上的先後性，但是一般認為國家學說和馬克思主義在戰前佔主流，歷史主義貫穿戰前與戰後，而實證主義則隨著戰後美國政治學的輸入而興起。雖然在豬口孝之後陸續有其他學者對日本國際關係學的研究傳統進行總結，但是大體上也都是以上述四種學說為中心，只是側重點不同而已。

(一)國家學說

國家學說受到德意志國家學(Staatslehre)的強烈影響，相較於理論，該學說更關心與國家政策相關的現狀研究，所以戰前日本的國家學基本上是在政府政策指導下的對策研究，這似乎可以視為當前盛行的政策科學的雛形。國家學說強調國際法、外交史以及殖民政策學等學科的重要性，創刊於1902年的《國際法外交雜誌》是其代表性學術期刊。在國家學說的影響下，日本政治學界的問題意識主要集中在以軍事史學為代表的外交史研究以及以殖民政策學為代表的經濟學研究上。戰後外交史研究繼承了戰前側重對史料進行分析的研究方法，並且成為日本國際關係學的一個重要支柱，即國際政治史研究；而戰後日本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則直接繼承了戰前殖民政策學的研究方法和路徑。

國家學說對戰後日本國際關係學產生的另一個影響還體現在學科設置上。與歐美等國家的大學學科設置相比，日本大學一個突出的特點(短板)是缺少政治學部以及國際關係學部(中國大學中的學院)。據筆者了解，當前日本國立大學中尚沒有哪所大學下設國際關係學部或政治學部，政治學以及國際關係學基本上都是隸屬於法學部的二級學科，借用豬口孝的話來說，「政治學者在法學部處於屈辱性的從屬地位」。(35)只有少數公立大學以及私立大學開設政治學學部或國際關係學部(比如早稻田大學政治學部、立命館大學國際關係學部等)，但基本上都是由現代史、外語、國際經濟、政治學、國際政治、國際法等專業出身的教授混合組成。導致這種狀況的原因恰恰在於日本政府早期對德意志國家學的輸入以及此後衍生的路徑依賴。雖然陸續有政治學者和國際關係學者嘗試將政治學與法學進行有效的結合，或者嘗試將政治學和國際關係學作為獨立的學院從法學院分離出去，但是這些嘗試並沒有產生積極效果。(36)由此可見，國家學說對日本政治學的影響不僅體現在研究方法上，更重要的還在於對學科設置等制度性問題的影響。

就近年的趨勢而言，雖然政治學脫離法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看起來還遙遙無期，但是一些新鮮的嘗試已經開始。比如一些大學設置專門的公共政策學部(例如京都大學、大阪大學、東北大學、北海道大學)和國際開發協力研究科(名古屋大學、神戶大學、廣島大學)專門研究政治學、公共政策學、國際政治學領域中的具體問題。

(二)馬克思主義學說

日本的馬克思主義學說建立在對政府以及對現狀批判的基礎上，基本與當前國際關係理論中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近似。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國家學說和馬克思主義學說堪稱相對立的一組概念，戰前日本的國家學說受到政府政策主導，可以說是一門為日本帝國政策服務的御用學說，而馬克思主義學說是建立在對政府政策批判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理論學說。馬克思主義學說對日本社會科學的影響是從整體上而言的，國際關係學作為社會科學的一個分支，其影響也有一定的繼承性。

馬克思主義學說在日本的盛行大致始於20世紀20年代的「大正民主化」時期，這也是日本「社會科學」作為一門科學開始盛行的時期。在一開始，「社會科學」這一說法從本質上來說就是「馬克思主義」性質的，只是到了20世紀70年代美國實證主義在日本佔據主導地位後，當今意義上的「社會科學」得以脫離馬克思主義的束縛。(37)戰前的馬克思主義學說在國際關係理論中的應用集中體現在其對國家主權學說的批判以及民族自決權的推崇上，二戰後的馬克思主義學說則集中體現在其對《日美安保條約》的批判以及旨在以廢除核武器為目標的和平主義運動上，此外，戰後日本國際政治學界對太平洋戰爭的研究也多基於馬克思主義階級結構的分析視角進行批判。(38)

