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揭秘鄧小平為何決定打對越自衛反擊戰

1978年11月，鄧小平出訪新加坡，李光耀在機場歡迎

來源=人民網，本文原載於《看世界》2009年第3期，原題為「鄧小平決策對越自衛反擊戰內情」

同中國副總理鄧小平會面是一次難忘的經歷。1978年11月的一天，這位高齡74歲，矮小精悍、敏捷硬朗，不到5英尺高的長者，身穿米色毛裝，從巴耶利巴機場的一架波音707客機上走下來。當天下午，我們在內閣會議室進行正式會談。

一次難忘的會面

同中國副總理鄧小平會面是一次難忘的經歷。1978年11月，這位高齡74歲，矮小精悍、敏捷硬朗，不到五英尺高的長者，身穿米色毛裝，從巴耶利巴機場的一架波音707客機上走下來。他腳步輕快，檢閱了儀仗隊之後，同我一起乘車到總統府的賓館去。那是我們總統府里的迎賓別墅。當天下午，我們在內閣會議室進行正式會談。

我看過人民大會堂里擺放著痰盂，所以也安排把一個藍白色的瓷痰盂擺在鄧小平的座位旁。我讀過資料知道他有使用痰盂的習慣。雖然總統府里有個規定，冷氣房裡不準抽煙，我還是特地在顯眼的地方為他擺了個煙灰缸。這都是為中國歷史上一個偉大的人物而準備的。我也確保內閣會議室里的排氣風扇都開著。

我在1976年到北京訪問時，他沒法跟我會面，當時他遭受排擠，得「靠邊站」。他先是被四人幫所挫敗，但最終反而是他們被打倒。他花了兩個半小時談蘇聯對世界構成的威脅。他說，所有反對戰爭的國家和人民必須組織聯合陣線，同聲反抗戰爭販子。他引述毛澤東的話說，我們必須團結起來對付那個「王八蛋」（字面上是「烏龜蛋」的意思，他的通譯員譯成「S.O.B」，也就是「畜生」）。

他全盤分析了蘇聯在歐洲、中東、非洲、南亞和中南半島的行動策略。蘇聯在越南大大佔了上風。有些人不明白中國和越南的關係為什麼這麼糟，中國又為什麼必須採取行動切斷對越南的援助，非但不把越南爭取過來，反而把它推向蘇聯。但是關鍵問題在於，越南怎麼會在絲毫不符合自己利益的情況下，還要完全傾向蘇聯。這是因為越南「多年來有個成立中南半島聯邦的美夢」。就連胡志明也有過這種想法。中國向來都不苟同。越南把中國視為實現中南半島聯邦的最大障礙。中國的結論是，越南非但不會改變立場，而且會變本加厲地反中國，把大批越南華裔驅逐出境，就是最好的證明。中國是經過慎重考慮，才決定停止對越南的援助的。

鄧小平說，中國總共為越南提供了100多億美元，現值200億美元的經濟援助。一旦中國撤回對越南的經濟援助，蘇聯就必須獨自挑起這副擔子，但是他們又無法滿足越南的需求，只好讓越南加入經濟互助委員會（相當於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東歐共產集團經濟共同體），把擔子推給東歐國家。他說，今後十年，中國會考慮再把越南從蘇聯手中拉過來。我暗想，鄧小平是從長計議，跟美國領導人的思維方式完全不同。

他說，真正緊迫的問題是，越南可能大舉進攻柬埔寨。中國應該怎麼做？他反問。接著又自問自答：中國要怎麼做，就得看越南這一步走得多遠。他一再重複這一點，不直接表明會對越南進行反擊。他說，越南一旦成功控制整個中南半島，許多亞洲國家將失去掩蔽。中南半島聯邦會逐漸擴大影響力，成為蘇聯南下進軍印度洋的環球戰略的一步棋。

他說完的時候，已經是日落西山。我問他可要我立時發表意見，或者先休會到第二天再繼續，以便他有時間更衣用晚餐，也給我自己一個機會思考他的話。他表示別讓飯菜涼了。

晚宴上他很友善親切，情緒卻沒有放鬆，腦子裡老是想著越南入侵柬埔寨的事。我追問道，既然如今泰國首相剋良薩將軍已經表明會站在中國這一邊，並在曼谷熱情地接待了他，以實際的行動做出承諾，中國接下來會怎麼做？他再度喃喃地說，這就要看越南的行動有多嚴重了。我的印象是，越南的行動要是止於湄公河，情況也許不至於那麼危險。反之，攻勢一過了湄公河，中國就不可能再按兵不動。

