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推翻北洋政府，是歷史倒退嗎？/南京政府「黃金十年」，含金量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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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註：1912年3月10日，身穿前清陸軍上將軍常服的袁世凱（前中）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與部分政府官員和外國使節合影

癱瘓與振興：北洋政府vs南京政府

文 | 諶旭彬

近年來，歷史圈流行一種為北洋政府鳴不平的風氣。比如，有學者認為國民黨「北伐」推翻北洋政府，乃是歷史的倒退；國民黨為了證明自己「北伐」的合理性，對北洋政府大肆抹黑。

究竟是不是這樣？單憑文人墨客之回憶、軍閥武夫之逸聞，並不足以解決問題。北洋政府與國民政府，同處國家危亡的泥坑之中。要判斷究竟誰在更努力地試圖爬出泥坑、誰更有能力爬出泥坑，終須依賴數據統計。

外債，即不失為一種管窺的好工具。下表，乃是北洋政府（1912-1928）與國民政府戰前十年（1927-1937，此處「國民政府」，均系指南京國民政府，下同）外債概況的對比

圖註：北洋政府（1912-1928）與國民政府戰前十年（1927-1937）外債概況對比（1935年法幣改革，一銀元可兌換一元法幣）

由上表，可以很直觀地看出如下三個區別：

1、北洋政府所借外債規模，遠大於國民政府。

2、北洋政府所借外債，超過70%用於支付內戰、行政費用和償還舊的外債；國民政府所借外債，60%用於修築鐵路。

3、北洋政府向日本借債最多，超過4成；國民政府向英美借債最多，高達近7成，向日本借款近乎於無。

圖註：1918年11月28日，為慶祝一戰勝利，北洋政府總統徐世昌發表致辭

借外債對一個現代國家的發展而言，乃是常事；外債規模的大小，與國家的興衰之間並無必然關係（比如現今之美國，外債規模也很大）。但上述三個區別，仍意味著這樣一個事實：

北洋政府的財政已經破產，不得不仰賴借債度日（超過四成外債用於政府經費和軍事經費，近三成的外債用於償還舊債）。國民政府則重建了中央財政，致力於基礎建設（超過8成外債用於鐵路建設和棉麥事業），並有意識地抵制日本侵略。

北洋政府財政破產，由來已久。

辛亥革命後，孫中山之南京臨時政府，一度困窘到「金庫僅存十洋」的地步，無法安撫宣布「獨立」的各省督撫，不得不將大總統之位讓給袁世凱。

袁的境況，也同樣不好。供職於北洋財政部之經濟學者楊汝梅，曾如此感慨：「民國元、二年，中央絕無收入，……彼時維持之道，全恃外債。」

事實上，因軍閥割據，稅源被截，中央政府已落魄到連日常開支，都要靠對外借款才能維繫的程度。在關稅、鹽稅、厘金、鐵路、礦山、森林全部被抵押殆盡後，最後只有日本，出於對華滲透之政治目的，還願意向北洋政府提供「無擔保短期借款」。這也正是日本成為北洋時代中國最大債權國的緣故。

而且，因北洋政府還不起外債（每借3.7元，即有1元需要借新債來還），且政府僱員發工資都要仰賴外債——借債也不夠，除了鐵路和電信，其他政府部門的薪俸都有嚴重拖欠——導致其借款利息極高。國際市場一般年息率5-6厘，北洋政府借款年息率往往要一分，且利息多從借款總額中預先扣除。

換言之，北洋政府實際上已經破產、癱瘓。

1926年的「北伐」所針對者，更多是各省軍閥，而非已然癱瘓的北洋中央政府——事實上，正是這些軍閥，很樂於維繫一個癱瘓了的中央政府。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財政境況並不比北洋政府好。為了重新樹立已被破壞的國家信用，國民政府不得不公開宣布繼承並償還自晚清到北洋時代的一切外債——其中北洋所遺留的、急於償還的無擔保外債，高達7億元之多。

不過，截至1936年底，「業經商定整理辦法及已全部還清之大小債務，共四十九款，統計免讓債額、欠息、減輕國庫擔負約合國幣三萬五千七百餘萬元」，若非中日戰爭在1937年全面爆發，距離償還全部晚清、北洋欠債，已不算太遠。

而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全賴這十年間，對內製衡軍閥、對外折衝列強——與日本在經濟領域的鬥爭最為慘烈——成功推動了收回關稅主權、整頓鹽稅、改革厘稅、創設中央銀行、實施幣制改革……等一系列革新措施。因中央政府重新煥發生機，其外債利息也已回歸至5-6厘的國際一般標準。

兩相對比可知：北洋的「榮光」從來不曾存在。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對北洋時代的評價是：「混亂與中國已經成了同義語」。經濟學家、國民政府美籍財政顧問楊格（Arthur N.Young）的說法是：北洋政府的財政狀況，「實際還是中古式的」，在漫長的16年里，這一點始終沒有得到改變，以至於「北京的政令不出都門」，「北京政府大體上靠著借外債與向地方借貸過日子」。