(三)歷史主義

相較於國家學說和馬克思主義學說，歷史主義和實證主義更側重國際關係學的研究方法論，「脫意識形態」傾向較強。當然，此處所指的歷史主義並非戰後日本歷史學界所秉持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傳統，也不是卡爾·波普的批判意義上的「歷史主義」，而是意在突出國際關係研究中對一手史料和歷史文獻的偏重。相較於前述國家學說和馬克思主義學說，歷史主義和實證主義更加重視研究方法而不是思想或者理論。日本國際關係學界對歷史主義的青睞由來已久，當然他們對外交史料的駕輕就熟也產生了大批重要研究成果。該學說與後來傳入的實證主義理論在研究方法、研究路徑以及問題意識上存在較大分歧，構成了延續至今的「潛在的論戰」。關於歷史主義和實證主義的主張無形之中演變成歷史與理論的論爭，而爭論的焦點筆者將在下一節詳細探討，本節僅就作為研究傳統的兩種學說予以介紹。

歷史主義傳統對日本國際政治學的影響較為深刻，這種影響最早來自國家法學對德意志學說的借鑒和吸收，同時，戰前日本國際法學和外交史學對歷史學研究方法的倚重也直接影響了戰後日本國際政治學(主要是外交史學)的研究範式。豬口孝認為戰後日本的國際關係學研究中有相當大一部分可以稱得上是歷史研究，而國際關係學與其說是一門社會科學倒不如說是隸屬於人文研究的一個門類。(39)歷史主義對國際關係研究的影響還體現在區域研究上，它是戰後日本國際關係學研究中比較重要的研究分支領域，在對區域和國別的研究上，採取歷史主義分析方法的學者也不在少數。

(四)實證主義

此處的「實證主義」是指來自美國政治學中的實用主義分析方法，戰後不久雖然陸續有政治學者比如丸山真男提倡「作為科學的政治學」，但是政治學的科學化就其路徑和方法而言則完全來自美國實證政治學，日本科學政治學的自主意識並未顯現。(40)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是多樣的，美國實證主義政治學所具有的研究規範的統一性、研究方法的科學性固然重要，但更不容忽視的是日本自身政治學體系的發育不良以及由此引發對固有「國家學—政治學」研究傳統的詬病。此外，處於美國佔領體制下的日本對美國學術研究主動或被動地接受也起到不小的作用，戰後大批學生、學者有機會赴美留學，並將美國的研究方法帶回日本，也是實證主義政治學在日本生根發芽的重要因素。(41)

日本國際政治學者田中明彥指出，「雙重輸入」是戰後日本國際關係學(特別是理論研究)的最重要特徵。(42)說它是「雙重輸入」，這是因為國際關係理論本身並無原生的研究方法，而是從歷史、哲學以及經濟學中「輸入」，在輸入基礎上的「輸入」正是戰後日本國際關係學(特別是理論領域)的基本特徵。這種對實證主義的借鑒雖然推進了戰後日本政治學研究的科學化和規範化，但是在此基礎上的創新或者將其本土化的努力似乎並無成效，較之哲學、思想史學、社會人類學等本土化較為成功的嘗試，日本對國際關係學理論的創新顯然還處在摸索過程中。(43)近些年來日本的國際關係研究已經開始越過實證主義的藩籬，開始嘗試通過後實證主義等其他範式拓展其領域和研究議程，關於這類問題將在接下來的章節詳細闡述。

(五)小結

從以上介紹可以看出，國家學說直接關心政府的內外政策，並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了「殖民政策學」這一具有特色的國際政治研究領域。(44)戰後國家學說作為一項具體的研究議程已經銷聲匿跡，但是在其影響之下的學科設置則一直持續至今。馬克思主義學說強調對政府的批判以及從階級和經濟基礎來分析日本的對外行為，這種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研究旨趣在戰後風靡一時(比如批評戰前的軍國主義行為和太平洋戰爭時期的對外政策)，其後隨著實證主義等「脫意識形態」研究方法逐漸在日本確立主導性地位，馬克思主義學說對日本國際關係研究的影響日漸式微。而歷史主義和實證主義作為當前主流的國際關係研究方法，就研究議題和導向而言已經逐漸發展成了一對具有爭議性的概念，即歷史與理論之爭。

