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類學為立身之本」：李亦園先生告別儀式今日舉行

緬懷

2017年4月18日，著名人類學家李亦園先生在台北病逝，享年86歲。李亦園先生研究範圍極廣，涉及人類學、文化學、比較宗教學、家庭宗族研究、神話研究，並以台灣高山族、華僑社會以及華南、台灣漢族民間文化為田野研究對象。著有《人類的視野》、《文化的圖像》、《文化與行為》、《信仰與文化》等專著16種，專業論文一百三十餘篇，為台灣最具代表性的人類學者。

原文：《懷念李亦園先生》

作者：趙旭東

2017年5月21日，台灣人類學家李亦園院士告別儀式，圖片轉發自台灣「中研院」余安邦研究員。

以人類學為自立之本

四月十八日是李亦園先生的祭日，在2017年這一天，他悄然離開了這個他曾經為之奮鬥的世界。對於一位人類學家而言，死亡從來都意味著一種分離，文化從來都不會缺失一種對於亡者的悼念，葬禮儀式讓故去之人能夠在生者眼中並不孤單地安渡到另外一個世界中去。而所有活著人的悼念都是在表達這樣一種從生到死的過渡，希望借這篇小文，恭祝先生安渡金橋，抵達一個理想的彼岸世界。

記得大約二十年的夏天，北京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召開第二屆人類學高級研討班，在那個會上費孝通先生提出了「文化自覺」這一概念，對此一點，至今人們都難以忘懷，甚至可以說，「文化自覺」的觀念已經深度影響到了今天中國的文化話語的表述。恰是在這次如費孝通先生所說的有似英國式「席明納」的高級研討班上，我有幸第一次見到那時已經是「中研院」院士的李亦園先生，聽他與費孝通同席而坐，宣講他的有關於中國文化的內聖外王、天人合一以及「致中和」的諸多新解釋。儘管有許多的細節早已隨著人生無情的遺忘能力而消失殆盡了，但是他講座中間對於大陸簡體字的不理解卻一直都沒有能夠在我的腦海中被忘記掉。

他說話很乾脆，聲音也很洪亮，儘管帶著一些閩南口音，我還是清楚的記憶下來，從來不曾忘記過。他說他那個名字「李亦園」的「園」字被簡化成「園」字，一下子名字就變成是一元錢的「元」字了。

這雖屬於是一種笑談，卻無意中隱含著對他對於源遠流長的文字文化的被隨意更改的一種極度的惋惜！這恐怕就是一種人類學家對文化的在意和敏感，稍有一些文化上的變動，都會攪動人類學家那根敏感的神經。

文化很顯然是跟人的感受性聯繫在一起的，感受又是基於習慣而產生的，而習慣又毋庸置疑地是受著一種文化的框架所約束的。一旦離開了文化，習慣就會發生一種改變以及重新的適應，而缺失了某一種文化的身體感受性也就會變得令人不知所措了！

李亦園先生祖居閩南泉州，後遷居台北，求學於哈佛大學，任職於「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從所長到院士，以八十六歲高齡辭世，一生都以人類學、民族學為其立身之本，著作影響有目共睹，在這裡毋庸過多贅述，我想他的諸多弟子們會在在未來有個完整的梳理和呈現，在這方面，「執弟子之禮」，李門弟子應該是當仁不讓的。

我與李先生的機緣也僅限於那次在高研班上的會面，後來再少見到李先生來大陸，即便有一次開會去了台灣諸地，匆忙之間也難得有機會登門拜見。我關於李先生的很多信息也是從他的學生們口中了解到的。記得是在2015年的夏天，徐傑舜、周大鳴教授牽頭的人類學高級論壇學術委員會曾以「海峽兩岸人類學高級研討班」的名義組織大家去新竹的清華大學人文學院開會，這個學院是李亦園先生所親自創立的。

還記得在人文學院一進門處擺放著的一葉扁舟，那是當地漁民生活中的舊物，擺在這裡作為人類學博物館的一個標誌性象徵物。這個學院李先生曾任創院院長，並在這裡開闢了人類學專業，聽李先生的女弟子林淑蓉教授曾經介紹過，以前這裡還有李先生的專門辦公室，偶爾他也會來新竹小住，後來年齡再大一些，身體也大不如前，來這裡的次數也就少了很多。誰能想到，2015年從台灣訪問回來之後，到了第二年就聽聞李先生的女弟子林淑蓉教授病逝的噩耗，許多同人為此扼腕，林女士做事情的認真和執著絕不亞於他的授業恩師，真可謂「虎門無犬子」，中國的這句成語最為生動地描述出了這一點。

李亦園先生著作《文化與修養》

在我看來，李先生的人類學無疑是代表一個時代的。他在台灣「中研院」民族所的持久經營為社會與文化人類學在這裡的開花結果營造出了一片享譽世界的天地，在那裡人類學有著自己獨立的地位，它與民族學、社會學以及心理學等社會科學學科並駕齊驅，一派多元包容的景象，可惜後來李先生卸任民族所所長之後，一本很好的《民族學集刊》被改了名字，叫《台灣人類學》，不論改名字背後的政治或者經濟的原因如何的不可言說，但是這樣一改，似乎完完全全失去了人類學本該有的包容性了。不過對此，我只是聽到風聞而已，孰是孰非大概只能是由後人來評說了。但我心目中的那本集刊仍舊還是一本上乘的漢語學術刊物，它樸實無華，專於學術，富含多種的啟發性。

《中國人的性格》

人類學可謂是對人類整體的研究，注重人類的社會與文化的表達。人類學很顯然不可局限在某一個地區甚至是某一個國家之內，人類學命定是要求要有一種全球、全人類的關懷的，它當然可以基於一種本位文化意識的全球關懷，而非必然局限於自身本位文化的偏於一隅的獨自構建和自我欣賞。

李亦園先生和費孝通先生合影

大約是在1997年的夏天，李先生和費先生之間曾經有過一次今天看來屬於世紀性對談的一次對話，對於中國人類學的發展而言，這可謂是富有里程碑意義的一次對談。今天依舊值得去細讀對談的內容！甚至費孝通和李亦園二位先生之間的那次對談可以看成有關中國本土學術自覺的一個開端，在對談中，他們深度地觸及到了一種帶有共同性意識的中國本位文化的思考，即什麼究竟是中國文化，什麼是中國文化的核心特徵，如何可能構建起一種中國問題意識下的對中國社會與文化的理解？所有這些都在這場對談中被提起並得到了一種初步的回答，影響極為深遠。今天世界性的文化接觸，重新又把這些問題提出來，考問著後來者的智慧、膽識和能力。

李亦園先生成就了一代中國人類學在台灣的發展，促進了海峽兩岸人類學與民族學之間的廣泛交流，並以其獨有的學問和睿智回饋於他的故土，推動了大陸人類學的重建與自我提升，相互之間的聯繫和往來在李先生的引領下可謂緻密、頻繁且成果頗豐。由此而猛然想起《詩經·淇粵》的古句：「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壁，寬兮綽兮」。或許，最後以此形容李亦園先生學問人生並不為過。海天阻隔，不能親到先生靈前拜祭，遙祝先生一路走好！更期待先生用一生所鋪墊的兩岸人類學、民族學順暢交流之路可以越走越寬廣。

（二零一七年五月四日晨寫於南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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