懷念北洋時代，懷念的乃是泥坑。

圖註：何應欽感謝外國記者為北伐軍拍攝記錄片

注釋

可參見《辛亥革命研究中的意識形態陷阱》等文章。表格數據來源：金普森，《北洋時期的財政與外債》，收錄於《近代中國外債研究的幾個問題》，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P100-107；鄭會欣，《關於戰前十年舉借外債的基本估計》，《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九期；《中國近代經濟史 1927-1937·3》，人民出版社，2012，P1495-1505；等。《胡漢民回憶錄》，東方出版社，2013，P50。楊汝梅，《民國財政論》，1927，商務印書館，P12。曾任北洋國務總理的梁士詒，也承認：截至1924年6月，北洋政府至少有3.1724億銀元的外債本金，已經過了合同規定的還款期限。但政府「本息全無」，只能「作為懸案，完全不理」。梁感慨：「喪失國信，遺害將來，實為國家莫大之隱憂也。」見：《北洋政府國務總理梁士詒史料集》，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P337。國民政府整理內外債委員會整理外債報告書（1937年2月10日）。收錄於《國民政府財政金融稅收檔案史料：1927-1937》，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7，P205。1935年，為應對白銀危機，國民政府啟動幣制改革，日本則在華策動白銀走私及華北幣制獨立運動，幾乎使中國財政金融崩潰。詳見：《民國最兇險的一次死裡逃生》，短史記第302期。阿瑟·恩·楊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國財政經濟情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P03-04。

附文

「黃金十年」含金量考

文 | 諶旭彬

國民政府戰前十年（1927-1937），到底算不算「黃金十年」？這是一個從論壇時代，一路撕吵到微信時代的歷史話題。肯定者，認為在這10年間，中國取得了相當不錯的建設成就，為抗戰勝利打下了基礎；否定者，則認為這不過是國民黨自吹自擂，實際上不少經濟數據已倒退到了連北洋時代都不如的地步，「黃金十年」最後以南京大屠殺收場，只是個笑話。

那麼，這兩種看法，到底誰對誰錯呢？

「黃金十年」說法之由來

「黃金十年」這個說法，最早見於魏德邁將軍1951年9月19日在美國國會的演講。魏德邁說：「1927年至1937年之間，是許多在華很久的英美和各國僑民所公認的黃金十年（Golden Decade）。在這十年之中，交通進步了，經濟穩定了，學校林立，教育推廣，而其他方面，也多有進步的建制。」

就魏德邁所提到的交通進步、經濟穩定、教育推廣這三項事務而言，「黃金十年」似乎確實名副其實。

交通方面，以公路為例——自1932年起，跟隨中央軍的對外擴張步伐，「各省聯絡公路」相繼開工。1932年5月，開築「蘇浙皖三省聯絡公路」。11月，中央軍入鄂豫皖，開築「蘇浙皖贛鄂湘豫七省聯絡公路」。1934年10月，中央軍入西南，開築「川黔湘鄂陝五省聯絡公路」。至1937年7月，已成功構築起一條貫穿大半個中國的公路交通網，計有京閩桂、京黔滇、京川藏等幹線21條，支線15條;總里程接近12萬公里,較之1927年之前增長了一倍有餘。

經濟穩定，若僅就國家財政方面而言，也是成立的。北洋時代，國家財政主要靠借債度日，中央政府長期處於癱瘓狀態。供職於北洋財政部之經濟學者楊汝梅無奈感慨：「民國元、二年，中央絕無收入，……彼時維持之道，全恃外債。」袁世凱死後，軍閥割據更甚，中央財政落魄到連日常開支都要借外債的程度。南京國民政府繼承了北洋政府遺留的所有外債，但因成功推動了收回關稅主權、創設中央銀行、實施幣制改革……等措施，到1936年底，財政已實現正常運轉——北洋時代外債的7成，用於支付軍政費用和償還舊債；國民政府「黃金十年」的外債，絕大部分用於鐵路、棉麥、航運電訊等建設事務。

至於教育推廣——據1936年的統計數據，這10年間，小學自212385所增至320080所；普通中學自945所增至1956所；師範學校自336所增至814所。專科及大學在數量上增幅不大，唯文科、理工科的分布，在當局的限招（文科）和鼓勵（理工科）政策下，逐漸趨於平衡——1930年文科畢業生是理工科畢業生的兩倍；1937年這一畸形比例被矯正至1︰1。

圖：國民政府「七省聯絡公路」示意圖，全國經濟委員會/繪製

農村破產、工商業掙扎之事實

然而，30年代的中國，也還有另外一張面相。

「農村破產」，是當年報端最常見的辭彙。這種破產，不單單是指普通農民，連地主們也全都包括在內。紅色經濟學家薛暮橋1932年考察無錫禮社鎮，驚訝地發現，當地中小地主幾乎全都破產了：

「中等地主之能收支相抵不致淪入債叢者，亦已寥若晨星。……今年農民、新華兩銀行之抵押貸款，幾全以地主為其對象，且所借款項，無一投資農業，多用於還債、押會及各種消費事項。」