四、日本國際關係學的「理論」與「歷史」

國際關係學中「理論」和「歷史」的辯論由來已久，1997年《國際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雜誌刊登了以「理論與歷史」為主題的研討會文章，將國際關係理論與歷史之辯推向新的高潮。(45)日本作為國際關係理論的輸入國，並沒有經歷過國際關係理論史上的幾次大辯論，持不同研究路徑和理論立場的國際政治學者亦是各自為政、互不干涉，但是潛在的論爭正在成形。除了當前國際關係學界普遍爭論的焦點之外，日本的國際關係學界內部的爭論還有一些具有日本特色的元素，本節主要以理論與歷史的論爭為主進行闡述。

(一)日本國際關係學潛在的爭論

田中明彥指出，當前日本國際關係學界有如下三種類型的潛在論爭值得留意。第一，歷史研究特別是外交史研究與國際政治學理論間的論爭；第二，區域研究和國際政治學理論間的論爭；第三，以國家為中心的研究和以超國家行為體為中心的研究之間的論爭。(46)由於地域研究繼承了歷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論(據筆者了解，日本大多數地域研究都採用歷史主義的路徑，只有少數基於實證主義視角進行分析)，所以第一和第二類論戰本質上仍舊是理論與歷史的論戰，而第三類論戰則可以視為理論內部的論戰。

就國際關係理論內部而言，日本學術界對於這個舶來品並沒有明顯的論爭意識，即使在理論內部也沒有萌發出關於自由主義、現實主義以及建構主義之間的相互批判。戰後日本就「主義間」的批判而言，唯一能夠稱得上論戰的是針對日本外交政策「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之間的論戰，但是這種論戰與其說是學術上倒不如說是時政輿論領域的論爭。

以現實主義者自居的高坂正堯認為日本應該堅守「和平憲法」和《日美安保條約》雙重屏障，而被認為是理想主義者的坂本義和則主張日本的非武裝中立政策。(47)事實上坂本義和並不認為自己的主張是理想主義的，他在芝加哥大學留學期間師從現實主義大師漢斯·摩根索(Hans J.orgenthau)。坂本認為其非武裝中立的主張乃是基於政治現實而提出的，沒有誰是能夠超脫於現實的理想主義者。(48)高坂和坂本的論爭雖然集中在時政領域，但分別代表了國際關係理論中兩大流派的主張，從而將學術與政治(理論與政策)緊密結合起來，其後日本學術界在回顧戰後日本外交理論時必然會提及20世紀60年代的「高坂·坂本論爭」。(49)

就當前日本國際關係學的現狀而言，論爭也只是潛在的，四種研究取向依然處於各自獨立的狀態。日本國際政治學會下設四個研究分科會，即理論、歷史、區域和非國家行為體，會刊《國際政治》雜誌的編輯出版也是交替刊載上述四個領域的研究論文。為紀念日本國際政治學會成立50周年而出版的集大成之作《日本的國際政治學》(共四冊)也是分別從理論、歷史、區域和非國家行為體的角度對日本的國際政治學研究進行評述。

以上四種研究路徑中尤以理論與歷史的對立最值得關注。在田中明彥指出理論與歷史潛在論爭的可能性之後，日本學者陸續展開對該問題的探討，其主要目的是如何實現理論與歷史的協調和共處。(50)由於理論與歷史之爭並不是日本特有的爭論，所以日本學術界的研究也多半基於普遍性的視角，對當前國際關係學界中理論與歷史的論爭以及融合的可能性嘗試進行論述。例如，保城廣志認為，歷史分析不能僅僅停留在言說分析或者為理論研究提供案例支撐的階段，歷史分析本身也可以具備向理論化方向發展的可能(即歷史分析的理論化)。(51)他認為歷史分析走向理論化至少應具備如下兩個條件：時空範圍上的限定以及因果關係的解明，而實現理論化的方法具體可以有歸納演繹、案例研究以及過程追蹤等方法。雖然嘗試將理論與歷史進行融合的意圖值得稱讚，但是在本質上作者認為理論的位置高於歷史，否則為何會有將歷史理論化這一主張呢？在這種先入觀念的驅使下，國際關係研究中所有的歷史(分析)都可以實現理論化這一主張，自然很難為那些以歷史分析見長的學者所接受。另一個極端則是將理論歷史化的主張。例如，早稻田大學教授篠原初枝就認為，建構主義與其說是一種理論，不如說是歷史研究的一種路徑。(52)當然也有學者不同意篠原的觀點，例如宮岡勛認為建構主義理論研究並不意味著對傳統路徑的回歸，而是呈現出實證主義化或者說科學化的傾向。(53)