鄧小平邀請我再到中國訪問。我說，等中國從文化大革命中恢復過來我就去。他說，那需要很長的時間。我不同意。我認為他們真要追上來，甚至會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不會有問題；怎麼說我們都不過只是福建、廣東等地目不識丁、沒有田地的農民的後裔，他們有的卻儘是留守中原的達官顯宦、文人學士的後代。他聽後沉默不語。

聯手孤立「北極熊」

中國要東南亞國家同它聯手孤立「北極熊」；事實上，我們的鄰國要的卻是團結東南亞各國以孤立「中國龍」。東南亞沒有所謂的「海外蘇聯人」在蘇聯政府支持下發動共產主義叛亂，有的卻是受到中共和中國政府鼓勵和支持的「海外華人」，在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以及較低程度上在印尼，構成威脅。更何況中國公開宣稱它同海外華人因為有血緣關係，甚至逾越「海外華人」歸屬國家的政府，直接號召他們，喚起他們對中國的愛國意識，慫恿他們返回中國實行「四個現代化」。

幾個星期前，10月間越南總理范文同到新加坡訪問時，就坐在鄧小平現在所坐的位子上。我問范文同，越南怎麼會面對海外華人的問題，他不客氣地說，我身為華人，應該清楚知道華人在任何時刻都會心向中國，就像越南人無論身在何處總會支持越南一樣。范文同怎麼想我倒不很在乎，令人擔心的卻是他也對馬來西亞領導人說出這一番話之後，可能引起的衝擊。

我追述另一事件。越南駐聯合國常任代表曾經對四個亞細安常任代表說過，越南平等對待越南的華裔，這些華裔卻忘恩負義，16萬人從河內越過邊境逃到中國去，或者紛紛乘船大舉逃出南越，這全都是華裔忘恩負義的結果。印尼的常任代表也不顧另外三名來自菲律賓、泰國和新加坡的常任代表都是華裔，口口聲聲說越南人對待國內的華裔過於仁慈善良，說越南應該向印尼看齊。我要讓鄧小平徹底明白，新加坡面對的是鄰近國家最直接最本能的猜忌和疑心。

我補充說，范文同在馬來西亞吉隆坡的國家英雄紀念碑前獻花圈，鄧小平卻拒絕這麼做。范文同也答應不支持顛覆活動，鄧小平沒有做出承諾。馬來西亞人一定對鄧小平存有懷疑。馬來西亞的馬來回教徒同華人之間，以及印尼人同印尼華人之間，一直心懷猜忌和敵意。正因為中國不斷向東南亞輸出革命，致使我的亞細安鄰國都希望新加坡能夠跟他們站在同一陣線上，不為抵抗蘇聯，而是同中國對抗。

中國的電台廣播直接向亞細安國家的華人發出號召，在亞細安各國政府看來，是一種非常危險的顛覆行為。鄧小平靜靜地聽著，也許他從來沒有這麼看：中國怎麼仗著世界強國的姿態，逾越區域內的各國政府，顛覆它們的公民。我說，要亞細安國家對他的建議做出積極的回應，組成聯合陣線合力對付蘇聯和越南，這個可能性微乎其微。我建議彼此就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交換意見，之後我稍微停頓一下。

鄧小平的表情和身勢語言都顯出他的錯愕。他知道我所說句句屬實。他突然問道：「你要我怎麼做？」我吃了一驚。我從未遇見過任何一位共產黨領袖，在現實面前會願意放棄一己之見，甚至還問我要他怎麼做。我本來以為鄧小平的態度多半跟1976年華國鋒在北京同我會談時沒兩樣，不會理會我的看法。當時我追問華國鋒，中國怎麼如此自相矛盾，支持馬共在新加坡而非馬來西亞搞革命。華國鋒氣勢洶洶地回答說：「詳情我不清楚，但是共產黨無論在什麼地方進行鬥爭，都必勝無疑。」

鄧小平卻不是這樣。他知道要孤立越南，就不能不正視這個問題。要告訴這位身經百戰，久經風霜的革命老將他應該怎麼做嗎？我不免心存猶豫。不過他既然問了，我也就直說：「停止那些電台廣播，停止發出號召。中國要是能不強調同亞細安華人的血緣關係，不訴諸種族情懷，對亞細安華人來說反而更好。其實無論中國是不是強調血緣關係，亞細安各國原住民對華人的猜忌都難以消除。只是中國越是這麼毫無顧忌地訴諸中華民族的血緣情結，就益發加深了原住民的疑慮。中國必須停止馬來亞共產黨和印尼共產黨在華南所進行的電台廣播。」

鄧小平只說他需要時間考慮我所說的話，不過補充說他自己絕不會仿效范文同。鄧小平也曾受邀到吉隆坡國家英雄紀念碑獻花圈，這座紀念碑是為紀念殲滅馬共的英雄而立的。但是身為共產黨人，他不可能這麼做。他說，范文同之所以有這一舉動，是因為范文同屬於「另類共產黨員」，他「出賣了自己的靈魂」。