江南農村全面衰敗，北方農村的狀況更惡劣。河北定縣是當時著名的「鄉村建設模範縣」，但學者李景漢1934年的一份調查報告卻顯示，該縣經濟其實已經完全崩潰了：

「目下定縣欠債之家數，佔全縣總家數百分之六十七，約四萬六千家，不欠債之家數，佔百分之三十三。……有的實在無法生活，與其坐而待斃，不如另謀出路，……民十（1921）以來已漸有往關外謀生者，每年約在七百人左右。民國二十二年（1933）內生計困難之程度遠過於從前，因此離家謀生者數目亦呈空前的陡增，竟超過一萬人，今年春季出外謀生者亦已達七八千人，多系壯丁。」

據國民政府統計局局長劉大鈞披露，從1931-1934年間，中國的農業總產值下降了47%。工商業同樣慘淡——截至1935年6月，全國92個華商紡織廠，有24個停產，12個在減產中垂死掙扎。

圖：40年代四川農村，美國飛虎隊隊員拍攝

世界經濟大蕭條之背景

這種各行業的全面潰敗，原因很多。除戰亂、水旱天災等「常規因素」（較之北洋時代，這一時期的戰亂不算嚴重）外，最重要的原因，乃是30年代的世界經濟大蕭條和中國特有的「白銀危機」（因歷史原因，中國當時的貨幣體系，仍實行銀本位，極易受國際銀價的變動衝擊）。

日本學者城山智子，對此有準確的描述：

「1929年，世界市場上農產品價格開始暴跌，也殃及中國市場。1930年，中國原材料的價格持續下跌。……在大蕭條的最初幾年裡，包括中國原棉、小麥、糖、絲以及大米在內的初級產品市場崩潰。……1931年，因為白銀相對其他外國貨幣升值，使中國的農業部門更直接地暴露在了全球蕭條之下。在外國市場，中國商品以當地貨幣計算要更昂貴。市場日益萎縮，而競爭又十分激烈，中國生產者不得不降低其出口價格。……（在國內市場）因外國貨幣貶值，進口產品價格更顯低廉，……大量進口的糧食幾乎足以取代國內產品。」農產品價格暴跌，直接導致很多地區的農村，無人願意種地，也無人願意買地做地主。（由此亦不難理解，30年代盛行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遠不足以解決當時的農村問題）

工商業的衰敗，大致也是相同的道理。至1934年，美國通過《白銀收購法案》，抬高國際白銀價格，更是直接將中國的「白銀危機」推上了生死線。國民政府在1935年破釜沉舟，放棄銀本位，改行法幣後，經濟才又漸有復甦氣象。

綜上。略言之，1927-1937年的中國，希望與絕望並存。至於「黃金十年」之說是否成立，則端看評價者，系以一種怎樣的眼光與心態來打量這段往事。

圖：國民政府當年發行之法幣

注釋

肯定派，可參考台灣「教育部」主編之《中華民國建國史》第三編《統一與建設》，1989年，P1266-1267。否定派，可參考席亞洲《抗戰十大謠言之民國軍工「黃金十年」》，刊於觀察者網。《中華民國歷史與文化討論集 第1冊 國民革命史》，1984年，P367。可參見：全國經濟委員會籌備處/編，《督造蘇浙皖三省聯絡公路報告書》，1932。趙祖康，《舊中國公路建設片段憶》；《各省全部聯絡公路狀況一覽表》，《公路雜誌》1935年第4期；趙祖康，《全國經濟委員會督造各省聯絡公路之經過》，《交通雜誌》1934年第5期；……等。楊汝梅，《民國財政論》，1927，商務印書館，P12。參見：金普森，《北洋時期的財政與外債》，收錄於《近代中國外債研究的幾個問題》，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P100-107；鄭會欣，《關於戰前十年舉借外債的基本估計》，《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九期；《中國近代經濟史 1927-1937·3》，人民出版社，2012，P1495-1505；等。參見：呂士朋，《訓政時期的高等教育》，收錄於《抗戰前十年國家建設史研討會論文集 1928-1937 下》；《劍橋中華民國史 1912-1949年 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P443。薛暮橋，《江南農村衰落的一個索引》，刊於《新創造》第二卷，1932年7月22日。李景漢，《定縣農村經濟現狀》，《民間》1934年第1卷第1期。可參見：（美）小科布爾，《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1927-1937）》，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P162-190。（日）城山智子，《1929-1937 大蕭條時期的中國——市場、國家與世界經濟》，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P92-93。農村土地荒棄的情形，可參考國民黨人李天倪1934年在山東的調查——「魯東向稱富庶之區，地價每畝百元者，刻已低落至四五十元；魯西、魯南貧瘠之區，向之每畝五十元者，刻竟落至二十元或十元尚無人過問。農民破產之普通、痛苦之深刻，實為近古以來所未有。」（李天倪：《提高糧米價格救濟農村破產案》，農村復興委員會會報，1934年4月第1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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