其實，日本國際關係學中理論與歷史爭論的實質也不是理論通約歷史，或者說歷史通約理論，而是從功利主義的角度來衡量理論和歷史各自能夠為國際關係研究做出的貢獻。比如，中國問題專家岡部達味曾經批評單純以理論/方法論為導向的國際關係研究忽略了對地區以及歷史的關注，只能說是「國際政治學·學」，最後淪為介紹和批評外國理論的搬運工。(54)據此，以理論和方法見長的學者則可以提出類似的反論，以地區和歷史為中心的研究是否也只是對國外概況的一種介紹呢？地區和歷史研究是一種對特殊和個別的關注，如果離開特定的地區和歷史背景，其研究是否具有普遍性意義也是值得懷疑的。(55)

那麼，戰後日本國際關係學研究中理論和歷史的地位究竟如何呢？接下來筆者在對先行研究進行綜述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的調查研究，對戰後日本的國際關係研究的問題導向進行還原。

(二)歷史與理論在日本國際關係學中的位置

戰後初期，日本的國際關係學主要是以外交史研究為主導，日本國際政治學會的成立與日本國際關係學中的外交史研究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圍繞學會的名稱問題，時任東京大學教授的神川彥松曾經主張將其定名為「外交史學會」，最後考慮到學科的整體性而將其定名為「日本國際政治學會」，但是在學會成立時確立了以日本外交史研究為中心的宗旨。會刊《國際政治》則平均大約每3—4期就會編輯出版日本外交史以及國際政治史的特集，據早稻田大學教授李鍾元的統計，自創刊號至第151期(2008年3月刊)，《國際政治》共刊載論文大約1400篇，其中外交史或國際關係史領域的論文達460篇，約佔總數的三分之一。(56)

不僅如此，在國際政治學會會員中，從事歷史研究(國際政治史、外交史等)的會員也佔據較大比重。1988年日本學者大芝亮和石川一雄對會員所做的抽樣調查顯示，所有被採訪者中認為自己從事外交史研究的大約佔總數的16.7%，從事地域研究的大約佔總數的39.3%，但是後者大多採取歷史的研究路徑，所以從整體上從事歷史研究的學者佔半數以上。(57)當被問及在日本的國際關係研究中占支配地位的研究路徑是什麼時，大約四分之一的回答者選擇了歷史路徑，這超過了政策過程分析以及計量分析等方法，而占第一位。(58)1998年豬口孝和原田所做的調查顯示(可以多選)，大約67.9%的被採訪者從事的是國際關係理論研究，而選擇地域研究和外交史或國際政治史的分別為55.7%和55.3%。這其中不乏學者即認為自己從事的既是理論研究，也是歷史研究，正如石川和大芝所概括的那樣：「在日本，歷史學者(研究外交史或國際政治史的學者)借用國際關係的理論，或者國際政治學者從事歷史研究這種交錯的事情較為普遍。」(59)

但是，理論研究(包括實證主義方法研究)的數量在持續增加，特別是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後，大量赴美留學的學生歸國，將美國的行為主義分析方法以及美國的國際關係理論帶到日本課堂，日本國際關係學界的研究導向也在一定程度上開始向理論以及方法的部分傾斜。筆者以日本國際政治學會發行的《國際政治》為樣本，將所發表的論文劃分到理論、歷史、區域以及非國家行為體四種類別中，這樣戰後日本國際關係學研究譜系的演變一目了然。(60)

通過統計可以看出，雖然理論研究的文章總數一直呈增長趨勢，但是其發表數量在任何年代都沒有能夠超過歷史研究的文章數量。歷史研究文章的數量整體上呈下降趨勢，但是取而代之的並不是理論研究文章比重的增加，而是區域研究以及非國家行為體研究論文數量的增加。由於區域研究論文中的多數是對該對象區域的歷史進行研究，所以整體上歷史研究論文依然能夠佔到半數以上。而非國家行為體研究論文的急劇增加或許跟當前全球化的浪潮以及作為其衍生品的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以及公民社會的絕對數量增加有著密切聯繫。因此，以上統計數據也呈現出了日本國際關係研究的特色(歷史類論文的主導地位以及理論型論文的不斷突破)，也與當今國際關係局勢以及國際關係研究議程的演變直接相關。從這一點來看，歷史研究或許能夠成為挖掘國際關係「日本學派」的突破口。(61)但是過度講究史料極有可能將日本的國際關係學禁錮在考據學的苑囿之中，這也是豬口孝提倡從歷史中發現日本的國際關係理論但同時又警惕歷史研究的原因。