鄧小平：中國人說一句是一句

鄧小平強調，中國心口如一。中國人從不隱瞞自己的看法，說一句是一句。韓戰期間，中國發表聲明說，一旦美國逼近鴨綠江，中國就不能坐視不理。美國人卻不加理會。在外交政策上，中國人怎麼想就怎麼說。至於共產黨那方面，通譯員說，鄧小平沒什麼要補充的。其實鄧小平用華語說的是，他已經「沒興趣再重複了」。

他說，中國之所以重申它的華僑政策，原因有二：第一、越南的反華行動；第二、基於中國內部的考量，這關係到文化大革命期間四人幫的貽害。海外華僑留在內地的親戚被折磨得很慘，遭迫害或監禁的例子不計其數。鄧小平要重新確立中國對海外華裔的立場，聲明中國贊同和鼓勵他們接受居留國的公民權，並呼籲那些希望保留中國國籍的華僑遵守僑居國的法律，同時表明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

在柬埔寨問題上，他向我保證，中國的處理方法不會因為蘇越簽訂友好合作條約而受影響。即使越南要求蘇聯聯手威脅中國，中國也不會被嚇倒，更何況蘇聯也不敢明目張胆地招惹中國。他一臉嚴肅地說，越南如果侵犯柬埔寨，中國必會懲罰越南。中國勢必要他們為此付出代價，蘇聯也終會發現，支持越南是個不勝負荷的沉重負擔。

鄧小平是我所見過的領導人當中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儘管他只有五英尺高，卻是人中之傑。雖已年屆74歲，在面對不愉快的現實時，他隨時準備改變自己的想法。兩年後，中國同馬來西亞和泰國兩地的共產黨分別做了其他安排，果然從此終止了電台的廣播。

晚餐時，我請他儘管抽煙，他指著夫人說，醫生要她讓他把煙戒掉。他正在設法少抽。整個晚上他沒抽煙，也不用痰盂。他看過報道，知道我對香煙敏感。

他離開以前，我再到總統府別墅會見他，談了整20分鐘。他很高興能在相隔58年之後舊地重遊。新加坡的改變實在太大了，他向我祝賀。他說，他一直希望能在去會見馬克思以前，到新加坡和美國走一趟。新加坡，因為在島國仍是個殖民地時，他跟它有過一面之緣，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前往法國馬賽念書和工作途中路經這裡。美國，則因為中國和美國必須對話。我一直要到越南侵佔柬埔寨之後，才明白他為什麼這麼渴望到美國去。

前往機場途中，我直截了當地問他，萬一越南真的進攻柬埔寨，他打算怎麼做。他可會任由泰國脆弱無助地自生自滅，冷眼看他們受盡威脅恫嚇，然後向蘇聯靠攏？他撅起嘴唇，眯著眼睛喃喃地說：「那得看他們這一步走得多遠。」我說，泰國首相如此公開而全心全意地在曼谷接待他，他得有所行動才行，克良薩將軍還得靠中國來維持某種勢力均衡。鄧小平看來非常困擾，他再喃喃地說：「那得看他們做到什麼地步了。」

幾個星期後，有人把北京《人民日報》刊登的有關新加坡的文章拿給我看。報道的路線改變了，紛紛把新加坡形容為一個花園城市，說這裡的綠化、公共住房和旅遊業都值得考察研究。我們不再是「美國帝國主義的走狗」。他們對新加坡的觀感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79年10月，再進一步改變。當時，鄧小平在一次演講中說：「我到新加坡去考察他們怎麼利用外資。新加坡從外國人所設的工廠中獲益。首先、外國企業根據凈利所交的35%稅額歸國家所有；第二、勞動收入都歸工人；第三、外國投資帶動了服務業。這些都是（國家的）收入。」他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為中國人要爭取的最基本的成就提供了一個參考標準。

1979年1月底，鄧小平訪問美國，並在美國沒有承諾摒棄台灣的情況下，同卡特總統恢復中美邦交。他要確保中國如果採取行動攻擊和「懲罰」越南時，美國不會同蘇聯站在同一陣線。這正是他急著要訪問美國的原因。

我當時正在香港粉嶺總督府賓館度假，打高爾夫球，在那兒遇上一位曾經任職於《泰晤士報》的中國問題專家大衛·博納維亞。他認為鄧小平的警告不過是空口唬人，因為蘇聯海軍已駛入南中國海。我說我剛在三個月前跟鄧小平見過面，他絕對是個說話謹慎的人。兩天後，也就是1979年2月16日，中國軍隊攻入越南北部邊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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