五、國際關係理論與日本研究

羅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曾經指出：「理論總是為某些人和某些目的服務」，就國際關係理論而言，其誕生和發展都與國家的地位和實力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美國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和所關心問題領域的變化，集中體現了美國國家實力和地位的變遷。(62)在這一點上，戰後的日本如豬口孝所說，基本上是處於從屬地位的國家，因此在理論創新上也基本處於「輸入」的位置。但是，正如學術界對日本特殊性的普遍關注一樣，國際關係學界對日本的研究也基本上介於普遍和特殊之間，以尋求對戰後日本國家思想和行動的合理解釋。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作為當前最具代表性的國際關係理論，學者們對日本的考察也大多基於上述三種理論來進行。當然除了主流理論之外，一些有日本特色或者說符合日本國情的國際關係研究議程也值得留意，本節也會對此簡單涉及。

(一)主流理論及其在日本研究中的應用

戰後日本國家的成立有賴於「和平憲法」(1947)和《日美安保條約》(1952)兩大制度性規定的約束。作為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和平憲法」和具有現實主義色彩的《日美安保條約》看起來貌似悖論，但是造就了戰後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以及相對穩定的國內政治社會環境。所以，學術界對日本的研究以及對日本國家身份的定位也是極其複雜的，國際關係學中的自由主義、現實主義以及建構主義等理論視角都對日本進行過分析。例如，持自由主義立場的理查德·羅斯克蘭斯(Richard Rosecrance)認為，戰後日本積極發展同其他國家的貿易和投資，不僅對本國的經濟發展，而且對東亞國際體系的和平具有積極的推進作用。(63)從結果來看的確如此，但是這種基於自由主義理論立場的分析應用到日本研究中卻極容易招致各種批判。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承認「貿易國家」(trading state)這一說法的正確性，但是卻並不認為是貿易國家與和平的必然聯繫。吉爾平還指出，即使戰後日本的「和平憲法」被自由主義者所推崇，但是在這部「和平憲法」的背後是日本巨額的防衛預算支出以及潛在的防衛能力。(64)日本學者高坂正堯也認為，戰後吉田茂締造的日本是一個「通商國家」，用吉田茂的話來說就是「商人國家」(吉田茂的政治觀也經常認為是「商人性的國際政治觀」)，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日本的通商和產業政策是自由主義的，更多的時候它體現出的卻是基於現實主義的考量，這也是吉田茂重視《日美安保條約》而限制自身軍備發展的重要原因。(65)

就戰後日本外交而言，相較於自由主義學說，現實主義對日本的解釋似乎更具有說服力。(66)理查德·薩繆爾斯(Richard Samuels)指出，戰後日本的國家戰略基本上是「重商現實主義」，相較於軍事力量(military power)，日本更重視經濟力量(economic power)所帶來的積極效應。(67)日本在獲得了經濟力量之後，卻並沒有大規模加強安全保障力量的建設，同時其防衛預算也沒有大幅增加，現實主義者們又是如何對這一疑惑進行解讀的呢？肯特·卡爾德(Kent Calder)在解釋日本對外政策時提出了「反應型國家」(reactive state)這一概念，即鑒於美主日從的角色地位，日本總是在美國後面亦步亦趨，在受到美國的「外壓」(gaiatsu)之後才會在對外政策上做出一定程度的回應。(68)與之相似的解釋還有豬口孝的「卡拉OK外交」以及麥克·格林(Michael Green)的「不情願的現實主義」(reluctant realism)等各具特色的定義。(69)從結構現實主義所推崇的「結構壓力說」來看，戰後日本的外交政策的確呈現出這一特徵。

此外，關於日本的國家地位也是學者們關注的問題，日本是不是一個大國，日本應該是一個怎樣的國家，「經濟巨人、政治侏儒」、「普通國家」甚至「中等大國」的討論已經超越了時政評論的範疇，在國際關係學術界被廣泛探討，而要解開日本國家定位的困境，理論學者們似乎卻並沒有給出強有力的解釋。(70)在這裡建構主義為解釋戰後日本國家的行為邏輯提供了一個選項。例如，關於戰後日本的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的邏輯，彼得·卡贊斯坦(Peter J.Katzenstein)、托馬斯·伯格(Thomas U.Berger)等學者嘗試通過建構主義理論中的文化要素進行解讀，即戰後作為一種文化規範的「日本國憲法」以及對戰爭的記憶(廣島核爆和東京空襲)對於日本和平主義(非軍事主義)的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71)在此基礎上，非核三原則、武器出口三原則、軍費預算不超過GNP的1%等一系列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約束，都印證了建構主義解釋的合理性。此外，建構主義理論還涉及對日本外交政策、外交史以及區域主義政策等微觀領域的分析。(72)縱觀冷戰後國際關係學對日本的研究，建構主義範式佔據半壁江山，這種現象不僅與20世紀90年代後學界建構主義理論的興起有著密切關聯，而且前述日本學術界中秉承的建構主義風尚也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原因。

但是，冷戰結束給國際格局帶來的劇烈變動也影響到了日本的國家行為，建構主義對日本國家定位和外交行為的解讀也開始遇到瓶頸。冷戰後日本一系列外交行為的實踐表明，被建構主義視為圭臬的文化規範皆有被打破的趨勢，原本基於建構主義理論剖析日本的卡贊斯坦雖然並沒有否定建構主義有效性，但是卻也在採用折中主義的分析視角(analytical eclecticism)，嘗試對日本變化著的外交政策和安全保障政策進行解讀。(73)日本學者泉川泰博(Yasuhiro Izumikawa)也開始反思建構主義和理性主義對戰後日本反軍事主義的研究，泉川認為上述兩類理論分析模型的因果模式存在偏差，反軍事主義也並非是邏輯上自洽的概念，他結合當前流行的國際關係理論和日本的現實指出一種混合(hybrid)解釋路徑，即和平主義(pacifism)、反傳統主義(antitraditionalism)以及對「誘陷的恐懼」(the fear of entrapment)是戰後日本對軍事防衛有所保留的原因，而隨著上述三種要素的變化，日本的反軍事主義政策也會相應做出調整。(74)

(二)國際關係研究中問題導向的日本特色

除上述主流理論與日本研究的結合值得關注以外，一些具有日本特色的問題導向在日本乃至海外學術界也備受關注，同時這類問題導向極具現實性和歷史感，讓日本的國際關係研究更加豐富。其中的一個原因是日本的國家身份規定了這些日本特色，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加害國、侵略者、殖民者、戰敗國、唯一的原子彈被爆國等。筆者在此僅試舉一些代表性研究議程，來展示日本研究的某些特色。

比如，日本國際政治經濟學(IPE)對對外援助(ODA)的青睞。就戰後日本的政治現實來看，日本是名副其實的對外援助大國，而從研究議程上來看，承襲戰前國家學說系統下的「殖民政策學」。(75)20世紀90年代日本各主要大學相繼設立國際開發、國際協力研究科，也是開發援助學、開發經濟學和開發政治學在日本興盛的表現。(76)一般認為，「殖民政策學」是戰前日本對殖民地的管理以及政策而延伸出來的學問，戰後日本雖然不再擁有殖民地，但是其對東亞、東南亞國家的開發援助、貿易關係則在無形之中被賦予「殖民色彩」，20世紀70年代後東南亞國家(包括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批評日本的經濟殖民主義正是基於這一視角。無獨有偶，日本學術界一般會輕易地將東南亞等國視為發展中國家，而忽略掉非洲和拉美等國(至少對外援助上主要集中在東南亞國家)，這不僅跟地緣有關，而且跟戰前「殖民政策學」的研究脈絡有密切關係。(77)戰後日本外交有意無意地忽略亞洲(「脫亞入美」)，而在西方七國會議上卻又自詡代表亞洲，正是基於上述「殖民政策學」的邏輯。

日本「和平學」的興起與殘酷的戰爭經歷和原子彈被爆的歷史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和平學已成為當前日本國際關係學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分支，1973年成立的日本和平學會(The Peace Studies Associations of Japan)是規模僅次於日本國際政治學會的學術研究團體。(78)日本和平學的關注焦點集中在軍控、衝突和解以及對和平主義理論和實踐的探討上，比如將廣島作為「非核」象徵的研究，正是日本和平學研究的集中體現，同時廣島大學和平科學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Peace Science，Hiroshima University)業已成為日本乃至國際和平學研究的重鎮。(79)

此外，戰爭責任和歷史認識問題也是日本以及國際學術界十分關注的研究議程。與此相關的和解理論實證研究，多基於比較政治學的視角關注日本與鄰國的歷史和解。(80)這些基於歷史基礎上關於和解的比較研究，基本上都從負面視角批評戰後日本的歷史認識，而在對其原因的解釋中，學者們更多地還是強調戰後日本加害者意識的淡薄以及自身對受害者意識的強調。(81)日本學術界當然也意識到了戰爭責任的淡薄以及歷史認識問題的扭曲等一系列阻礙和解達成的要素，日本左翼進步學者(包括政治學、國際關係學、歷史學以及社會學)組織成立的「日本戰爭責任資料中心」(Centre for Research and Documentation on Japan s War Responsibility)，正是從實證角度研究和收集「歷史教科書」「從軍慰安婦」等負面歷史問題。

近年來，日本逐漸強調其對國際社會的貢獻，而對戰爭責任和歷史認識問題越來越傾向於迴避、掩飾甚至否認。這不僅局限於日本政策界和時政評論領域如何解決「國際貢獻」和「戰爭責任」的悖論，而且也是當前日本國際關係學界迫切需要解決的學術問題。(82)

六、結語

本文寫作基於這樣的問題意識，即當前世界各國(特別是非歐美國家)在如火如荼地反思本國國際關係學研究的時候，日本同行是否也在做同樣的工作。正如近些年對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探討那樣，日本學者確實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入了這類討論。(83)然而通過本文的考察可以發現，日本國際關係學界對「日本學派」的討論並沒有那麼積極和深刻，相較於中國學界，日本同行對「學派」一詞的使用更為審慎。這或許有如下兩個原因：第一，日本學術界對歐美學界前沿科學的引進雖然積極，但是對國際關係理論的創新卻沒有表現出太大的熱情，這既跟日本的學術傳統有關，也跟國際關係理論自身作為年輕學科的定位有關聯。(84)第二，日本所處的國際地位以及在此基礎上延伸出的外交政策等現實性因素，也影響了日本的國際關係學研究導向，這種從屬性的國際地位很難刺激學者們努力爭取在國際關係理論界的話語權，特別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日本泡沫危機崩潰，經濟持續低迷，這跟中國的情況完全相反。

就戰後日本國際關係的研究狀況而言，無論是研究議程還是學科設置都受到戰前國家學的強烈影響，在其影響下戰後日本的國際關係雖然積極引入了美國的實證主義研究方法以及國際關係理論，但是以一手資料為基礎的歷史分析方法依然是多數日本國際關係學者偏愛的方法之一，該研究方法也影響到地區研究領域。比如，日本的國際政治經濟學雖然對主流的貿易摩擦、區域一體化等熱門領域也做了跟進研究，但是戰前殖民政策學的思維方式和研究路徑依然若隱若現。在國際關係理論內部基本上呈現出和諧發展的特徵，各理論流派之間並無鮮明的對立以及爭論。雖然建構主義等研究範式在日本表現出了一定的親緣性，但是日本學者除了將其與日本的歷史和哲學傳統相結合以外，並沒有為建構主義貢獻更多的理論視角和分析框架。

在對日本這個國家進行研究時，海外以及日本學者則找到了「建構主義」這個工具，比如在解釋戰後日本為什麼會走向和平主義、為何沒有發展核武器以及包括反軍事主義在內的規範性行為時，具有一定的解釋力。但是，在研究關於身份認同以及歷史認識等問題時，建構主義卻沒能解釋上述行為的根源。而且，冷戰結束後日本在謀求國際貢獻(軍事領域而非經濟領域)、追求政治大國地位的同時，對歷史認識問題的持續發酵，也考驗著國際關係理論學者們如何對這一悖論進行解讀。

筆者感謝李巍(中國人民大學)、張帆(日本京都大學)、徐進(中國社會科學院)、宋曉煜(日本名古屋大學)在本文構思和寫作過程中給予的建議和意見，但文責自負。

來源：比較政治學研究

篩選：早安老師

編輯：晞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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